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姜建国教授认为，《伤寒论》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六经辨证”，而六经辨证中最具价值，或曰最为核心的，即是六经辨证所涵示的“活”的、“变”的、“动”的辨证论治思维方法。其具体内容包括变法辨证论治思维、动态辨证论治思维、整体性辨证论治思维、比较性辨证论治思维、司内性辨证论治思维、逆向性辨证论治思维等，姜建国教授将其称为“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并首次提出一般性辨证论治和复杂性辨证论治的概念。姜建国教授认为，中医的辨证论治应该分两个层次：其一，一般性辨证论治，也就是辨证论治的常法，体现了临床辨治思维的规律性；其二，复杂性辨证论治，也就是辨证论治的变法，体现了临床辨治思维的灵活性，最能反映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特色和精髓。
《伤寒论》以伤寒赅杂病，体现了临床外感与内伤疾病发病和演变的规律性，因此六经辨证蕴含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模式，我们将这种规律性和基本模式称为“一般性辨证论治”。如果从思维的角度而言，就是指运用常规的辨证思维方法，分析处理临床常见的、多发的、一般性的问题。我们常讲“知常达变”，如果用“知常达变”概括、说明之，“知常”就是指一般性辨证论治，而“达变”就是指复杂性辨证论治。
张仲景是知常达变的大师。我们仅以《伤寒论》的写作体例言，六经病篇每一篇之首均先写一条提纲证，选择本经病常见的、主要的、典型的脉症以提纲挈领，并以“之为病”这样统一的形式标示。例如太阳病篇，第1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以揭示大法、常法；接着第2条和第3条论述太阳中风证与太阳伤寒证，这就是在第1条提纲证的基础上的变化，亦即证型分类。又如，第12条从病脉证治、理法方药、煎服禁忌全方位展示太阳中风证的常法之后，在此基础上，仲景又分别写下第13条、第15条、第16条、第19条、第24条、第42条、第44条、第45条、第56条、第57条、第95条等，进一步论述中风证脉症和桂枝汤运用的变化和变法。由此可见，第1条对比第2条、第3条，属于反映太阳病规律性的一般性辨证；第2条、第12条，又对比其他诸条，反映的是关于中风证规律性的一般性辨证。如此抽丝剥茧，常变有别，层层相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现知常达变思维的辨证体系。
复杂性辨证论治是相对一般性辨证论治而言的，凡是非属一般性辨证论治的均可归类于复杂性辨证论治。在辨证论治中所运用的思维，又可称为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具体包括变法辨证论治思维、动态辨证论治思维、整体性辨证论治思维、比较性辨证论治思维、司内性辨证论治思维，以及逆向性辨证论治思维等。
与一般性辨证论治不同的是，复杂性辨证论治主要针对的是临床的疑难性问题和复杂性问题，可以说是临床诊疗的疑难性、复杂性疾病辨证思维方法。其特点是在辨证思维原则性、规律性的基础上，充分展现辨证思维的灵活性，不拘泥于简单的常规思维模式，超越“知常”的思维范畴。掌握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对于医者专业素质的要求更高，正所谓“知常者易，达变者难”。
《伤寒论》属于临床著作，我们将其与现代临床的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教科书作一比较，以说明一般性辨证论治与复杂性辨证论治的区别所在。以临床代表性教科书《中医内科学》为例，《中医内科学》可以说是体现一般性辨证论治思维最为典型的医书，因为其基本知识结构的特征就是“知常”，即阐述内科疾病之中的常见疾病，常见疾病中的常见病因、常见病机、常见证型、常见脉症、常用治法、常用方药、常规加减等；而讲变法、讲动态、讲联系、讲整体、讲司内、讲非规律性的内容比较少。我们可以这样说，掌握了《中医内科学》的知识，就具有了临床处理常见病、多发病（亦即一般性疾病）的能力。因为《中医内科学》讲述的就是一般性辨证论治。但是对于临床疑难性、复杂性疾病，《中医内科学》的知识结构和辨证思维显然是不够的。要想获得和培养复杂性辨证论治的知识和思维，提高临床运用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处理疑难性和复杂性疾病的能力，就必须大量阅读和研究除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教科书以外的医学著作，尤其是医学经典著作，而《伤寒论》正是训练和提高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最好的培养基。《伤寒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六经辨证，更准确地说，在于六经辨证中所蕴含的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
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蕴含着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的非常规、非规律、灵活性的思维，而六经辨证是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的典范。王新陆教授曾提出，李克绍先生“活泼泼地注疏通解了《伤寒论》”。作为李克绍先生的弟子，姜建国教授则提出，研读《伤寒论》就是要通过对六经的学习，掌握授人以“渔”的本领，只要抓住《伤寒论》这条活生生的“鱼”，才能在临床“鱼目混珠”的疾病证候中，抓住疾病的关键病机和辨证的切入点，这才是我们学习《伤寒论》的最终目的。《伤寒论》这条活生生的“鱼”，其本质就是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因此姜建国教授讲：“通过六经病篇的398条及112方，我们可以看出《伤寒论》的复杂性辨证论治的内容极为丰富，形式也极为活泼，内涵极为深邃。”
常与变，属哲学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常与变主要反映宇宙万物的常住性和变动性，也用以说明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时还指驾驭事物变化和掌握社会改革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常变观也是中医辨证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所谓“常”，指常规性的辨证思维方法，属逻辑思维的范畴。而“变”，指灵活的辨证思维方法，其实质是指辨证思路、方法、内容诸方面的无序性、非规律性，属辩证法思维的范畴。所谓变法辨证论治思维，实质就是“知常达变”辨证论治思维。“知常”与“达变”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辩证关系。知常是基础、是前提，只有在知常的基础上，才能谈到达变。也就是说，在熟知一般疾病发病规律之“常”，以及辨证疾病一般原则之“常”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分析，因地、因时、因人、因病的不同，确定具体的诊治方案而“随证治之”。强调知常达变，就是要用灵动的临床思维分析处理疾病，要全面、忌偏执，要原则、忌盲目，要联系、忌孤立，要动态、忌僵化。当然，“知常”不是胶柱鼓瑟、削足适履，“达变”也不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整部《伤寒论》就是“阐常述变，知常达变”的最好例证，书中在病机阐发、方证论述、治则治法、处方用药，甚至书写体例等诸多方面运用了变法辨证思维，目的无非是示人以活法。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世界万物都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精气、阴阳、五行学说体现的“运动不息”的基本思想是中医恒动观产生的理论渊源，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着深刻的影响。动态辨证论治思维，就是以中医恒动观为出发点，揭示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化过程中的内在规律，来指导临床复杂问题。
在中医学的辨证论治体系中，只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最能体现动态辨证思维。不同的是，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均属于外感病辨证体系，而《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则不只是外感病辨证体系，所以俞根初讲“六经钤百病”。《伤寒论》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理论体系和辨证思维始终贯穿着“恒动观”这一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其原因之一。
张仲景论述动态辨证有其专用名词。如肌表与六经病之间是动态变化的，这种变化称为“传经”；六经病与病之间是动态变化的，这种变化称为“转属”；每一经病之间是动态变化的，这种变化称为“坏病”。此外，书中还有“合病”“并病”等。六经病痊愈，张仲景还专门设置了“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篇，提示大家，即使病愈，阴阳气血还不断在变化，疾病还有复发的可能。总而言之，六经病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自始至终是不断动态变化的，体现在辨证论治方面，就是动态辨证思维。
中医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组成人体的各个脏、腑、形、窍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同时人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是相统一的，即我们所说的“天人相应观”。所谓整体性辨证论治思维，就是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相结合的一种辨证思维方法。众所周知，辨证论治与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两大特色，我们习惯上将整体观念视为纯理论概念。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临床实践中必须将这两大特色结合起来，使得辨证论治进入更高的层次，变为复杂的思维，以应对复杂的临床问题。整体性辨证论治思维也是一种哲学层次上的分析思维方法，在辨证论治过程中遵循整体观原则，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分析病情、作出判断，并给出相应的治疗。整部《伤寒论》无论是体系、体例，还是病脉证治、理法方药、煎服禁忌，均一线相贯，不能割裂，从整体观上揭示了辨证的方法、原则和规律。
对立统一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比较”是用来确定事物不同关系的常见方法。“比较性思维”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对事物的不同进行深入辨析和解释，科学研究就是从确定简单对比开始而向前发展的。可以说，没有比较，科学研究就不能正常进行。具体到中医临床的辨证论治，比较性辨证论治思维是六经辨证中极具特色的辨证论治方法，甚至成为《金匮要略》唯一的辨证思维方法。
比较性辨证论治思维，通俗点讲，就是类证鉴别。这种辨证方法可以说在《伤寒论》中俯拾皆是。将相关的两段或多段条文方证加以比较，可分析它们之间的不同，鉴别它们之间不同的脉症特征和病理机制，从而给出合理的诊断和治疗。《金匮要略》将不同病证的相似脉症放在同一病篇，甚至病篇的题目本身就体现了比较性辨证的特色，如“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等。
司内性辨证论治思维，语出《灵枢·外揣》：“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可见，司内与司外是两种相对应的、思路截然不同的辨证论治思维方法。所谓“司内揣外”，是立足于对事物内在规律的探索。其侧重点，不应停留于患者的外在脉症和体征方面，而应聚焦于机体的内在因素，包括阴阳关系、脏腑关系、气血关系、六淫致病特点等人体内部的生理、病理变化规律等，并以此作为判断病机、确立治法、处方用药的依据。
司外而揣内，讲的是常规的、一般性的辨证论治思维；司内而揣外，讲的是特殊的、复杂的辨证思维。因此，司内而揣外，属于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的范畴。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一者立足于外，从外而内；一者立足于内，从内而外。前者的“司外”，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揣内”。而后者的“司内”，则属于偏义词组，目的不是“揣外”，其重心就在于“司内”。所以，司外而揣内与司内而揣外这两句话，尽管是相对应的，却不可等同看待和理解。司内性辨证论治提示我们，如果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内在病机缺乏从阴阳、脏腑、气血、六淫的关系、规律来整体把握，单凭司外获得的脉症进行辨证，容易陷入片面的、线性的思维误区。况且，司内辨证较之司外辨证，更能体现和揭示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和特色。
逆向性辨证论治思维，也可以称为反向辨证论治思维。它是对司空见惯的、已成为定论的事物或观点反过来思考，并解决复杂性与疑难性问题。
在科学的探索中，人们由于思维定势的羁绊，一般习惯于顺向思维，但若采取逆向思维的辨证论治方法，往往能使思维境界豁然开朗。蕴含着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中医学，在其辨证理论和临床诊疗中，处处显示了这种属于复杂性思维范畴的临床技能。例如在治法理论中的阴病治阳，阳病治阴；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上病取下，下病取上；通因通用，塞因塞用；热因热用，寒因寒用；等等，均属于此。这种辨证论治中的逆向思维，体现了认识事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临床辨证大师的仲景，更是灵活运用逆向性思维的典范。我们运用这种思维来研读和分析《伤寒论》中的一些疑难性条文，处理和思考临床中的一些复杂性问题，往往会有出乎意料的发现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