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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教学有着很强的传承性。自建院伊始，协和就高度重视教学工作，重视程度不亚于医疗工作。这种传统在百年历史中得到了非常强大的传承，迄今仍然在教学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在19世纪，美国存在着多种学制的医学教育，对于医师执业也没有明确的入门条件限制。这一情形实际上与美国作为一个早期移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紧密相关，医生数量在较长时间内相对不足。然而这种社会状况到20世纪初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经济不断增长，医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已经开始出现医生略有过剩的情况；同时，民众对医疗的期望逐渐提高，医疗纠纷也相应增多。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卡内基基金会委托亚布拉罕·弗莱克斯纳对北美医学教育进行了深度调查，最终发表了《弗莱克斯纳报告》。这一报告把绝大多数北美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批判得体无完肤，唯独推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教育模式。《弗莱克斯纳报告》的问世，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特别是医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弗莱克斯纳报告》对美国医学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北美医学教育改革就此起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体系几乎成为典范，相当一批医学院就此关停并转，其余医学院均参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模式进行改革。这一模式在当时确实是综合了世界上所有医学教育模式的优点，因此不仅受亚布拉罕·弗莱克斯纳推崇，也迅速被北美医学界广泛接受。以威廉·韦尔奇（William Welch）为首的一批医学教育家，自此在北美医学界致力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模式的推广，一时间卓有成效。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教育模式始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韦尔奇的医学教育理念。韦尔奇担任医学院院长之前是留德学者，师从德国病理学家科恩海姆，因而德国用其他学科新理念、新技术研究病理学的思路成为他教学理念的核心之一。源自法国的床边教学理念和预科教育的思路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汇总了欧洲医学教育最精华理念的模式还有一条重要原则，即从事医学教育的临床教授必须全职在医学院和教学医院工作，不能私人开业行医。然而，美国资深医生的薪酬非常高，因而这一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则的实施遭到了巨大的阻力，即便在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也因难以贯彻而被迫放弃。因此，理想主义的医学教育改革派遇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约翰·霍普金斯医学教育模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也不能够完全地得到贯彻实施，而不能实施的重要原则，偏偏还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北美医学教育改革派的理想主义在市场经济面前无奈碰壁。
正当医学教育改革派一筹莫展之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重要举措使他们重新振奋起来。在中国建一所高水平大学的计划因为种种原因被否决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将眼光投向了中国的医学教育。医学教育改革派的核心人物韦尔奇和西蒙·弗莱克斯纳（亚布拉罕·弗莱克斯纳之兄），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并直接参与中国医学教育的考察和建设。经过对中国医学教育的考察，医学教育改革派已经笃定地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拟新建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正是医学教育改革最为理想的试验田。因为中国极度匮乏高水平医生，而洛克菲勒基金会能够提供的高昂薪酬足以使全职教授放弃私人行医的念头。
协和自建成始，长期拥有“东方霍普金斯”这一称号。究其原因，协和就是医学教育改革派按照理想的霍普金斯模式去量身定做的医学教育体系。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现代化的医院和优秀的资深临床医生，改革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北京荡然无存。因此，医学教育改革派雄心勃勃地要在北京打造一个堪比约翰·霍普金斯，甚至超越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教育全球典范。
1.协和的课程体系 协和的医学课程体系是由韦尔奇和西蒙·弗莱克斯纳依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课程体系，加上他们根据在中国的考察报告特别针对性补充的部分课程，因此与霍普金斯课程高度一致。
关于教学语言实际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争执。最开始绝大部分均主张使用英语教学，而中国绝大部分传教士医生则建议使用中文教学，以推广他们开始启动的汉化医学术语。西蒙·弗莱克斯纳起初是唯一赞同使用中文教学的，但因国际交流与保持国际一流水准的需要，很快被说服，转而支持英语教学。
2.协和的师资 在建院伊始，协和的师资绝大部分由美国资深教授构成，这部分教授许多都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背景。而最受洛克菲勒基金会重视、聘用最严格、薪酬也最高的客座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背景的也占多数，如1938年的尤格尼·欧匹（Yevgeny Opee）教授，在华期间很有成就，他离开中国时，《中华医学杂志》特地出版专刊以示纪念。一小部分从在华传教士医生中遴选，还有个别医生来自北京协和医学堂（1906年苏格兰传教士科克兰（Cochrane）医生建立的西医学堂，1915年被洛克菲勒基金会买入，保留了“协和”的名字）。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其全额注资的中华医学基金会购买了协和医学堂的地产和设备，但绝大部分人员并未留用。留用的原院长杨怀德，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而药理学家伊博恩（Bernard Emms），则由中华医学基金会出资资助其赴美留学，先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后又延长资助时间，最后于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对于传教士医生也是如此，尤其是准备委以重任的传教士医生，如阿德里安·邰乐尔（Adrien·Tylor），在就任外科主任前被送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就读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方得以任职。甚至蒋汉澄先生在受聘协和照相绘图室工作后，也立即被送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美术系进修1年，此后才开始正式工作。早期的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许多也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如1921年约翰·霍普金斯医学生艾丽斯·洛克威尔（Alice Rockwell）即在协和担任实习医师，而陈翠贞也是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回国后来到协和，先后做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协和医生在升任主治医师后往往有机会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深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就是理想的目的地之一，张孝骞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2年。而对于协和护理学院来说，因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并未设立护理学院，因此，协和只能按照自己设立的高标准建立护理学院，但第一任和第三任护理学院院长沃安娜和胡智敏也都是霍普金斯医院护校毕业的。因此，从师资配备来说，协和教师的聘用与约翰·霍普金斯的教育背景有着全方位的联系，从而保证了教学体系和思路上与约翰·霍普金斯是一脉相承的，保证了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要求。
3.协和预科学校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筹建协和的过程中发现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按照约翰·霍普金斯医学教育模式，医学生需要2～3年的预科学习来保证医学所需的科学知识与思维能力；但中国当时并未有任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够提供让医学教育改革者满意的学术能力。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干脆出资自行建立了医学预科学校，师资也都是从各名校聘请，实力非同寻常。此后至燕京大学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考虑到预科教育的全面性，并且经考察认为中国已有若干综合性大学可以达到协和预科所要求的水准，遂将预科学校全部捐给燕京大学理学院，成为其受到的最大一笔馈赠。此后，协和预科教育多数在燕京大学完成，也从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国内著名综合性大学的毕业生中遴选。因此，协和预科学校的兴办与终止，均体现了协和按照霍普金斯模式对医学生预科教育的高要求。
4.协和的医学教育对霍普金斯的影响 依照韦尔奇和西蒙·弗莱克斯纳的理想，避免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各种弊端以后，协和应该成为全世界医学教育的标杆。然而这一理想并未能够真正完全实现，其原因十分复杂。可能与日本侵华使一大批外籍教授陆续离开协和有关，也与协和并未真正契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有一定关系。但依然有少许项目对霍普金斯产生过影响。如兰安生任公共卫生科主任后，促成了第一卫生事务所的诞生。他一直力图将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的教育结合起来；因此，从1926年起兰安生安排学生去第一卫生事务所实习4周，这成为现代医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因其理念逐渐得到认可，公共卫生科的实习这一新兴教学内容，在30年代被复制到美国多所医学院的教学活动中，其中就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综上所述，协和医学教育模式自建院即由北美医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所创建，来源于霍普金斯模式但又力图高于霍普金斯模式，期望培养出一代中国医学界领袖。
“老协和”1933届毕业生、血液病学专家邓家栋教授曾经回忆当时的教学特点，总结为以下10条：①包括3年预科的八年长学制医学教育；②开办高级护理教育；③严格遴选和小班教学；④教学语言用英文；⑤开办进修教育；⑥启发式教学与理论结合实践；⑦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制度；⑧派遣优秀者出国进修；⑨聘请客座教授；⑩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邓家栋教授所总结的虽然不全是临床教学的直接特点，但实际上对临床教学均有重要意义。如第1条是长学制教育，八年学制中有3年是预科教育，要求全面掌握自然科学知识，能够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来分析和思考问题，为今后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分析医学问题打下基础。第2条是护理教育，医护协同才能保证医院的医疗质量，同时也对教学质量有重要影响。第3条说明了选才的严格，可以说协和教育的风格是“严进严出”，保证了极高的成才率。这一条和第8条“派遣优秀者出国进修”从人才培养思路上是非常一致的，在高成才率的基础上，再择优送往国外各专业领域内最先进机构去学习最前沿的医学科学。第4条英语教学一方面是不得已，因多数教授来自西方，不能用汉语教学；另一重要原因是希望和国际接轨，确保与国际先进水平机构交流时无障碍。第9条的目的是保证协和教学水平与西方最前沿水平一致。第6、第7、第10条与临床教学关系尤为密切，也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第3条一起在下文中详述。
1.对生源的严格遴选和淘汰制 “老协和”对学生的严格遴选开始于严格的入学考试。考生需要首先考入几所重要综合性大学的医预科，在预科阶段通过多次考核，才能不被淘汰，有机会通过选拔考试进入协和本部。进入本部以后，淘汰率依旧很高，往往到毕业时仅10余人甚至不足10人，第一届（1924）仅3人准予毕业。自1924年到1943年的20年间，共毕业311人，平均每届毕业15.5人。这样的结果是，毕业生数量虽少，质量却很高。协和1937届毕业生何观清在回忆中曾详细描述当时的情形：“协和十分重视保证学生的业务质量，采取筛选、淘汰的方法来选拔学生。筛选是从医预科时就开始的。我在东吴大学读书时（1929—1932），读医预科的有五六个同学，可是至1932年夏得到学校推荐去报考协和的只有三人，其中只有二人被录取。该年从燕京、东吴、金陵、南开、岭南等大学考入协和的学生有25人，可是至1937年毕业时只有19人，有6人被淘汰，其中有5人是在念一年级时被淘汰的。要想不被淘汰，首先年终的笔试、口试必须及格。要想及格，就得用功念书。可是用功念书也不一定准能及格，因为年终考试这一关很不好过，笔试考的范围往往超出教师平时讲课所讲的和教科书所介绍的内容，而口试更是无边无际了。记得我那年年终口试时，著名解剖学学者沃特·琼斯教授手拿一个颅骨脑壳问我：‘这是什么脑壳？年龄多大？有何根据？’一位‘不受学生欢迎’的生理学教授问一位同学：‘假若一颗普通手枪子弹从前额部正中与眼睛相平之处打进，而从头顶正中出来，受伤人会出现什么症状和后果？’最‘可怕’的是，即使年终口试、笔试及格，也不能保证不被淘汰，还要看你平时成绩如何，实验做得怎样，报告写得怎样，以及教师对你的评议怎样。此外，还要看学校管理委员会教育组下设的课程及水平委员会（一年级委员会委员是从解剖学、生理学和生化学教师中选出组成的）对你所做的综合评议和鉴定如何，包括你是否具备做医生的仪容、你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潜力、你是否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会听、会说、会读、会写）等。”
2.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体系 尽管淘汰制的压力对毕业生的高质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应该还是当时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体系。“老协和”开始有250张床位，后来增加到350张，教师远多于学生，因此多数系科均有条件实行导师制，以便对医学生做到因材施教。
何观清教授的晚年口述中即有着对当时内科学导师教学程序的清晰回忆。“我记得，在内科见习做实习医生时，对每个新进院的患者，学生都要询问病史，进行物理和血、尿常规检查，作出诊断，写出病史及住院记录（但无处方权）。检查和诊断做完之后，则邀请导师陪同到病房患者床边核对自己所做的检查和诊断（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导师，由富有临床经验的内科学教授和副教授担任。我的导师是我国著名内科专家刘士豪教授）；然后再回到导师的办公室去，由导师提问刚才看过的那个患者的病情、诊断、治疗、转归等问题。从导师的提问及诱导中，学生受益匪浅。”
“老协和”教学模式中，对启发式教学和理论联系实践的极为重视，是从上到下均在身体力行的。邓家栋教授在回忆中着重提到了这一点。
“协和强调启发式而不是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课堂讲授的时间较少，着重在实验室和临床实践。”
“基础各科之间，临床各科之间，以及基础和临床各科之间，均在教学中注意联系和综合。每周1次的临床病理讨论会，由临床前期和临床各科的教师和各年级学生一起参加讨论，这一制度历久不变。通过参加这种活动，学生学到了知识，也增进了辩证思维的能力。”
临床病理讨论会和大查房制度对于指导各级医师和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均是极好的学习机会。各级医师根据查房患者的病情，交替发言，互相补充，为理论联系实践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对医学生学习临床思维大有裨益。
何观清教授在晚年回忆中对协和启发式教学和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方法进行了精辟总结。“……更重要的，它有一套独到的教学方法，即不仅仅立足于课堂，靠老师讲课、学生啃书，更重要的是把力量放在实验室、门诊、病房及社会现场上，让学生自己去观察现象，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自己去查阅书刊、请教老师。……讲课时数少而精，多腾出时间让学生自己去看、做、问、想、学。”
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制度不仅是常规的医疗制度，也是保证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制度。实习医师在住院医师的指导下，逐步学会将所学的知识用于临床实践；而住院医师与实习医师关系，实际上是教学相长，实习医师阶段如果表现出色，将有机会留任住院医师；而住院医师的目标则是在遴选中脱颖而出，出任总住院医师。
邓家栋教授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医本科的最后一年（第五年），学生分别到临床主要科做实习医师。他们要在上级医师指导下直接负责住院患者的诊疗工作。他们要对患者‘每天24小时负责’。学生毕业后的继续培养有临床住院医师制度，每年聘任1次。三年或四年后可任总住院医师。由于编制限额，住院医师和总住院医师的‘入选’都要经过相当激烈的竞争，成败取决于工作成绩。住院医师任期完毕即可定向发展成为专才。”
建院伊始，协和的师资力量强大，又以客座教授的学术实力为最，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本领域掌握最前沿工作的学者。而协和的建院宗旨中即有“提供科研机会，尤其是针对远东地区的特殊问题”，因此临床科研一直是协和各级医师的一个重点，并且在教学时有意识地将科研方法融入，从而使医学生得到科研思维的训练，部分医学生直接发表了论文，如刘士豪在1924年尚未毕业时即在哈罗普副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邓家栋教授对协和这一特点感受颇深。“科学研究主要结合教学、医疗和我国当时常见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等实际问题。例如，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麻黄素、软骨病和钙磷代谢、营养问题、疟疾、血吸虫病、斑疹伤寒、黑热病等科研成果，不仅对我国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医学也有重要贡献。有数以千计的科学论文在国内外的杂志上发表”。
由于协和模式的成功，百年来医学教育一直强调传承。淘汰制在1951年后因故取消，但其他教学核心模式一直传承了下来。严格遴选并小班教学、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启发式教学、导师制、实习医师与住院医师制度、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这些特点一直被保留到当代教学，行之有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传承下来的教学体系仍然发挥作用，许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融入更加值得我们尝试。
（李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