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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这个与人类历史几乎同步的现象，历来是推动国家演变的核心力量。爱因斯坦指出：“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战争。”而黑格尔则看到了战争在国家间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战争是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这两位思想家的论述，不仅揭示了战争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国家形成和演进的视角。但更深层次的探索则告诉我们，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生相克的。
当我们深入探索历史社会学家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理查德·比恩（RichardBean）
和迈克尔·曼（MichaelMann）
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战争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而蒂利的经典论述“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制造国家”，更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关系的核心。在他的著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
中，他详细探讨了战争在欧洲国家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为何战争会与国家的形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
首先，战争促进了领土的合并。在古代，小国或城邦之间常常为了争夺资源和领土而争斗。随着时间的推移，胜利的国家或城邦会逐步吞并邻近的土地，从而形成更大的领土实体。这种领土的扩张，不仅提高了国家的地理和战略地位，也增强了其政治和经济的实力。其次，战争催生了中央集权。国家为了有效地组织和动员战争，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各种资源。这导致了权力从地方向中央的集中，并由此建立起一个专业化的行政体系。再者，战争推动了国家财政和税收体系的建设。战争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这迫使国家必须找到筹集资金的有效途径。因此，建立和完善税收和财政体系，成了国家应对战争必须采取的措施。
此外，理查德·比恩和迈克尔·曼等学者也进一步强调了彼得·古勒维奇（PeterAlexisGourevitch）的“逆转的第二印象”（Sec-ondImageReversed），即认为国际关系的压力，特别是战争，对国家形态的决定作用远胜过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这是一个对“国家决定国际关系”的传统印象的“哥白尼式”的逆转。
传统上，人们认为国家形态决定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战争是国家形成的唯一因素，许多国家在没有外部冲突的情况下也得以形成和发展，但战争无疑为国家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战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复杂而紧密，在人类历史中相互作用，相生相克。这种相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国家、战争和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
查尔斯·蒂利的研究成为我们探索战争和现代欧洲国家形成的指南。然而，在蒂利之前，奥托·欣策（OttoHintze）已经捕捉到了地缘政治竞争对于国家形态的重要性。其著作《军事组织与国家组织》强调了国家起源于军事这一核心观点，为众多后继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视角。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从游牧生活转向了定居农耕，这一转变使得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加剧，同时也引发了人口的爆发性增长。与此同时，农业的革新、技术的发展和交易的扩展都进一步催生了军事与经济之间的分工。社会因此形成了明确的战士与非战士的阶层划分，而曾经与国家同义的军事组织逐渐演变为国家内的一个特定部门。
在此背景下，军事与经济在国家中的相互作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例如，19世纪的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区分了“军事的”与“产业的”组织，并主张历史的发展潮流是从军事型社会向产业型国家的演变。斯宾塞的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在英国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认为经济的进步将使军事逐渐萎缩，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全球化的推进似乎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ce）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国家将从“领土国家”转变为“商业国家”。
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他进一步提出全球化使领土几乎变得毫无意义，国家最终会演变为“虚拟国家”
。1991年柏林墙倒塌后，美国不管是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独霸世界，并全力推动全球化，正是基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考模式。
然而，欣策对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视角表示了怀疑。他坚信，即使在高度的全球化背景下，永久和平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强调，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需要应对外部的防御和攻击压力——战争的威胁。欣策进一步提出，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国际地位是受到国际关系，尤其是战争压力的影响而形成的。他认为，不同的国家政治结构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面对的地理政治环境。
欣策的这种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得到了验证。这场战争是军事与经济完美融合的产物，彰显了国家为了执行战争必须有效调动内部资源这一特点，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税收。这进一步印证了欣策的观点，即战争是国家结构形成的主要动力，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塑造了国际关系，更重要的是，也塑造了国家的内部结构与特性。
在过去的1000年中，欧洲世界经历了多种统治模式的出现与更替，包括城市联盟、封建领主、教会、武装团体（如山贼和海盗）、城市国家以及帝国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逐渐成为最具主导性的统治形态。到了19世纪，这种统治形态又进一步演化为“民族国家”，并且其影响力不仅限于欧洲，而是遍及全球。
这样的历史演变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何历史上会涌现如此多样化的统治形态？为什么它们又会逐渐统一为“民族国家”这一模式？为了探寻答案，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在其著作《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Coercion，Capital，andEu-ropeanStates，AD990—1992）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一套清晰的理论。他的理论被视为历史社会学的一座高峰，是关于国家形成最有力的理论之一。
蒂利的理论以四大要素为核心，认为这四大要素共同塑造了国家形成的历史动力：一是集中的资本，二是集中的强制，三是战争的准备，四是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他相信，通过结合这四个要素，可以解释国家形成的复杂历史过程。
对于“资本”的定义，蒂利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他不仅将资本视为有形的资产，更强调了“资本家”这一角色，即那些掌握并交易资本的人。他进一步解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作为一个经济系统运作的，而在这一经济系统中，资本家控制生产手段，驱使工人进行生产。他指出，在工业革命后的1750年，资本家开始崭露头角，标志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在此之前，资本的存在形态主要是由商人、企业家或金融家来扮演的。
查尔斯·蒂利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与“强制”的关系。在他的定义中，“强制”是对某人或某群体实施或威胁实施的可能导致伤害的行为。蒂利提出，当一个地区的资本积累并集中，就很可能催生出城市。而当一个地区出现集中的“强制”行为，那么这个地区就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国家”。从这一观点出发，蒂利通过对比“资本”与“强制”，并进一步探讨城市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国家形成历程的独特视角。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蒂利将欧洲国家的形成分为三大类：“强制集中型”“资本集中型”以及“资本化强制型”。
“强制集中型”国家：此类国家主要出现在俄罗斯、北欧和东欧国家及地区。
“资本集中型”国家：这种模式受资本家寡头统治的推动，以保护和扩展商业资本为目标。与此同时，统治者经常与资本家合作，通过使用军队或雇用雇佣兵来维护其权力。这种模式下的国家，如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荷兰共和国和加泰罗尼亚，通常不具备大型的行政结构。
“资本化强制型”国家：这是一个介于前两者之间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统治者将资本家及其资本纳入国家架构中。资本和强制在这种结构中达成了一种平衡，共同服务于战争的目的。英国、法国、普鲁士和西班牙是此类国家的代表。尽管人们经常强调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但从蒂利的分类来看，它们都属于资本化强制型国家。
蒂利的分类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去理解欧洲的国家形态，但这三种“理想型”，并非绝对且刚性的。实际上，这些分类代表了理想状态下在实际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国家，但事实上任何实际存在的国家都不可能完全符合某一个理想模型。
所有的国家都有资本和强制这两个核心要素，只是在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中表现出不同的比重和形态。例如，15世纪的北意大利城市国家经历了所谓的“战争的商业化”，这实际上可以被解读为强制手段的资本化。但是，与英国、法国或俄罗斯相比，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更接近于“资本集中型”的模型。
因此，蒂利提出的“强制集中”“资本集中”和“资本化强制”三种类型应当被视为是相对的、动态的概念，而不是绝对的固定的分类。这些概念的主要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解释和理解国家形态演变的工具，而不是为每个国家贴一个严格的标签。
总而言之，欧洲国家的演变，特别是从15世纪至19世纪，可以通过其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理特征被分为“强制集中型”“资本集中型”和“资本化强制型”三种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普遍向“资本化强制型”转变，再进化为民族国家。而这一转变的关键驱动力，则是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技术进步。
正如威廉·麦克尼尔在其大作《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ThePursuitofPower：Technology，ArmedForce，andSocietysinceA.D.1000）一书中所阐述的，14世纪中叶，欧洲开始使用火药，大约150年后，大炮和新型堡垒进入战场。这一“军事革命”导致战争费用急剧上升，并催生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变革。由于战争变得更加昂贵和复杂，国家开始集中资本来维持战争的进行；解除公民的武装，明确划分军民；开始自行开发和生产武器；转向以货币方式收税，并利用强制手段确保税收收缴。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国家需要发展货币经济和完善信贷制度。这样，国家才能高效地征税和通过借款来获得必要的战争资金。资本家由此成了国家的主要债权人，这使得国家对资本家的依赖度剧增。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化强制型”国家显示出其优越性。与之相反，“强制集中型”国家由于经济和信贷体系不够完善，无法满足战争的资本需求。而“资本集中型”国家，尽管经济发达，但由于规模小，缺乏足够的强制手段，难以在大规模战争中胜出。相较之下，“资本化强制型”国家，如英法，能够平衡资本和强制，从而在战争中崛起成为世界大国。
但是，胜利只是一时的。为了维持霸主地位并动员战争所需资源，这些国家开始直接干预民众的生活。过去由地方组织、贵族或教会间接统治的方式，现在被国家直接取而代之。为了增强国家认同感，国家制定了统一的语言、宗教政策、货币制度和法律体系，并加强了交通、通信和商业网络的建设。所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国家的团结程度和准备应对未来的战争挑战。
因此，国家开始更有效地调动民众为战争做准备，这标志着“国家军队”的形成。在国家的直接领导下，人民共享同一种语言、法律、教育和货币体系，逐渐培养出一个共同的“国民”意识。这种共同的认同感促使国家逐步演变成“民族国家”。
这种团结感的源泉也可以在“国家军队”的形成中找到答案。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强调了军队组织对士兵的心理和社会关系产生的效应，这为我们理解民族主义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他在描述毛里茨式的军事训练方法时指出：“这种训练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交和心理状态。即使是陌生人，当他们在一起，同步地、长时间地移动身体时，都会形成一种强烈的社会纽带。这种感觉，尽管是在人为环境中产生的，但所引发的团结意识却是真实且深刻的。”
麦克尼尔解释说：“当人们集体地、有节奏地移动时，似乎触发了人类最原始的社会本能。”在古代社会中，人们通过有节奏的舞蹈来强化社会团结，以协作进行大型狩猎活动。军事训练似乎利用了这种原始的社会本能。毛里茨为欧洲军队设计的训练方法，就像是打开了这种社会性的阀门，释放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随着军队从佣兵制转向征兵制，强烈的团队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开始广泛地影响整个社会。这种由军队引发的共同体意识不仅加强了团结，还弥补了由于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导致的传统社群纽带的削弱。虽然麦克尼尔主要关注的是军队层面的团结，但这种团结一旦在大众军队中得到体现，便具有了影响整个国家的力量。
为了组织和动员大众军队，国家需要动员之前并无太多联系的公民，使他们参与高度危险的军事任务。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正是驱动这种广泛动员的关键。国家通过学校教育，确保公民掌握标准语言来促进沟通，同时教育他们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并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随后，这些被征召的公民在军队的共同生活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家的认同。大众军队成了培育和巩固民族主义情感的重要平台。麦克尼尔进一步解释，毛里茨的军事训练方法触发了人类团队合作的原始本能，产生了强大的动员效应，从而成功地将独立的个体整合为一个坚固的集体。
随着国家加深对公民的直接统治力度，原有的中间组织及广大民众开始产生反感和抵制。尽管，如麦克尼尔所述，国家军队的大众化能够激发出集体团结与民族认同，但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很多人不愿投身其中。对于统治者和国家来说，民众对战争的反感始终是一个难题。为了维护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向民众提供新的权利，并尝试赢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这种在权利与忠诚间的权衡，逐渐形成了“公民身份”的雏形。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公民身份”，不只是法律上的定义或社会地位的体现，在更深层次，它反映了国家与公民之间在多个议题，特别是在战争议题上的交涉与协商。简而言之，是战争为公民身份铺就了道路。
受法国革命的影响，这种国家直接统治的模式、国民国家的观念以及公民身份的建构在拿破仑战争中传播至整个欧洲。到了1850年后，这一国家转型进程产生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政府的“民政化”。所谓的“民政化”，是指国家功能的军事与非军事部门的明确分割，并且后者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尽管战争要求动员国内资源，但军队主要在国外执行任务，直接从国内获取资源的效率并不高。因此，安排除军事之外的部门负责民政工作，这种方式逐渐崭露头角。比如，国家的“强制”功能分为对外的军事行动和对内的维稳行动，即军队与警察。随之，政府在非军事领域的活动和预算占比显著上升。
自15世纪起，西方现代国家的主要角色似乎都与军事紧密相连，这正如欣策所描述的“军国主义”模式。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一个明显的转变开始出现：军事部门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民政部门的作用开始增加，这一变化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从国家预算的变化中可以窥见一二。例如，在1800年，欧洲各国政府的支出中，超过60%都用于军事目的。但到了19世纪中叶，军事和民政支出的比例接近平衡，有时民政支出甚至超过了军事支出。以英国为例，到1881年，其民政支出已经超越了军事开销。国家的主要财政资源更多地被用于和平事务，而不是军事活动，这或许是欧洲历史上首次。
尽管民政化趋势显而易见，但我们不能忽视战争对这个过程的影响。首先，无论是军事还是民政部门，政府支出的增长往往与战争时期密切相关。举例来说，从17世纪到18世纪，英国、法国和普鲁士都因为战争而经历了财政规模的迅速扩张，尽管战后支出有所回落，但总体规模并未降至战前水平。拿破仑战争使财政支出再次增长，尽管随后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但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战争期间，国家为满足军事需求而增加财政支出，但在战后，尽管军事费用有所减少，但总体财政规模仍旧不会回落到战前状态。这种趋势被称为“替代效应”。在大型的、涉及主要大国的全球性战争（如西班牙继承战争、法国革命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政化实际上是由战争导致的财政扩张和战后的替代效应共同推动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战争是民政化的催化剂。
其次，虽然某些项目被标记为民政支出，但它们也与战争有密切的关联。拿19世纪增加的铁路建设和公共教育投资为例，这两者都与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建设铁路系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打造便捷的民间交通。铁路在当时的军事运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战争中作为快速部署军队的手段。曾担任普鲁士陆军元帅的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在1866年的奥普战争中，充分利用了铁路和电报，精心策划了部队的迅速移动，从而取得了胜利。此后，这种依赖铁路的军事动员模式成为了众多国家效仿的典范。因此，铁路是既对国家民政也对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同样，公共教育也与战争有深厚的关系。国家推广的大众教育，旨在将具有不同语言、文化和历史多样性的人民培养成拥有共同认同、具备读写能力的国民，这对于打造强大的军队和增强国家凝聚力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面对重大的军事威胁，尤其是战败，往往会催生国家加强公共教育投资的决策。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后的教育改革、法国在普法战争后的民族自省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扩张，都是这一观点的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