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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欧洲再次掀起自由主义浪潮。法国七月革命建立了奥尔良家族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因热心支持法国大革命而被称为“平等的菲利普”）之子，老路易曾投票赞成处死他的表兄路易十六，且自己之后也被送上断头台。相比父亲，小路易更加智慧和正直，因而得以在动荡不安中维持王位18年且没有丢掉脑袋。
比利时曾因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被强行并入荷兰，受巴黎事态的鼓舞，比利时人起而反抗荷兰王国。英国在促成此项安排中功不可没，其一贯政策就是支持低地国家独立，防止其中任何一省落入某个对其有威胁的强国控制之下。无须提示，在20世纪，这种均势政策正是多次大战爆发的主因。
1815年，促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荷兰王国似乎是水到渠成了，毕竟这也实现了伊丽莎白时代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的梦想。但荷兰和比利时语言不通，宗教有别，贸易利益亦不相同，这些都是两国合并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利时人随即要求自治，进而要求独立。经过大量外交斡旋，双方最终找到了和平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反抗的浪潮也席卷德国，蔓延到了波兰。梅特涅和神圣同盟控制下的欧洲虽然尚未天翻地覆，但也风雨飘摇。
欧洲大陆上的骚动大部分的目的是民主，且有序地开展，广受英国好评，其进展也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似乎只有托利党政府和威灵顿公爵对此抱有怀疑和敌意。出于某些原因，托利党政府担心法国会吞并比利时，或把法国亲王送上比利时的王位。
有人甚至怀疑威灵顿公爵打算以武力复辟荷兰王国。此事不属实，因为维护和平是他的首要目标。但是，反对派也乐于将这类捕风捉影的图谋强加在他身上，而谣言足以在那个时代引发骚动。英格兰东南部，村庄和农场的贫困引发了人们的暴动。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劳资矛盾，逼得老板及其工人采取政治行动。在英国，混乱、骚动，甚至革命似乎一触即发，而实际上，迎来的却是一次大选。
辉格党在议会选举中有收获，但得票数并没有决定胜负。当时辉格党领袖是格雷伯爵，是福克斯的朋友和门徒。格雷历时40年争取进行大幅度选举改革，于晚年终获成功，这样的例子寥寥无几。他曾在1806年福克斯的内阁短暂任职。自从小皮特上台起，格雷长时间在野，无望且无心赢回组阁权。如今又到了他大显身手的时候。
格雷是个地主，他将从政视为社会责任而已。比起威斯敏斯特大厅，他更热爱乡村庄园。但是，他曾仔细研究过欧洲大陆的起义，发现其并不像威灵顿公爵想象的那样凶险。他对英国国内问题的判断也有理有据。他和他的同事们觉得，滑铁卢战役后，英国的动荡不安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在议会没有代表的中产阶级，他们家产殷实，生活体面，受法国大革命民主思想的影响，渴望政治权力，但坚决奉公守法；另一方面是劳动群众中满怀怨恨且更为激进的部分人，他们深受战后带来的经济混乱之苦，侈谈武力，甚至计划付诸实践。辉格党只要能与中产阶级结盟，并适度扩大选举权就足够了，为此，格雷制订了相应的计划。贝德福公爵的儿子约翰·罗素勋爵对格雷表示支持，此人容易冲动，对抽象的自由事业忠贞不渝，而罔顾实际的后果。他们的支持者还包括候补官员亨利·布鲁厄姆勋爵，他是一位超前的政治家，由于赢下卡罗琳王后离婚辩护案而成名。布鲁厄姆新观点层出不穷，同一些激进派领袖和报纸的编辑也交情甚好。
议会在11月召开。有些人希望托利党会像在天主教解放运动问题上一样如法炮制，并且且战且退，主动改革选举权制度。部分托利党人确信，新增的选民都是铁杆的新教徒。其他人则与为改革鼓与呼的民间协会保持联系。威灵顿则反对改革，他对上院说：“关于改善议员的代表性，我从未读到或听到过任何能使我满意的措施。……我确信，我国目前的立法机构足以满足一切正当立法活动的需要，它的作用已经超过任何国家的立法机构。……目前它所代表的人包括我国庞大的有产阶级，其中地主方面的利益占优势，因此，我不准备提出人们暗示的改革措施。”威灵顿坐下后向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问道：“我没有说太多吧？”外交大臣没有直接回答，但大臣后来转述此事时简单地提及了威灵顿的讲话，“威灵顿说我们要下台了”。
威灵顿原本指望辉格党内部因陷入混乱而无力组阁，可他自己的托利党内部更不团结。坎宁的追随者不愿与托利党的“元老派”再有瓜葛，转而同辉格党人携手合作。两周后，托利党竞选失败，国王威廉四世责令格雷组阁，成立新政府。除了短暂的间隔，辉格党已在野近50年。如今他们一跃升至权势的顶峰。辉格党临危受命。当时法国扬言要介入比利时，英国政府增加军事预算虽不得民心，也是形势所迫，但财政大臣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预算方案。东南各郡治安日趋恶化，新任内政大臣墨尔本勋爵威廉·拉姆果断采取行动，判处400多名农民流放之刑，自由党激进派对此感到愤怒和失望。此时只有议会改革才能挽救新政府，于是他们开始全力以赴。
内阁成立了秘密委员会来起草改革方案，约翰·罗素勋爵于1831年3月在下院提出首个《改革议案》。他在喧叫和嘲笑声中向“鹊巢鸠主们”宣读了一份名单，取消100多个“衰败”选区
或“口袋”选区
，同时在首都、北部新兴工业化城市地区和中部地区新设选区以代之。这违背了托利党人的基本原则，冒犯了他们最坚定的政治信仰，这是在明目张胆地挑战财产权。议会席位如同房地产，是可以进行买卖的东西，而一刀切的选举权是以算术构思政治，类似于法国民主，十分危险。许多辉格党人原以为改革措施比较温和，一听到罗素大刀阔斧的方案也大惊失色。但当他们看到全国上下斗志昂扬，也随即团结在政府周围，因为他们相信改革至少可以避免革命。而托利党人则担心这会成为大变革的前奏。对托利党人和许多辉格党人来说，英国政府的统治意味着地主阶级为社会利益实行统治，那是统治责任。扩大选举权意味着依靠势力和王室加持实行统治的旧制度开始终结。英王政府能在这两大权力支柱缺失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吗？1832年后，英国政局动荡，内阁多次更迭，直到有中央机构组织的纪律严明的政党兴起，加上忙忙碌碌的党鞭，情况才有所改变。
激进派领袖对温和的《改革议案》颇为失望，但他们还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杰里米·边沁和詹姆斯·密尔是民主改革和中产阶级教育的哲学倡导者，威廉·科贝特精力旺盛，是有主见的记者，查令十字街的裁缝弗兰西斯·普莱斯和伯明翰的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这些人虽然身份各异，却都下定决心不让修正案或折中方案削减这一议案。全国上下掀起热议浪潮。人们普遍认为，扩大选举权以及顺应工业革命发展重新划定选区将根除国家的一切弊病，而当时又没有经济危机可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或动摇他们的这一信念。为此，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了逃避1819年法律规定的严苛印花税，当时每周一期的时事通讯以邮寄方式发行。
托利党人在下院中锱铢必较，政府对获得多数支持也毫无把握。虽然天主教解放运动的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以其控制的一小部分爱尔兰人赞成票支持格雷，但议案最终还是被否决了。愤恨和失望的怒吼席卷全国。格雷请求国王解散议会并重新进行大选。威廉四世有见识，知道拒绝这一要求可能导致国内革命的爆发。上院闻讯哗然，议员提出议案请国王收回成命。但议员们还在挥舞着拳头据理力争时，一声炮响传来，国王走出圣詹姆士宫，亲自来宣布解散令了。托利党人勃然大怒，其中一人暴跳如雷，对喜气洋洋的辉格党人喊道：“下一次炮响，不会是空炮，定将带走你们的脑袋。”格雷维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在场的人告诉我，那时的情形如同书中描写的网球厅宣誓
场面，整个事件也像是一场革命前奏。”
单就改革问题开展群情激奋的选举，这是首次要求英国人民投票给予这种授权，而他们的答复毫不含糊。托利党在各郡选区中纷纷落选，而辉格党及其盟党在下院获得136个席位的多数。议会再次召开时，斗争转移到上院。威灵顿一再发言反对改革，他强调：“世界上不管哪个地方，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向个人财产宣战，终止公债偿还，反对一切保护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受到英国宪法的维护，且事实上更是现存宪法的主要目的。否则，私有财产及其所有者将成为社会公敌。”威灵顿的政治经验主要是在西班牙积累起来的，西班牙革命军政府的情况不堪回首，他认为改革会削弱“陛下保护海外属地、维持其治安并使当地居民臣服的力量。我们很可能因此失去这些殖民地和海外领地，而我们在海外的权威和影响也将随之消失”。1831年10月7日晚，关键的崩裂开始了。上院议员分裂成两派，双方针锋相对，其中21名主教议员的意见至关重要，他们反对改革。改革议案遭否决，托利党人获胜。于是，一个新的宪法议题产生了——上院议员们与人民对立。
第二天一早，报纸黑框镶边，宣告了这一消息。英格兰中部地区随即爆发骚乱，大量房屋物业被烧毁，布里斯托尔更是陷入疯狂的动乱。国内改革派“政治联盟”极力安抚群众对《改革议案》的热情，力图稳住社会情绪。政府坚守阵地。12月，罗素第三次提交《改革议案》，并在下院以二比一的优势顺利通过。翌年5月，议案再次提交上院，却仍以44票的差额被否决。再次解散议会在所难免，而格雷意识到极端的补救措施势在必行。于是，他驱车前往温莎，要求国王加封足够的新贵族以保证该议案通过。国王拒绝，内阁全体辞职。威廉四世邀请威灵顿和皮尔组阁，让他们效仿天主教解放运动进行改革，以避免大水漫灌上院。但皮尔不肯从命，他不愿为政府采取的与其意见相左的措施承担内阁责任。国内紧张气氛一触即发，罢工和全面抗税计划提上日程，游行队伍举着旗帜和标语牌走上伦敦街头，标牌上写着“阻止公爵染指黄金”，英格兰银行甚至出现了挤兑。激进派领袖扬言要打残任何上台的托利党政府，一周后，威灵顿公爵认输。5月18日下午，格雷和布鲁厄姆受诏到圣詹姆士宫谒见国王。国王授权他们列出可以封为上院议员且一定会投票支持辉格党的人选名单，另一方面，国王又派私人秘书将其决定告诉托利党领袖，并建议托利党贵族们弃权避开这种非常难堪的局面。议案被再次提交上院，表决时，反对派贵族纷纷退席。1832年6月7日，法案终于以绝对多数支持票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 * *
新获选举权的人和激进派并不满足改革止步于此。此后的5年里，年轻的政治家们在公共行政方面强制推行同样程度的改革。辉格党人日益不满，而格雷认为他已经尽责，于1834年引退。墨尔本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成为新任领袖。罗素是老派辉格党人，对侵犯政治自由和权利的现象十分敏感。他认为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政府改革，但对越发宽广的民主道路并无兴趣。墨尔本初出茅庐时有过一些高明见解，但他缺乏指导目标和持久的动力，信念不足又生性多疑，使得他和他的人没有主旨或者灵感。对他来说，个人友情和促膝谈心比政治问题更为重要。他勉强接受了首相职务，内心却怀疑首相的这份荣耀是否值得。一上台，他靠平易近人的风格立刻凝聚了分裂的团队。在19世纪的艰难时局中，他的政府却大有18世纪的遗风。
帕默斯顿勋爵是墨尔本最能干的阁僚之一，担任外交大臣近11年。在格雷勋爵的英明指导下，帕默斯顿搞定了比利时问题的协议，至今仍然有效。荷兰和法国都同意撤走，比利时对荷兰提出的领土声索被消弭，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亲王成为比利时独立的君主，驻地布鲁塞尔。比利时的中立得到国际条约的保证。但这一誓约在1914年让各国付出巨大代价。在墨尔本的领导下，帕默斯顿可以在外交方面自行其是，其主要理念有二：第一，在任何地方都要坚定维护英国利益，如有必要，不惜诉诸武力；第二，英国只要力所能及，都应尽力鼓动欧洲各国的自由运动，予以同情甚至援助。帕默斯顿对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扬扬得意，却常常激怒古板的欧洲大臣们，且使神经质的同僚们惊慌不已。但他遇事总能泰然自若，逐渐赢得了国人的敬佩。他这些年树立了威望，成为后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人们的信念支柱。
普通的辉格党人都困惑不已，首鼠两端。虽然他们主张政治改革，但在更棘手且决定命运的社会改组问题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过去，他们在王权的界限、国教的地位和宗教宽容等有关宪法的问题上同托利党人争论不休，如今这些问题早已尘埃落定，在过时的党同伐异面前，工业革命的问题和弊病来势汹汹。《改革法案》的通过使辉格党得以功成名就。该党领导人既不喜欢也不了解中产阶级。他们将激进主义视为时髦的信条，在本身力量尚未壮大之时加以利用，而在羽翼丰满之日便弃若敝屣。他们惴惴不安，朦胧地觉得自己正被骚乱和群众组织推着走上一条陌生而危险的道路。
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掌控，辉格党并不是大权在握的。虽然《改革法案》通过后，选民大约增加了25万人，总数接近70万人，也就是说，约1/6的成年男子享有投票权，但这些人并不是铁板一块地支持辉格党。英国选民有一个古怪的习惯，对于授予他们选举权的政府总是投反对票，这一次也不例外。辉格党政府多亏了丹尼尔·奥康奈尔控制的爱尔兰人的多数支持票才得以在大选中胜出。辉格党人唯一的希望是同激进派联合起来，虽然后者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不多，但拥有中产阶级和新闻界的支持，因此席位的多寡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实力。但辉格党人首鼠两端。少数支持这种联合的人中包括格雷的女婿，德拉姆伯爵约翰·拉姆顿，人称“激进杰克”。此人性情急躁，难以共事。他不久便离开了政府，转而投身于殖民地统治问题，对加拿大及整个大英帝国内部的维系蹶功至伟。但辉格党同激进派联合的希望随着他的早逝也化为泡影。
然而，这些年颁布的法案和成立的委员会并非徒劳。1833年，西印度群岛上的奴隶最终获得解放。在英国史上政府首次向宗教社团提供教育补助。《济贫法》得到修正，虽然这些修正在其计划受益者中并未大受欢迎，但在政界和学界都被认为是一大进步。第一个有效的《工厂法》规定的漫长工时足以使20世纪的人望而却步，且当时也遭到了人道主义者的反对，但这一法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地方政府体系得到重建，原有的地方寡头集团被瓦解。同时，保证国教地位和维持爱尔兰秩序成为决定政局的中心问题。辉格党人未能妥善解决这两个问题，也没能保持其财政收支平衡，因此后来垮了台。而且，下院之外有强大的势力在活动。全国上下也有大量人口没有选举权。议会的立法并未触及劳资关系，而早期工会活动迫使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最著名的案例当属1834年托尔普德尔蒙难者事件（Tolpuddle Martyrs），当时多塞特郡村的6名工人因发动他人“举行非法宣誓”加入工会被捕并被判流放。这一事件激起全国抗议，虽然社会舆论让6人最终得到赦免，但这已经是6人在澳洲新南威尔士服刑两年之后的事了。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动荡蔓延，君主政体自身出现衰微迹象。辉格党人也无力弥合统治集团和全国人民之间的鸿沟。
相反，罗伯特·皮尔爵士即刻着手托利党内机构改革以使其适应新形势。1833年，他发表声明称：“我认为保守党，作为改革后的托利党，其主要目标是反对极端主义，防止民主势力进一步扩张，因为民主势力在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基础上必然会企图蚕食进来。”他明确表示，托利党人支持一切能够提高效率的行政改革，但反对任何削弱传统国家机构权力的行为。在他的领导下，一个纪律严明、目标明确且团结一致的反对派逐渐形成了。翌年，皮尔对其选民发表了振奋人心的竞选演说，这让反对派备受鼓舞。反对派主张开明的保守主义，对国内现存制度要取其精华，而皮尔则十分聪明地表示希望全面改变国教地位。因为宗教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仍举足轻重，不信奉国教的选民在此后几年一直没忘记皮尔提到的这一点。重要的改革法案相继获得通过，触怒了更多的利益集团，国内的保守势力逐渐向皮尔靠拢。托利党在1834年的大选中赢得了100个席位，因此皮尔主持的少数派政府统治了几个月。随后，辉格党人卷土重来，但党内仍像往常一样四分五裂，他们似乎在尝试燃起改革的希望之火，却没有一届政府实现得了。改革处于断断续续且不协调的危险状态，中产阶级领导不力，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辉格党这驾马车正驶上一条曲折未知的道路，支持者纷纷在中途下车。
* * *
1837年，国王威廉四世离世。他生前幽默但不圆通，举止和蔼但不受尊重，君主政体的威望日渐低落，他也难辞其咎。事实上，乔治三世的儿子们道德败坏，行为怪癖，他们此时差不多毁掉了君主政体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对这个在英国史上至关重要的制度的攻击，似乎迫在眉睫，捍卫者却寥寥无几。新任国王是年方十八的少女，由其母亲尽心尽责培养成人。母亲觉得几位皇叔的言谈举止俗不可耐，便把她送去了肯辛顿宫，让宫廷与臣民隔离。她的教育由一位德意志女教师负责，教会要员会不时对她进行考试，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也对她进行关于未来职责的函授教育。英国人对她的性格优点一无所知。帕默斯顿写道：“几乎无人有机会对公主作出正确的评价，但我倾向于认为她将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具有天生的铮铮骨气。”帕默斯顿说的没错。新女王在继位前夜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帝把我置于王位上，我将尽力履行自己对国家的职责。我尚年轻，可能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肯定，几乎无人像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和真切希望。”她将大力兑现这一诺言。
维多利亚女王继位时，辉格党人已经黔驴技穷。王室和统治集团孤立无援，不得人心。中产阶级害怕动荡，因而开始投票支持托利党。同时，墨尔本勋爵不相信立法作用，虽然为人宽厚和蔼，但也无所作为。更有甚者，年底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早期征兆。北方工业区的状况不久便和滑铁卢战役后的情况一样糟糕。1838年5月，一些工人阶级领袖发表了《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人民宪章运动，正如其名，是广大贫困劳动人民对“机器时代”最后的绝望呐喊，也被一些史学家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宪章派像1832年以前改革的鼓动者一样，认为扩大选举权可以解除他们的一切痛苦，同时要求议会一年一选、确定男子普选权、设立平等的选举区、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匿名投票表决以及规定议员薪俸。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像激进派之前那样得到议会中某一党派和进步的中产阶级的支持。但他们这次故意不去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其领导人内部争论不休，并以威胁和不负责任的演讲冒犯了许多体面人。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成立相关的组织，如爱尔兰教区成立的天主教协会以及工会中的工党。请愿书和小册子一度如洪水般涌入英国，但各地的骚动情绪反应程度不同。每当社会条件有所改善，民众的情绪就随之缓和，因此全国性的运动从来就不持久。当时仅存的几个工会不久便改弦更张，有些生活小康的工匠也对改革变得冷淡。之后的几年，骚动时有发生，最终于1848年达到顶峰，爆发革命。但这事出发点很好，结果却一无所获，糊里糊涂地结束了。
皮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比辉格党人更清楚地看出动乱的根源，他虽然坚决反对极端主义，却认为提高统治效率和实行开明的商业政策才是补救办法。年轻的托利党人都赞成他的看法，也苦于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像两个“国家”，正如有着犹太血统的年轻议员本杰明·迪斯累里在小说中描绘的那样，一小帮保守派正设法联合劳动者反对中产阶级。
1839年，墨尔本提出辞职，但维多利亚女王留了他两年。他的魅力博得了女王的好感。他把待人接物的经验传给女王，同时女王不用费神猜疑他，因此女王拒绝同心爱的首相分开。次年2月，一个陌生的人物登上英国历史的舞台。女王同她的表弟，即舅舅的儿子阿尔伯特王子结婚。王子是德国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小儿子，他秉性正直，兴趣广泛，富有崇高的理想。他和女王一起度过了21年幸福的家庭生活。这也正符合英国臣民所愿，但可惜他英年早逝。受乔治四世及其兄弟的暴行影响，君主制度的尊严和威望急需恢复，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伉俪完成了这一使命。起初，这位王子发现英国政界要人对他非常反感，他们不愿让他获得上院的席位，削减了他的年金，甚至连亲王头衔都是直到1857年才给的。然而，他依然热心支持科学、实业、艺术和许多有益事业，并逐渐赢得公众的广泛尊重。他是女王的终身顾问，就各种问题陈言进谏，一丝不苟且不偏不倚。他的叔父利奥波德国王和以前的导师斯托克马尔男爵对他谆谆教导，教会他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应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最终，英国的政党领袖们学会珍视阿尔伯特的忠告，尤其是有关外交事务的建议，尽管不是事事注意听。女王是位刚毅之人，继位时坚定地站在辉格党的立场上。在阿尔伯特的影响下，她意识到自己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少在公众面前应是如此，同时必须任用能够在下院控制多数席位的人为首相。而这一原则并不妨碍她对股肱大臣的爱憎分明，她在私人信件中充分流露了这种情感。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树立了君主制践行的新规范，以便此后君主老老实实地遵循。
不同于墨尔本，皮尔给女王留下了举止笨拙且态度冷漠的印象，但他最后仍在1841年的大选中获胜上台，不久便赢得了女王的信任，也得以尽施才能。皮尔对内阁有绝对控制，会亲自提出重要的政府预算，监督各部工作，包括威廉·格莱斯顿所在的商务部。关税制度再次改革，大幅降低税率，重新征收所得税。这些措施很快就见效并开花结果。1843年，贸易开始复苏，繁荣景象再现，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渐渐平息。英格兰似乎晴空万里，而爱尔兰此时却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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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包价格成为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皮尔降低了除小麦外各种货物的进口税。然而昂贵的面包价格意味着要提高工人工资，否则群众就得受苦。皮尔逐渐意识到，只要能廉价进口粮食，国家当下的繁荣就得以维持。开放小麦自由贸易似乎势在必行，但政治上的阻力非同小可。托利党高度依赖地主的选票，这些地主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大量投资房地产。战后，随着廉价小麦的进口，国内市场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最终于1815年规定禁止进口粮食，除非国内市场谷物价格过高。如今，废除或修订这一规定以及后来通过的《谷物法》，成为重中之重。地主们凭借其在议会的影响力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难辞其咎。由于《谷物法》不仅使工人阶级穷困潦倒，也激怒了广大工厂主和实业家，他们的敌意使矛盾更加尖锐。他们认为，贸易保护措施使其无法开拓新的海外市场，也无法在传统市场中公平竞争。
1838—1842年经济大萧条时期，《谷物法》遭到日益强烈的反对。随后，旨在废除《谷物法》的“反谷物法联盟”在曼彻斯特成立，迅速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有力影响，并锻炼出两位杰出的组织领导者，花布印染厂长理查德·科布登和教友派磨坊主约翰·布莱特。他们两位也是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的倡导者。随后，反谷物法运动得到了强有力支持，其基金募得大量捐款。罗兰·希尔爵士于1840年提出一便士均一邮资法，使得传单和宣传小册子得以经济高效地传遍全国各地。各地纷纷召开会议，其宣传手段新颖而有效：精心挑选演说家，通过讲座向受众灌输一些简单的理念。广泛煽动，精心策划，前所未有。请愿书如洪水般涌入议会。科布登又说服富裕市民在郡选区购买40先令的终身保有土地以换取两次否决权，使得支持反谷物法的选票激增一倍，由此，除了从外部向议会请愿，联盟开始在议会内部进行渗透。
科布登和布莱特发表演说，掷地有声，矛头直指地主阶级，引起各界强烈反响。“就让他们一意孤行吧，就他们的内在品质、聪明才智及道德力量而言，相比于社会其他阶层，地主阶级都相形见绌，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像法国大革命前的贵族一样，孤立无援，无计可施。他们不仅死抱着封建恶习，怙恶不悛，还想着限制人民的粮食供应。他们逆时代潮流而动，以为封建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何苦呢，这个制度在法国和德国已经消亡，甚至从未出现在美国。”
同科布登和布莱特一样，皮尔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此番言论，深得他心。皮尔明白，为了英国贸易发展和国家繁荣，必须废除《谷物法》，但他的支持者至少有一半是地主，走这一步，会葬送保守党。但1843年，皮尔决定下手了。他处境堪忧，因为一些追随者认为他在天主教解放运动中已经出卖过他们一次了。他自己却成竹在胸。他大概以为，自己的个人威望足以一呼百应，只是需要时间争取党内支持，但他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1845年8月，爱尔兰的马铃薯歉收，饥荒一触即发，皮尔深知事不宜迟。但当他向内阁提议时，遭到几名同僚反对，并于12月被迫辞职。辉格党领袖罗素拒绝组阁，皮尔因此重新上台，迎接并战胜了托利党贸易保护派的进攻。先前鲜为人知的托利党发言人本杰明·迪斯累里公然谴责皮尔，与其说是因为皮尔力图废除《谷物法》，倒不如说是因为他违背大党领袖的立场。迪斯累里说道，如果皮尔在废除《谷物法》一事上一意孤行，他就该辞职，因为党内大部分人向来对此持坚决反对态度。领导人有意摧毁自己的政党是一大政治罪行，因为英国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取决于各党派力量的平衡，如果一个领导人无法说服自己的同僚，他就该引退。迪斯累里就是这么说的。但皮尔力辩，他对全民族的责任高于对本党的责任，他认为，废除《谷物法》是他的使命。他的私人信件流露了他对托利党贸易保护派的怨恨。“真是地地道道的保护派！他们对各种贸易尝试的结果熟视无睹，认为一切预测结果都是弄虚作假，对社会舆论无动于衷，把《谷物法》称为劳工方面的问题，可是听听多塞特郡劳工多年来的悲惨境遇吧；……他们宁愿冒两次歉收的巨大风险，看到人民再次陷入1841—1842年冬天佩斯利和斯托克波特两地出现的困境，也不愿看到《谷物法》……在饥民的要求下，灰溜溜地被废除，这就是保护主义者的真面目！谢天谢地，我总算能永远摆脱这个政党的羁绊了。”
1846年6月25日，在辉格党和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下，《谷物法》得到废止。迪斯累里不久便得报一箭之仇。爱尔兰的骚动摧毁了皮尔政府，当晚，经过表决，19世纪最坚不可摧的政府之一，终于走向终结。自《改革法案》通过以来，皮尔一直是英国政界举足轻重的力量和人物。无论在野或在位，他总能独占鳌头。他并非思路开阔之人，但他比当时任何人都更了解国家的需要，同时胆识过人，随机而变。诚然，他分裂了本党，但这并非十恶不赦。他执政的时期正是工业突飞猛进的时代，即铁路时代。截至1848年，英国已经修建了5000多英里长的铁路，加速运输和提高产量成为风靡全国的口号。煤和铁的产量翻了一番，机器制造业虽未扶摇直上，但也日新月异。一切事业由国内企业家推动，而非政府，旨在使英国成为19世纪世界头号工业强国。面对这轰轰烈烈的进步，皮尔仍保持务实清醒的头脑。他深知，对于一个变化中的社会，自由贸易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过，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来日无多。自由贸易似乎成为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英国在制造业方面即将达到首屈一指的地位。皮尔对一切洞若观火，其领导的政府在首创精神上为之后的保守党和自由党树立了榜样。谈到他的政府治理之道，皮尔说，“事实是，人民喜欢有些固执武断的首相，他们一方面会攻击首相专横傲慢，但另一方面又甘愿受其统治”。虽然是气话，但就当时情况而言，这却十分贴切。
1850年初，皮尔泰然自若地观看了辉格党继任者在风雨飘摇中的统治之后，在绿园（the Green Park）骑马时不慎跌落，受了致命伤。于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坛的伟大开拓者就这样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