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流浪家园

繁星满天，仙女座女神安德洛墨达（Andromeda）身体斜躺，照料着膝间那一团混沌，那就是大螺旋星云（Great Spiral Nebula）。天上的银河，倾泻而下，落到了海面之上。抬望夜空，最亮的星星深处，是一些小星星，再往深处看去，又是一些小小的星星，如此延伸，以至无穷无尽。西方的地平线处，有一条淡绿色的光束，闪闪烁烁，发出光芒。小水湾两边，长着芦苇，水浅的地方，都已结了冰。这时，从远处传来了阵阵的鹅叫声。

哈普沙卢是个小港口，位于爱沙尼亚大陆的最西边缘、莱内县（Lääne）境内。此县是芬兰湾与波罗的海的交汇之处，这里的海岸线，形如一个直角，由东西方向直拐成了南北方向。欧亚陆块延伸到此，分散成了一片岛屿，星罗密布于里加湾（the Bay of Riga）之中。浮于水面之上的岛屿，较大的有三个，分别是希乌马岛（Hiiumaa）、萨列马岛（Saaremaa）和穆胡岛（Muhu）。这三个岛屿，野性十足，上面狂风肆虐，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把它们分别称为达格岛（Dagö）、奥塞尔岛（Ösel）和姆恩岛（Moon）。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小岛，密密麻麻分布在海面上。远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就已经使用琥珀雕像，作为亡亲的陪葬，有鸟雕、蛇雕以及其他动物的雕像。

爱沙尼亚国土之中，这个地方是最后才被利沃尼亚骑士团（Livonian Order）征服的。因此，这片群岛，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走私犯、匪徒和海盗的法外之地。1839年，俄国“尼古拉一世号”（Nikolai I）轮船，从圣彼得堡驶往吕贝克（Lübeck），在萨列马岛海域失踪。次年，驶往圣彼得堡的汽船“秃鹫号”（Vulture），在此岛的南部海岸水域沉没。远在伦敦的劳埃德保险社（Lloyd's of London）谣言四起，说是岛民燃起假的灯火，迷惑船只撞上礁石，这就让保险商遭受了重大损失。沙皇尼古拉一世（Tsar Nicholas I）的“彼得霍夫号”（Peterhof），是一艘排水量达400吨的蒸汽快艇。1850年，这艘崭新的快艇开启了它的处女航，从泰晤士河上的布莱克沃尔（Blackwall）驶往圣彼得堡，不想途中遇到强风，撞上了萨列马岛海域的礁石。结果，船上人员全部获救，幸免于难，但是要想把快艇打捞上来已几无可能，而这艘快艇当时估价超过两万英镑。海边的步行道，两侧种植着树木。我沿着步行道，在曲折的湾岸散步，路过一个漂亮的木制游乐场，它还遗留着那已逝去的欢乐气息，这种欢乐可以遥见于19世纪的度假胜地。我把包放在石椅上，去路灯下看看地图。回到椅边时，听到了音乐声，是一种欢快的旋律，似是要奏出华尔兹舞曲，接着，旋律却又落了回去。音乐像是从我的行李中传出，我正要看看怎么回事，这时曲调突然清晰起来，我辨出这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悲怆交响曲》（Pathétique Symphony）。原来是我在此移动，触发了音乐，椅子就发出了声音。再仔细一看，椅子上面有作曲家的铜质浮雕，以纪念他1867年造访此城。那时，此城名叫格普萨尔（Gapsal），是当时沙皇俄国最有名的度假胜地之一。

下榻酒店并不很远，它的主体是一座19世纪的带角楼的度假别墅，但是我的住处是海边的一个现代棚屋，外面有走廊，面向大海。次日清晨，一觉醒来，眼前一幅盛景。蛋壳颜色的天空下，哈普沙卢海湾一望无际，初升的太阳，给几片云彩染上了橙黄色。浅滩之处，尽是涉禽和海鸟；忽然一阵雷声响起，原来是一群天鹅，飞腾而起。吃罢早饭，我在城里随便逛了逛。老城区位于一个半岛上面，岛的中间，有个湖泊，水陆界线模糊，难以分辨。两眼看去，城区全是木头。木头房子、木头窗子、木头围栏，院里也还是木头堆；还有木头的栈桥，另外，那一艘艘木头老渔船，依偎在一片干枯的白蜡树和桦树之中。就连烟，也是木柴燃烧后冒出的烟，在空中飘荡。

市中心是城堡教堂（the combined castle and cathedral），它周围是一片绿地，绿地的周遭便是城中心了。1279年，此城变为Ösel-Wiek主教区，乃是一个半自治的公国，隶属于利沃尼亚邦联（Livonian Confederation）。北方大战期间，城堡部分遭到俄军破坏，但是教堂部分依然挺立于巍然的城墙堡垒之中。自异教信仰会遭武力镇压以来，那教堂就是基督教世界坚不可摧的前哨。另有几个石砌建筑，似乎都是舶来产品。德国风格的几个别墅建筑，让人想起了19世纪的温泉热潮；俄罗斯帝国风格的几栋办公大楼，似是从圣彼得堡直接搬了过来。1923年，兰塞姆的双桅帆船停靠此港，上岸补给了些面包、牛奶和火柴。彼此一样，我俩都来过此城。兰塞姆到这儿时，乃是秋天。他当时发现，这个寂静小城，正从夏天的疲态中恢复过来。夏天，小城热闹非凡，喧闹不止，这可以带来财政收益，但是小城与其他度假胜地也有不同之处。他指出，去英国的度假胜地，一般是全家都到海边，热热闹闹玩上两个星期，哈普沙卢这儿则不相同，夏天，男人把妻子和孩子送到这儿，享受阳光，尽情沐浴，放松心情，治愈那心中的疾病，而他们则只从莱沃坐火车过来，度个周末。

接近小城北部的尽头，有个“爱沙尼亚瑞典人博物馆”（Museum of Estonian Swedes）。这个年岁颇久的木质建筑，大门紧锁，无人看管。但是，我走近门口时，一只黑白色的猫在我脚边叫了几声，接着路对面走过来一位年轻女士，打开了博物馆的门。俄国征服爱沙尼亚之前，这里由瑞典人统治着，爱沙尼亚的西边海岸和岛屿上住着很多瑞典人。他们的后代继续在这儿生活，以打渔造船为生。1944年，苏联占领了这里，大多数瑞典人都离开了此地，返回了瑞典的老家。现今，这儿还有些瑞典老人，每周都来博物馆见个面，一起编织挂毯，让瑞典文化得以保留下去。我看到了一些老旧照片、手工艺品、渔船和渔网，令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动。这些已经逝去的瑞典人，坚忍不拔地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20世纪冲突战争不断，剥夺了许多人应有的权利。这些留下文化遗产的瑞典人，可以说正代表了那些在冲突战争中被剥夺了应有权利的一些人。

该轮到苏联人登场了。整个冷战期间，哈普沙卢和其他岛屿都是军事区域，禁止游客入内，即使苏联游客也不例外。城镇西南仅4公里，便是托克哈普沙卢空军基地（Tokhaapsalu air base）。1991年基地停用之前，这里一直驻扎着第425拦截机航空团（the 425th Interceptor Aviation Regiment）的38架米格–23战斗机（MiG-23）。我继续往北走，这个半岛分成了两个叉齿，东边一叉是一个游艇俱乐部，西边一叉是一片荒芜之地，一长排苏联时代的工业厂房，坍塌严重，半数已经拆除烧毁，还有新近乱扔的垃圾，有破烂的鞋子、用过的避孕套、皮下注射器，垃圾之中，也遍布着些正在腐烂的包装箱，上面印有西里尔文字（Cyrillic script）。

回到城堡广场（Castle Square），有一家二手相机店，售卖俄罗斯老式泽尼特（Zenits）和留比特（Lubitel）相机。一家小古玩店的橱窗里，放着一件破旧的女式毛披肩，多张粉红和蓝色的沙皇大钞票，还有一串老旧珠子项链，色泽发暗，血红颜色，项链上挂着标签，上面有一字，字迹工整古老，写着Merevaik，是“琥珀”的意思。

几天的时间里，我坐着渡轮，穿行于姆恩群岛，这里景色漂亮，没有人烟。随后，我去了库雷萨雷（Kuressaare），不论大小，它是萨列马岛上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这个集镇正为冬天忙碌，工人在挂圣诞灯，路面也在撒上沙砾。从游客咨询处得知，冬天没有渡轮开往拉脱维亚海岸的文茨皮尔斯（Ventspils），这就是说，我必须回到岸上，走陆路交通，行程距离至少增加250公里。我出来旅行，能不开车就不开，因为开车旅行很难有与人交流的机会，也很难仔细欣赏周围的风景。再有，手握方向盘，记下旅行笔记，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然而，当时情况下，只能是租辆车前行了。

天黑时，我驾车到了派尔努（Pärnu）。此市位于河口之上，河与市同名。历史上，派尔努很早就加入了汉萨同盟，经营木材、琥珀、毛皮和腌鱼贸易，与它有贸易往来的港口，可远至吕贝克和金斯林（King's Lynn）。自19世纪泥浴流行之后，这儿主要是一个夏日度假胜地。然而，繁忙热闹的港口与生机勃勃的大学，可以把这儿冬日易有的无精打采的面容一扫而光。我行走在交错如织的街道，寻找着布里斯托酒店（Hotell Bristol），街道两边尽是木屋和新古典俄式教堂。不料，找到酒店后，门上通知说，此店停止运营，可按指示到达拐角处的维多利亚酒店（Hotell Victoria）。没想到，这反而是走了运。维多利亚酒店是一座漂亮的新艺术风格的公馆，朝向一个小公园。公园的中间，有莉迪亚·科伊杜拉（Lydia Koidula）的雕像，她是19世纪爱沙尼亚的一位诗人。2011年，爱沙尼亚加入欧元区，而在这之前，面值100克朗的纸币上就印有这位诗人的画像。我的房间宽敞，模样却不合常规，颇为有趣，头上是有坡度的天花板，屋内还有个不甚结实的玻璃门，门外是用铁架围起的阳台。

我到了一家酒吧。这个酒吧是个长长的、精美的灰绿色房间，透出一丝淡淡的古雅。我要了一杯酒，这时，我看到角落几个人，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一位女士，穿着深红色的礼服，戴着雪纺绸围巾，手上一副长手套，看似刚刚从《樱桃园》（The Cherry Orchard）的演出现场出来，她身边还跟着个10岁上下的小女孩；还有一位年龄稍大的女士，留着短发，商务感十足。这几人说的都是俄语。几分钟后，两位女士站起来，走到钢琴那边，开始了一场俄罗斯歌曲音乐会。观众有十几人，多是年纪偏大的俄罗斯女人。我听出唱的歌曲，有柴可夫斯基的《寂寞芳心》（None But the Lonely Heart），这首是来自歌剧《尤金·奥涅金》（Eugene Onegin）的书信场景，另外还有些歌曲是来自格林卡（Glinka）、达尔戈梅日斯基（Dargomyzhsky）和米卢廷（Milyutin）。出乎意外，这些歌曲唱得非常动听，歌声中悲伤里带着骄傲，充满了怀旧之情。

过了一会儿，我对歌手表示了谢意，并问她是否会说英语。她会说，但说得不好，聊了会儿天，她就跟我说了句失陪，去换衣服了。她不在时，那个小女孩坐到钢琴边，弹起了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v）练习曲，弹得熟练而又富有情感。她妈妈回来了，穿着牛仔裤和无领毛衣，递给我她的名片，不屑地说上面是爱沙尼亚语，好像用爱沙尼亚语在名片上介绍自己，她并不喜欢，但是也不得不这么做似的。她出生在伏尔加格勒（Volgograd），小时候就来到爱沙尼亚，在塔林的乔治·奥茨学院（Georg Ots Academy）学习音乐。她现在管理着派尔努俄罗斯文化协会（Pärnu Russian Cultural Society）的声乐工作室，爱沙尼亚政府会给协会少量的资助。

酒吧来了大约20个衣着考究的爱沙尼亚人，他们来自一家当地的葡萄酒俱乐部，一起坐在长桌前，听俱乐部董事长介绍葡萄酒的制作环境和酿造年份。此时，那位女歌手告诉我，她女儿已经学了六年钢琴，现在就读于派尔努一家音乐学校。小女孩肯定是出生于爱沙尼亚独立后的几年，她非常喜欢练习说英文，用英语告诉我说：“我是俄罗斯人！”显得十分自豪。

到里加的A1公路，即Via Baltica高速公路，由欧盟赞助修建，道路平坦而又现代。路上几乎没有车，不知不觉中，车已开入了拉脱维亚的国境。自从波罗的海国家加入申根国以来，边防关卡早已拆除。公路怀抱大海之处，我看到白浪滚滚而来，可以冲过海边的一排松林。

到达里加市之前，开车会先经过一片布满沙砾的郊区，有大片布满尘土的苏联时期的房屋，夹杂着其他一些老建筑，面临不同程度的失修破损，郊区电车轨道纵横交错，空中乱糟糟地挂满了无轨电车的线架。这座波罗的海沿岸的大城喧闹不堪，又脏又乱，每条街道的面庞之上，都可以看出它在那动荡的历史中留下的伤疤与荣耀。开车过了新拜占庭式的俄罗斯东正教堂，我就沿着德维纳（Dvina）河岸行驶。在一个拉脱维亚步兵雕像附近，我找到了停车场，把车停在了那儿。然后，我入住了一家别致的小酒店，它是一所16世纪的商房，位于老城区的边缘。

坐在火炉旁，我浏览了下《波罗的海时报》（Baltic Times）上的演出信息，看到当天晚上会有音乐会演出，地点在大行会会所（Great Guild）。出了酒店，我注意到这里讲俄语的人比爱沙尼亚语的多，并且广告牌和公告牌上，俄语的使用也会更多一些。商店橱窗之下，琥珀项链闪闪发光；街道上，有许多俄罗斯人在乞讨。说俄语的人，占到了拉脱维亚人口的近30%，与爱沙尼亚的语言法律相似，这些人中的一半，不能获得公民身份。亚历山大·基尔斯坦斯（Aleksandrs Kirsteins）是拉脱维亚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曾经把这些说俄语的人比作“平民侵略者”，要求把他们装上火车，送回他们的民族故土。

大行会会所于1384年建造，时为城市商界精英聚会的场所，现位于市中心广场的西北角。19世纪60年代，它经历了大面积的重修，但是它的明斯特房间（Munster room）保留着它中世纪时的样子，有着哥特式穹顶和音乐家展廊。会所四周的墙面上画着汉萨同盟各个城市独有的武器装备，城市中包括伦敦和伊普斯威奇（Ipswich）。我走进演出大厅，里面已坐满了观众，各个年龄段、各个社会阶层的都有，这点与英国不同，在英国去听古典音乐会的绝大部分是老年观众。

拉脱维亚国家交响乐团（The Latvian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在直布罗陀指挥家卡雷尔·马克·奇琼（Karel Mark Chichon）的带领下，登上舞台。在拉脱维亚年轻的钢琴家洛玛·丝凯德（Lauma Skride）伴奏下，交响乐团首先抒情地演奏了舒曼（Schumann）的钢琴协奏曲。真正的大戏，会在下半场演出，内容是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柴可夫斯基似乎成了我这段行程中的旅伴了。序曲以深沉的低音大提琴和巴松开场，这就已经可以看出，奇琼并不把柴可夫斯基当作一位柔情的作曲家。演奏整体澎湃有力、一气呵成，音乐的行进，达到特殊的效果。音乐先是活泼灵动，然后史诗般的大开大合，最终汇聚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演奏把观众带进了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tch）那种令人恐怖的世界，终曲蕴藏着的悲伤，冷若冰川，要把空气冻住了似的，后世俄罗斯作曲家谱曲的巅峰也不过如此。

音乐会结束，我在街上欣赏高高的红砖教堂时，一对俄罗斯夫妇走到我跟前。那位丈夫对我说：“我不是克格勃，不是黑手党，不是基地组织。”尤里（Yuli）在里加已生活了40年，每月靠55拉特养老金生活，55拉特约等于50英镑。靠这点钱，他是买不起公寓的，因此现今住在旅社里面。他说他50岁，但看起来像是65岁。他妻子名叫伊莱萨维塔（Elisaveta），个头不高，穿着件白色棉袄，娇小的身躯里，显得忧心忡忡。随着苏联的陨落，这些正派、有尊严的人们，显得是那么的孤立无援。

第二天早上，我出来散步，路过一个火车站和一个市场。市场是在一排20世纪30年代的齐柏林（Zeppelin）飞机库里。道路的一边，矗立着科学院大楼，它是一座斯大林式的高楼，跟莫斯科和华沙见到的一模一样；它的对面，乃是有着漂亮洋葱顶的天使报喜堂（Church of the Annunciation），这是苏联统治时代的遗产。一路往上，见到了一座犹太教堂废墟，教堂毁于1941年纳粹来犯之时。教堂后面有个纪念碑，出自雕刻家艾琳娜·拉兹蒂娜（Elina Lazdina）之手，2007年，该纪念碑揭幕。一面围墙由多个柱子撑起，柱子上面刻有多人的名字，这些人曾冒生命危险，救助了400多个犹太人的性命。柱子下面，有人放了一束红色康乃馨，也有人放了些鹅卵石。

我发动车子，开过德维纳河上的一座大桥，驶出了城外。河的西部地区是Kurzeme，英语称它为Courland（库尔兰），德语则是Kurland。两个多世纪以来，小小的库尔兰（Courland）一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短暂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参与者。1562年，利沃尼亚邦联由瑞典、丹麦和波兰瓜分之时，利沃尼亚骑士团末任大团长（the last Master of the Livonian Oder）戈特哈德·克特勒（Gotthard Kettler）试图在这里建立一个稳固的军事基地。在克特勒和他后代的领导下，库尔兰和瑟米加利亚（Semigallia）公国名义上虽属立陶宛，但实际上是自治的。戈特哈德的孙子雅各布（Jacob）统治期间（1642-1682年），该公国达到了其权力和繁荣的巅峰。雅各布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精力充沛，活力十足，曾经广游西欧，还建立了公国的商务船队，最终成为了欧洲最大的船队之一。船只从波罗的海的港口威恩达乌（Windau）[现今的维尔纽斯（Ventspils）]和利巴乌（Libau）[现今的利耶帕亚（Liepāja）]启程，出口木材、粮食、鱼和琥珀，可远至英格兰。英国内战期间，雅各布还派出一支舰队援助国王查尔斯一世。17世纪50年代，公国甚至在冈比亚（Gambia）的圣安德鲁岛屿（St Andrew's Island）和多巴哥（Tobago）建立了殖民地。

1663年12月11号星期五，在伦敦的一家咖啡馆，一位在波罗的海做生意的商人威廉·哈灵顿（William Harrington）告诉他的朋友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

库尔兰公爵和那些王公贵族的最大娱乐活动便是狩猎。然而，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带着猎狗而行。狩猎那天，他们发号施令，召集举国之民，到野外集合，每人手上都点起火把，开始追赶猎物，熊、狼、狐狸、野猪和狍子，直至这些猎物筋疲力尽，束手就擒。最后，他们随便找个地方，来个瓮中捉鳖，看好什么猎物，直接猎杀它就是了。

可是好景不长。1655年，瑞典军队进犯库尔兰，1658年，公爵被抓入狱。囚禁期间，荷兰人侵占了他的殖民地，船队也遭到摧毁。1660年获释之后，他重新打造了船队，夺回了多巴哥，但是辉煌时代始终是成了过往云烟。可能是公国太小，仅有20万居民，以致不能继续维持它在全球的霸业。在其强大的邻国支配下，库尔兰一直保持着不稳定的独立，直到1795年被俄国吞并。

我行驶在一条笔直的单车道上，穿过成片的松树林和桦树林，经过一个村庄，路边有些妇女在卖苹果和土豆。出了森林，一片空旷的原野出现在眼前。薄雾笼罩着四野，干草捆成了一个个圆柱蹲在野地里，在秋日潮湿的环境下，全都已发了黑。接着，三个小时的行驶中，我首次到了丘陵地带，沿着缓坡，车子向海岸驶去，这段驾驶令人倍感兴奋。路下约20米，波罗的海与爱琴海有着一样蓝色的海面，白色的浪花，层层冲上沙滩。

琥珀海岸（Amber Coast）在这里转了个弯，然后一直延伸到利耶帕亚。在那里的海岸，有“北部黄金”之称的琥珀，被大量地冲刷到岸上。在扎克尔内（Jūrkalne）小镇，一座18世纪的白色教堂俯视着一个陡峭的沙质悬崖。悬崖之上，受狂风肆虐的松树，在悬崖边上岌岌可危；早已掉入悬崖的松树躺在沙滩上，露出了条条白骨。扎克尔内以前叫作菲利斯堡（Feliksberg），是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中一次海军事件发生的现场。1809年5月15日，舰长约瑟夫·贝克（Captain Joseph Baker）的护卫舰“HMS鞑靼号”（HMS Tartar）驶出利斯（Leith）港，在此与丹麦船只相遇。双方在沙丘上展开枪战，贝克的手下登上了丹麦的弃船，结果发现丹麦人在火药库中还燃着一支蜡烛。那时，火苗还差半英寸就会点燃炸药，贝克的一位士兵见状，赶紧把火苗给扑灭了。

帕维洛斯塔（Pāvilosta）是一个安静的小港，萨卡（Saka）河在此汇入波罗的海。我沿着沙滩散步，首次去尝试寻找琥珀。有人独自在沙滩上细细地搜寻，很难辨别是男是女。这人身上穿着风衣，头上一顶羊毛帽，眼睛紧紧盯着沙滩，耸起肩膀做出挡风的动作，沿着潮汐线而行，时不时捡起小东西，放入口袋里。显然，这人比我成功得多。吸引我目光的任何东西，定睛一看，最终不过都是橙色的鹅卵石。我心想，若是跟着有经验的琥珀猎人好好观察下，应该会学到一些东西。于是，我谨慎地保持着距离，跟在那人的后面，但是那身影发现了我，还是走开了。大约过了一小时，耳朵和手指已冻得发木，我决定就那么结束，打道回府。

我向着利耶帕亚港继续出发，但没有选择大路前行，因为走大路，意味着在内陆行驶。我选了一条小路，沿着小路行驶，会经过一些沿海的居住区。整整大半天，车子都在茂密的松树林里行驶。运木材的卡车在地面留下了深深的车辙，一片泥泞。泽姆普（Ziemupe）是个林中糖果屋式（Hansel and Gretel）的小村子，仅仅有几间农房。沿着刺柏林中的一条小路而行，在沙丘的边缘地带，见到了一座简约的白色路德（Lutheran）教堂。教堂内部，巴洛克式的圣坛和讲坛，令其素雅的16世纪内饰显得生动活泼。教堂还能在这儿待多久，没有人能知道。海岸受侵蚀严重，近年来，已有大约10米的海岸，消失在大海之中了。我站在沙丘上，看到西方的天空，布满红红的落日余晖；往北看去，阿克门拉戈斯（Akmenrags）灯塔的光束，扫过波罗的海的海面；往南眺望，利耶帕亚港的灯光，照亮了暗暗的天空。

我开车行驶在桦树林中。突然，车前灯光中，一只鹿跑了过去，吓了我一跳。等我拐了个弯，眼前出现了一座教堂。真是难以置信，这是一个巨大的俄罗斯东正教堂，有泛光灯照亮它那镀金的圆顶。我以前到过卡洛斯塔（Karosta），这是利耶帕亚的北部郊区，1893年由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作为海军基地而建。这个海军基地，一直由苏联军方使用到1991年。沿着道路蜿蜒而下，就到了运河上的一座平旋桥，运河是卡洛斯塔和利耶帕亚的分界线。无人看管大桥，桥门也上着锁；自从一艘格鲁吉亚邮轮（Georgian tanker）在风暴中撞上大桥，桥就一直停用，这种状态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因此，居民过河就不得不绕道几公里，而这让卡洛斯塔更加的孤立隔绝。

利耶帕亚官方的旅游手册，试图把卡洛斯塔描述成一个“野蛮之下，自带美丽”的地方，手册上饶有兴致地说：“在冰冷弯曲的铁丝网之中，也会飘荡着那沁人心脾的玫瑰花香。”事实上，卡洛斯塔遍布凄凉，失业和吸毒问题突出，困扰重重，即使周六晚上，街道也一片漆黑，空无一人。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是说俄语的，他们当年背井离乡、远赴这里，为海军基地服务，属于后勤人员。而如今，他们滞留在这儿，并且大部分都是失业的，但这个国家并不想收容他们。

在空荡的街上行驶了一会儿，我终于找到了去城里的大路。途中经过一个道口，正是红灯，我把车子停住。一列载着汽油罐的火车，从我车前穿行而过，每个油罐上面，印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标志。我前方是辆奔驰车，它的车牌下面，贴有一面苏联小国旗和苏联的俄语名称首字母CCCP。火车通过后，闸门抬了起来，我过了道口，又开车过了座大桥，就进入利耶帕亚了。一座红砖哥特式教堂的后面，有条狭窄的街道，其两旁都是木头房子，我在这街上找了家酒店，对面是个市场，卖的是廉价衣服和苏联纪念品。

利耶帕亚湖（Lake Liepāja）与大海之间，有一个狭窄的沙嘴，该城就横跨在沙嘴上面。沿着运河，年岁已久的木头房子，呈网格状排列。运河的两边，有成排的货船、拖船和起重机，河岸上，可见一些仓库和工厂烟囱。利耶帕亚有6.9万人口，是拉脱维亚的第三大城市，它的建筑风格丰富多样，说明此城历史饱经风霜，商业地位也非常重要。圣约瑟夫天主大教堂（St Joseph's Catholic Cathedral）新哥特式的尖顶和圣三一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Trinity）巴洛克式的钟楼，俯视着世纪末大道（fin-de-siècle boulevard），大道乃是灰色的战壕混凝土建成，是一个崭新的步行商业区，到处都是霓虹灯酒吧和玻璃墙面的购物商场。

此城起初是个渔村，名为利瓦（Liva），由利沃尼亚人（Livs）管辖，后来条顿骑士团接管，改名为利堡（Libau）。17世纪时，雅各布·克特勒把这里发展成了一个大港，琥珀就是一种主要的出口产品。虽然该城规定，犹太人不得从商，但是许多犹太人在琥珀贸易中却很活跃，或者自己找寻琥珀，或者从当地农户那儿收购琥珀，然后再把琥珀卖到梅梅尔（Memel）或但泽（Danzig）。涉及的琥珀数量巨大，曾经有人给梅梅尔的商人菲利普·艾伯特（Filip Ebert），一次就拿出了一桶半的琥珀供他挑选。一封日期为1700年2月7日的信中说，一位名为伊萨克·沃尔夫（Isaac Wulf）的犹太商人向库尔兰公爵请愿，要求赋予他在公国经商的权力，因为他替代他的亲戚撒迦利亚·丹尼尔（Zacharias Daniel），一直在做海岸监督巡视员（Stradvogt）。从信中来看，丹尼尔做这份工作，约有长达十年的时间。

北方大战之后，发生了瘟疫，导致城里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1795年，俄国吞并了利耶帕亚。在这之后，港口才慢慢恢复元气，重振雄风。20世纪初期，利耶帕亚达到繁荣顶峰。那时，城里建了许多公园，铺设了电车轨道，还有一些新艺术风格的漂亮建筑也拔地而起。此城甚至在一战末期一度有几个月的时间，成为了拉脱维亚的首都。当时，城市的名字已经改叫利耶帕亚。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占领了里加（Riga），因此，当时尚且稚嫩的拉脱维亚政府，在英国的保护之下，避难于利耶帕亚城中。

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这一天，利耶帕亚遭到猛烈空袭，具有深厚历史的市中心毁于一旦；6月29日，德国军队开进此城。一个月之后，德军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时，一批批犹太人，被赶到城北7公里的谢德（Šķēde），在一片沙丘上，遭到德国军队的枪杀。不出一年，城中只剩下800名犹太人。德军用铁丝网围起一片街区，作为犹太人居住区。1942年7月1日，德军把犹太人赶了进去。但只过了一年多，1943年10月18日，犹太人居住区也不复存在，里面的犹太人被转运到了里加附近的凯瑟瓦尔德集中营（Kaiserwald concentration camp）。最后，只有不到80人活了下来。二战后，苏联加紧了对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约有900名利耶帕亚居民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地区。因为这里有苏联的海军基地，斯大林明确指示，利耶帕亚禁止外人入内，即使是周边村民，也必须有准入证才能进城。20世纪80年代，苏联实行了开放政策，利耶帕亚才与外界重新建立了联系。

次日早上，我在城里闲逛。城中的建筑，风格是混搭的，这令我印象特别深刻。街上有斯堪的纳维亚典型的单层木屋，它的两侧，有奠基时代（Gründerzeit）的粉饰灰泥公寓，就是在德国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的那种，还有红砖别墅，这种别墅也常见于伦敦的郊区。最气派的建筑是俄罗斯东亚船运公司总部大楼。利耶帕亚曾是移民至美国的主要出境港口之一，1906年，就开通了直达纽约的航线。城里，琥珀到处可见。艺术历史博物馆，是一座新哥特式竖窗别墅，里面陈列了大量的琥珀，其中一些与考古发现有关，另一些与各民族文化历史相关。此城鼓励市民到沙滩搜集琥珀，然后将其上捐，用募捐来的琥珀做成了一条长达123米的琥珀珠链，为世界之最，除此之外，还制作了一个高高的沙漏状琥珀时钟，就放置在滨海步行道上。

城市与沙滩之间，有长长的滨海公园。我向沙滩走去，看看能否给自己找到些琥珀。沙丘完全遮蔽了城市，我似乎已出城很远。沙滩上人很少，有几对夫妻，还有一个遛狗的中年女士。顶着海风，我顺着海岸前行，眼睛盯着布满卵石的沙滩。过了会儿，我碰到一个人，他穿着风衣，沿着潮汐线仔细地搜寻。那人有意地避开了我，很明显，琥珀猎手都是独来独往的家伙。我在沙滩上找了一两个小时，白费了力气，没有什么收获。非要说有，那也就是收获了几块漂亮的石头和感冒。

我回到城中，下午无事可做，就去了书店和咖啡馆消磨时光。晚上，大雨袭来，砸得屋顶铛铛地响，水在沟里哗哗地流，后来又狂风大作，肆虐全城，风声都盖过了大海涌岸的声音，当然风也把大雨吹跑了，至此我才得以睡着了觉。第二天，我早早醒来，天还是刮着狂风，长长的一片灰色积云，低低地疾驰扫过淡蓝色的天空。海鸥围绕着教堂尖塔和冒烟的木屋烟囱飞翔悲叫，教堂的钟声也在鸣响。

早上10点，我开车出城，继续上路。路的一边，是有芦苇环绕的利耶帕亚大湖，部分是自然荒野，部分是工业废区；路的另一侧，是长在沙丘上的一排松树。过了卢卡瓦（Rucava），树林渐浓，光色渐暗，树木都把路边给围挡了起来。又行驶了几公里，我就越过了边界，进入立陶宛境内。我驶离了大路，朝着渔村斯文托吉（Šventoji）行驶。13世纪的编年史中，已提及这个港口，它后来也在16世纪的地图中出现。自从石器时代以来，琥珀就已在本地使用。1966至1976年在这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琥珀珠子和琥珀小雕像。这些琥珀文物，现存于里加国家博物馆和帕兰加（Palanga）的琥珀博物馆（Amber Museum）。我行程的下一站，就是这个琥珀博物馆。18世纪，当地居民要付给庄园领主一定费用，才能取得搜寻琥珀的权利。1739年，斯文托吉有十位居民取得执照，获准用织网来搜寻琥珀。

大路两边尽是一排排的苏联住宅楼，看似有些凄凉。下了大路，就到了一处海滨度假区，里面有些小棚屋和饭店，饭店都是一些长长的小木屋，因为是冬天，它们全都关着门，没有营业。然而，近海的区域却非常漂亮。有一个红白相间的灯塔，还有一座独特的现代派圣玛丽哲鲁（St Marijos-Juru）教堂。这个建筑有棱有角，好像是一个船头从松林中驶出，它那细长的红色尖塔，在远远的海面上就可以看到。教堂旁边，斯文托吉河在沙丘之间蜿蜒而行。

正午时刻，我到达了帕兰加，那时，雨开始转为雨夹雪。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Jonas Basanavi ius）是立陶宛独立的缔造者。路上见到此人的一个半身留髯铜像，凶巴巴地朝下瞪着街道，这街道正与他同名。该街道可以直通码头，街道两侧有酒吧、娱乐场、赌场和脱衣舞俱乐部。起初，斯文托吉是个渔村，13世纪时，它首次有了书面上的记载。这个立陶宛的偏远村镇，把利沃尼亚和普鲁士正好分开。条顿骑士团曾经觊觎此地，想据为己有，这样就能把它控制的两个区域合二为一，统一起来，但是最终却没有成功。16、17两个世纪的时间，帕兰加发展成为了一个大港。荷兰、瑞典和英国的船只经常停靠此港，这里往外出口大量的木材、亚麻、粮食和琥珀。1581年11月，普鲁士公爵派出的一个委员会说，犹太人在琥珀贸易中异常活跃。1701年，在北方大战期间，港口遭瑞典军队毁坏严重，以后就一直没有恢复重建。1795年，波兰遭到第三次瓜分（the Third Partition of Poland），随后，帕兰加就实际处于俄德的边界地区，它变成了走私犯的巢穴。至19世纪，因为有宣传手册不断从德国走私过来，帕兰加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了立陶宛民族主义的温床。

1824年，一位波兰裔立陶宛伯爵，名叫麦克·迪斯基维奇（Mykolas Tiškevi- ius），试图重振旗鼓，复兴港口；其实，他的后人却更加成功，他们着手把这小村发展成为了度假浴场，建有酒店、疗养院和水疗馆。那时，像现在一样，琥珀制成的珠宝，深受人们喜爱；到19世纪末，大约有500名工人受雇于琥珀行业。如今，帕兰加就是波罗的海沿岸英国的布莱克浦（Blackpool）。夏天，这里热闹非凡；冬天，又湿又冷，人迹罕至，十分凄凉。出乎我的意料，琥珀博物馆却是开着门的，它主体是一座粉红色的新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宅。1897年，该豪宅由费利克斯·迪斯基维奇（Felix Tiškevi ius）建于大片草木绿地之中。1941年，费利克斯全家被迫逃离家园之后，此宅一度荒废。1957年，它最终得以重修，1963年，这里就建成了琥珀博物馆。

博物馆拥有25万多件琥珀藏品，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琥珀收藏品。然而，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它藏品的量大，而是藏品的华丽和多样。琥珀藏品前面，置有高度放大镜，可以让你看到琥珀发光的内部。有小而光滑的琥珀，像小卵石一样，也有大些的琥珀，长度可达几英寸。其中，“太阳石”（Sun Stone）琥珀，直径达20厘米，如足球般大小，重达3.5千克，是欧洲的第三大琥珀，另外两个分别在柏林和加里宁格勒。太阳石琥珀，曾两次被偷，两次被找回，最近一次是发生在2002年9月。

有些琥珀清澈透明、金黄色；有些是浊珀，纹理粗糙。一些琥珀，表面有层层薄片，像是石器时代打磨好的燧石尖片。有些琥珀内部还有琥珀，琥珀再套着其他琥珀，这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条纹，起初如果树脂包裹树脂，就会形成这种情况。另一些琥珀中，还能看到树皮和叶子的印记。许多琥珀，内部包含着其他东西。这些其实是树脂封存住的一些动植物碎片，有苍蝇、甲壳虫、蛾子、蚂蚁、蜘蛛、蜈蚣、蜻蜓，甚至有脊椎动物。最令人吃惊的是，一块琥珀中，竟然有一只完整的壁虎。内部含有爬行动物的琥珀异常珍贵，早在中世纪时，就有人伪造过这种琥珀了。

馆里除了天然琥珀，还有一些琥珀手工艺品。19世纪，在库尔斯沙嘴上的沃德库兰提（Juodkrantė），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琥珀雕刻品。馆里有个房间，专门展示这些雕刻的复制品，其中有珠子、护身符、圆形饰物、吊饰和人像。这些手工艺品非常漂亮，工艺简约传神。另有十七八世纪立陶宛工匠制作的琥珀念珠、圣体匣以及其他用于祈祷的工艺品。馆里还可以见到一些不同寻常的苏联奖杯，如有个是列宁的半身像，甚至还有个是拖拉机模型。本地还出土了罗马、拜占庭和斯摩棱斯克（Smolensk）这些遥远地区的商品和硬币，它们用来交易波罗的海的琥珀，馆里有个展区专门说明上述情况。

从帕兰加这里，琥珀之路往南一直延伸，就到了克莱佩达（Klaipėda）。就在克雷廷加（Kretinga）以南，我在最外车道减慢了车速，缓缓地行驶，有个不耐烦的司机狠狠按起了他的喇叭。据推测，我刚刚跨越了俄罗斯帝国与德意志帝国以前的国土分界线，但我却看不到任何边界痕迹，没有纪念碑，没有匾牌，路上甚至连条线也没有。我有一张1900年的旧明信片，上面有边防检查站，可以看到有关卡、海关和漆有V形标志的哨所。那时，两国边界看起来非常宁静，似在安睡之中。而仅仅14年过后，这里就成了两国的战争前线。1914年8月3日星期一，第一战打响了。当时，哥萨克（Cossacks）一纵队越过边界，进行突袭，但被梅梅尔守备军击退。然而，俄军的主力部队，却在更靠南的地方发动攻击，火力猛烈，行动迅速。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在其小说《1914年8月》（August 1914）中描述了这场战役。

柏林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周围大厦的玻璃墙面整洁明亮，闪闪发光。广场地面上，仅有用石头铺成的一条界线，用来标记柏林墙的原来位置，这面墙把柏林一分为二，而这种分裂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以前，从德理（Derry）到多尼戈尔（Donegal），你开车在路上行驶，会看到许多瞭望塔和英国军队的装甲车；如今，你沿着同一道路开车行驶，也看不到瞭望塔和装甲车了。这儿也是一样的。开车行驶在克莱佩达北部平原上，没有任何分界线的标记，这分界线以前是那么的重要。如今，没有分界线，眼前只有水涝地。

然而，我正进入欧洲历史上争夺最为激烈的弹丸之地。梅梅尔领地（Memelland），以前也是叫这个名字，位于东普鲁士（East Prussia）的最北端。13世纪时，这里生活着异教徒古普鲁士人（Old Prussian），他们宣誓对立陶宛大公国（the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效忠，此国当时正与条顿骑士团开战。大约1252年，条顿骑士团入侵此地，引发了两个世纪的冲突。1422年，实力已衰的条顿骑士团与波兰立陶宛联邦（Poland-Lithuania）达成和解，签订了《梅尔诺条约》（the Treaty of Melno）。从条约当中，条顿骑士团仅获得了少数领地，其中就有梅梅尔领地。后来，骑士团给这地区规定了边界，直到1918年，边界不复存在。

骑士团自称为琥珀之王（Lords of Amber），完全控制着琥珀贸易，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琥珀念珠由他们供应。垄断贸易，有利可图，他们利用铁腕手段，加强垄断控制，禁止从沙滩私自寻找琥珀，违者处以死刑。1524年，骑士团最后一位大团长（Grand Master）信奉路德教之后，梅梅尔领地归属普鲁士。1871年，它最终成为了德意志帝国最东北部的小镇。在德国统治的几世纪期间，梅梅尔领地中有大量说立陶宛语的人口，这些人被称为普鲁士立陶宛人（Prussian Lithuanians），立陶宛语是Lietuvininkai。

我把车开到了一条窄路上，向渔村卡尔克尔（Karkle）驶去。卡尔克尔挺有名气，据说是个寻找琥珀的好地方。一路上，到处是松树林和白桦林，树上挂着白雪，感觉很漂亮。有记录说，这里原来叫作卡贝尔贝克（Karbelbeck），早在1540年，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城镇。现在，它缩小到只剩下了几处房子，依偎在树林中的一个池塘周围。我走下一段木楼梯，弯弯曲曲的海滩上，尽是些沙子和鹅卵石，上面覆盖了一层冰和雪。海风吹来，令人神清气爽。有几个人，顺着滩头而行，眼睛盯住潮汐线。还有一个更加专业的琥珀猎手，手里提着防水胶靴和网，从我身边走过，有意离得我远远的。我向北走去，在丛丛海草里，寻找着琥珀。时不时，我会看到发光的东西，但刚要捡起来，便发现那不过是一块漂亮的金色石英岩。走了200码后，我碰到一处急流，它穿过沙丘，沙丘上已有一条深深的水渠，流到沙滩后，在滩头形成了发夹形状的水流，接着就汇入了大海。一两个年轻人开着沙滩四轮摩托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轻而易举地跨过了水流，而我发现，由于没有防水胶靴，我只能走到这里了。于是，我沿原路返回，并且仔细搜寻着潮汐线。

找寻琥珀，这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东西不会扎堆在那儿等着你把它们捡起来；打磨好的样品，也不会躺在阳光下在那儿闪闪发光。要想在沙滩上找到琥珀，你必须目光敏锐，还得清楚琥珀的各种颜色和模样，另外，还得明白琥珀的一些特性。琥珀很轻，可以在盐水中漂起来，但是波罗的海的含盐量不够，琥珀在其海水中只能稍微浮起。受到搅动，它便浮起；置它不管，它便下沉。海浪会携带琥珀而来，但除非有东西拦住琥珀，不然它还会随海浪而去。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琥珀猎手穿着胶靴，站在齐腰深的冰冷海水中，以捕获那些稍纵即逝的波罗的海黄金碎块。

如果真有“新手运气”（beginner's luck）这回事，那么我看来是不会有了，所以我决定采用更加系统的搜寻方法，仔细查看那些浅水坑，里面可能会有搁浅的琥珀。突然，还真发现了一个。这琥珀就躺在沙石中的低洼处，沙石的凸起挡住了它返回大海的去路。它不大，也不漂亮，但是毫无疑问，它确实是一块琥珀。这个琥珀像个圆柱残块，也像个冰柱，似从一块钟乳石状的树脂上脱落下来，它还像蜡烛流下的一滴蜡。它长度仅有1厘米多，截面大约有半厘米，呈半透明状，玳瑁色。琥珀的一面，有树皮的印记。5000万年前，正是这棵树，渗出树脂，诞下了此珀。 FQwZ/4IjCd08JM06WSXiwuSBBc+H9NayUFbejkxKBX1ei/XmLbXxBjZWX/FBSA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