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克里米亚战争

临近19世纪中叶，除了伟大的《改革议案》带来些许变化，英国的政治生活一如既往。以约翰·罗素勋爵为首的辉格党上台执政。罗素家族自亨利七世以来就为国效力，经历了350年的顺风顺水，罗素家族及其亲朋好友都确信，他们最懂得如何从国家实质利益出发对其进行统治。由于工业城镇里的工人们只有极少数人有选举权，因此无论他们中蔓延何种新的骚动，辉格党领袖们都自始至终贯彻其合理、温和但并不民主的政治路线。虽然执政期间一波三折，但约翰勋爵领导的政府还是坚持了6年之久。尽管其间鲜有丰功伟绩，但在欧洲其他国家王位倾覆、革命迭起之时，辉格党仍引领英国安然度过多事之秋。

托利党内部分裂难以弥合。皮尔和自由贸易的忠实支持者，包括后来的首相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和威廉·格莱斯顿都乐于让辉格党应付这艰难时局。人们尚未料到自由党即将从辉格党、皮尔派及激进派的联盟中脱颖而出。斯坦利勋爵，也就是后来的德比伯爵是老托利党的领袖，与皮尔派针锋相对，他的祖先在英国叱咤风云的时间要比罗素家族更久。德比伯爵在其助手迪斯累里的帮助下，在下院风生水起。迪斯累里才华横溢的美名不胫而走，而他博得信任的能力并不突出。那些年里，迪斯累里的一大任务就是说服托利党人放弃他们忠实的《谷物法》中的关税政策，重新制定基础更为广泛的保守党政策。

正当英国政局平缓波动之际，欧洲深陷痉挛之苦。1848年2月，法国王朝倾覆。路易·菲利普国王的统治曾为法国带来一时的繁荣，或者说，他在位时至少使中产阶级富裕起来，但是，支持古老的波旁家族的人们对菲利普的统治并不买账，不论是坚定的共和派，还是主张政治独裁的波拿巴主义者都对菲利普的统治兴趣索然，后者仍然沉迷于拿破仑帝国时的辉煌，念念不忘。几天的暴乱之后，菲利普国王便跌下了王位，一个兼具浪漫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情怀的政府继而开始了短暂执政。该政府不久也垮台了。当年年底，波拿巴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法兰西总统。至此，拿破仑大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王子在经历前半生的阴谋、流亡和寂寂无闻后，终得以上台。之所以能够上台，得益于他的拿破仑姓氏、对手的无能，以及法兰西人乐于宪政方面的尝试。这位和蔼可亲而爱空想的人物，20多年间，在欧洲事务中将发挥显著且颇有成效的作用。

意大利人民也开始奋起反抗，他们不仅反抗本国统治者，更反抗当时控制伦巴第和威尼斯的奥地利帝国占领者。人们热切期盼这场暴乱能够带来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教宗庇护九世当时是意大利中部教皇国的统治者，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开明人士。许多意大利同胞都期盼着他的指引和启示。但是，他的圣职禁止他领导一场纯粹的民族征战运动，以反抗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历史上有教皇曾为地区性问题而战，但庇护九世显然更加明智，因为他的职责是领导一个普世的教会，而非统一某个国家。因此，意大利政治上的领导责任必须由他人承担。意大利各省中狂热的密谋叛乱者很快意识到，他们无法独自抵御奥地利及其盟国正规军的进攻，而意大利境内唯一独立的撒丁王国的军队也远不是奥地利大军的对手。意大利人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但结果在英国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因此，意大利在之后争取统一时获得了英国的呼应。

阿尔卑斯山以北，德意志、奥地利和波兰也掀起了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奥地利总理梅特涅统治中欧长达40年，却因维也纳爆发革命而被迫辞职，这位年迈的政治家堪称欧洲专制主义的擎天柱。随后，他流亡至辉格党领导的英国，住在一家不起眼的旅馆中。奥地利皇帝被迫退位，而哈布斯堡王朝的皇位随即落到了年轻的弗朗茨·约瑟夫大公身上，这位新继位者注定历经磨难，见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先后拿起手中的武器，暴动的热情愈发高涨，最终在俄国沙皇的热心干预下才得以平息。德意志本土的诸侯在人民的暴动和示威中乱作一团，有的甚至流亡国外。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交由普鲁士国王领导。新皇帝及其军事顾问情愿镇压革命者，也不接受他们的讨好，遂拒绝了这份厚礼。1848—1849年的德意志造反事件都无疾而终，但有力地促进了德意志统一思想的传播。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依靠普鲁士的武力才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英国人对欧洲的动乱深感同情，却并未掀起任何规模相当的骚乱。宪章运动消停了一段时间后，受到了法国共和制模式的鼓舞，同时，国内新一轮的经济危机也使得他们蠢蠢欲动。人们半信半疑地讨论革命，最后却决定向议会提交新的请愿书，重申宪章派的全部要求。1848年4月，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在威斯敏斯特桥南侧一英里的肯宁顿公地召开。会上，宪章派领导人提出向议会两院发起声势浩大的行军。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调集军队，招募巡特警，但事实上宪章派并未给他们执勤带来多大的压力。威灵顿当时已经78岁，仍然是沉着冷静的总司令。正如他所说，英国人是“非常文静的人民”，下雨的时候尤其如此。春雨潇潇的日子，大量围观群众聚集至肯宁顿公地，人数早已超过宪章派人士。但当警察出面阻止游行时，示威者便安静地散去，而请愿书则由3辆出租马车送达下院。1848年伦敦的革命情绪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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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所著《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的前几卷正式出版。麦考利曾任英国内阁阁员，在英国印度政府中担任要职。虽然存在一些偏见和史实错误，但这皇皇巨著，为驱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进步观提供了历史背景。麦考利着重说明自1688年辉格党“光荣革命”以来英国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目标没有终点。书的开篇第一章写道：“过去160年来，我国在物质、道德和思想上都有显著进步。”麦考利的这一评价鼓舞人心，受到了当时读者的广泛好评，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在英国各地盛行。麦考利认为，英国将有越发光明的前途。事实也正如麦考利所言。他的这一观点受到普遍认同，不久，英国借世界博览会的平台展示自己的成就，而国民有充分理由感到心满意足。

阿尔伯特亲王非常支持举办博览会，他对已经举办过的小型工业展览会都十分感兴趣。1849年，利物浦新建的阿尔伯特码头开放后，亲王看到蓬勃发展的英国工业和配套齐全的海洋业，惊叹不已，于是，他满腔热情地批准计划，举办一场规模空前的博览会。博览会将向国内外展示英国在各行各业取得的进步。博览会将超越国界，宣扬国与国之间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表达世界和平的期盼。当时的人们认为，货物交流畅通必然会带来世界和平。然而，少有人预见到英国很快会同俄国爆发战争。

整整两年，阿尔伯特亲王冲破重重阻碍，带领委员会推进博览会项目。博览会于1851年在海德公园开幕。主展厅“水晶宫”占地面积19英亩，由专业玻璃暖房园艺师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水晶宫内陈列着博览会上的大部分展品，同时将树木也包在玻璃和铁架结构中，可谓是19世纪50年代的建筑奇迹。博览会在举办之前普遍不被看好，但最终还是大受欢迎。半年的展览期内，每月参观人数超过百万人。博览会期间，总共展出了近1.4万项工业技术和工艺，其中有半数是由英国创造。阿尔伯特亲王的英明得到证明，而举办者所得的大笔收入用于文教事业。维多利亚女王认为博览会开幕日是“我们全体英国人一生中最伟大，也是最光荣的一天”。随着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一些指责阿尔伯特亲王干涉国家事务的吹毛求疵之辈也不知所措，女王为此甚为高兴。而高兴之余，女王还多次驾临水晶宫，和成千上万的臣民汇合在一起，激起了民众深厚的忠诚和民族自豪感。英国君主从未这样坚实地受到民众的爱戴和拥护。尽管各地的恩宠不均，但一派繁荣景象带给英国人极大的自信，这似乎超过社会立法活动和深入改革的价值。作坊、矿山和工厂源源不断创造出的财富，使国人的生活逐渐宽裕。这是举国公认的事实。

19世纪中叶，英国在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登峰造极。20年后，工业发展起步较晚的一些国家开始迎头赶上。截至187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占世界煤炭总产量半数以上，同年，英国生铁产量仍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英国外贸额接近7亿英镑，而美国只有3亿英镑，法国为3.4亿英镑，德意志为3亿英镑，但是，各国间的比例正在发生巨变。在德国和美国，煤矿与铁矿资源相距甚远，铁路大大加快了两国的工业增长。而此时，美洲大平原上种植的小麦可以通过铁路运到美国各港口，再跨洋运至欧洲市场，这使得英国农业面临挑战。尽管如此，英国工业的发展步伐并未放缓。纺织品作为英国出口的主力产品，在亚洲市场供不应求，规模庞大的钢铁和机器制造业在未来仍大有作为，迅速发展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地区处处是黑压压的矿井和锻造厂的烟尘。

如今，英国大生产时代成形，而对此从来不缺批评者。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小说中揭露了穷人的艰难困苦，怜悯许多穷人所处的贫困境况，嘲弄了粗暴压迫他们的国家制度。约翰·罗斯金也算一位。罗斯金漫长的人生中，从研究绘画和建筑中途转向研究现代社会问题。他醉心于中世纪，在他想象中，中世纪的人都在工匠的同业公会里和谐地创作出一件件艺术品。这位预言家希望能够在维多利亚时代看到这样的才艺，但最终未能如愿。制造业中的低品位和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惹起罗斯金的怒火，不得已而口诛笔伐。他大声疾呼，要人们在艺术领域掀起新运动，同时在政治上要求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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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外交事务和战争威胁开始让局势布满阴霾。多年以来，欧洲政治家对土耳其的局势一直惴惴不安。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斗争、后宫阴谋分散了土耳其苏丹（国王）及其谋臣的精力，使其无暇顾及治国职责，甚至荒疏了防御要务，这个军事帝国曾统治从波斯湾至布达佩斯、从里海到阿尔及尔的东方世界长达300年，如今似乎也濒于分崩离析。其辽阔领土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呢？欧亚大陆上曾经宽阔而富饶的奥斯曼帝国各行省在衰落之后又将归谁管辖？这些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随着俄国控制多瑙河流域、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意图愈发明显，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已经成为亚洲强国的俄罗斯帝国，其阴影似乎正悄悄向印度扩张，英国绝不能忽视这一威胁。此时，英国统治集团的忧惧程度同他们对专制制度的强烈反感一样与日俱增，而尼古拉一世正是专制制度在欧洲发展的支柱型人物，英国诗人丁尼生称他为“冷酷的莫斯科人”和“东方的扩张野蛮人”。与英国帕默斯顿同时代的人，将沙皇统治下的警察国家视为“世界专制主义的基石”，波兰人的压迫者，奥地利反动派的盟友，民族解放、实现1848年民主自由革命运动中产生的伟大希望的致命障碍。

大多数英国评论家已经清楚抗俄的必要性，只有英国激进派科布登强烈反对。如何才能最好地达到目的？对此，英国的外交政策尚不明确。由于法国野心勃勃，企图在黎凡特扩大其影响力，因此英国有必要对此加以防范。坎宁曾计划通过非正面冲突的方式阻止俄国在东南欧的扩张，即在土耳其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独立小国的集团，布置在前沿，在必要时为了各自的生存而战斗。坎宁希望通过这种解放的方针来联合法国，也希望以此同俄国修好。希腊王国的诞生便是坎宁努力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成果。但是，20年过去了，英国的执政者们忘记了为希腊民族自由而献身的诗人拜伦作出的榜样。他们改变了坎宁制定的政策方针，反其道而行，试图通过在东南欧扶持腐朽的土耳其统治以遏止俄国扩张。新计划执行过程中，英国政府得到了斯特拉特福·坎宁的大力支持。此人在19世纪40年代曾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来受封为斯特拉特福子爵。子爵是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乔治·坎宁的堂兄弟，于1808年首次出访土耳其，对土耳其的了解远胜于当时的其他英国人。斯特拉特福举止傲慢，性格急躁，难以相处，但他在土耳其人那里享有巨大的权威。斯特拉特福对奥斯曼帝国“行将就木”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还是希望能说服苏丹做出一些改革，以便“推迟”帝国解体的“倒霉时辰”，进而延缓瓜分奥斯曼领土的全面战争。斯特拉特福同土耳其政府的慵懒、腐败与无能斗争多年。他的做法是否明智还应另当别论，因为如果中央权力加强，君士坦丁堡和各省的关系也会随之变得更加紧张，毕竟奥斯曼帝国各族人民能够容忍中央政府，正是由于其统治松散。然而，斯特拉特福当时偏不信邪。1852年，他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感觉到“时辰”已经为时不远。

如今爆发的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冲突，直接根源在于耶路撒冷问题，希腊东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对一些神庙的监管权归属问题存有争议。如果俄国沙皇不支持希腊方的觊觎，而路易·拿破仑，即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不急于支持拉丁民族以取悦法国天主教徒，那么希腊东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双方的争议也就无足轻重。经过长时间斡旋，沙皇派出特使缅希科夫前往君士坦丁堡，重申俄国对土耳其帝国境内基督徒的普遍保护权。如果土耳其答应俄国的提议，俄国将有权管辖奥斯曼帝国境内千百万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这样一来，英国政府在近东一直寻求的均势政策，就会遭到同其他地区一样的失败下场。

由于缅希科夫缺乏谈判策略，其要求随即惹怒了土耳其人。当时新发明的电报最远只传至贝尔格莱德。许多事务有赖于重新出任英国大使的斯特拉特福。他作为当场之人，享有相当的权力，可以不请示内阁；他对俄国的威胁态度强硬，坚决主张支持土耳其。在英国国内，德比勋爵上台不久便由阿伯丁勋爵接替。阿伯丁主持的联合政府由辉格党和托利党皮尔派组成，双方观点相左。首相及其外相克拉伦登勋爵犹豫不决，赞同绥靖政策。然而，斯特拉特福可以仰仗内阁中最负民望的帕默斯顿的支持，还可利用国人对俄国人的普遍敌对情绪。斯特拉特福的急件报告并不支持别人对他擅权的指控：他建议土耳其人继续谈判，态度不要太僵硬。但是，土耳其人了解此人，也知道他对土耳其的同情，而且清楚，到万不得已之时，英国海军一定会保护君士坦丁堡，以制止俄国人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于是，土耳其一一拒绝了俄国的要求。1853年6月2日，俄国态度变得咄咄逼人，英国内阁下令海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贝西卡湾。拿破仑三世迫切希望得到英国的赞赏和支持，也同意派出一支法国舰队。

6月13日，英法联合舰队驶入贝西卡湾。7月初，俄军越过普鲁特河，占领了土耳其摩尔达维亚。英国内阁仍然意见不一，既不警告俄国，也不直接答应帮助土耳其。随后，土耳其了结了此事，拒绝各国大使联名的斡旋建议。斯特拉特福反对这一提议——史称维也纳照会（Vienna Note），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未执行建议土耳其人让步的指令。土耳其不可能让步，毕竟君士坦丁堡群情激愤，苏丹别无选择，只能拒绝。

然而，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沙皇对土耳其的抵抗惊慌不已，企图让奥地利出面调停，但到了9月，阿伯丁及其内阁仍疑虑重重，因而回绝了和谈的建议。10月4日，苏丹对俄宣战，土耳其军队随即渡过多瑙河攻击俄军。俄国在黑海的锡诺普附近海域对土耳其舰队展开突袭，彻底打消了阿伯丁和斯特拉特福为和平而努力的念头。英国国内义愤填膺，谴责锡诺普海战为大屠杀。帕默斯顿于12月因国内问题而提交辞呈，但外界将此举解读为对政府东方政策的抗议，而阿伯丁也因此背上懦弱的骂名。于是，英国一步步走向参战。1854年2月，尼古拉召回派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克里米亚战争于3月底正式爆发，英法两国成了土耳其的盟国。阿伯丁直至最后一刻仍摇摆不定。2月，他在给克拉伦登的信中，徒劳地写道：“我仍然认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除非我们决心一战。据我所知，事实就是这样的。”

作战上，俄土双方都存在计划不周、指挥不力的问题。除波罗的海和白海地区两次小规模远征海战外，战争仅限于俄国南部进行，而联军在里海选择了主要攻击目标，就是俄国的黑海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此番进击的必要性值得存疑，毕竟当时土耳其军已经将俄军驱赶出了多瑙河谷，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威胁已经解除。如果以为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会撼动俄国的庞大资源优势，那联军就太愚蠢了。不过，英国远征军驻扎在土耳其境内，必须加以利用。伦敦当局不顾英军司令拉格伦勋爵的意愿，派军前往克里米亚作战。联军舰队开至塞瓦斯托波尔港附近时，交战双方礼节性地相互致意。联军最初在西北方向的小镇耶夫帕托利亚登陆。俄国总督宣布，军队可以登陆，但根据规定，必须立刻接受隔离检疫。但没人会理会这条防疫措施。

联军本可以从北边进攻，直捣塞瓦斯托波尔，无奈1854年9月阿尔马河战役初战告捷后，这位病恹恹的法军司令圣阿诺德元帅，靠混迹官场得来政治任命的人物，执意要绕到南边组织正式围攻。拉格伦勋爵也只好勉强同意这一计划，因为这违背了他的判断。由此，俄军乘机调集援兵，并在著名工程师托特勒本的指导下加固防御工事。联军无力全面包围塞瓦斯托波尔城，同时还得击退俄军从内地派来的野战军。英军把守暴露的东翼防线，两次战斗中首当其冲。10月，英国骑兵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一战成名，两次突袭冲锋，以少胜多。另一次重要的冲锋是由卡迪根勋爵指挥轻骑兵发动的。当时，他率领673名骑兵在密集的炮火中冲上山谷，从容不迫，如同参加检阅一般向着俄炮兵阵地进攻。最终夺取俄军大炮，但是在冲锋以后点名集合时，这个旅只剩下1/3的兵力了。卡迪根勋爵平静地回到他所住的游艇上，洗澡就餐，喝完一瓶香槟后，他就上床睡觉了。他的部队在这次冲锋中表现骁勇，令人刮目相看。但这次功勋的得来也是由于指挥错误，同这次战争中的其他功勋一样。拉格伦勋爵的指令含糊不清，导致其部下误解，以致轻骑兵选错了进攻的炮兵目标。

此后，因克尔曼战役在11月1日的晨雾中拉开了序幕。在这场步兵的殊死搏斗中，英国士兵展示了非凡的勇气与十足的毅力。俄军伤亡人数近乎联军的5倍，但此战役还不足以决定战局。俄军兵力比联军多一倍，因此，联军想要在1855年春季前拿下塞瓦斯托波尔已确定无望。英军驻扎在暴风雪之中，没有帐篷、营房、食物和御寒的衣物，甚至连最起码的医疗条件都不具备，大批人死于霍乱、痢疾和疟疾。拉格伦的部队既无运输工具，也没有救护车辆，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在饥寒交迫中丧命。英国作为首屈一指的制造强国，其政府竟没能想到事先铺设一条从巴拉克拉瓦港到营地的长约5英里的简易铁路，以减轻物资运输压力。英国军队在打败拿破仑后，已经享受了近50年的和平生活，如今军队黯然失色，早已大不如前。英军大统帅威灵顿已于1852年在举国悲痛中离世。自滑铁卢战役英军胜利以来，威灵顿长期把持陆军部，担任不列颠总司令，英军从无改变，连他的继任者们也没曾看出公爵统帅的英军有何改革的必要。结果，当时英军的生活条件极差，部队管理糟糕，武器装备不足，指挥军官平庸。1854年至1855年严冬，英法两国在克里米亚总数只有5.6万人的军队，有近1.4万名士兵住院，还有更多人死于医药品短缺。伤亡总人数中，英军占了绝大多数，法军的给养要好许多。俄国士兵心甘情愿地忍受了官方举措失当的后果，不计其数的士兵在跨过茫茫雪原奔赴克里米亚途中毙命。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给沙皇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沙皇如果能像其兄在拿破仑入侵时那样，把俄军撤回内地，或许才是明智之举。然而，克里米亚战争的双方都缺乏宏大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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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陆军部也对部队战斗力低下和士兵的悲惨遭遇感到有点震惊。知名编辑德莱恩主导的《泰晤士报》史上首次派出随军记者威廉·拉塞尔，利用拉塞尔的报道在国内制造舆论，在全国掀起反政府运动。首相阿伯丁此时四面受敌。1月，国会重新召开时，一名下院议员以个人名义提出了成立塞瓦斯托波尔英军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动议，以多数的赞成票获得通过。巨大的数字差额宣布后，议员们不像往常那样欢呼雀跃，反而一个个目瞪口呆，过了片刻才发出一阵嘲笑。政府受到了各方谴责，正如当时一位作者写道：“这届内阁是近代以来下场最可悲的。”阿伯丁因此辞职，由帕默斯顿接任。帕默斯顿同意成立调查委员会。在就任之初，他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此刻，迪斯累里私下评论他道：“帕默斯顿就是个骗子，已经江郎才尽，其充其量不过是没有酒精成分的姜汁啤酒，充当不了香槟。总之，他如今已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然而，迪斯累里说错了。帕默斯顿不久便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还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不堪入目的错误与混乱已经清理，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开始大刀阔斧地就陆军部的管理进行改革。

1855年夏，联军获得增援，斗志昂扬。他们于6月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进攻，但仍以失败告终。拉格伦实在不堪重负，精疲力竭，因而挂印而去，他在辞职10天后便离世了。拉格伦担任英军司令期间，没能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其部下又争吵不休，不听指挥，而他本人又未能坚持己见。拉格伦是威灵顿的忠实信徒，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去了一只手臂，在军事史上理应享有崇高的地位。拉格伦勇敢忠诚，往往能对他人错误的决定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或许也是他的不幸之处。

拉格伦本可以稳操胜券，却被其继任者詹姆斯·辛普森爵士联合法国元帅佩利西耶拿到了胜利的果实。9月，塞瓦斯托波尔最终陷落。此时，联军作战计划的无效性也暴露出来了。从克里米亚直接攻入俄国是不可能的。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做呢？目前，英法联军中法军人数是英军的4倍，而拿破仑三世扬言要撤军。巴黎的主和派开始得势，法国皇帝也有意谈判，同时把对俄军事行动降低为消极封锁。拿破仑三世认为，如果要继续战争，就必须促使其他大国参战，挑起波兰人、瑞典人及沙皇其他宿敌的民族情绪。但是，这个宏图恐怕连帕默斯顿都不敢指望能实现吧。帕默斯顿私下谴责法国主和派为“一帮投机的政客”，不过他也意识到战争必须结束。俄国在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同意讲和。1856年2月，和谈在巴黎顺利开启。

《巴黎和约》于3月底正式签订，条约当然消除了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却并未永久解决东方问题。俄国放弃了扼守多瑙河入海口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也不再要求对土耳其帝国境内基督徒的普遍保护权。达达尼尔海峡又像战前一样，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战舰通行，而且，土耳其的独立得到了列强的保障，换取土耳其承诺进行改革，但这一诺言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俄国接受黑海非军事化要求，但是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欧洲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时，俄国随即违背这一诺言。俄国的扩张暂时受到了遏制，但扩张野心仍未熄灭。不到20年，在近东地区，欧洲几乎又与野心勃勃的俄国处于交战状态。欧洲的基本局势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改变，也就是说，只要土耳其处于弱势地位，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就会蠢蠢欲动，西欧就会窘迫不堪。

克里米亚战争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均未能在战后声名鹊起，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除外。南丁格尔由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正式派往战场，在因克尔曼战役前一天抵达斯库塔里，并在那里建立了近代第一所后方医院。在护士短缺、医疗器材缺乏的情况下，南丁格尔却将斯库塔里地区的伤员死亡率从42%降至22‰。南丁格尔的模范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努力的成果之一就是开启了红十字运动，该运动起源于1864年《日内瓦公约》，同时促使民用医院管理大改革。在当时那个男子傲然主宰一切的时代，南丁格尔赋予了19世纪妇女新的地位，使国内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革命，甚至使妇女们产生了参与投票选举的愿望。南丁格尔小姐本人认为，“种种弊端使得妇女忍受着比没有选举权更严重的压迫”。缺乏教育便是弊端之一，她主张改进女子中学，建立女子学院。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南丁格尔殚精竭虑。也正是在她的努力下，英国有一半人被激励着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 SKA0c+qfKHmEGQFZzT+zvXD0kVK3JX9BvbkTligC+GgKHSC539bILpB7kl3iDc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