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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简称“浙”，境内最大河流为钱塘江，因江流曲折，称之江，又称浙江。浙江地处东南沿海的长江三角洲南翼地区，东临东海，南毗福建，西接安徽、江西，北连上海、江苏与安徽，具得天独厚的江海交汇、南北适宜之区位条件。
浙江陆地面积虽小，仅10.55万平方公里，其南北与东西直线距离均约为450公里，然境内地形复杂多样，地势起伏不平，呈西南高、东北低的阶梯下降态势，大致分为浙西中山丘陵、浙南山地、中部金衢盆地、浙东丘陵、浙北平原、东南沿海平原及滨海岛屿六个地形区，素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称。
山脉自北而南呈大致平行的三支，西北支为怀玉山，延伸为天目山、千里岗山；中支为仙霞岭，延伸为四明山、会稽山、天台山；东南支为洞宫山脉，延伸为大洋山、雁荡山、括苍山，主峰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平原主要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盆地河谷平原以及温台沿海平原等。
浙江地处亚热带中部，属季风性湿润气候，特点是季风显著，四季分明，全年气温适中，光照较多，雨量丰沛，空气湿润，是我国自然条件较优越的地区之一。浙江水系发达，河湖众多，主要有八大水系与四大名湖。八大水系分别是钱塘江、瓯江、甬江、椒江、飞云江、鳌江、苕溪与京杭运河；四大名湖为宁波东钱湖、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嘉兴南湖。此外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最大人工湖——淳安千岛湖。
浙江山地、丘陵广泛分布，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充沛，形成了众多的生态系统，并孕育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根据浙江省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数据显示，药用植物种类达2244种，资源蕴藏量在亿吨以上，有“东南植物宝库”美称，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传统道地药材“浙八味”，同时经引种栽培产生了新一批的道地药材。此外浙江还有独特的民族医药——畲医畲药。
浙江山河锦绣，物茂丰华，星河璀璨，人杰地灵。境内山峦叠嶂、青翠秀丽，平原易野、阡陌纵横，江河婉转、清澈见底，山岛竦峙、星罗棋布，构成一幅绝美画卷，此间胜境孕育过一代代才子佳人，吸引了一批批文人骚客留守驻足，挥墨传唱。李白赠诗曰“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东海横秦望，西陵绕越台。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八月枚乘笔，三吴张翰杯。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白居易回忆杭州，深情写下“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等名句；诗词大家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佳句至今仍在吟唱。
从跨湖桥、河姆渡、良渚等遗址所出土的遗物来看，浙江省的原始农业、纺织业等行业发展均较其他地区为早。春秋时期，于越族创建了浙江历史上第一个国家——越国，定都会稽。因占据地势之利，农业、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春秋末期，商圣范蠡在辅政时，大力发展商业，认为资产乃立业之本，经商是财富之道，倡导农末俱兴，全面振兴越国经济。在吴越战争胜利后，他弃官从商，因经营有道，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公认的商业鼻祖。
秦汉时期，浙江经济落后于中原大地，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其后的六朝时期，因北人大批南迁，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浙江地区的迅速发展，农田水利、纺织业、瓷器业等行业表现突出，故东晋书圣王羲之感叹：“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
隋唐时期，浙江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的增加、农田水利事业的开发、手工业的兴盛和商业城市的蓬勃等方面，这也加快了经济中心的南移。尤其是京杭大运河江南段（江南运河）的开凿贯通，促进了南北方之间的贸易往来，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该时期成为古代浙江经济腾飞的转折点，也进一步推动了医药卫生领域的进步。在此阶段，浙江各府州县置设医药官员，负责用百药医治民疾，加强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因药材资源丰富，品种多、产地广，上贡的中药材数量也位列前茅；医药器具和保健食材琳琅满目；与邻国医药学家、学僧之间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加快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北宋时期，两浙路的社会经济在唐末五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逐渐成为全国首富地区，被苏东坡评价为“两浙之富，国用所恃”。浙江农业的大力发展表现在无论是水利修治，还是粮食增产，均大有提升，这也使得农业生产逐步向商品化、专业化发生转变。浙江商业欣欣向荣，海外贸易十分频繁，香料及外国药材不断流入中国，增添了许多可用新药。北宋末期，战争频仍，疫情肆虐，使浙江的医药从业者有较多的临床诊疗机会，也推动浙江药业的兴盛。另外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促进了医药知识的广泛传播。宋室南迁，北方百姓随之南移，两浙地区的人口得到进一步增长，彼时临安作为南宋首都，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往来辐辏，非他郡所比”“大小铺席，连门俱是”，俨然一幅兴盛繁荣景象，大街小巷，药铺林立，药材丰富，对外贸易与日俱增，医药事业发展水平为全国之冠。
明清时期，浙江区域性的经济结构出现一些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经营方式的改变、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昌盛以及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由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浙江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首先，此时期浙江农业得到全面发展，粮食作物品种增多，栽培技术日趋精细，中药材种植讲究道地，种植面积也大幅度增加，还有倪朱谟、赵学敏等医药学家不断探索海洋药物，等等。其次，城镇经济方面，浙江城镇数量增加，工商经济有了较大发展，逐步成为全国工商业大省份之一，进一步促进中药材的市场流通和药材经济的发展。明末清初，十多位外来传教士来浙传教，带来西方的文化与科技，致使传统医药学突破原有束缚，再次飞跃。另外，此阶段浙江医药学家辈出，名医人数和医药著作之多渐冠全国各省之首，蔚为壮观。
浙派中医本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与国家命运、历史变迁等息息相关。主要表现为稳定的地区建制、北人南迁带来人口增长的医疗需求和中原人文文化等，这些都是推动浙江医药进步的重要因素。
浙江历史悠久，古称瓯、越。历史记载，唐虞、夏、商、西周时期，我国被划分为九州，浙江地区分属扬州。春秋时期，浙江境内出现最早的国家——越国；秦汉之际，浙江地区的地方政区制度开始确立起来，东汉时政府将原会稽郡分吴、会两郡；隋朝朝廷在浙江设置7州24县，取代原有的郡县制；唐代在此基础上将浙江分为11个州，这对之后浙江的行政区划有着深远影响。北宋初年，全国设路、州、县三级行政区划，浙江地区属两浙路，下辖11个州，至此11个行政区域（二级政区）的格局已完全形成，后世行政区划皆以此为蓝图。元末明初，浙江省基本形成，后朱元璋在杭州设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浙江省。1381年，浙江行省管辖下属11府。至此，浙江省境最终形成。清初该地区被清政府正式命名为“浙江省”。自唐以来“一省辖11州”的行政区划从未改变，长期稳定不变的地域格局，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特色文明的生成和区域文化的认同缔造了有利条件。
浙江历史上有过两次人口大迁徙，分别是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两宋之际的靖康之变，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潮使浙江地区人口激增。谭其骧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记载：“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即晋永嘉之丧乱，致北方平均凡八人之中，有一人迁徙南土；迁徙之结果，遂使南朝所辖之疆域内，其民六之五为本土旧民，六之一为北方侨民是也。”如是观之，大批北方人口南迁入浙，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及医疗需求，势必刺激浙江本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当时南迁的中原人士中，多为文化望族，有儒学世家、仕官之第以及衣冠之族等，这些士大夫除了为浙江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外，还带来了优秀的汉文化，使南方地区的文明程度呈现反超北方的发展态势，也为后世浙江地区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人口大迁徙是宋室王朝南迁浙江，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使得浙江一带人口再次突跃，中原文化再度南移，形成江南地区取代中原地位的局面，使浙江成为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宋时期，浙江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雕版印刷、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着杰出成就，其人文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都堪称空前绝后，该时期的浙江医药事业得到了极大发展。
自古圣贤明哲皆留心于医药。第一次中原人口南迁后，浙江一带医药卫生领域的发展突飞猛进。数百年间，政府高层设置了医药学官员，加强了医药行业的管理，出现了陈藏器等一批著名的医药学家；同时政界浙江籍要人精通医药者大有人在，如宰相陆贽、户部侍郎杜光庭、药局奉御陈士良等。政界与医药界、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有机融合，皆为浙江医药卫生事业的繁荣昌盛埋下了种子。
两宋政府高度重视、扶持医药学发展，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一不关心医药，出现了为政者热衷医药、仕人懂医、文人通医的风尚。北宋官方设置了许多医药机构，如校正医书局、惠民局、和剂局等。和剂局、惠民局等官药局在建立之初，就在平抑药价、便利群众、防治疫病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历史上一大批由政府主持的本草著作均在此时期完成，如《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订本草》、《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等。艾晟在杭州仁和县任职期间补订的《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的颁布流行做出了重要贡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初刊于1078年，是宋代太医局所属药局的一种成药处方配本。最早曾名《太医局方》。徽宗崇宁间（1102—1106），药局拟定制剂规范，称《和剂局方》。大观时（1107—1110），浙江籍医官裴宗元、陈师文曾加校正，成5卷21门、收297方。南渡后绍兴十八年（1148）药局改“太平惠民局”，《和剂局方》也改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本书在对后世医药学尤其是方剂、成药的应用与研究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北宋一些政府要员在浙任职期间颇为关注医药卫生的发展。范仲淹在担任宁波刺史时提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口号，将医学抬高到与治国安邦同等的崇高地位。而在医药书籍方面，有杭州人沈括编《良方》《灵苑方》，苏东坡撰《苏学士方》（后人将《良方》与《苏学士方》合订为《苏沈良方》）等。此外，苏轼还成立了杭州第一所为民服务的医院——安乐坊，这也是他在医疗卫生领域做出的杰出功绩。王安石在任鄞县知县时，重视医学，关心民间医药，并在县府门外刻竖“善救方”石碑等。
南宋时期，大批政界、文坛、医界等上层名流迁入浙江，客观上也为浙江地区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官方层面，南宋中央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医事制度和法规，对医政体制和医学教育制度的改革，重视医药人才的选拔，开办地方医学教育，注重实际医疗技术，实行严格的考试与奖惩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医药卫生行政机构和管理系统。
明代政府不仅沿袭元朝的职业和地位的政策分订，还制定了一套更为严格的世医制度，这一政策的主导，巩固和强化了浙江地区医学的家族传承。清代杭州侣山堂的问世，使浙江民间创办的中医药学教育机构跻身全国先进行列。清末民初，浙江瑞安利济医学堂在全国中医药学的教育中独树一帜，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在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并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鼓励、支持各省地区开展中医药医疗建设。在当代，国家、省政府充分肯定了浙江中医药在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发展，并继续支持浙江中医药大学建设成为一流中医药大学，努力推进浙江省从中医药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
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医药学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奠定了中医药的理论基础，成功为中医临床提供了指导，还决定着中医药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大主流文化是中医药学形成、发展的重要源泉。
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准则，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以济世利民为最高人生理想，正如《伤寒杂病论·序》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其人生观、伦理观促使许多儒学之士投身于医学研究，甚至弃儒从医。据《浙江医林人物志》所载的1700余位医家中，大多数为儒生。古时医术又称“仁术”，或谓“医乃仁术”，这都秉承自儒家的仁义观。当儒士们应举不第或官场失意，无法实现其安邦治国之志，便退而求其次，“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认为救治一方百姓，亦可实现利世济民之个人理想。这在浙江医学史上，不胜枚举。如医家朱震亨，他在青少年时便立志从政，钻研儒家经典，三十五岁师从理学家许谦，其在学习期间，曾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但都未中，遂决意断绝仕途，专攻医学，终成一代杏林大家。
儒家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讲究学有所用、经世济用，尤其是浙东学派的兴起，对浙江地区本草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南宋时浙江本草学派以“简化本草，变更体例，以符实用”为宗旨，一改北宋以来的药典性本草之风，反以私家著述的临床节要本草为主流，较前代本草更适应临床用药需求。如陈衍《宝庆本草折衷》、王介《履巉岩本草》等，这些以实为宗的节要性本草书籍，独具地方特色。
儒家有着浓厚的尊经重典思想，对经典的学习推崇备至。在医药学方面，讲求对《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伤寒杂病论》（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书的深研与注释，这一现象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本草一脉，张志聪《本草崇原》、莫文泉《神农本（草）经校注》等俱以注释《神农本草经》为主，充分体现了尊经重典的思想内涵，为浙江本草学派的繁荣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从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角度考察，对其影响最为深远的当首推道家。所谓“综罗百代，广博精微”，道家文化几乎无所不包，微妙非常，医药亦属道家文脉分支。《抱朴子·内篇》云：“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自秦汉始，凡方士之流莫不亦道亦医，医道同兼。东汉以降，道家黄老思想已然成为一种宗教派别的道教传入浙江。魏晋南北朝时，随着文化重心南移，浙江逐渐成为道教传播的重要区域，许多深山茂林都留有他们的炼丹遗迹。
东汉末年，道教大师会稽魏伯阳撰写了现存世界上第一部炼丹书《周易参同契》，此书也是一部关于养生长寿的系统性著作，被道教及炼丹家们奉为圭臬。东晋葛洪曾在杭州葛岭炼丹，至今仍遗有葛仙庙、抱朴庐、渥丹室、流丹谷、还丹古井等遗迹，他撰写的《肘后备急方》为后世所熟知。南北朝时，道家陶弘景曾隐居浙江安吉、括苍山等地，撰著《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等书，这对本草学的兴盛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此外，唐末五代时期，宁波籍道人日华子收集当时诸家本草之用药经验，完成了以临床实用为主的《日华子诸家本草》（简称《日华子本草》）。这些浙江道家人物、学者，在浙江本草学派的传承和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本草学的嬗递做出贡献。
中医药基本理论在汉代已然成型，此时佛教尚处于传入阶段，所以对中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及儒、道两家。但自汉以后，浙江佛教寺庙逐渐林立，信仰者络绎不绝，南宋时杭州有“东南佛国”之称，精通医学的僧侣和兼修佛学的中医药人才荟萃一堂，巩固了中医药的传承，并对其进行拓展和延伸，特别是在中医药学的传播与发扬方面，佛教徒起到不可替代的传承作用。
湖州道场山碧琅湖僧以集珍膏治恶疮而名。后有皈云僧，精通医学，尤精外科，医技远近闻名，求治者日无暇晷；多年来他不辞辛苦，弥留时将其经验秘藏修炼升、降、膏、丹方药抄本，传给当地费姓子弟，该抄本便是著名的《方外奇方》。明代杭州人卢复，幼学岐黄，兼通禅理，一生行医，著作颇丰，现存医著有《芷园臆草存案》《芷园臆草题药》；其子卢之颐继承父业，精医通佛，著有《本草乘雅半偈》等医著，治病常以禅理参证医理、药理，屡起沉疴，名声远扬。清代绍兴人姚澜，又称维摩和尚，长于本草，编有《本草分经》。
精通佛教的医药学家不仅为我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鞠躬尽瘁，甚至漂洋过海赴日交流医技。宋金元时期，浙江高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赴日时带去了大量医籍与药材。明清时期浙江籍赴日僧人不计其数，如陈元赟、戴笠、澄一、隐元隆琦、心越兴俦等，均为浙江本草学派的传播与兴盛做出了一定努力。
相传“佛门圣地，多出良药”，佛家自古便与本草有着不解之缘。我国佛教四大圣地之一，观音道场的普陀山盛产能治肺痈、血痢的普陀山茶，以及百合、山栀、天冬、何首乌、半夏、沙参、艾、益母草等药材。佛教天台宗道场之天台山亦盛产药材乌药、黄精、山药、孟菜、茯苓、茱萸、何首乌、白芷、黄寮郎、耆婆藤、天寿藤、石南藤、清风藤、紫葛等。其他诸如杭州等地区的一些佛教寺院也培植药材，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浙江地区本草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