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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的实质意涵，不只是权力斗争，更是嘉靖皇帝的身份问题。第二节提过，嘉靖君臣对《武宗遗诏》的解释差异甚大，因而引起了“继统”与“继嗣”之争议。从入门礼及登基礼的争执，即能窥见两方认知的差异，可说是“继统”与“继嗣”争议之先声，更点出“大礼议”最重要的问题，即嘉靖皇帝的身份问题。
中国传统礼法文化之精义，即不同的身份者皆配合不同的礼仪。换言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身份”显得格外重要，不同身份即有不同位阶的权力。由君臣双方对礼仪状的争执来看，可知内阁和礼部认定朱厚熜是孝宗皇帝的嗣子身份，应采用皇太子即位礼；朱厚熜和兴藩人则认定朱厚熜是皇帝身份，非孝宗皇帝的嗣子身份，应采用皇帝即位礼。君臣双方对身份的认定不同，埋下了“大礼议”的导火线。
明代史家范守己（1547—1613）曾论“大礼”始于《武宗遗诏》的文字疏漏，让“人情论”有伸展的空间，因而衍生出“继统是否继嗣”的问题。范守己也批评杨廷和失人臣之礼，怎可以致仕为手段，要挟嘉靖皇帝接受“濮议论”。臣下执意强加的结果是，君臣嫌隙渐生，让“大礼”难获和平解决，种下左顺门事件的恶果。
明代史家的其他说法大致相似，不脱范守己的意见。例一，明人徐学谟抨击杨廷和自恃国老，失事君之体，自招祸患，且使老成者尽去、元气大伤，“一时大臣，未免高激成风，失事幼君之体。自后邪人伺隙离间，新进用而老成削迹矣”。
例二，明人支大纶指责杨廷和是权臣，贪拥立之功，竟为一己之私，意气用事，坚持“濮议论”，演成左顺门事件之悲剧。
明朝灭亡后，清代史家开始转变对“大礼议”的评价，更有甚者，还推翻明代史家的史评，重新定位嘉靖君臣的历史评价。例如，谈迁在《国榷》中，批评张璁、桂萼皆佞臣，竟为了获得帝宠，不顾宗法礼教，主张“人情论”，以图升迁；赞赏杨廷和等人是忠臣，勇于坚持正统大义。伏阙诸臣为了力挺杨廷和，流于意气之争，造成左顺门事件的冲突。时间稍后的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则采褒贬各半的观点，认为张璁的“人情论”考虑了现实人情之需求，不完全是贪于权位；杨廷和的“濮议论”虽顾全正统大义，却忽略现实人情。嘉靖皇帝虽尽人子之孝，却滥用皇权，压制舆论，造成士气折损、朋党分立、政局动荡的问题。更批评附和嘉靖皇帝的严嵩、丰坊等人崇礼太过，摧毁了朝廷名器，败坏礼法。
谷应泰的观点，对《明史》影响甚大。尤其对“大礼议”的评述，《明史》大致采用了《明史纪事本末》的史评，取持平之论。
清代学者毛奇龄在康熙十八年（1679）进入史馆时，有感“大礼议”情节重大，史官们却聚讼纷纭，又担心后人以《明伦大典》为据，再开变乱国本之恶例，于是特撰《辨定嘉靖大礼议》一文
，先以《春秋》《三礼》等儒家经典为据，再旁征史事，作评论式的考据，希能厘清“大礼议”的功过是非及礼意纠结。
毛奇龄认为，“大礼议”的症结是“不读书误人国事者矣”
，批评议礼双方皆不懂古礼精义，“皆明明与古礼相反，而以此误身，以此误国，以此误先王，即以此误天下后世”。
并指出杨廷和等人“误解兄终弟及”，“已有启人主以藐法蔑礼之渐”，批评“其于生伦死序，世统庙统之大礼，一概紊尽”。
又驳斥张璁等人，指出“濮议论”的谬误，但不代表“人情论”就合于礼法，“于经于礼，一概悖尽，而以此伸璁说，非附和即谄谀也”，遂起人主为所欲为之心。
继毛奇龄之后，清代学者段玉裁为了厘清《辨定嘉靖大礼议》的谬误，发表《明史十二论》，对“大礼议”提出最全面的批判。
与谷应泰相同，段玉裁同样批评议礼双方皆不知礼法。不过，段玉裁显然较同情杨廷和，“论立说之是非，杨文忠等是也，是之中有甚非者也。璁、萼等非之中又有非焉也”。
又针对“继统是否继嗣”衍生的纷扰，指出“为人后者”实无关伦序，引用《春秋》，证明弟可后兄，兄可后弟，祖可后孙，孙可后祖，划分“为后”与“伦序”的差别
，并说明君统与宗统可分，“天子诸侯以重之，相授受为父子，不必伦序相蝉联为父子。所以敬天命崇大宝”。
最后，段玉裁批判嘉靖皇帝“天资贪暴，而又不肯学问”
，滋意操弄经典，是为篡夺天下之君。
与段玉裁同时的著名史家赵翼（1727—1814）也对“大礼议”做了一番评释。赵翼嘲讽“大礼议”之因是“明臣不读书之陋也”，并认同《明史》对“大礼议”的评论，“今按诸臣之疏，固各有说”
，分别指出议礼双方之过，一方面批评杨廷和等人拘泥宋儒之见，忽略现实人情，“徒见先儒成说可据，而忘乎世宗之与汉哀、宋英不同，争之愈力，失之愈深”；
另一方面则批评张璁等人强调人情的结果，无疑是破坏礼法的权威、开启日后兴献王得称宗祔庙的契机，“卒至激而成称皇称帝，并入庙称宗，立主于武宗之上”。
总之，从明清学者的评论来看，“大礼议”的关键之处，实牵涉皇帝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再从“大礼议”的后续发展来看，“大礼”又关系君统与宗统是否合一，国家礼制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皇权的公私性质，以及名分礼秩对政治秩序的影响等层面。综合上文的讨论，笔者将处理几个问题。
第一，张璁等人如何建构“人情论”理论体系，使“大礼”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得以发挥政治效应，重组新的权力结构，以厘清政治符号对现实政治的作用与限制。
第二，嘉靖皇帝如何重塑皇权，建立皇权的正当性（legitimation）与卡里斯玛的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使嘉靖皇帝能无视臣下反对，为所欲为，甚至让献皇帝称宗祔庙，以探索国家礼制的文化效力与实质影响。
第三，嘉靖朝为何出现皇权专制、内阁职权扩大、阁部争权及言路受阻等现象，以说明“大礼”不只是礼仪之争，也涉及权力斗争，使嘉靖朝的人事变动剧烈，更让皇帝和内阁、内阁和官僚体系、皇帝和官僚体系三方关系紧张，屡生龃龉，从而论述名分礼秩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