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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藏器认为病有寒热虚实之不同，药有采摘时节之各异，主张医者用药遣方须懂药性、明药理、知药量、晓采摘时节等，批评当时之医“不识药性、不懂药理，徒有疗病之名”，故在此基础上首创“十剂”之说，开创药物按功效分类之先河。
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类。具体而言，“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是也；通可去滞，即通草、防己之属是也；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泄可去闭，即葶苈、大黄之属是也；轻可去实，即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铁粉之属是也；涩可去脱，即牡蛎、龙骨之属是也；滑可去着，即冬葵、榆皮之属是也；燥可去湿，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湿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属是也”。（关于“十剂”的创始者，历来颇有争议：据丹波元坚考证，首创者为唐代陈藏器；而李时珍认为是北齐徐之才，近来诸多医史专家持前者之说。）“十剂”的创立，一方面促使中医理论与治疗方法相结合，加强了临床辨证用药的指导性；另一方面还将同类药物进行系统归纳，方便记忆、学习，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宋代《圣济经》借鉴陈藏器之说，将其应用于方剂按功效分类，即在十字之后各加一“剂”字。如云“郁而不散为壅，必宣剂以散之，如痞满不通之类是也。留而不行为滞，必通剂以行之，如水病痰癖之类是也。不足为弱，必补剂以扶之，如气弱形羸之类是也”。北宋医家创用“十剂”之名，为后世方剂的分类开辟了道路。因此，可以说“十剂”也成为了指导方剂分类之标准。金元时期，“十剂”理论得到充实发展，并加以深化。如成无己以“十剂”理论阐释方剂功用，刘完素将前人理论进行系统总结，张从正以此为攻邪法提供依据等。明清时期，“十剂”理论更是得到全面深化，诸家著作皆用之阐发药物作用，以致日臻完善。如沈金鳌《要药分剂》中将“十剂”分类理论付诸实践，叶天士、吴鞠通等以“十剂”理论全面指导临床诊疗等。
“十剂”初时用以反映中药药性和功能，为中药分类提供新的方法，到后世又成为方剂的分类方法之一。纵观其演变历史，它促进了本草学、方剂学的发展，加深了本草学、方剂学的内涵，对临床各科遣方用药的影响也较大，至今仍指导着临床诊疗。
中药法象思维是中医药理论的特色思维方式。通过对法象思维的应用，逐步形成中药药性理论。如“四气”“五味”“毒性”“归经”等理论，这些理论是现代中药理论的核心。而兴于金元、盛于明清的“法象”理论，作为探索中药作用机制的一种理论模式，则是对以“四气五味”为核心的中药理论的重要补充。明代嘉兴贾所学在《药品化义》一书中首创“药母理论”，这是将药学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以体、色、气、味、形、性、能、力八法为主体来阐释药物性能，该理论在中药药理的发展进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传承作用，被称为“一世之指南”。
“药母”理论的创立缘由，乃因贾所学有感前代医家未对药物理论进行统合整理，使后学者“悬断遥拟”，无所依凭，加之受到刘完素、张洁古等先贤影响，故而提出“药母”理论，寻找到以八法统摄诸法，将其他药理原则联系起来，形成以功效主治为核心的完整的中药理论体系，进而“订为规范”。所谓“药母”，乃取法于“书有字母，诗有等韵，乐有音律”，目的在于归纳中药药理的要素，使之成为“辨药指南，药品化生之义”的发源。
虽然贾氏“药母理论”尚存不足之处，每一法之中的七个子项并未全面涉及，且存在药物的性能不在七个子项里的情况，但对当时的医药界来说，该理论所构建的体系是合理的、先进的，后世《本草备要》《本草从新》《本草求真》等著作均从该书中得到启发。现代学者徐鹤凤亦从“药母”理论着手辨别、发掘彝药，不失为一种学术传承。
张志聪认为神农著《本经》，是依观察五运六气而得，而后世之人谈论药性，只言“某药治某病，某病须某药”，是不明经旨，仅“药用”之功耳，非“药性”之道。只有“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若仅沿袭前人之药用而不对其探源究流，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故张氏以五运六气的角度对《本经》进行诠释，撰《本草崇原》，阐明药性，以益后学。
《本草崇原》是历史上第一部注释《神农本草经》的药学专著，张氏在该书中创立了探五运六气之原、明阴阳消长之理的药气理论，用以阐明药性，其解释颇为详备。张氏论述药物，往往从生长特性入手，推衍所禀六经，并将之与他经脏腑相合，以兼治相应之证，故能祛病疗疾。其说理丝丝入扣，令人叹为观止。如麦冬“气味甘平，质性滋润，凌冬青翠，盖禀少阴冬水之精，上与阳明胃土相合。主治心腹结气者，麦冬一本横生，能通胃气于四旁，则上心下腹之结气皆散除矣。伤中者，经脉不和，中气内虚也；伤饱者，饮食不节，胃气壅滞也。麦冬禀少阴癸水之气，上合阳明戊土，故治伤中、伤饱。胃之大络，内通于脉，胃络脉绝者，胃络不通于脉也。麦冬颗分心贯，横生土中，连而不断，故治胃络脉绝。胃虚则羸瘦，肾虚则短气，麦冬助胃补肾，故治羸瘦、短气。久服则形体强健，故身轻，精神充足，故不老不饥”。
张志聪的药气理论承《本经》而引发后世之论，对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仲学辂《本草崇原集说》均有启发，并对当世医者正确认识药物及其临床应用，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陈藏器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实践经历，以及参阅的文献资料，对彼时品种混乱的药物以及《新修本草》等前代本草著作中记载舛误的药物，在《本草拾遗·解纷》中进行审辨、纠正，这与此前的本草著作有所不同。对于品种有异以及记载有误的药物，前代本草著作俱将此类言论附于该药之下，不做专项讨论，而像《本草拾遗》这样专设“解纷”3卷的，尚属首次。
从《本草拾遗·解纷》中可看出，陈藏器的药物鉴别经验相当丰富，对药物品种的考订既精且细，要言不烦，对后世本草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李时珍对陈藏器极为推崇，他在《本草纲目》黄精条注云：“历代本草惟陈藏器辨物最精审，尤当信之”。清代赵学敏亦受陈氏影响，在其撰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开篇首明“正误”，并列数药以作甄别，由此可见一斑。曹炳章更是专集成书，写成《增订伪药条辨》《规定药品考正》二书。当代中药鉴定学、中药资源学以及本草考证等相关文章体现的便是对“解纷”的传承与发扬。
自朱震亨滋阴学说盛行以来，明代医家多遵从之，出现喜凉忌温之偏向。故张介宾创“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诸论以救时弊，在处方用药上，据自身亲历体会对药物进行筛选、阐发，审辨性味，明其功用，重视温补，提出“药中四维”之说。
所谓“药中四维”，即张氏在《本草正》中言：“夫人参、熟地、附子、大黄，实乃药中之四维。”其誉人参、熟地为治世之良相，附子、大黄乃乱世之良将，并进一步指出四药的应用法则，“兵不可久用，故良将用于暂；乱不可忘治，故良相不可缺”。今时观之，人参者系补气药之纲维，熟地为补精血药之纲维，附子是温里回阳之纲维，大黄则是攻积泄热之纲维。
张氏的“药中四维”说，客观准确，鞭辟入里，是其在临床上辨证运用此四药的重要体会，亦为救偏补弊而设，为后世医家如陈士铎等临证运用“药中四维”时提供了重要参考，并促进其学术思想萌发，即便在当代，“药中四维”说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仍未过时。
清代凌奂对药物有着辩证认识，他认为“凡药有利必有害，但知其利，不知其害，如冲锋于前，不顾其后”，不仅要知晓“药利”，更强调明白“药害”的重要性。若识证不清，用药不审，均会产生药害。故凌氏“集各家本草，补入药之害于病者，逐一加注”，并先陈其害，后言其利，对当时药物不良反应进行集成、归纳，著成本草史上第一部药物不良反应专著——《本草害利》。
凌氏的“药害”观，主要有药物本身性能之害、药物使用不当之害、药物修治不当之害三类。药物本身性能之害，是指部分药物的偏性较大，性味峻猛而烈，或本身含有有毒物质，对正常人体产生伤害，如“巴豆”之害，“此禀火烈之气，触人肌肤，无有不灼烂”。药物使用不当之害，意指临床上因误用、滥用、久服，或配伍不当、服用方法不当等原因导致的药害，如车前子之误用，“其性冷利，专走下窍……若遇内伤劳倦，阳气下陷之病，肾虚脱者，皆在禁例”。而药物修治不当之害，包括炮制方法不当、采收不当等方面。凡炮制失当，非但不能减毒、增效，甚至反而增强药物之毒性，如辰砂“镇养心神，但宜生使，若经伏火，及一切烹炼，则毒等砒硇，服之必毙，戒之。独用多用，令人呆闷……若火炼，则有毒，服饵常杀人”。
因此凌氏首列“药害”，重在警示学者辨证认识药物害利，详辨药性，因证炮制，合理配伍，使药用得当，趋利避害，不致枉折人命，这对于合理用药，减少“药害”，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陈藏器因看到唐代颁布的《新修本草》药物多有遗漏，故在其基础上，对唐代药物再进行补遗、总结，写成《本草拾遗》。因该书流传较广，后世国内外本草著作多有引用，受其影响者绝多。
是书“拾遗”部分在全书中占比最多，凡6卷，据尚志钧从《证类本草》等文献中辑得《本草拾遗》药物692种，这些均不见录于《唐本草》。其中包括玉石部、草部、木部、兽禽部、虫鱼部、果菜米部等，在每一增辑的药物之后，均详细记述其别名、产地、性味、主治、形态，并纠正药名讹误、甄别近似药，以及附录诸家评语等内容。另外，还记载了国外药物，如耕香、独自草、结杀等，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药学宝库。虽然这些新增药中常用品很少，但也可窥探到作者涉猎之广、学识之博。
对于浙江医药学家来说，陈藏器《本草拾遗》一书，开启了后世学者对本草进行拾遗的新风气，如朱震亨、赵学敏等。陈藏器《本草拾遗》与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两本本草学的“拾遗”著作，犹如两座丰碑，彰显着浙江本草学的辉煌。
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便是对寇宗奭《本草衍义》内容进行增补。其“补遗”之意，一是补充了《本草衍义》未选录的47种药物，二是对《本草衍义》原有药物进行补正，完善了寇氏遗漏或疏略的一些释药款项，如各药的别名、气味、功用主治以及药物鉴别等，既丰富了本草学内容，又拓宽了药物的临床使用范围，可谓朱震亨在本草领域的一大贡献。
赵学敏是继陈藏器后浙江地区的又一本草补遗大家。因鉴于《本草纲目》刊行后近两百年，本草学有了新的发展，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整理、总结，故凡《本草纲目》未载之药，或虽载但不详者，赵学敏皆拾而录之，名曰《本草纲目拾遗》。赵氏治学态度严谨，所引医药及与之相关文献达600余种，同时尤重实践，凡医药之事，莫不游访请教，故《本草纲目拾遗·凡例》云，本书“虽主博收，而选录尤慎……必审其确验，方载入”。据统计，全书净增药物716种，为历代本草新增药物之最。赵氏注重草药的收录，尤其是记载了浙江一带大量的药用植物，还特别收载许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沿海地域以及国外的药物。该书是对清中期以前的中草药进行的一次系统大总结，为现代药物学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王介所绘撰的《履巉岩本草》为浙江杭州地区首部地方性本草著作，也是我国本草史上现存最早的彩绘本草图谱，开辟了绘撰地方本草图谱之先河。王介虽祖籍为琅琊（今山东胶南），但研究本草的活动主要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其曾为南宋庆元年间内官太尉，以丹青见长，晚年隐居临安皇城郊外慈云岭西。王氏因有感药物“产类万殊，风土异化”，真伪难辨，故尽己所长，效法《本草图经》，对慈云岭一带的山地植物进行彩色描绘，并附以药名、主治、用法、单验方等信息，编为《履巉岩本草》，以使“园丁野妇，皮肤小疾，无晨昏叩门入市之劳，随手可用”。惜原书已佚，现存本为明代转绘本，饶是如此，该书仍为彩绘本草之代表。
《履巉岩本草》凡3卷，一药一图，先图后文，共收药物206种，现存药图202幅（残脱4幅）。该书药图的图式可分四类，即“折枝式”“全株式”“全览式”与“截取式”，尤其是“截取式”这一画法的开创，使植物的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如实物（如穿心佛指草等）近在眼前。绘图写实细致，比例真实，质感逼真，栩栩如生，本草学家赵燏黄先生誉为“丹青家之本草写生鼻祖矣”，达到了作为艺术品的审美高度。后世医药学家胡瀅、李时珍亦参考、引用过该书。当代本草学者郑金生、张水利等在考订此书药物品种时，尤重所示药图特征，并详加分析。因此，该书极具学术研究价值与美学价值，对研究杭州地区的植物分布、本草考证及民间用药情况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倪朱谟，少年业儒，中年弃儒从医，对本草尤精，认为李时珍《本草纲目》“该博倍于前人，已尽辨别之功”，遂除集历代本草诸书之精要外，常访游江浙诸地，拜访、咨询当地时贤耆宿，采录经验、论述，撰成《本草汇言》。
倪氏博览群书，“是书先尊《神农本经》，次录陶弘景《别录》，次《唐本草》，唐新定本草，次甄权《药性本草》，次孙思邈《千金·食治》，次陈藏器《本草拾遗》，次蜀昶《本草》，次宋《开宝本草》，次宋《嘉祐本草》，次《日华本草》，次东垣《用药法象》，次丹溪《衍义补遗》，以至《会编》《蒙筌》，并元明旧本不下四十余种”，加之“遍访耆宿”148人，采集各家证验确论，一一核载，并进行“甄罗补订，删繁去冗”，因此书中无论是药学理论、形态产地，还是附载方剂，均语言扼要，是前人知识之精华。倪氏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本草，书中某些篇幅虽少，但其内容全面，“往代名言，庶无渗漏”，堪称医药并举的一代名家。《浙江通志·方技》对倪朱谟《本草汇言》称赞有加：“世谓李《本草纲目》得其详，此得其要，可并埒云。”
《本草汇言》以汇集往代明哲及同时代名家对药物的认识为主，既涵盖生药学知识，又包括药性理论、用药经验等临床内容，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本草著作。书中内容精简实用，尤其是对江浙一带医家的临床验方的记载，不见于其他资料中，现代《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等著作对该书的有关药论与集方内容有过征引。
赵学敏所著《串雅内外编》是关于民间走方医的医药方书，也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民间走方医的专著，揭开了走方医的千古之秘。走方医在过去长期被一些封建统治者或是一些“正统”医生所轻视，正如《串雅·原序》云“……草泽医……人每贱薄之，谓其游食江湖，货药吮舐，迹类丐，挟技劫病，贪利恣睢，心又类盗，剽窃医绪，倡为诡异”，赵学敏深知这是对广大走方医的偏见。赵氏从实际出发，看到走方医的医术具有“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的特点，并与其族人赵柏云晤谈后，深感走方医的医术“颇有奥理，不悖于古而利于今”，遂编《串雅》一书，欲使串铃医术获得较广泛流传。“串雅”之“串”即走方医术，“雅”为合乎规范，以“串雅”名书，意在强调走方医术合乎规范。
走方医在治疗上有三个特点，《串雅内编·绪论》云“走医有三字诀。一曰贱，药物不取贵也；二曰验，以下咽即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仓卒即有”。一名称职的、优秀的走方医，须掌握一套简、便、廉、验的方药和治法，对民间草药及应用相当熟悉，能较快地治疗好疾病。其所用方剂多为单方或药味不多的验方，如《串雅内编·单方内治门》“治呃逆，刀豆子烧存性，白汤调服，立止”，又如《串雅内编·截药内治门》中，“截头风”方，用香白芷、川芎、甘草、川乌头，并以细茶薄荷汤调下，治疗头风等。
简、便、廉、验的民间医药，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医药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如何发掘、利用好民间宝贵的医药知识，使之更好为临床服务，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1.对浙江省内各学派的影响
（1）对伤寒学派的影响：伤寒学派是指以研究或阐发张仲景《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为核心的医学流派。伤寒学派肇始于晋唐，鼎盛于明清。历史上浙江籍医家研究《伤寒论》者不胜枚举，代表人物有朱肱、陶华、柯琴等，都为伤寒学派的继承与发扬做出了努力。本草学派与伤寒学派的关系最为密切，二者同根同源，皆出于“神农本草”一脉。现当代诸多中医学者如胡希恕、岳美中、黄煌等，认为仲景《伤寒》之源在《汤液》，《汤液》之源在本草，可以说伤寒自本草中衍生而出，后自成一派，因此二者同出一源。《伤寒》全书以六经为辨证方法，以方药为治疗武器，举手投足，立起沉疴，效如桴鼓。后世伤寒医家为明治病疗疾之理，于方证、药证之中探微索隐，找寻《伤寒》奥旨，不断丰富发展着《伤寒论》。
朱肱以《伤寒论》113方为本，汇集仲景有关条文，编为“药证”一章，使病证方药密切结合，完整地反映了113汤方的主证、变证和随证加减之变化。其言“古人用药，如斗运转，故攻病的而取效速，一服知，二服愈”，并例云“假如理中丸证，肾气动者，去白术；小柴胡汤证，小便不利者，加茯苓。盖脾恶湿，肾恶燥，白术治湿，茯苓利水，故肾气动者去白术，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以此推之，然后知不可执方疗病，须是随证加减”，提出在临证治疗时注意把握药证。
陶华对伤寒的辨证用药及制方方面见解独到，不拘一格，如在《伤寒证脉药截江网·论伤寒用药法则》中言“表汗用麻黄，无葱白不发……非人参、竹叶，不能止虚烦”“非天花粉、干葛，不能消渴解肌……非犀角、地黄，不能止上焦之吐衄”“非黄芪、桂枝，不能实表间虚汗……非茵陈，不能除黄疸”“非枳、桔，不能除痞满”等。制方方面，陶氏在《伤寒论》经方基础上，把握药物应用规律，加减化裁，别创37方，如升麻发表汤、柴葛解肌汤、导赤散等，对仲景伤寒有了新的理解与发挥。
清代柯韵伯是伤寒学派以方类证的代表医家，其研究《伤寒论》之辨证施治体系，即从方证入手。他认为仲景用药的加减变化，皆不离辨证，“细审仲景方，知随证立方之妙；理会仲景加减法，知其用药取舍之精”；并在阐释方剂配伍时，从药物的性味归经入手，重视药物的形色法象，并结合脏腑功能，以此注解方药功效。如其在论述真武汤时，曰“真武，主北方水也……取此名方者，所以治少阴水气为患也。盖水体本静，其动而不息者，火之用耳。若坎宫之火用不宣，则肾家之水体失职，不润下而逆行，故中宫四肢具柄……法当壮元阳以消阴翳，培土泄水，以消留垢。故君大热之附子，以奠阴中之阳；佐芍药之酸苦，以收炎上之气；茯苓淡渗，止润下之体；白术甘温，制水邪之溢；生姜辛温，散四肢之水。使少阴之枢机有主，则开阖得宜，小便得利，下利自止，腹中四肢之邪解矣”。又如分析黄连阿胶汤的用药之意时，柯氏根据药物法象特点，论“鸡卵法太极之形，含阴阳两气，其黄走血分，故心烦不卧者用之，此仲景用药法象之义也”。
诸上所说，药为方之基，方随证而立。本草学派与伤寒学派一源多流，水乳交融，伤寒诸方之药对配伍、加减变化均系本草矣。
（2）对绍派伤寒的影响：绍派伤寒是指发端于浙江绍兴地区，以外感病证，尤其是湿温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寒温一统的独特理论体系及其诊治方法，探究病变规律的一个医学学术流派。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既以六经钤百病，又融汇温病学派的三焦理论，且在四诊上尤重观目、辨舌与腹诊，治疗常以清化为主，施以轻灵之品，并注重疾病调护、讲究饮食宜忌。因此，绍派伤寒既有别于一般的伤寒学派，又异于温病学派，是带有地域特色的医学流派。
浙江地处江南，多感湿温为病，治疗当以清宣化湿为主，处以淡渗宣透之药为宜。绍派伤寒代表人物俞根初认为，“浙绍卑湿，凡伤寒恒多夹湿”，若以仲景之法遣方，治江南之病鲜有疗效，遂须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仲景之法。并指出若湿从寒化，“予于辛温中佐以淡渗者，防其停湿也”；若患湿温，当以清化为主。因此立法多芳香宣透以开达上焦；或辛凉、微温以发其汗，清水之上源；或淡渗利湿，以运中渗下。纵观俞氏《通俗伤寒论》所载百余方，多佐以渗利之品，或芳香之药饵，而且特别注重轻、灵、验。轻者，即质轻、量小，多为芳香宣发上浮之品；灵者，谓圆机活法，随证加减也；验者，则是方药切证，不偏不倚。如苏羌达表汤，组成为：苏叶（钱半至三钱）、防风（一钱至钱半）、光杏仁（二钱至三钱）、羌活（一钱至钱半）、白芷（一钱至钱半）、广橘红（八分至一钱，极重钱半）、鲜生姜（八分至一钱）、浙苓皮（二钱至三钱）。另外，俞氏善用鲜品及汁，如鲜茉莉花、鲜生地、鲜茅根、鲜菖蒲、鲜荷叶等，取其汁多味淳，能直指病所之意，如五汁一枝煎。
何廉臣不但继承了俞根初的理论体系，而且在实践中得到真知灼见，融入新义。他根据“吾绍地居卑湿，天时温暖，人多喜饮茶酒，恣食瓜果”的地理人情，认为绍兴时病多于杂病。若以时病论，伏气多于新感。在时病中，又以夹湿者、寒包火者居多，故其辨证首重湿与伏气，施治主芳淡和清透，在学术思想与用药上均与本草学派的施药制方特色一致。
浙江本草学派医家因此制宜，圆机活法，临证善用鲜凉轻清之品的制方用药特色对绍派伤寒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
（3）对温病学派的影响：温病学派，源于《内经》，殊与伤寒，成于河间，盛于明清。从金元医家刘完素始，自成一派，后有明代汪石山、吴有性，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瑭等人前仆后继，不断补充发明。至浙江王孟英以《内经》《伤寒》为经，叶、薛诸家之说为纬，著温病学集大成之作《温热经纬》。又有衢州雷丰继前人之旨，融以自身临床之经验撰为《时病论》。自此浙江温病学派逐渐形成。
温病是机体感受温热邪气引起的外感急性热病，极易伤及阴液，加之浙江多湿多热的地理特点，易成聚湿成浊之象，致使温病好发于南方，因此在选药治疗上喜用鲜凉轻清甘润之品，以固护阴液，即谓“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通过对温病四大家之一王孟英使用的鲜药进行四气五味分析，发现王氏所用鲜药以寒凉者多见，以甘、苦、辛味为多，如西瓜、鲜地骨皮、鲜芦根、鲜茅根、鲜藕、鲜银花、鲜地黄、鲜桑叶、鲜菊花、鲜莱菔、鲜梨、鲜竹叶、冬瓜等，而这些多为浙江道地药材，尤以杭州地区所产为胜，因此本草的发展与应用，推动了温病学派的兴盛。王氏《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所载“人身之气贵乎周流无滞，则浊降清升。虽感客邪，亦潜消默化，而不能留著为病”，倡导“但择轻清平淡者食之”，反对“无故喜服参药，妄食腻滞之物”，从而“窒塞脾胃气机的正常升降”的主张与浙江本草学者在遣方用药上注重气畅血活的特点相符。
雷丰《时病论》中60种时病治法（处方），近一半的处方使用鲜药，具有顾护津液、升阳健脾、透邪外达、开窍急救等功效，特点鲜明，独具匠心。所用鲜药的应用形式多样，有入药同煎、煎汤代水、冲兑法、外用取嚏法等；其中部分鲜药为药食同源之品，是为取用方便；还有的鲜药用作药引，以增强方药疗效，凸显其用药方法灵活多变的特征。
（4）对医经学派的影响：浙江医经学派是指浙江地区以《内经》研究为主的医学流派。该流派发源于西汉，成形于宋元，经明清时期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浙派中医主要学术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有马莳、张介宾、张志聪、高世栻等。
马莳幼年从儒，因身弱患疾，遂弃儒更医。其精于临床，对《内经》研究颇深，擅长以经解经，在其两本《发微》著作中，除《素问》《灵枢》互证外，常广征博引，择善从之，如《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皮部论篇第五十六》引“《本草》（指《本经》）至夏则草枯而有夏枯草之类”一语，以佐证其言“夫阳明而曰害蜚者，阳气自盛，万物阳极而有归阴之义，故曰害蜚。物之飞者，尤为属阳也”。
张介宾讲求治病求本，辨证精一，处药精专，对本草的药性主治把握有深刻体会。他说：“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拨之，即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以多矣。”大力提倡药力专一，其自创诸方，均药力纯厚专一，如左归丸、右归丸、左归饮、右归饮等，深得“神农本草”一脉的用药精髓。另外张氏用补，先以形体为主，注重温补精血，体现了浙江本草学派立法遣方首重气血的特点。他于“八阵”中云：“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大门路也。”观《新方八阵》，景岳常选用熟地黄、当归、枸杞、山茱萸、山药等用以补益精血，其中又以熟地黄为首选之品。张介宾曾言：“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成中第一纯厚之药。”因其善用熟地黄填补精血，信手拈来，屡收奇效，故有“张熟地”之称。
清代张志聪尊经崇古，以经解经，他将《本经》药物与《内经》五运六气之理相融，独具创造性地提出药气理论，既丰满了药性，又加深了对《内经》的理解，更是为浙江医经学派医家临床用药提供全新的理论指导，丝丝入扣，实难能可贵。尤其是气化、阴阳作为张氏对药物形色气味的总括，是治病用药的关键所在，也正是《本经》思想的核心之处，二者一以贯之，别无二致。
（5）对针灸学派的影响：浙江针灸学派肇于东晋，成于宋元，盛于明清。自宋元以降，浙江针灸名家辈出，其著作及学术思想在针灸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瑞安人王执中首著针灸临证专书《针灸资生经》，元末余姚人滑寿继撰《十四经发挥》，后有明代四明人高武写成《针灸聚英》，及至衢州人杨继洲《针灸大成》等著作问世，标志着浙江针灸一脉达到顶峰时期，形成了具有临床治疗特色和学术研究的浙江针灸学派。
浙江针灸学派历代名家除擅长针刺之外，尤重灸法与方药，主张通过灸法的热力与药力起到温通经络、行气活血、驱寒除湿等作用，这一点显然受浙江本草学派影响。如王执中强调针灸与用药相结合，“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亦非良医也”。其在《针灸资生经》一书中对宋以前的灸法进行归纳总结，所收灸法包括隔物灸法、天灸法、特殊取穴的艾灸法、熨法、熏洗法、药物贴敷等。其中隔物灸法如隔蒜灸、隔泥灸、隔附子饼灸、隔盐灸等；特殊取穴的艾灸法，如四花穴灸、曹氏灸法、抱玉肚法、灸劳法等；另外还有用旱莲草天灸治疟、炒盐热熨法治疗呕吐、葱熨法治疗脱证、瓦片热熨法疗心痹、药物熏洗法疗痔、药物发热贴法治疗心痛等。
高武认为“针灸药皆医家分内事”，他在《针灸聚英》引言中说“扁鹊有言，病在腠理，熨之所及，在血脉，针石之所及，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是针灸药三者得兼，而后可与言医”。这一观点对针灸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强调药物在针灸领域中的临证应用。其治“妇人因结胸，热入血室，刺期门，又以黄连、巴豆七粒作饼子，置脐中，以火灸之，得利为度”；又治血滞于下，“刺委中出血，灸肾俞、昆仑，又用附子尖、乌头尖、南星、麝香、雄黄、樟脑、丁香炼蜜丸，姜汁化开成膏，放手内烘热摩之”等，这些将本草与针灸相结合的治疗方法与经验，对浙江针灸学派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一书中反复论证“针、灸、药不可缺一”的观点，从该书所载医案多针灸并重、针药并施的特点可窥一二。
可见浙江针灸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本草学派外治法的治疗特色及其理论知识，使其得到丰富与创新。
（6）对丹溪学派的影响：丹溪学派创始人朱震亨，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究，融汇各家学术经验，并针对刘完素、张子和、李杲等理论体系中诸多治法的不足，结合东南沿海一带多湿热致病的特点，以及当时世医滥用《局方》香燥、温补之品所产生的弊害，倡导“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等学说，并提出“滋阴泻火法”以治内伤阴虚火旺之证，创滋阴派彪炳于世。
朱震亨早年习儒，而立之年后听名儒大家许谦讲学，深得理学熏陶，这为他从医立说奠定坚实基础，并从初涉医学到援理学入医，朱氏始终以研读经典为基础，融合《内经》《难经》《伤寒》《本经》之理法方药并予以发挥。《格致余论》序中述“医之为书……非《本草》（指《本经》）无以主方”，强调精研本草，探源本草之理的重要性。朱震亨之于本草，多“翻性味之说，而立气味之论”。他在《本草衍义补遗》中引入五行之说，对药物的五行归属、气味归经、功能主治等，或广泛阐发兼而论之，或取舍有别详略各异，对后世徐彦纯、王纶等人著书立说、临床诊疗有着直接影响。其论述用药功治，重视用药实践，发明药物功能，此外还援引大量医药典籍及相关文献内容，以补充《本草衍义》之疏略。如释贝母引《日华子》文“消痰润肺，及烧灰油敷入恶疮，至能敛口”。除增补一些内容外，朱震亨在《本草衍义补遗》中也大胆地提出一些批评，对《本草衍义》中的讹误之处予以纠正，提出自己的一些见地、看法，如对药物功效的纠正、药材辨别上的校正等。
朱震亨“气血痰郁”思想与浙江本草学派立法遣方首重气血密切相关。朱震亨擅以四君子汤调理脾胃之气，以四物汤养血活血治疗血证，以二陈汤补脾行气化痰治疗痰证，以越鞠丸燥湿化痰、调理脾胃治疗郁证，以上方剂多出自《局方》，表明其亦受《局方》影响，且所用之药如半夏、白术、白芍、茯苓、陈皮等俱是当时浙江地区所产的道地药材。因此丹溪学派的学术思想主张、立方用药特色与本草学派密不可分。
（7）对温补学派的影响：浙江温补学派的产生有其社会背景，当时“河间方、丹溪法”一度在医界盛行，医者于病不究虚实，不判寒热，概投寒凉、补阴之剂，伐阳损气，为祸诸端，且以虚损之病，害之尤烈。有鉴于此，为纠流弊，薛己主温补脾肾在前，张介宾独重先天在后，赵献可继发命门之说，并有高鼓峰、冯兆张等人接而续之，加以完善。
赵献可对温补学说十分赞同薛己“主在脾肾，施以温补”的学术主张，但他参以己意，独重补肾，奉命门为人体“真君真主”，并“加意于火之一字”，且云“命门无形之火，在两肾有形之中”，故其治法遣方首推金匮八味丸及六味地黄丸，一者“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一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其补益肾水命门火之法与方药皆不离“神农本草”之旨。
张介宾是温补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温补学说系统成理，条之为论，并臻于完善而有总结性成就，被誉为“温补学派的中心人物”。他讲求明辨虚实，长于温补，主张用药必当精专，反对“广络原野之术”而制方。他虽推崇薛己六味、八味补肾之法，但认为用补不兼泻，用温不用寒，别创左归丸、右归丸、左归饮、右归饮、大补元煎等诸方，使药精纯、味厚、力专。张氏对气血之关系有独到见解，认为气血同源，二者互根互用，“血气本自互根，原不可分为两。如参芪、白术之类，虽云气分之药，若用从血药，则何尝不补血？归芎、地黄之类，虽云血分之药，若用从气药，则何尝不补气”。这也正是本草学派诊治重气血的体现。另外，张介宾温补理论中对于阴精不足或阳气虚耗者，常补养真阴以使精血充足、化源不断，此为临证治疗的首要任务。且由于熟地黄能救阴、补精血，一切精血亏虚之证皆可用之，故其对熟地黄极其推崇，用药尤多，并于《本草正》中挥洒千余字，以言其利，又畏医家因其湿腻壅滞而弃之不用，故附言制用之法，以消其虑，实谓独具匠心也。
（8）对钱塘医派的影响：钱塘医派指的是明末至清代，以钱塘（今浙江杭州）医家卢复、卢之颐为早期人物，以张遂辰、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由高世栻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以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经与诊疗活动于一体，主张尊经崇古学术思想的特色医学流派。
钱塘医派始终重视本草学的研究阐发。明代卢复辑佚《神农本草经》，为世人称道，其子卢之颐著《本草乘雅半偈》，张志聪、高世栻撰《本草崇原》，至清代仲学辂，虑本草无善本，故以《本草崇原》为纲，附载《本草经读》《本草经解》《医学百种录》《侣山堂类辩》《医学真传》诸说之精粹，参酌己意，纂成《本草崇原集说》。钱塘医派诸家于本草的研究发挥，前赴后继达数百年之久，终至大成。
钱塘医派研究本草的范围，主要是《本经》所载的数百味药物，并秉持“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的原则，常以《内经》《伤寒》等诸部经典之论来注释《本经》。如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除采以《内经》《伤寒》之说外，还间附禅宗、儒家的哲学思想，以及应用易学象数比类、药物五行等揭示药物对人体气机的影响，这直接对后来钱塘医派组方用药上的“轻灵拨动气机”有着重要启示。
此外，钱塘医派医家善于运用“格物致知”之法，将阴阳五行、四时六气、药物形色、生长环境等与人体脏腑经络相联系，并以此分析药理，阐明药效，从而使药物研究多了一个维度和层面，并以此指导临床，收效非凡，确有见地。张志聪《本草崇原》一书为代表之作，后继者仲学辂在该书基础上，除有层进之外，还收集诸家医论和用药经验及见解，并融合其临证用药心得，使钱塘医派在药物应用上更为得心应手，从容自如。
（9）对永嘉医派的影响：永嘉医派是指南宋淳熙至淳祐（1174—1244）年间，在温州地区形成以陈无择为龙头，其弟子王硕、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王暐等为骨干人物，并以《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理论基石，以《易简方》为学术中心的地方医学流派。
两宋交替之际，浙江本草学之风气从奉药典性本草为宗，转为更适应临床用药需求的私家注述之临床节要性本草占据主流，这一削繁知要、追精求简的思想对永嘉医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陈无择在《内经》及《金匮要略》三因说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以因辨病，按因施治，创立三因。陈氏通过三因分类方式，另辟方剂学由博返约、削繁知要的蹊径，如其在《三因方》自序中言，“俗书无经，性理乖误”“不削繁芜，罔知枢要”。《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大医习业》更明确指出：“医文汉亦有张仲景、华佗，唐则孙思邈、王冰等，动辄千百卷……博则博矣，倘未能返约，则何以适从？予今所述，乃收拾诸经精髓，其亦返约之道也。”
王硕继承其师陈无择由博返约的研究方向，且以实为宗，经世致用，求易求简，其著《易简方》一书反映当时医学界追求“易简”之思想倾向，其实用性正适应了当时追求易简的风气，风靡一时。《易简方》全书仅一卷，内容确实既简且易，仅“取方三十首，各有增损，备㕮咀生料三十品，及市肆常货丸药一十种”。其所录方药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常用的效验方药；二是“外候兼用”，即其运用范围要广，尽可能做到“病有相类而证或不同，亦可均以治疗”。无论是方药的选录、鉴别，还是纲目的查阅，俱以切合临床实用为本，其经世致用思想深得本草学派之精粹，在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然王硕“削繁”而不“知要”，缺乏执简驭繁的思想和手段，终究未能久远。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王暐等有所发现，并对《易简方》进行纠正、增修，形成完整的理法方药内容和理论体系，使之更符合临床实践要求。
2.对省外医家的影响 浙江本草学派历代均重视对本草的补遗研究。唐代陈藏器为拾《唐本草》之遗逸而作《本草拾遗》一书，所拾药物在《唐本草》中皆不记载，且该书新增药比《唐本草》多出六倍有余，其中包括了外来及少数民族药物，可谓搜罗广博，内容丰富。后世诸家本草如《海药本草》《太平御览》《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等相继引用。金元医家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是其对宋代澧洲（今湖南澧县）县吏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做出的进一步修正、补充，补正了《衍义》未加选录的47种药物，以及对《衍义》原有药物补充一些寇氏遗漏或疏略的释药款项，发掘新的药物功能，这对师法丹溪之学的医家在临证用药上产生了一些影响。吴仪洛在新安医家汪昂《本草备要》的基础上，结合他家本草著作，将当时用治甚多而前代本草未录之品收载入册，重订为《本草从新》。如其将党参从人参条下分出，单列成条；另收冬虫夏草、燕窝、西洋参等药。这些药物通过吴氏入书传播，其应用面愈广愈深，已成为现今医者临证不可或缺之药。清代赵学敏对李时珍《本草纲目》进行补充、增订而成《本草纲目拾遗》，拾遗药物716种，为本草问世以来增药数目之冠，是研究明以后本草学的新成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地民间药物，如鸡血藤等，对相关药物的考证、发掘与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浙江本草学者注重对药物的审辨与纠误，以还本草真貌。陈藏器《本草拾遗》特列“解纷”以审辨真伪，所论药物265种，多见于《新修本草》中，该部分通过对药物的产地、形色、生熟功用等方面进行真伪鉴别，以纠旧论。如其对姜黄、郁金、莪术三者的鉴别经验，至今仍为医药界所重视。吴仪洛《本草从新》非常重视药物的真伪辨析及对药物的细注。他主要通过对药物的产地、形态、品种、炮制四个方面，对易作假、易混乱的药进行详尽剖析鉴别，去伪存真，去劣留优。吴氏的鉴别方法在当今中药鉴定、本草考证等领域仍被沿用。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以一卷之篇幅专列“正误”36条，文字虽然不多，但其辨析尤为精当，所参文献极多，躬身实践颇广，条理清晰，丝丝入扣，是后世本草考证文章之范本。
自金元以来，历代医家不满足药物应用，所以对药物产生疗效的机制进行不断探索，浙江本草医家是这方面的主力军。《药品化义》《本草乘雅半偈》《本草崇原》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之作。贾所学《药品化义》是中药功效专项确立的代表作，他将“力”项单列后，后世医家休宁汪昂《本草备要》、宜黄黄宫绣《本草求真》等也借鉴了这一特点，将功效单列出来，这对初学之人学习本草大有裨益。另外，当代学者徐鹤凤以贾氏所创“药母理论”为基，着手辨别彝药并有新的发挥。清代张志聪《本草崇原》是历史上第一部注释《神农本草经》的药学专著，有着承《本经》而引后世之论的作用，首创以运气学说诠释药物，阐明药性，并以格物用药作为用药原则，常有验效，于临床具有颇强的指导作用。吴江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福州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等半师其说，皆受张氏《本草崇原》影响。
在药物及方剂分类方面，《本草拾遗·序例》首提“十剂”之说，将药物按功效划分为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类，这对后世药物分类及方剂分类产生重大影响。如宋代《圣济经》借陈藏器“十剂”之说，将其应用于方剂分类，成为指导方剂分类的标准；金元医家如成无己、刘完素、张从正等对实际理论进行充实完善；明清时期，李时珍、沈金鳌、叶天士、吴鞠通等逐渐将“十剂”理论全面应用临床诊疗。由此可见陈氏“十剂”之说，从单一的药物分类概念，到逐步将中医基础理论和治疗方法进行结合，扩展到方剂学的分类，指导临床遣方处药，不可不谓影响深远。
浙江本草学派的学术交流和影响传播，无远弗届，尤以日本、朝鲜为胜，这些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吸收浙江医药学家的本草学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完善，形成新的学术体系。
中国传统医学技术于公元五六世纪传到日本，对日本医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隋唐五代时期，日本以遣隋使、遣唐使往来为主进行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将中医药书籍大量输送回日本，其中本草类书籍有《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其药物内容多次被日本汉方医籍引用，如日本最早的本草辞典《本草和名》以及《医心方》《顿医抄》《万安方》等。尤其是平安时期丹波康赖所撰的《医心方》，它不仅是日本现存最古的医书之一，还是日本医学之瑰宝，据考证，《医心方》收录《本草拾遗》所载药物共71味，这些药物是已亡佚的本草内容，这对《本草拾遗》的辑复，窥视其原貌，以及药物品种的考证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宋元时期，裴宗元、陈师文等人执笔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及王硕《易简方》等书是日本镰仓时代以来医学发展的重要源头。《顿医抄》和《万安方》作为镰仓时代日本医学的代表性著作，均以《和剂局方》《三因方》等宋代医学书籍为宗，并摘取《易简方》等多种唐宋医书之方，加以己身之临床经验和学术见解而成。
明初时期，被誉为“后世派”创始人的日本医家月湖，来到杭州跟随虞抟学医，而虞抟私淑朱震亨，因此从他的著作中可以见到月湖跟随浙江本草学派医家临床用药之踪影，其编写的《类证辨异全九集》中引用最多的本草书籍为《本草衍义补遗》。月湖再传弟子、日本汉方医的“中兴之祖”——曲直濑道三，他在撰写本草著作《药性能毒》时，也参考了明代徐用诚的《本草发挥》、王纶的《本草集要》等书，因此其学术思想、用药特色与朱震亨、徐用诚、王纶等一脉相承。由于他才华突出，著作等身，深得日本全国上下一致敬仰，培养的800余名弟子，也多成长为当时名医，使道三学派学术思想广泛传播，在江户中期的200年间始终占主导地位。明末清初，日本后世派著名医家香月牛山，在《药笼本草》中征引浙江一带本草著作殊多，这与本草学发端于江南沿海，且这一带易与日本发生贸易通商，以及出版业、刻印业极为发达等因素有关。
朝鲜李氏王朝时代著名医家许浚编撰的《东医宝鉴》是最负盛名的传统医籍，其本草内容除大部分引自《证类本草》外，还征引《本草拾遗》《日华子本草》《本草集要》等内容，足见浙江本草学派的历史地位及学术价值，一直受到海外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影响深远，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