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迷失的岛国

不把人们津津乐道的漫长历史时期同我们短促的一生经历相连，就无从理解历史。5年的时间不短了，对多数人来说，20年是可以把握的时间界限，而50年前就是古代了。要理解命运对任何一代人的影响，首先必须设身处地思考，然后用我们生活的时间标尺加以衡量。于是，编年史家把一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提取出来时，朝朝暮暮身临其境的人，反而对所有种种变化熟视无睹了。我们可以用研究历史的微弱望远镜，穿过近2000年的鸿沟，观察那些历史场景。毫无疑问，公元2世纪，乃至3世纪，同它们以前的任何时期以及以后的大部分时期相比，是不列颠的黄金时代。可是到4世纪初，这个不完美、差强人意的社会蒙上了一层阴影。安全感在不列颠尼亚渐行渐远。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包括这个伙伴行省在内的世界性制度正在衰亡，他们进入了人心惶惶的时代。

考古学家用铁锹纠正和扩大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挖掘、遗迹、碑石、碑文、钱币和头骨的发现研究，航拍新成果，都展现出毋庸置疑的历史画卷。虽然19世纪对历史的看法没有被推翻，但我们现在对历史有了更真实、更确切和更深刻的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史学家特别强调起因、事件和年表，如今改变了，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剧本已经被修订或重写了，留下了一系列层级清晰、编撰精细的著作。我们迈出的步子更小一些，但步伐更踏实。许多史学家毕生笔耕而认为定论的名著，现在被公认为过时了。新的结论与其说是出自新的观点，不如说来自新的发现。不过，宏大的历史叙事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其基础再简单不过了。

公元3世纪末，不列颠的罗马文化登峰造极，对于最高结构的挑战也达到了高潮。此时开始，野蛮人从欧洲以及岛国的荒凉地区两路向西侵犯。苏格兰人（现在应该称为爱尔兰人）和皮克特人开始从苏格兰进攻哈德良长城，而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从海上劫掠它的两翼。同时，撒克逊人划着长船渡过北海，重兵压境纽卡斯尔到多佛的整个东海岸。从此，不列颠农村也遭到来自海上突袭的威胁，残酷而血腥，正如现代国家受到空袭的威胁一样。近年来出土的证据很多，都是同样的结论。作为罗马占领军大厦的基础，不列颠的别墅生活也岌岌可危。我们可以看到，恐惧的迹象弥漫在全国各地。除了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要塞以及以此为基地的军舰群，还可以看到一大堆新的防御措施。伦敦的城墙上修筑了碉堡，所用石料是住宅上拆下来的。城市人口减少，已经十室九空。在许多地方，罗马人的宽阔城门被石头堵了一半，这是当时社会越来越不安全的铁证。迄今在全国各地，发现了大量窖藏钱币，几乎没有晚于公元400年前的。当时，在这富饶、宁静而有序的土地上，人们担心会灾难频仍。

就像其他衰败系统一样，罗马帝国元气大伤之后还能维持几代人。近百年的时间里，我们岛国是垂死的文明同强健而饥饿的野蛮人进行较量的场所之一。公元300年以前，哈德良长城的驻军挡住了北边的野蛮人。但此后得加上新的前线。“撒克逊海岸伯爵”必须和“北方边界公爵”并肩战斗。在瓦什河到南安普敦海湾的整个东南沿海地区，费力修筑了许多大要塞。迄今已考察过8座，其中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所熟知的给法军运送给养的要津——宝贵的里奇博罗要塞。

对于修筑这些据点时的战略构想，人们莫衷一是。有人做了贬低的判断，说当时的政策是想凭这8座要塞来保护400英里长的海岸线。这些责难显然不公正。这一排新的沿海据点只有作为一支当地罗马舰队的基地，才有价值或存在的理由。

从公元1世纪开始，就一直维持着不列颠尼亚舰队这一建制。有“海军部”标记的瓦片为证，舰队在多佛和林普尼拥有永久基地。而且整个沿海地区都组织了防御。这些措施发挥了长期的作用。4世纪，维吉提乌的《罗马军制论》提到不列颠尼亚舰队有一种很特殊的轻桨帆船。这些船只的船体、帆、船员制服甚至脸都涂成海水的蓝绿色，便于隐蔽。维吉提乌还告诉我们，在海军的行话中，这些船只被称为“蓝漆船”。帝国和不列颠尼亚的海军力量渐渐不敌劫掠者。于是，要塞的墙越修越高，效用却越来越低。在相距50英里到100英里的基地之间作战，用桨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并不能永远抵挡住强攻。能在如今的荷兰、德国、丹麦外海一连活动几个月的远洋舰队，虽然是强大的威慑力量，但风平浪静时，未免行动迟缓，对付不了飞快的小桨帆船。

罗马时代的布立吞人是帝国中活跃、勇于创新的人。他们抱着排他主义的世界观，但却想参与帝国的博弈。随着时间的流逝，驻扎在当地的罗马军队变得越发像不列颠尼亚了。到3世纪末，这支军队有了强烈的民族性格。布立吞军民为帝国公民和罗马人名分而骄傲，并不想独立，但对帝国政府却持拼命批评的态度。不重视布立吞人的意见、牺牲不列颠利益的皇帝，特别是背上忽视该省防务骂名的皇帝，遭到强烈的怨恨。一系列的兵变和叛乱加剧了日趋危殆的时局。切斯特、约克或卡利恩的罗马军事中心要不是当地舆论的强烈支持，想必是不敢觊觎帝位的。这不仅仅是心怀不满的士兵哗变，而是一些军团欲控制罗马帝国的大胆尝试。虽然只有几千兵力，却表达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情绪、看法和野心。他们离开当地的小舞台，要登上最高层的大舞台，就像那些想离开外省到首都去的演员一样。但不幸的是，他们在每个阶段都带走了可以守卫不列颠大坝的军力中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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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皇帝在史上留下的主要形象，是早期基督徒的迫害者，而他开拓古代边疆的卓越功勋却始终被该阴影所笼罩。他奉行四帝共治制，采用设立两名皇帝、两名恺撒的政策，而他自己则居四人之首。皇帝期满退位，恺撒继位，同时任命新的恺撒，这样，皇位就代代相传了。公元285年，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被派到高卢，兼管不列颠尼亚。撒克逊海盗的劫掠活动引起了他的深切关注。他加强了英吉利海峡舰队，任命来自低地国家的海军军官卡劳修斯为舰队司令。此人果断顽强、野心勃勃、无所顾忌。他在布洛涅基地纵容海盗前来抢劫，当他们抢到大批财物时，他带着不列颠尼亚快船队突然出击，生擒百十人，无情消灭了海盗。不列颠尼亚百姓对他的功绩并不满意，指责他与被他杀死的海盗同流合污。他辩解说，这是诱敌深入策略。可是，把掠夺物据为己有的事实对他太不利了。马克西米安要处决他。但是他在不列颠尼亚登陆，自立为皇帝，把岛国驻军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并在海战中打败了马克西米安。至此，当局认为，同这个顽固的叛逆者讲和是明智之举。因此，卡劳修斯在公元287年被承认为奥古斯都之一，管辖不列颠尼亚和高卢北部。

这个拥有制海权的冒险家在我们岛国统治了6年。他似乎较好地维护了岛国的利益。然而，戴克里先皇帝和臣僚在等待时机。公元293年，他们撕掉了友好的伪装。作为新恺撒之一的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围攻并占领了卡劳修斯在大陆上的主要据点布洛涅。卡劳修斯不久便被手下一个军官刺杀。这位新来的竞争者也想当皇帝，但没有得到不列颠尼亚民族的支持，整个国家就陷入了混乱。皮克特人很快趁机起事，并且突破了哈德良长城。北部地区在刀光火海之中成为一片废墟。克洛卢斯渡过英吉利海峡前来救援。他的同僚带领一部分部队在朴次茅斯附近登陆。他本人沿泰晤士河西征，伦敦人感恩戴德地恭迎。他恢复了当地的秩序。1922年，法国阿拉斯城发现的一枚金质纪念章证明，他曾率领舰队沿泰晤士河溯流而上。他把北边的入侵者赶了回去，并着手恢复和改进整个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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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尼亚百姓不断击退入侵者。在二三代人的时间里，浆帆船队不断对海盗进行反击，步兵队和当地后备队经常急行军，应付各种突袭或入侵。尽管衰败的过程历时多年，苦难逐渐加深，但我们必须正视公元367年发生的惊天惨剧。那年，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撒克逊人看起来在联合行动，一起向不列颠尼亚扑来。帝国军队英勇抵抗。北方边界公爵和撒克逊海岸伯爵都阵亡了。防御体系打开了很大的缺口，嗜杀成性的游牧部落蜂拥而入，杀向美好的乡村别墅和庄园，所到之处，片瓦不留。遗迹讲述着当时的故事。据说，现在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精美的米尔登霍尔银质餐具，就是当时别墅的主人受到袭击时埋藏起来的。很明显，他们没熬到把餐具挖出来。不列颠的乡村别墅生活劫后难有恢复。城市本已没落，但人们前来避难，那里至少还有城墙作为屏障。

史书记载，帝国政府曾为保护不列颠尼亚不断努力。尽管百姓造反，不知感恩，帝国政府还是一再派官员、军队前来恢复秩序，驱逐野蛮人。公元367年的灾难发生后，瓦伦提尼安皇帝派狄奥多西将军率大军解救该省份。狄奥多西幸不辱命。我们从沿海地区的工事中，又可以看到进一步加固重建的痕迹。可是，驻军和居民未能从始终存在的危险中接受教训，于公元383年甘心屈服在名叫马格努·马克西姆斯的西班牙人脚下。此人控制了不列颠，当时僭号称帝。他纠集所有军队，并且把哈德良长城和要塞上本来就不多的守军也撤走，匆匆赶到高卢。他在巴黎附近打败了格拉提安皇帝。格拉提安在里昂被部队杀死。这样，马克西姆斯不仅是不列颠的主人，也是高卢和西班牙的统治者了。他为把持这些庞大领地的权力奋战5年，但是继格拉提安登上皇位的狄奥多西终于打败了他，并把他杀死。

这时，哈德良长城又一次被突破了。不列颠的北方和海上都受到外敌的威胁。过了7年，狄奥多西才派斯提利科将军到岛国。这位杰出的军人赶走了侵略者，修复了防御设施。御用诗人克劳迪安在作品中，用欢欣的笔调描写了公元400年不列颠尼亚被从撒克逊、皮克特和苏格兰入侵者手下解放的情景。为了庆祝斯提利科首次担任执政官，他记载了不列颠尼亚如何表达谢忱，是他把国家从敌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的。可是，这种感激之情很快就淡薄了。

阿拉里克带领西哥特人侵略意大利的那一年，斯提利科已经回到罗马，并且掌握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他不得不再从岛国驻军中抽调回一些人保卫帝国的心脏。公元402年，他在波伦蒂亚的大战中击败了阿拉里克，并把他赶出了意大利。刚刚胜利，以拉达盖苏斯为首的大批野蛮人再次入侵。到公元405年，斯提利科彻底粉碎了这第二支大军。意大利刚刚肃清，结成联盟的苏维人、汪达尔人、阿瓦尔人和勃艮第人 就突破莱茵河边界，践踏高卢北部。斯提利科毫不畏惧，准备迎击进犯之敌。但不列颠尼亚军队抱怨本省不受重视而哗变。他们拥立名叫马库的人当皇帝唱对台戏，但他旋即被害，他们又选了名叫格拉提安努斯的布立吞人继任，但4个月后也遇刺。于是，士兵们又选了一个布立吞人，名字也叫做人所熟知的君士坦丁。他不仅不保卫岛国，还不得不到大陆去保护他篡夺的爵位。他抽走了不列颠尼亚的军队，而且还学马克西姆斯，到布洛涅去冒险。他在最高权力上同斯提利科较量了3年，毁誉参半，但是最后步马克西姆斯后尘，被擒后受死。随他前往的部队无一回到不列颠。就这样，在这致命的几年里，岛国开化地区被剥夺了保护者，既有去帮助帝国的，也有攻打帝国的。

到公元5世纪初，所有的军团都执行各种使命去了。公元410年，对于接二连三的告急书，荷诺里皇帝无计可施，只能发出告别书，他说：“帝国各行政区应该着手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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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府停止保护之后，我们对岛国的第一次印象是圣日曼诺斯在公元429年来访时所提供的。这位主教来自奥赛尔，要根除贝拉基 的邪说。我们这块基督教土地上早有其他教派思想，但这个邪说还是有发展。它过分强调自由意志，因而必然诋毁原罪论，似乎要让人类出世时就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传统。这位奥赛尔的主教和另一位主教到了圣奥尔本斯。可以肯定，他们很快就说服了不信基督教的人放弃不慎误信的谬论。他看到了什么样的不列颠了呢？他说这里是富庶之国，有宝藏，牛羊成群，食物充足，教俗机构并存。岛国虽然繁荣，却在交战。侵略军正从北边、东边步步进逼。据说这股乌合之众是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组成的邪恶联盟。

日曼诺斯主教壮年时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将军。他组织了民军，侦察周围的地区，发现敌人前进的路线上有一条群山环抱的峡谷。于是，他率领部队在那里设伏，等待凶恶的异教徒部落。当敌人陷入峡谷时，突然，“教士们朝敌人三呼哈利路亚，‘赞美神’。……喊声如晴天霹雳，在峡谷中回响，把敌人吓呆了。他们还以为是群山倾倒，苍穹塌落，因而个个魂飞魄散，两腿发软。他们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只求保住性命就谢天谢地了。许多人在仓皇逃窜之际淹死在河中，而他们来的时候却是秩序井然地渡河的。当地军队看到不费吹灰之力就取胜，天真地认为，是上帝为他们报了仇。布立吞人打扫了战场，……未流一滴血就击溃了敌人。这次胜利是靠信仰而不是靠武力获得的。……日曼诺斯主教安顿好这富饶海岛的事务之后，回到奥赛尔。他既战胜了精神上的敌人，也战胜了世俗的敌人，换句话说，就是战胜了贝拉基异端派和撒克逊人” 。

12年之后，高卢编年史家在公元441年或442年写下了这样忧惧的话：“近来天灾人祸频繁，布立吞人逐渐陷入撒克逊人的控制之中。”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日耳曼尼亚北部开始了大迁徙。这比4世纪的抢掠性袭击更加可怕。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从此临近了。

我们可以通过四个窗口观察这段黑暗时期，但是，每个窗口都有模糊不清或涂上颜色的玻璃挡着。有被誉为“智者”的吉尔达斯 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大约写于公元545年，即不列颠尼亚与大陆隔绝的100年之后。大约又过了200年，圣徒比德在以英国教会史为主题的著作中，离开本题，提供了关于大迁徙的一些宝贵资料。名为《布立吞历史》的一部集子中，收录了早于比德的部分文献。最后一个窗口是9世纪由散存在各个修道院的各种编年史汇集起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很可能是阿尔弗雷德大帝授意编纂的。把这四种资料互相印证对照，加上考古发现的确凿例证，我们可以给不列颠画出这样一幅图景。

公元450年前后，不列颠的统治者模仿罗马的做法，从海外招来许多雇佣军，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后来证明，这是作茧自缚。门户一旦开放，整船整船的野蛮人便源源不断渡海而来。他们沿着河流向内地前进，从亨伯河可能一直到朴次茅斯都是这样。但是他们一离开沿海地区，不列颠人就奋起抵抗，并取得巴登山大战的胜利。此后近50年里，入侵者止步不前。如果画出V字形的线条，一条从切斯特到南安普敦，另一条从南安普敦折回到亨伯河，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大部分撒克逊异教徒依然存在，能说明他们早期定居地域的以ing或ings结尾的地名，都在这第二条线以东。两线中间是争议地带，第一条线以西仍然是不列颠的地盘。这就是英格兰在公元500年左右的形势。

现在，这种说法在历史上和地理上均已得到证实。吉尔达斯可能亲耳听过他从小认识的老人讲雇佣军的情况，而怀疑南尼乌斯和比德的说法就更没有理由了。南尼乌斯是9世纪左右的编年史家。比德表示赞同，受骗上当而引狼入室的那位不列颠统治者叫沃蒂根。北欧故事中常常提到的亨吉斯特和中世纪的雇佣军一样，谁为他的人马提供可以生活的土地，他的刀剑和船只就为谁效劳。而他索取的土地就是未来的肯特王国。

吉尔达斯记载了这场悲剧。

他们（布立吞人）刚回到家园，一股股讨厌的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就立刻乘柳条骨架小船登陆了。……两个民族的举止有些不同。但嗜血成性，衣不遮体，习惯靠散乱头发盖着吊死鬼的脸，这几点上倒是相同的。他们占领了整个北方的边远地区，直抵哈德良长城脚下。长城守卫部队都是些胆小厌战的人。可怜的市民被裸体的敌人用钩链枪从长城上拉下来，摔倒在地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市民放弃了高高的长城，弃城争相逃命，绝望的样子前所未有。敌人又追击他们，屠杀越发惨不忍睹。就像屠夫宰杀羔羊，敌人杀戮可怜的同胞，结果同胞们的行止堪比野兽奔命，靠抢夺些许食物为生。内部的仇斗加深了外患。由于内忧频仍，全国的粮食荡然无存，除非追杀猎物充饥了。

于是，穷途末路的幸存者又给大权在握的罗马人埃提乌斯写了信，“致三届执政官埃提乌斯倾诉布立吞人的苦衷”。信中写道：“野蛮人把我们赶向大海，大海又把我们赶向野蛮人；杀死、淹死，两选一，无活路。”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此刻，许多人饥饿难忍，向掠夺者投降……但也有些人誓死不降，不断从山上、洞穴、要隘和茂密的灌木林中出来袭击。他们信仰上帝，而不信赖人，所以第一次杀戮了多年来一直抢掠他们国家的敌人……敌人的放肆行为一时有所收敛，而我们的同胞却未改前非。敌人丢下了我同胞，而市民却积习未改。

南尼乌斯还把吉尔达斯遗漏的一点告诉了我们，他说出了巴登山战役中所向披靡的那位不列颠军人的名字。名字把我们从隐约朦胧的历史迷雾中带到了传奇浪漫的阳光之下。关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时隐时现地流传着，不是信史，模糊却闪烁着光辉。岛国某个地方，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集合起不列颠尼亚的军队，同入侵的野蛮人殊死战斗。他的身上，他的英名和业绩都放射着传奇文学和诗歌所能赋予的一切光彩。南尼乌斯的拉丁文著作，对亚瑟王的12次战斗作了细腻描写，战斗发生的场景踪迹难觅，不知道敌人是谁，只指出是异教徒。其他权威人士指出：“根本没有亚瑟这个人，至少不能证明确有此人。”直到600年后蒙默思郡的杰弗里歌颂辉煌的封建制度和军事贵族时，骑士气概、荣誉、基督教、身佩刀剑的骑士以及令人神魂颠倒的贵妇人——这一切才被供奉进胜利所照亮的光环之中。后来，马洛礼、斯宾塞和丁尼生又将这一切重新讲述，作了天才的美化。不管是真是假，这些传说已经在人们心目中赢得了不朽的地位。要说这一切都是一位威尔士作家的虚构，那是难以置信的。假如真是他想象出来的，他一定是巧夺天工了。

现代的学术研究还没有接受否认亚瑟这个人的存在。权威史学家在最近的著作中众口一词，亚瑟确有其人。虽然比较谨慎，但他们都坚决肯定。他们说不出亚瑟生活在黑暗时期的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统治，在哪里战斗。但是他们确信，曾经有一位不列颠勇士在不断来袭的风暴中维护了文明之光，用他的剑保护了一批忠诚追随者，令人永志不忘。居住在不列颠高原丘陵地带的四个凯尔特部落都为亚瑟的传说而欢欣鼓舞，并且都宣称他们的地区是亚瑟建功立业的地方。从康沃尔到坎伯兰，到处都寻找过亚瑟的王国和活动区域。

现在人们发表意见，有时未免含蓄至极。有些史家怕遭到反驳，就把看法写得模棱两可，几乎没有明确的含义。下面仅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曾经有过一位叫作亚瑟的小酋长，很可能在威尔士南部。他或许掌握了一些兵权，把凯尔特部落，或者高原地区的部落，或者是把部分高原地区的部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劫掠者和入侵者（他们不一定都是条顿人）。大概也可以说，他也许参加了人们假托于他的全部或部分战斗。不过，也可能是后人假托的。

经过这么多辛勤的研究之后，还是言之无物啊。不过，肯定了有关亚瑟传说的事实基础，倒是难能可贵。本书情愿认为，杰弗里用来取悦爱听故事的12世纪欧洲人的这些事情并非纯虚构。 如果我们能身临其境，看到详情，就会面对一个主题，它就像《奥德赛》史诗和《圣经》旧约一样，有事实根据，又有灵感，而且也是人类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是事实，而且事实更多更好。当人们为了自由、秩序和荣誉而同野蛮、专制和杀戮行为进行斗争时，不管在何地都应当记住，即使牺牲了，也会永垂不朽。所以，让我们宣告，亚瑟王及其可敬的骑士们靠勇气、体力、骏马和铠甲保护了基督教坛上的圣火，维持了世界秩序的主题，杀死了无数邪恶的野蛮人，从而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了榜样。

据说，亚瑟就是杜克斯·贝劳鲁。不列颠应该接受一位总司令，去实现布立吞人50年前请求埃提乌斯委派一个新总督的夙愿，有什么比这更加自然而然、更势在必行呢？既然承认亚瑟统率过一支机动的野战军，奔驰于各个地区，同当地的武装力量并肩作战，那么关于他的活动区域的争论就不言自明了。何况在4世纪，骑兵在战场上变得举足轻重了，步兵的时代暂告结束，而罗马军团的时代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入侵的撒克逊人只是步兵，打仗靠剑和矛，也没有铠甲护身。对付这样的敌人，有一小队的普通罗马骑兵，就足以所向披靡了。如果亚瑟这样的一位酋长组织了一支铁甲骑兵，便能够在不列颠各地行动自如，带领当地人反抗侵略者，从胜利走向胜利。人们怀念亚瑟，寄托了盼望救星归来的心情。该时代日益深重的苦难，使得该传说长盛不衰。亚瑟目前被说成是最后一个罗马人。他理解罗马观念，并且用之维护不列颠人民的利益。科林伍德教授说：“罗马的遗产以许多形象的形式永存，而亚瑟则是这一遗产的最后一个创造者。不列颠尼亚的故事随着亚瑟而告终了。”

南尼乌斯写道，亚瑟的“第12战发生在巴登山。战斗中，光是亚瑟的身边，一天就聚集了960人。除了他，没有人撂倒他们。他每战必胜。屡战屡败的敌人向日耳曼人求援，且不断增兵”。

确定巴登山战场遗址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调查，都一无所获。但是，如果战斗（而且很可能）发生在V字线的中间争议地区，旨在阻止敌人从东边进军，那么最有资格戴上巴登山桂冠的，就是斯温登附近俯瞰巴德伯雷的利丁顿营地了。另一方面，战斗的日期也能很准确地确定。吉尔达斯著作中说，发生在43年零1个月以前，还说，能记住这个日期，因为这天刚好是他的生日。我们从他的书中得知，北威尔士国王梅尔格温在他写书的时候还活着。坎布里亚的编年史中记载，国王于公元547年得瘟疫去世了。所以，吉尔达斯著书的时间最晚不迟于此年。上溯43年，巴登山之战的时间就是503年了。我们还可以借助爱尔兰编年史交叉印证。该史书指出，吉尔达斯卒于569年或570年。因此，他的出生不可能早于490年，发生战斗的日期似可定在490年到503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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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引起激烈争论，入侵者是把当地人斩尽杀绝了呢，还是融入进去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混血了？这里有必要把旨在掠夺的侵略阶段同定居阶段区别开来。吉尔达斯所说的是前一个阶段，他所描绘的情景在300年后丹麦人入侵时又重现了。对定居者来说，这类劫掠在主要忙于开发土地的生活中只是偶然发生的插曲，在战天斗地中，劳动力和土地是同样重要的。从地名上可以看出，在苏塞克斯，消灭居民是常事。再往西，有理由认为，大批不列颠人活了下来。最古老的公元694年的西撒克逊法典，仔细规定了各阶层“威尔士人”的权利，如大地主、“威尔士国王的差役”，实际上是本地的快骑手，熟悉古道。哪怕撒克逊农场没有为了私利留下当地村民充作劳动力，我们也可以抱有希望，有些地方，少女苦苦哀求饶命，美人的悲声呼救和侵略军的肉欲，可能在胜者和败者之间建立某种纽带关系。这样，当地人的血脉得以保存下来，几代人之后，严苛的征服关系也就淡薄了。大规模的灭族行径到底使人感到厌恶。征服者即使没有怜悯，至少会受到实际利益或性欲的引诱。因此，严肃的史家都认为，对于不列颠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的征服主要是主人的更替。富人被杀而大批勇敢不屈的人退到西边的山里，其他许多人则及时逃到了布列塔尼，他们的子孙后代有朝一日是要卷土重来的。

再者，撒克逊人喜欢居住在河谷地区。他们关于经济用地的概念，就是河边的草地晒干草，低坡地种庄稼，高坡上放牧。但是，有许多地方想必经过很长时间，这些低洼地才收拾好，把水排干；在这期间，除了高地田庄的作物以外，他们能靠什么为生呢？比较顺理成章的是，在河谷可以播种以前，他们让本地人当农奴耕种自己熟悉的土地。然后，古老的不列颠田庄逐渐荒芜了，所有的人都聚居到河边或溪头的村子里。群居河谷的居民所操的语言要比散居在小土地上的山间耕农的语言更占上风。对现代英国地名的研究证明，山、森林、河流的名称一般起源于凯尔特语，甚至在村名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地区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不考虑原有种族全体灭绝的情况下，不列颠语言的消失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我们知道有不列颠人幸存的地方也可想而知：他们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而主人却不用学习他们的语言。结果，拉丁语和布立吞语完全让位于后来者的语言，甚至在最早的文献资料中也很难找到拉丁语和布立吞语的痕迹。

但是，岛国的情况也不是完全一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新肯特人定居在原有居民旁边，并且采用了后者的名字坎蒂人。在诺森伯利亚，凯尔特法律的痕迹比比皆是。在汉普郡和威尔特郡，有一条宽阔地带都是不列颠地名，从利斯到德维利尔。这似乎可以说明，本地人仍然在丘陵高地耕种着原来的田地，而撒克逊人则在开垦河谷。这里没有肤色歧视，两个种族的体形也很相似。在许多地区，撒克逊族群可能融入了大量不列颠的血统。

侵略者自己也免不了向往安全的栖身之地。他们的法律严苛，生活困难，都是由于中亚贪婪的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西迁而在他们背后造成巨大压力的结果。外出劫掠半年后回来的武士，总想懒洋洋躺下休息。显然，他们对于渐进式的提示并非熟视无睹。然而，首领和长者不禁要问，何处可得安居之所呢？公元5世纪，来自东方的压力日益吃紧，一年一度的劫掠队伍都从不列颠满载而归，还带来了那里富庶的传说。于是，首领们激发了登岛的想法，如果有顽强骁勇的民族能够占领它，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也许，在这个惊涛拍岸的海岛上，人们可以定居下来，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必整日担心被强者所征服，也不会遭受大陆上与军事生活和部落规矩分不开的巨大日常牺牲。于是，野蛮人挥剑指向，不列颠不啻为一个庇护所。继入侵者而来的，殖民计划、定居制度纷至沓来。希望在前，绝路在后，移居和占领不列颠的活动便逐年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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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耳曼各部落中，撒克逊人是最凶狠的。他们的族名撒克逊遍及整个北方部落联盟，据说来自他们使用的一种叫赛克斯的短剑。虽然根据传说和圣徒比德的著作，是盎格鲁人、朱特人和撒克逊人共同征服了不列颠，虽然各个殖民点具有不同部落的特征，但是，撒克逊人很可能在离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前就差不多兼并了另外两个部族。

我们儿时读的史书，都想大胆地列出所有重大事件的确切日期。公元449年，受国王沃蒂根之邀，亨吉斯特和霍萨在肯特郡原有居民的尸体上建立了朱特王国。公元477年，埃拉携三子来到不列颠，继续进犯。495年，瑟迪克和儿子辛瑞克 现身。501年，海盗朴特建立了朴次茅斯。514年，西撒克逊人斯图夫和威特嘉也登陆，赶跑了布立吞人。544年，威特嘉遇害。547年，伊达来到这里，建立了诺森伯兰王国。对于这些纪年，我们只能说，与事实大体相符，接连不断的入侵者带着殖民者登上了我们不幸的沿海。

其他学术权威描述了另一番景象。I.R.格林写道：

村里的大部分宅舍属于底层的自由农民，但其中有较大的宅舍属于出身高贵的伯爵贵族。这些人世世代代受到尊重，战时全村的首领都是从他们当中选出的，和平时就是统治者。但是，选择纯属自愿，高贵血统的人在法律上不享受半点特权。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早早就实现“贤者通过交流领导全民”的民主理想了。毫无疑问，在日耳曼人的部落构想中，有许多至今仍然令人钦佩的原则，在我们英语民族馈赠世界的信息中，构成了不容否认的成分。但是，征服不列颠尼亚的人根本没有践行这些理想，反而引进了一整套十分卑鄙可恶的社会计划。入侵者把日耳曼各部落通行的一条原则带到了不列颠，即通过金钱的力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有什么平等的话，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内部的平等；要说有自由，主要是有钱人的自由；如果有权利，也基本是财产权。没有犯罪行为不可以花钱解决。除了拒绝出征以外，最大的罪行就是盗窃了。

他们用繁复的先令价码确定了每个人的精确价值——偿命金。王子值1500先令，贵族值300先令，自由农民值100先令，农奴值40先令到80先令，奴隶就一文不值了。一个先令在肯特可以买一头奶牛，在别处值一只羊。这些法律逻辑严密，执法丝丝入扣，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自由农民杀死贵族，赔款是贵族杀人的3倍。法律适用于所有人的家属。杀人可用现款偿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就只好偿命，或者失去自由。当然，价值1500先令的王子在某些方面也受制裁。对诽谤的惩罚是割舌头。如果王子犯了诽谤罪，其舌头的价值是伯爵的5倍，是普通农奴的15倍，只有如数缴纳罚金，才能赎罪。地位卑贱者的舌头当然更便宜了。正如阿尔弗雷德在很多年以后所说的那样，这种赔罚金制度至少比血腥的仇杀好。

血亲关系是日耳曼社会制度的基础。家庭是单元，部落是整体。我们所见的殖民者大转型，是放弃以血亲关系为社会主题，而代之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结构和贵族阶层。这一变化同人们接受的许多教训一样，是随着严酷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各个先锋队为了保住立脚点，同处境差不多艰难的部落进行搏命，最终都不免落入最勇敢、最威严、最走运的军事长官手中。而这已经不是需要几个月或者至多一年的征伐问题了，而是要建立拓居点，要开垦耕种新国土，而且还是深耕出高产的处女地。国土必须用武力保卫，但除了那些踏着原主尸骨勇夺土地的酋长以外，谁能保得住它呢？

日耳曼人在英格兰定居，就会改变原来的外来生活结构。由于旷日持久的军事活动，拓居的武装农民被迫接受更铁腕的国家权威。在日耳曼尼亚的时候，他们没有国王。在不列颠尼亚，他们的国王是从那些自称为古神后裔的首领中产生的。国王的地位日益显赫，他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在社会上逐渐形成新的阶级。这一阶级带来了封建制度的胚胎，最终支配了所有其他的常规。封建领主是主人，也必须是保护者。他必须站在他的百姓身边，打官司时给他们撑腰，发生饥荒时供他们吃食，反过来，他们必须为他种地，为他打仗。

国王起初只是军事首领，后来变成了终身制。但是一旦称王称霸，他就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致命危险。巩固王位是他的首要欲望。“称王不算啥，巩固王位才……” 怎样才能巩固呢？国王唯有招纳一队英勇善战的武士，让他们直接参与征服外国和开拓土地。他赏赐给他们的，只有土地而已。必须建立等级制度，国王身边是和他同建战功、财富共享的人。战利品坐吃山空，而土地却永世长存。土地要多少有多少，土质不一，地势不同，但是，给个体武士分封采邑，却和日耳曼部落的传统格格不入。战争不断，还要开疆拓土，压力重重，所以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于是，起初不显山露水，完全依赖国王赐予财产的地主贵族阶级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从7世纪起，贵族的产生越来越快。布立吞人顽强抵抗了近200年，其间双方各有胜负，而出身神圣的军事领袖所实行的个人统治新制度，也在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中间扎下根来。

走向统一的政策或者社会结构的时候，一些互相倾轧的小王国也相继诞生。当时交通闭塞，没有文字，各个地区如汪洋中的孤岛一样彼此隔绝。因此，入侵部落的后方顿时王侯四起。在日耳曼人的许多致命缺点和恶习中，不善团结的缺点尤其突出。在很长的时期里，不列颠岛只有组织严密的小公国互相争雄的混乱状态。殖民初期，亨伯河以南整个地区的居民共同处于一个王者的管辖之下，但是始终没有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王。他们仍然靠劫掠为生，为了确保他们的战利品安全无虞，也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目前已经有许多著作论述了罗马人在不列颠令人萎靡不振的统治，当时人们因罗马提供的小康生活而变得懒散软弱。毫无疑问，吉尔达斯的著作给人的印象是，罗马政权衰落后，不列颠社会涣散，政府昏庸——这一次算是有根有据的。但是，要想公正地评价这个不复存在的时代，就得承认布立吞人同我们现在所说的英格兰人斗争了近250年。他们在世界性大帝国罗马的庇护下同英格兰人战斗了百年，在150年里则全靠自己。这场斗争波澜起伏。古不列颠人曾经多次取得胜利，抵抗征服行动达一代人之久。当初连罗马人也无法征服的山区，终于再次被证明是不列颠民族不可攻克的堡垒。 jauQdZTlJIDx6wxsQZdZCrObvDWK31m7rR5LTXjPpsFGWlh2lWrWI4DkU38HrA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