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战争与财政，两个原本不太容易让人联想到一起的概念，在国家这个层面上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徐一睿博士的这本新著《战争与政治》，从地缘政治开始，用远焦与特写结合的方式，以国家为单元，向我们呈现两者间的宏大叙事。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虽然整体趋势是不断迈向文明社会的高级形态，但战争始终如一延续着历史的轨迹。随着国家的出现，战争规模更大了，烈度更强了，残酷程度更高了。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战争史。

为什么会有战争？无论是早期的部落之间、城邦之间，还是后来的帝国之间，今天的现代国家之间，无论是宗教之间，还是种族之间，战争发生的逻辑主要有两个，一是争夺资源，二是争夺权力。正如徐一睿博士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即使在物质财富丰裕的今天，地缘政治纷争之下的战争也在世界各地不断爆发，这是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难以踏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无论是争夺资源还是争夺权力，本质上都是源于稀缺性。资源是稀缺的，权力更是如此。解决稀缺性问题的方式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交换，另一个就是战争。前者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方式，因为交换的方式遵循的是自由和公平，同时从整个人类社会看，也是符合效率的，所以能够增进人类福祉。也正因如此，市场经济才得以发展，自由贸易才得以实现。然而，拉长焦距，我们会发现，今天被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在出现之初，却是霸权国家争夺资源的一种手段，这一手段却在歪打正着之后成为世界贸易的基本规则。虽然不能说这是无形之手的力量，但至少可以肯定，自由贸易，相对于通过战争掠夺资源，即使对霸权国家，也是一种既符合长远利益，也符合效率的划算选择。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在地缘政治依然高度紧张的今天，能够替代战争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还是自由贸易。

然而，通过自由贸易获取资源虽然的确可以实现经济利益，但却不能展示自己的领导地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权力的力量。正如今天的中美之间，俄乌之间以及中东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不在经济利益，而是在政治权力上，尽管各方也都清楚自由贸易、和平共处更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通过徐一睿博士在书中引证的地缘政治研究专家们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只要还存在对政治权力稀缺性的争夺，地缘政治就不会退出。这一点已经深深植入西方政治家，甚至很多民众的意识之中，也正因如此，无论中国如何向世界承诺永远不称霸，西方世界始终都难以相信。就此而言，战争会不会消失？只要稀缺性还存在，战争就不会消失。现实告诉我们，稀缺性只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意味着，战争将会持续存在。除非一点，就是徐一睿博士在书中提到的科技发展，因为只有科技发展才有可能让稀缺性得到暂时缓解。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国家就需要为战争做好必要准备，毕竟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没有必要的战争准备，迟早都会输掉战争，走向亡国之路。历史上一次次鲜活的案例一再诉说着穷兵黩武只会亡国的国家命运。从徐一睿博士的书中，我们看到，英国的霸权之路和日本的再军备之路，确保对外扩张或对外战争的财政需要，始终被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从人类社会的战争史看，国家之间的战争拼的是财政，没有强大的财政，持久的战争最终都会走向失败。正因如此，徐一睿博士的这本专著为我们理解战争和财政的关系提供了常识性的史料信息。书中第二章对税收国家到债务国家的发展演化分析，第四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事财政的呈现，都以生动翔实的叙述，向我们演绎出战争与财政相生相克的关系。强大的财政会助长战争的发生，至少会助长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反过来，战争也可能会带来国家财政的充盈。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的殖民战争就是典型例子，也正因如此，这些早期的殖民侵略国家开始一步步走向了霸权，又一次次被新的霸权所取代。因为战争对原有的国家间财政进行了重新分配。由于对外战争能够抢占更多资源，后者又进一步助长对外战争的贪婪，所以战争还是一个具有惯性的公共活动。更为重要的是，战争这种公共活动还能够暂时凝聚人心，强化国家共同体意识。战争的这一功能被政治权力充分运用，政治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发动战争。向内宣扬威胁论和使命论就是国家对外发动战争前的常见舆论准备。然而，通过战争向外获取资源维系战争充满不确定性，只有国内的资源才是确定可靠的，所以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是发动战争和维系战争所必需的。例如，徐一睿博士在书中说，战时财政本质上就是动员一切财政资源为战争服务。为了动员财政资源，国家需要做出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机制改革一般会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针对现有的财源，通过改革征收制度、提高征收能力将财源最大化为财政收入。然而这种方式所能筹集到的战争支持毕竟有限，尤其是在短期，财源的现实约束非常强，而战争对资源需求的最大特点就是短时间的大量消耗，所以通过税收方式筹集战争资源与战争需要出现时间上的错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创新金融工具筹集更多债务收入成为必然选择，政治家们的这种战争需求直接催生了债务国家的出现。不过，根据徐一睿博士书中所述，无论是税收还是债务，都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发展为基础，这就出现了体制机制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激活民间力量。在这过程中，就有对企业家的重视和对产权的保护以及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扩大民间力量的举措。就此而言，对外战争，对国内而言，有时未必都是坏事，尤其是在民富国弱的国家，国家对外扩张的野心反而会在国内催生出自由民主化改革。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战争对财政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推动了国内财政改革，财政改革又影响战争，而国家正是在这种交互关系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不过，随着科技发展，战争的手段也在不断变化，随着社会力量的壮大，人权意识的增强，以及生命无价的社会认识的普及，尽管传统战争依然存在，但新的战争形式也在快速滋生，包括国家间的经济战、信息战和科技战、环境战等。从徐一睿博士的书中可以看到，这些新型战争形态一方面影响着国家间战争的资源消耗规模，让战争对财政动员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升对战争的支持能力提供了新的机会。和传统战争不同，经济战、信息战、科技战等这些新型战争具有更强的侵入性、隐蔽性以及对对方国家的破坏性。如果说早期发展起来的那些国家向世界倡导自由贸易，是为了打开对方国家国门，是为了从这些国家尤其是落后的资源大国获得廉价发展资源，那么虽然这的确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发展机会，但按照今天的新型战争形态来看，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战。然而，今天已不同往昔，经济战正在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即“逆全球化”的经济封锁和技术封锁等形式。这些新型的战争形态也在塑造着国家的财政形态和财政改革形式，这一点在徐一睿博士的书中得到了很好诠释。

除了讨论战争与财政，徐一睿博士的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些开放性问题，包括经济学对世界发展解释力的困境、军事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战争对国家共同意识的塑造等。这些开放性问题的提出，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相关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外，本书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发展问题，即怎样的财政治理可以限制政治家对外发动战争，激励国家从战争走向合作。

李永友
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