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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的发展贯穿于我国农业发展之始终。浙派中医本草学派的源起可远溯至10000年前的上山文化。浦江上山遗址的稻作遗存证明，古代先人通过采食水稻（粳米）获取能量和营养。距今8000年前的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植物遗存，如蔷薇科杏核、桃核、梅核，壳斗科白栎果、麻栎果，漆树科南酸枣，睡莲科芡实，菱科菱角等，其中部分是药用植物，这确切表明彼时已有一定程度的饮食文化。同时还发现一件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据考古发掘者们认为“（该）小陶釜是一个中药罐”，这一珍贵资料成为早期人类应用中药、煎煮中药的可靠物证。
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发端于今宁波余姚的河姆渡镇，是我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诸多药用植物遗存，与河姆渡人认识其药用性能、有目的地采集密切相关。此外还发掘出水生动物以及穿山甲、猴头等骨架，表明在食用动物时人们已认识到某些动物的组织器官具有一定的治病作用，从而积累起动物药的有关经验。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位于现今杭州余杭的良渚、瓶窑两镇，至今已有5300多年历史。水田畈遗址出土的蚕豆、葫芦、芝麻、瓜子、酸枣等植物种子，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园圃作物大有发展，瓜果蔬菜的栽培和药用植物的种植成为彼时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从4700多年前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葫芦、芝麻、甜瓜子、毛桃核、酸枣核等，也表明了浙江先民们曾在实践劳动中不断发现、采集、使用以及栽种药材。
传说黄帝时期的药学家桐君，结庐于浙江桐庐县东山隈桐树下，有人问其姓名，他指向桐树，故人们以桐君称之，此山与县因而得名。他修炉炼丹，采集百草，识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药物，撰《桐君采药录》（又作《桐君药录》）3卷（或作2卷），后世尊其为“药祖”，桐君山亦誉为“药祖圣地”。从后世本草文献记录的条文内容来看，该书的确是一部药用植物专著，主要介绍了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部位的形态、颜色、花期、果期等，是我国较早记述药物形态的专书。同时该书还记述了某些植物有叶刺、根汁、花从叶出等特点，观察入细入微，这表明当时桐庐一带药用植物颇多，当地盛产药材。至今，桐庐民间还保留着悠久的采药、种植、炮制传统，以及药祖桐君名医馆“悬壶济世，求真济人”的医药文化和“华夏中药节”等民间桐君祭祀活动。
史料记载，殷商时期彭祖隐居于天目山，善用药物食疗，寿命悠长，后人袭此，逐渐发展出彭祖养生文化。传说彭祖仙逝后，后人为表纪念，将其归葬地八岗岭改为八百里（今锦城街道潘山村），以示此处为八百岁老人故里。八岗岭青山绿水，物种丰富，尚存的彭祖墓、祠、红梅寺等遗址均彰显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潘山村更是彭祖养生文化的发源地。
时至西周，中医之医学流派已有分科。据《周礼·天官冢宰·叙官》记载，西周时期医生共分五类，即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医师者，“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食医者，“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疾医者，“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者，“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兽医者，“掌疗兽病，疗兽疡”。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之医学分科，也是后世医学流派之权舆。如任应秋先生所言：“中医学学术流派的发展，是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相俱兴的，应远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而不能断自金元时期。”这是信而有征、有据可考的。商朝彭祖当属食医之先，今人有谓“药食同源”，故彭祖亦为浙江本草学派之杰出人物。
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以医药救人”，提出“服饵”之法，利世济民，摄食养生。范蠡所著之《范子计然》为现存最早之中药商品学专著，载药93种，书中系统地论述了药物产地、商品储存、药材规格等级、品质特征标准等，并提出“务完物”概念，将中药质量作为经商的重要原则。
战国时，楚国屈原因看不到楚国未来而投汨罗江自杀，人们为纪念屈原，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开展“端午除五毒”的有益活动，挂菖蒲、艾叶，佩香囊，喷洒雄黄酒等，进行芳香避秽、防疫祛病。现今杭州人民在节日里还有挖草药活动，如上山挖乌药、青木香等，这些传统习俗仍然延续，是浙江人民医药卫生文化的标志之一。
秦汉时期是本草学理论的奠基期，这一阶段不仅有据可查、有史可征，亦有著作可考。如《五十二病方》《六十病方》《武威汉简》等，书中记载药物之丰富以及配伍之复杂，反映了秦汉时期的药学理论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安徽阜阳发掘出一部以药物学为主的著作《万物》，以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公乘阳庆传给淳于意的《药论》均可能是先秦时期的本草学专著。
自汉晋以后，因神农为我国医药与农业的开创者，故诸家本草著作常托以神农为名。《汉书·艺文志》著录以“神农”为名者，书目凡6种。而“本草”一词首出西汉《汉书》，共见3次。这是本草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传统药物学有了专用名词，更重要的是本草作为一门学科，从其他知识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存在，并达到一定水平。“神农本草”首次被提及，是在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而“神农本草经”之称则略晚，见于南朝齐梁时期阮孝绪的《七录》。
《神农本草经》开本草学派之先河，是后世本草实际发展的主要出发点和立足点。它非一人一时所作，也不是无文字记载的神农时代作品，至于其最后的成书年代尚存争议。尚志钧先生认为《神农本草经》“主体在西汉已经撰成……经东汉医家增订修补，最后由陶弘景厘正，应该算是西汉时期的本草专著”，同时还认为在本草著作的草创阶段，曾涌现出多种本草著作，各自总结了先秦时期各地的药物知识。而在这诸多本草中，《神农本草经》因其内容和编排特色成为中国本草之主流。因此，尚志钧提出中国本草的发展是多元一统的观点，《太平御览》所引资料对此进行了佐证。
中国本草的主流发展脉络，大致以《神农本草经》为主要出发点，南北朝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完成了《本草经集注》。其后，唐宋等官方本草皆以此为蓝本，进行增订、补充以及完善。故后世本草著作与《神农本草经》一脉相承，《神农本草经》当为后世本草之宗。
另外，东汉会稽上虞人魏伯阳（151—221）著《周易参同契》3卷，是现存最早记述制药与化学的著作。东晋葛洪（283—363），炼丹于杭州葛岭、丽水括苍，开制药先河，并留下丹炉遗迹。其著《抱朴子》20卷、《玉函方》100卷（已佚）、《肘后备急方》8卷，内容包括各科医学，其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治疗天花等病的记载。
本时期内本草学家辈出，开创了由政府组织编写药学著作，以及开展全国药物资源普查这样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形成在《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基础上的世界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该书虽佚，但对后世本草影响较大。陈藏器、日华子、陈士良等为此时期涌现的浙江籍本草学名家。
唐代陈藏器（约687—757），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开元年间（713—741）任京兆府三原县尉，是集本草学、方剂学、博物学和海洋生物学等学科的大家。陈藏器认为《神农本草经》虽有陶弘景、苏敬补集诸说，但遗逸尚多，故在《新修本草》（简称《唐本草》）基础上俯拾历代本草、医方及方志、史书等，于739年集前人遗漏药物而撰《本草拾遗》10卷，惜原书已佚，今存《〈本草拾遗〉辑释》为尚志钧从后世本草中辑释而得。该书拾掇遗逸药物近700种，较《唐本草》之新增药物多出数倍。其补遗药品多为民间用药和一些外来药，故而本书对考察古代民间药物情况、外国药物文化交流，以及相关文献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陈藏器对一些药物提出许多个人见解，订正了以往本草书中的部分错误，并增加了一些关于其他自然科学成就的记载。这些都对明代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产生重要影响，李氏评价陈藏器“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陈藏器提出“十剂”之说，对后世中药方剂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和深远意义。尚志钧对《本草拾遗》予以赞语：“《本草拾遗》是唐代一部重要的本草著作，据现有资料来看，他的成就仅次于《新修本草》。”
《日华子诸家本草》，约成书于五代十国吴越（895—978），作者姓氏不详，但云日华子大明，为四明（今浙江宁波）人所著。日华子精通医药，洞察药性，审辨精微，集诸家本草和当时所用之药著成《日华子本草》20卷。原书早佚，内容散见于《证类本草》。此书对药物性味论述较详，所论药物皆从实际效用出发以谈功用，是总结唐末五代时的临床药物学著作，其中大部分药物被宋代本草书籍作为正品记载，其学术价值与《本草拾遗》等同。
陈士良，一作陈仕良，又名陈巽，生卒年不详，五代南唐（937—975）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陈士良曾任陪戎副尉，剑州（今福建南平）医学助教，撰《食性本草》10卷。本书已佚，其部分资料可见于《证类本草》。从《嘉祐本草》所引资料来看，《食性本草》主要论述了药物性味、主治、功用、禁忌、性状、鉴别、制剂等。因该书是选录前代本草中有关食品药品而成，作者本人新见甚少，故李时珍评论此书“总集旧说，无甚新义”，然而是书新见虽少，却引领浙江地区后世学者以食疗病、以药入膳的新风尚。
宋元时期本草学家云集，有突出贡献者多出于江浙一带，浙江籍医药学家中有几位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他们长期关心着浙江地区以及国家的医药卫生事业，如校勘《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
北宋时浙江籍本草学者有突出贡献者当属艾晟。他对《证类本草》进行广采博辑、搜罗补充，并予以校定、翻刻，终成官行本。
艾晟，生卒年不详，字孚先，真州（今江苏仪征）人，崇宁二年（1103）进士，任通仕郎行杭州仁和县尉管句学事。在大观二年（1108），艾晟首次校刊《证类本草》，并补入陈承书中少量注说和他自己的十余条资料，完成了《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使唐慎微《证类本草》在几百年间多次以官刻形式颁行全国，被视为本草范本流传于世。
另有杭州人沈括著《苏沈良方》《灵苑方》，裴宗元、陈师文等人著《局方》等，均对浙江地区乃至全国的医药事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至今仍受余荫。
南宋时期的本草特色较北宋时期简化许多。为适应临床用药需求，浙派医家对药典性的《大观本草》进行节要、改编、类纂，变更体例，更符合实用，从而形成众多私家著述的临床节要本草。
王介，生卒年不详，字圣与，号默庵，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其人善画，南宋庆元年间官太尉，主要活动于临安（今浙江杭州）一带。王介于1220年绘撰成现存最早的彩色本草图谱《履巉岩本草》，该书也是杭州史上首部地方性本草著作。全书分上中下3卷，共收药206种（实存202种），其中部分药物为民间用药，于前代本草书中未见著录，此书对杭州民间用药情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该书药图在画法上亦有新发展，绘图比例匀称、形态逼真，较《本草图经》更为科学、写实。
陈衍（1190—1264），字万卿，自号丹丘隐者，浙江黄岩人，著《宝庆本草折衷》20卷，初成于1227年，后一直修订至1248年成书。现仅残存14卷，载药789种。此书汇集当时多种节要本草的编纂优点，不仅内容切于实用，而且编排注意文献出处标识，实为南宋民间药书不可多得之佳作。
南宋永嘉（今浙江温州）王硕撰《易简方》曾风靡一时，该书简、便、验的特点进一步推动了本草学派的发展。
金元时期，浙江医家的本草著作，其主要内容是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将药理与医理进行有机结合，使经验用药处方上升到理论处方高度，这极大地促进后世医家在新的医学理论指导下去开创新方、增补旧方。
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义乌（今金华义乌）人，居于丹溪之畔，故学者尊称为丹溪先生，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是著名的“滋阴派”创始人。朱震亨早年深研理学，后拜于罗知悌门下。其所著的《本草衍义补遗》（简称《补遗》）在论药上，非常重视探求药物命名和功效义理，特点是着眼于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据五行属性来判断药物的归经入脏及功效主治。
徐彦纯（？—1384），字用诚，元末明初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为朱震亨私淑弟子，著《本草发挥》4卷。此书约成于1368年，载药270种，以药物自然属性进行分类。
另外，还有浙江周天锡的《图经备要本草诗诀》（1294）是现存最早的元代本草歌诀专书，可供追溯歌诀体本草书的发展渊源。元代海宁人吴瑞，取日用饮食之切要者540余种，叙明药效，著为《日用本草》等。
明代浙江籍医药学家的本草著作多成于明晚期，风格各有特色。
王纶（约1460—1537），字汝言，号节斋，慈溪（今浙江宁波）人。精于医道，为人治病，无不立效。王纶以《证类本草》及洁古、东垣、丹溪诸书，参互考订，删繁节要，于1496年写成《本草集要》8卷。全书分三部分，立足临床用药而论。因该书具有紧贴临床、集大家精要而检索方便之特点，故深受临床医家欢迎，是明代中期很有影响的一部实用性本草著作。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医家。约十四岁时就随父亲进京，追随名医金梦石，得其倾囊相授。张氏为人治病，常应手除疾，门庭若市，创有“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等理论，提出甘温固本大法，临证善用熟地及温补方药，故有“张熟地”之谓。1624年张介宾著《本草正》（即《景岳全书》卷48、49），由于该部分学术价值极高，故后世医家多视其为一本独立著作。
倪朱谟，字纯宇，号冲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平生精于医道，对药物十分注意，集同时代医家对中药理论的认识和用药经验，又加40余种历代本草而汇集成《本草汇言》20卷，成于明天启四年（1624）。该书图文并茂，内容精要。《浙江通志》记载：“世谓李（时珍）之《本草纲目》得其详，此得其要，可并埒云。”
皇甫嵩与皇甫相，生平及生卒年不详。皇甫嵩号灵石山人，明代武林（今浙江杭州）人，家世业医，其为儒而兼医。他于万历戊寅年（1578）著《本草发明》6卷。全书载药600余种，于各药条下设“发明”一项，以专治、监治论述功效、配伍，简明实用。
卢复（？—1627），字不远，晚年信佛，释名福一，字毕公，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代医药学家。早岁习儒，二十岁弃儒业医。著述甚多，代表作有丛书《医种子》（一名《藏园医种》），费时14载研究本草，纂成现存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又著《纲目博议》，其子卢子颐于《本草乘雅半偈》中多存其论。又有《本草考汇》2卷，未见传世。
卢之颐（约1598—1664），字子繇，一字繇生，号晋公、芦中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末清初医药学家。父卢复，名医。卢之颐自幼承其家传医学，又多得名师心授。年轻时精于方药，二十八岁时遵父遗嘱完成《本草乘雅》（1643）。后因兵乱散佚原稿，在回思追忆中写就《本草乘雅半偈》10卷（约1647）。因受其父影响，常以儒理、佛理来推演医理，对药物进行理论阐发。
贾所学，字九如，明末鸳州（今浙江嘉兴）人，生平不详。精于医，尤对本草研究甚深，撰著《药品化义》。该书成于1644年，共13卷。贾氏首创的“药母”理论作为归纳药学理论的要素，可概括为八法，而八法之内，又有具体内容，有总论与分论，说理清晰，是不可多得的一部中药理论专著。
蒋仪，字仪用，鸳州（今浙江嘉兴）人，生活于明末清初。早年习举子业，明末应试而未尝登第。他认为“无爵位而有功名，可以遂我宏济之愿者，莫若业医”，遂潜心研究医药，于1648年夏撰成《药镜》4卷。
此外还有其他本草医家及相关著述，如东阳（今浙江东阳）卢和《食物本草》、嘉禾（今浙江嘉兴）周履靖《茹草编》、钱塘（今浙江杭州）高濂《遵生八笺·饮馔服食笺》等均对本草学派的发展做出贡献。
清代时，浙江本草学者著述颇丰，尤其是明末清兵入关，浙江大批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隐匿于医，使清初医药学发展势头得以延续。后又因当时的思想文化禁锢，迫使众多文人转向考据学，在尊经复古的思潮下，涌现一大批辑注《神农本草经》的著作。
张志聪（1610—1674），字隐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末清初名医。他曾在侣山堂集同学及门弟数十人开堂讲学，以集注形式著书，开集体创作先河。《本草崇原》为其晚年著作，未成而卒，后由其弟子高世栻续成。《本草崇原》是历史上第一部注释《本经》的药学专著。全书凡3卷，善以五运六气理论对300余味中药药性进行阐释，是一部实用价值较高的本草学专著。
高世栻（1637—？），字士宗，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时家贫，后习儒无成，遂转研岐黄之术。二十三岁即悬壶应诊，治病颇效。后自病，时医治之反剧，久之不药而自愈。其有感于己之治病，亦与时医同，遂从学张志聪参究经典十年，悉窥精奥。张志聪殁后，高氏在侣山堂论道讲学，继承发挥张氏之学，纂辑《本草崇原》。
陈士铎，字敬之，号远公，别号朱华公，自号大雅堂主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陈士铎年轻时习举子业，然屡试不第。其自幼好医，三十岁后治病多奇中。晚年时，结识著名“仙医”傅青主，得其真传，著《本草新编》5卷，初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该书论药切于临床，将药理与医理紧密结合，畅述独到，颇有见解，具独特的学术价值，对后世影响较大。
吴仪洛（约1704—约1766），字遵程，浙江海盐人。自幼习儒，旁览医书，垂四十年，著就医书十余种。他在清代汪昂所编《本草备要》基础上加以重订，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完成《本草从新》6卷。因此书将医药紧密结合，内容精简扼要，间附己意，是临床实用的本草专著，故后世医药界乐于采用。
严洁、施雯、洪炜，均为姚江（今浙江余姚）人，生平及生卒年不详。三位医家合纂《得配本草》10卷，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共收药物647种，主要论述药物在临床中的配伍运用，其谓“药之不能独用”“得一药而配数药，一药收数药之功；配数药而治数病，数病仍一药之效”，故曰《得配本草》。本书作者对药物配伍应用研究尤为精深，继承此间经验和成果，对指导临床用药、提高疗效，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赵学敏（约1719—1805），字恕轩，号依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药物学家。赵氏幼时勤奋，涉猎广泛，莫不博览，尤嗜医药。家藏医书甚丰，又辟一药圃，亲自种药。在医疗活动中，他尤重实践，在实践中获取新知，检验所学，常遍游各地，采访药物，进行研究，又善于深入民间，从地方民间医生中汲取经验。他一生所著颇丰，《本草纲目拾遗》10卷为其药物学代表作，这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本草大成之作。此书成于乾隆三十三年（1765），是为补充《本草纲目》之不足，以收载李时珍未录之新品种为主。该书所参资料极多，增补本草学大量新鲜内容，是对清中期以前的草药进行的一次系统总结，故而本书的学术价值极高，受到近现代医药史学者和药学人员的高度赞扬。此外，赵学敏还著有民间走方医的医药方书《串雅内外编》。
王士雄（1808—1868），字孟英，号梦隐，盐官（今浙江海宁）人，清末著名的温病学家。其年十四而孤，有感其父临别之言，遂究心医道，昼夜考索，直造精微。咸丰十一年（1861），撰《随息居饮食谱》，简介饮食之功效、宜忌，附以用法，每出新见，为食疗本草之佳作。
凌奂（1822—1893），原名维正，字晓五，晚号折肱道人，归安（今浙江湖州）人。早岁攻儒，因幼年体弱多病，遂留心医学。后步入医门，不久声誉鹊起，被誉为“凌仙人”。凌奂《本草害利》一书系于同治元年（1862）完成，书中将药物按害、利、修治3项论述，而先列其害，是创辟之处。全书体现辨证用药的“害利”观，颇切临床，素为晚近医家推崇。
莫文泉（1836—1907），字枚士，号苕川迂叟，归安（今浙江湖州）人。1900年，莫枚士对《神农本草经》365种药物进行诸多文献的校勘注释研究，遂成《神农本（草）经校注》3卷。该书对本草的文字学及地域性特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仲学辂，清末名医，字昂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9世纪下半叶。其精于理学，长于医药一道，以《神农本草经》及张仲景、张志聪、高世栻之书为宗。因虑本草无善本，故奉张志聪《本草崇原》为本，附以学术见解近似之诸家精粹，参酌己意，纂集《本草崇原集说》3卷。是书为我国清代本草学颇有影响的著作，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影响较大。
周岩（1832—约1905），清末名医，字伯度，号鹿起山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崇尚仲景学说，认为“读仲圣书而不先辨本草，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故著《本草思辨录》4卷，载药128种，于1904年刊行。该书不但有益于本草学习，且对经方的研究亦大有裨益。
除上述之外，尚有吴兴（今浙江吴兴）沈穆《本草洞诠》、钱塘（今浙江杭州）梅得春《药性会元》、武林（今浙江杭州）王逊《药性纂要》、山阴（今浙江绍兴）鲁永斌《法古录》与姚澜《本草分经》等诸书均对本草学派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加之民国政府对中医药的胁迫打压，使传统本草学的主导地位每况愈下。民国之初浙江尚存传统本草之余韵的，如张山雷的《本草正义》、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规定药品考正》等。
张寿颐（1873—1934），字山雷，嘉定（今属上海市）人，近代中医药名家，医事活动多在浙江。他自幼博极群书，后因母患风痹顽疾而弃儒攻医，一生致力于中医药振兴，开拓中医药教育事业，重视教材建设，为近代中医药教育做出重大贡献。所著《本草正义》一书初成于1914年，凡7卷，后几经修订，在1932年由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刊行。是书收载药物285种，共分8类，每药以《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原文为纲，博采诸家，详加考订，参以己见，融会贯通而成，是一部有颇高学术价值的中药著作，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中药学教材。
曹炳章（1878—1956），字赤电，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近代著名中医药学家。少时曾为学徒，工作之余自学中医。其后又相继师从名医方晓安、何廉臣，学业益精，声誉日隆，病家争相延请。其所著《增订伪药条辨》是于民国十六年（1927）在郑肖岩《伪药条辨》的基础上增订而成，书中对不同产地的药品进行详细介绍，为鉴别药物的真伪优劣提供了经验。此外，其尚著有《规定药品考正》，是集曹氏五十余年习医辨药经历所得，不仅对一些药物进行考证规范，还纠正了当时药界存在的一些错误认知，对中药的发展起到了实质上的积极作用，故后世誉其“不仅为神农之功臣，亦且为唐宋元明以来药学家之诤友”。
此外，绍兴何廉臣的《药学汇讲》《实验药物学》《药物学讲义》、绍兴祝味菊的《和汉医药实验录》等书博而有要，深入浅出，益于中医药的传承学习。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倡导，中医药惠利政策相继实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发掘中草药宝库的热潮。1959年浙江省卫生厅编写出版《浙江中药手册》，为中医药从业人员提供有力参考；1961年编著出版的《杭州药用植物志》，至今仍是研究杭州地区中药资源分布、民间用药情况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书籍；1965年浙江省卫生厅组织人员在天目山地区药物普查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民间医疗经验、中药生产和利用等进行系统整理，编写了《浙江天目山药用植物志》。在此期间，浙江中医药学家、经方家叶橘泉所著《现代实用中药》，对当代中医药界仍具影响。1969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卫生办公室编写《浙江民间常用草药》，揭开对民间常用草药进行整理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中药的重视，各中医药院校培养出一代代杰出的本草学者，《浙江药用植物资源志要》《浙江常用中草药图鉴》等书先后问世。他们前仆后继，继往开来，薪火相传，至今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