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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商人、银行家之类的人才对经济学感兴趣，而且，不同群体、社会的不同组成部分或不同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学。由于经济学是晚近才发展出来的科学，所以人们对这一知识分支的意义与内容存在许多错误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指出常见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哪些作者需要对此负责，以及政治因素又起了什么作用，得花费大量时间。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列举这些误解并讨论公众接受了这些误解的后果。
第一种误解就是以为经济学不研究人们真实的生活方式与行动方式，而是研究经济学创造出来的一个“幽灵”，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对应物的幻影。这种批评认为，真实的人不同于“经济人”这个“幽灵”。
一旦消除了第一种误解，又会出现第二种误解，认为经济学假设人们只受一种野心和动机的驱使，即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与自身的福祉。批评这种信念的人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
第三种误解是，经济学假设所有的人都是有头脑的、理性的，而且仅受理性的引导。批评者说，实际上，人们可能受“非理性”的力量引导。
这三种误解都是基于完全错误的假定而产生的。经济学并不假定经济人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人。经济学唯一的假定是，人对所处世界中的某些状况并非无动于衷，因此他试图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改变其处境。如果一个人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满足现状，他就不会采取行动。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区分不同的形势，并且在他看来有机会改变境况，他就会行动。
行动就是根据因人而异的个人价值判断来寻求改善所处状况的。这并不意味着从超自然的视角或从上帝视角而言是一种改善。人的目的是以一种他认为更好的状态来代替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状态，他为此而努力。如果满足了这种愿望，他就比以前更幸福。这与行动的内容无关，也与行动是出于自私还是无私无关。
要消除试图区分“理性”与“非理性”时所产生的误解，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有意识所做的事都是在某种力量的影响下完成的，我们将其称为理性。在这种意义上，任何针对确定目的的行动都是“理性的”。通常就“理性”与“非理性”所做的区分完全没有意义。人们所引用的“非理性”例子是爱国主义，或在似乎有更为明智的行动时去买了一件新大衣或一张音乐会的门票。人的行为理论科学的假设只有一样，即存在行动，也就是个人为了消除不适，为了以一种更令他满意的事态代替不那么满意的事态而做出的有意识的努力。这一假设不对行动的理由或内容做出价值判断。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经济学处理的是价值判断的结果，而经济学本身是中立的。
试图区分“经济”与“非经济”的行动没有任何意义。某些行动处理的是维持一个人生存的必需品——食品、住所等。其他的行动被认为受更高层次的动机驱使。但这些不同的目标所被赋予的价值因人而异，并且同一个人也因时而异。经济学只关心行动，描述目标之间的区别是历史研究的任务。
我们关于经济规律的知识来自理性，而不能从历史经验中获取，因为历史经验总是复杂的，不可能像实验室中的实验那样进行研究。经济学事实的来源是人自身的理性，也就是认识论上我们所称的先验知识（a priori knowledge），是一个人已知的知识。先验知识与后验知识（a posteriori knowledge）不同，后验知识来自经验。
关于先验知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发展出了这样的理论：人心生而是一张白纸，经验则写在这张白纸上。他说，不存在什么固有知识（inherent knowledge）。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Leibniz）将智力本身作为一个例外。莱布尼茨认为，经验并不是写在人类心智中的空白纸上，人类心智中存在着某种动物不具备的心智结构，这种结构能够让人类将经验转化为人类知识。
我不打算介入“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之争，即经验与知识［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称之为先验性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然而，穆勒及美国的实用主义者也相信，先验性的知识是以某种方式从经验中得来的。
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理论等与经济史及日常生活发生联系的方式，与逻辑和数学对于我们理解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能清除这种反自我主义，接受经济学理论的教义源于理性的事实。逻辑与数学也都以类似的方式源于理性。数学领域没有实验与实验室研究这种事。按照一位数学家的说法，他所需的设备不过是一支铅笔、一张纸以及一个废纸篓——他的工具是心智。
但是，我们可能会问，既然数学是纯粹由人类心智发展而来的，完全不涉及外部的世界与现实，又怎么能用来理解存在并运行于我们心智之外的物质宇宙呢？对于这个问题，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和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都曾经做了回答。经济学家也可就经济学问相同的问题。我们坐在椅子上，完全凭自己的理性、自己的心智发展出来的某种东西，怎么能用来理解市场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活动——所有的行动——皆源于理性，与我们的理论同源。在市场上、政府中、工作时、休闲时、做买卖时，人们的种种行动皆受理性引导，受某人在喜欢的东西与不喜欢的东西之间所做选择的引导。理性是达成解决方案的方式，不管这种解决方案是好是坏。每次行动都意味着以一种状态代替另一种状态，就此而言，每次行动都可被称为一次交换。行为的人希望以他喜欢的状态代替不太喜欢的状态。
自然科学的起点是由实验所确立的各种事实，从这些事实出发而建立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最后的理论非常抽象，以致普通人几乎无法理解。这无损于它们的价值，只要它们能被少数科学家理解就足够了。
在先验性的科学中，我们从某个普遍的假定出发——采取行动是为了以一种状态代替另一种状态。这一理论——很多人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理论——推导出了其他概念，这些概念越来越容易理解，也不那么抽象了。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从具体到抽象，经济学的前进方向与之相反。自然科学能够建立恒定的数量关系。而在人的行为的领域，没有这样的恒定关系，因此没有测量的机会。价值判断激励人们行动，产生了价格和市场活动，却无法测量。价值判断有程度之分，有等级。人们不说A与B相等，或A比B多或少，他们说“我更喜欢A而不是B”。他们没有数量判断。这一点被误解了2000年。即使在今天，还有许多人，甚至是杰出的哲学家，完全误解了这一点。市场的价格体系正是从价值与偏好的体系中产生的。
除了别的著作，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还描写过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属性。他错了不少。如果他就女人的问题问过他太太，他就能发现他在某些方面犯了错，他会学到不同的东西。他还谈道，如果两样东西在市场上交换，那么它们必然具有某种共性；它们之所以能够互相交换，是因为它们是相等的。关于这一点，他也错了。如果两种东西相等，那么有什么必要交换呢？如果你有一美分硬币，我也有一美分硬币，那么我们不会交换，因为它们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存在交换，那么交换的物品之间必然有什么不相等，而不是相等。
马克思将他的价值理论建立在这种论述之上。庞巴维克在其所著的《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一书的第十二章（第一卷“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评”中的“剥削理论”）中评论了这种理论。过了很久，亨利·柏格森在一本备受推崇的著作中谈到宗教道德的两种来源，他也接受了同样的谬论——如果两种东西在市场上交换，那么它们必然在某个方面是相等的。但是，相等的东西之间不会有交换，交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们不相等。你之所以不怕麻烦地到市场上买东西，是因为你认为一块面包比你为它所支付的货币价值更高。人们之所以购买东西，是因为当时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而不是金钱。交换绝不会出于受损的目的。行动的人绝不悲观，因为他的行动受现状能够改善的想法激励。
行动的目标是以采取行动的人认为更适宜的状态来代替之前的状态。在其状态中，价值的改变，如果是正值，就被称为“获利”（gain）；如果是负值，就被称为“亏损”（loss）。这种价值纯粹是心理上的，不能被测量。你只能说这种价值多一点或少一点。唯有当商品在市场上与货币相交换时才能被测量。单就行动自身而言，它没有数学上的值。
但是，你会说，这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矛盾。是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使计算成为可能，只要各种东西都与一种共同的交换媒介——货币——相交换。当与货币进行交换时，我们就能以货币形式进行经济计算，但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必须有私人所有权，不仅是产品的私人所有权，而且包括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权。
（2）必须有劳动分工，因此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人需求的。
（3）必须在一个共同的基准下进行间接交换。
大体而言，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就可以建立某些数学上的值，虽然这些值并不精确。这些测量结果之所以不准确，是因为其衡量的是昨天发生的事，是历史上的事。商业财务报表看起来是精确的，但即使是记为“多少美元”的某种存货的货币价值，也是对预期未来的估值。关于设备与其他资产的价值也是估算的。通货膨胀的真正问题是，它歪曲了这些计算，从而引发了不幸的问题。
不是所有类型的组织或社会都必然存在货币计算。在经济活动刚出现时，货币计算不存在。最早的人类也有行动，人类始终都有行动，但经过了千万年，人类才演化出了劳动分工，以及使货币计算成为可能的金融工具。中世纪时，货币计算逐步发展。在早期的发展阶段，人们缺少我们今天认为不可或缺的许多特性（在计划经济下，这些条件会再次消失，从而使计算和测量变得不可能）。
由于自然科学的量化性质，人们能够运用技术来制订计划、修建桥梁。如果你知道需要修建的是什么，那么基于自然科学的技术就足够了。然而，问题是：应该修建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技术人员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生活中的生产原料是稀缺的。不管我们怎么做，生产要素都不会剩下，都会有别的项目需要。我们始终都会有其他迫切的需求。这是商人在计算得失时纳入考量的因素。若某个商人因为成本太高，决定反对某个特定的项目，那么这意味着公众不打算为这种使用原材料的方式买单。可得的生产要素要实现最多的能满足最为迫切需求的项目，我们不要将生产要素从较迫切的用途转移到不那么迫切的用途，从而造成浪费。
要确定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比较不同生产要素的支出。比如，我们要在城镇A和城镇B之间修建一条铁路。假设城镇A与城镇B之间有一座山，那么修铁路有三种可能：翻山、穿山或绕山。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标准来计算相对价值，但这只能给出货币情况的图景。这不是测量，而是根据现在的需求与形势所做的评估。明天的条件会有所不同。一个商业项目的成败取决于是否成功地预测了未来的可能性。
试图发展出量化经济科学的问题在于，许多人认为理论经济学必须遵循其他学科的演化进程。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从定性发展到定量，于是许多人倾向于相信经济学也必然产生同样的趋势。然而，经济学中不存在恒定的数量关系，因此不可能测量。而若没有测量，经济学的定量化发展就不能产生。经济学中的量化事实属于经济史，不属于经济学理论。
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最近评论了一本名为《测量需求弹性》（Measurement of the Elasticity of Demand）的著作（道格拉斯是美国参议员，他甚至希望日后能谋得更高的政治职位）。道格拉斯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一门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像化学中的原子量那样具有定值（fixed values）。但该书本身涉及的不是定值，而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美国）在一个确定时期的经济史。如果考虑另一段时间或另一个国家，结果则有所不同。我们在这个宇宙的框架下操作，原子量不会因时因地而改变。而另一方面，经济价值和经济数量却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
经济学是人的行为的理论。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比如，土豆的用途被墨西哥原住民发现，被某个英国人带到欧洲，之后传到全世界。这个历史事实对爱尔兰这样的国家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当你在经济学中引入数字时，你就不再处于经济学理论之中，而是进入了经济史的领域。经济史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人的行为领域，统计学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式。统计学描述事实，但除了该事实，什么也证明不了（确实，有些统计学家是“骗子”，而且事实上，某些效力于政府的统计学家得到任命很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目的）。
有些人可能会曲解这些表述，断定经济学作为一个纯粹的先验性的科学，其目的是发展一个未来科学的计划，而且经济学只是一种闭门造车的理论。这些看法都是错的。经济学不是一门尚不存在的科学的计划，也不仅仅是纯理论者的科学。因此，我们必须拒绝某些人所说的通过历史来研究人的行为的观点。历史很重要，但你不能靠研究过去来处理今天的情况。情况在变化。
举例来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发布了一份分期付款销售的报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货膨胀前夕以及政府限制信贷前夕的分期付款销售的情况。当这个研究完成时，它就已经“死”了，它处理的是过去的情况。我不是说这没有用。聪明的人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要记住，这不是经济学，而是经济史。他们研究的其实是最近的经济史。
达尔文（Darwin）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研究动物时发现，当解剖动物用以研究时，动物已经被杀死了，因此人们无法真正研究这个动物——无法研究生命本身。
经济学同样如此。人们无法描述当前的经济体系，只能描述过去。人们无法通过研究过去来预测未来。经济史学家经常以“经济学”的名义教授经济史。即使你对过去无所不知，你对未来仍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