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渡过海湾

清新寒冷的早晨，令人倍感爽朗愉快。有一座花岗岩方尖碑，顶端是双头帝国鹰的标志，一只海鸥落在它的上面。1833年，亚历山德拉皇后（Empress Alexandra）访问这里，随后立此方尖碑，以示纪念。市政厅黄色的大楼在冬日阳光下，色彩显得更加亮丽。海湾的岩石之上有一座东正教堂，太阳挂在教堂圆顶旁边，熠熠生辉。码头边上，几个老人在演奏乐曲，用的乐器是旧小号和手风琴，乐曲来自《爱情故事》（Love Story）的主旋律。同时，海岸警卫队的船队即将靠岸，一群人正在观望，露出激动的神情。海上，有一群海鸟围着船队飞来飞去。岸上，一只年轻的银鸥长着褐色的冬日羽毛，沿着码头在蹒跚而行。

在赫尔辛基，海的景色、海的声音和海的味道，总是在你身边萦绕。这个没有高楼大厦的宜人城市，居于一个多石、呈海星状的半岛之上。此半岛身处宽阔的自然海港中，周围有众多岛屿环绕。离开多雾的圣彼得堡，这里的海上微风令我神清气爽。这座小城，人口也就50多万，是那么随和，几乎人人都说英语。芬兰的国土狭长、人口稀少，土地一直向北延伸1500多公里，直到进入北极圈内。赫尔辛基位于芬兰的南部海岸。

我本打算乘船来这儿，但是船停航了。结果，我只好从圣彼得堡芬兰火车站搭乘了“赫尔辛基号”特快列车。一上火车，我就踏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从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喧闹街道进入了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繁荣。火车很快就上满了人，大多数是芬兰人，也有几个俄罗斯人。火车停靠俄罗斯境内最后一站维堡（Vyborg）时，广播里通知，过境完成前餐车和厕所停止使用。“马上要过关和边境检查，请大家做好准备。”

芬兰由瑞典统治长达五个世纪。那段时间里，瑞典语是行政语言，精英阶层也说瑞典语。现在的芬兰，有少数人还在说瑞典语，并且瑞典语依然被认定为一种官方语言。1550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a）建城于此，当时城市命名为Helsingfors，这是赫尔辛基的瑞典语名称。然而，城市并没有什么发展，因此芬兰首都仍在西部海岸的图尔库（Turku），而赫尔辛基成为一座弃城，深陷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之中。随后一场瘟疫袭来，1710年，城中有三分之二人口死亡。

自北方大战之后，又发生了多次战争，这让瑞典失去了欧洲强国的地位。1809年，芬兰最终被俄国吞并。芬兰是俄罗斯帝国的大公国，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并且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亚历山大一世委托一名德国建筑师，名叫卡尔·路德维格·恩格尔（Carl Ludwig Engel），重建此城，风格要与作为首都的地位相称。其中，修建了重要的参议院广场（Senate Square），有段又陡又高的台阶，居于此广场的醒目位置，爬上台阶之后，就看到了光洁明亮的路德白教堂（white Lutheran cathedral），路德白教堂与港口对面的俄国红砖东正教堂相互映照。

起初，俄国支持使用芬兰语，以弱化芬兰与瑞典的关系。但随着民族主义兴起，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政府变得警惕起来，于1850年禁止了芬兰语的使用。“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其统治时期再次鼓励使用芬兰语。因此，在芬兰独立后，参议院广场的亚历山大二世雕像没有被拆除。这在芬兰的俄国统治者雕像之中，仅此一例。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历史的钟摆又摆向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强烈抵制自由主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在1885年这样写道，“芬兰享有的一点点自由”让“现今俄国当权的反动派”大为恼火：

人们旅行不需要护照，门卫不好好给人看门，在这样的国家，似乎最容易发生革命。甚至这小国的工业稍有些发展，也会让他们深为不安。

克鲁泡特金警告说：“芬兰极力反对俄国给予自治权，这会更加让芬兰谋求完全独立。”这句话算是说对了。站在亚历山大雕像之下，我记起，就是在这儿，1904年6月16日，一名年轻的民族主义分子刺杀了芬兰总督俄国人尼古拉·博布里科夫（Nilokai Bobrikov）。这起刺杀事件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向周围大国谋求自由的小国。“是你们合伙杀了芬兰总督吗？”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中，J.J.奥莫洛伊（J.J.O’Molloy）向迈尔斯·克劳福德（Myles Crawford）和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发问，“看起来这事是你们干的。博布里科夫将军。”

克鲁泡特金看到了芬兰工业经济的发展，游客也一样清楚地看到了。19世纪90年代，英国记者兼旅行作家阿莱克·特威迪（Alec Tweedie）夫人来到赫尔辛基，她认为这座城市漂亮、现代、思想先进，处处有电灯，家家有电话。她还注意到，妇女更加解放，并且媒体审查制度比起圣彼得堡，要稍显宽松。她的同时代作家A.M.C.克莱夫-贝利（A.M.C.Clive-Bailey），在其1895年的著作《芬兰花絮》（Vignettes from Finland）中，这样写道：

一个城市，人口有八万之众，却如此干净漂亮，有那么多博物馆、图书馆和公共建筑。在英国要想找到这样一个城市，实属艰难。甚至贝德福德（Bedford）与赫尔辛基相比，前者也不如后者更能启迪心智，在社会娱乐、音乐会及戏剧方面，布莱顿（Brighton）也比不上赫尔辛基。

受1905年革命的冲击，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政府被迫恢复芬兰议会。很明显，新的立法机构是进步的，它是欧洲首个赋予妇女选举权的议会。然而，接下来又经历了一个黑暗反动时期，直到1917年俄国革命，芬兰才从其专横跋扈的邻国解放出来。

我沿“船长街道”（Kaptensgatan），南向而行。安静的城市、友好的氛围，令人丝毫看不出它历史上曾经动荡的那些岁月。长长的棋盘式道路（grid-plan streets）、路边配以20世纪早期的高层建筑，由砖和褐砂石建成，有轨电车沿着山边，有上有下，当啷当啷而过，这情景让我想起了旧金山。路过一个广场，树木环绕，甚是漂亮。我稍作停留，喝了一杯咖啡。随后，不经意间，我看到了最终想去的地方。一家古玩店，它的橱窗里有幅小油画，估计是1790年左右的作品，描绘了威尼斯的景色。在油画的龟裂缝隙中，可见一位贡多拉船夫，头戴鸟喙狂欢节面具，船载两人，正从圣乔治马乔雷教堂圆顶的旁边划过。

欣赏这幅油画时，店主请我进屋随便看看。店主还颇为年轻，看上去还没到40岁的样子，穿着舒适的格纹衬衫，戴着时尚的窄边眼镜，这打扮就是换在卡姆登（Camden）或是在科茨沃尔德（Cotswolds）也会非常得体恰当。他下乡多次，收来一些乡味甚浓的家具，有老式落地摆钟、松木箱子和苇编座椅，这些物件可为农舍和庄园增色不少呢。其他稍显精致的古董玩意大多来自1809年之前的斯德哥尔摩和1809年之后的圣彼得堡。他饶有兴致地打开一个18世纪的文具盒（writing box），盒里面有墨水瓶，还有专放笔和纸的凹槽，他还说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笔记本电脑。店中还有两个典雅的皇家梳妆台，年代可追溯到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显而易见，俄罗斯近年来一直在购回自己的历史文物，但是由于经济危机，这种做法就有所放缓了。

我问他是否能碰到琥珀——芬兰语meripihka是琥珀的意思——但是他说不大能见到。他给一位专营珠宝的朋友打了个电话，然后证实了芬兰人已不大使用琥珀。芬兰的传统手工艺丰富多样，我之所以来芬兰，是希望来这儿找到更多的琥珀印记，因为芬兰湾畔确实有琥珀被冲刷上来，虽数量不如更靠南的海岸。因此，听到上面的消息，我倍感失望。

他建议，想找寻我想要的东西，最好的地方是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于是，我沿着曼纳海姆大街（Mannerheimintie）往北走去，经过宏伟的议会大楼，它由石头砌成，通体呈蜜色。议会大楼前面，立着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Carl Gustaf Mannerheim）的骑马雕像。他是骑兵军官，睿智、久经沙场，曾很有手段地让希特勒和斯大林互相争斗，从而确保了芬兰的独立。博物馆本身就是民族抱负的纪念碑。当芬兰有望独立之时，该馆由埃列尔·萨里宁（Eliel Saarinen）、赫曼·盖斯柳斯（Herman Gesellius）和阿玛斯·林格伦（Armas Lindgren）三位建筑师设计而成，时间是在1905年至1910年，它是芬兰民族浪漫主义建筑的伟大杰作。楼体正面由花岗岩建成，塔楼高耸，屋顶非常陡峭，这是典型的汉萨同盟（Hanseatic）会议厅模样。

史前展馆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一些石器和陶器碎片中间，醒目地展出了八件琥珀吊饰。最大的一件，有3厘米宽，呈深蜜色，色泽丰润。然而，最入眼的是一件楔形吊饰，出土于梅萨波蒂（Metsapirtti）的墓葬之中。梅萨波蒂位于拉多加湖沿岸，今属俄罗斯卡累利阿（Karelia）地区。艺匠只略施小技，这块平淡无奇的浊珀，已经呈现“俊俏的脸庞”。眉毛之下，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此珀虽小，但其意蕴的力量却大。这代表了什么呢？是一位勇士，是一位猎人，还是一位萨满法师？它是在卡累利阿地区制成的，还是从更远的南方由人带来的？

大约1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这里迎来了首批居民。那时，正在消融的冰川南边，波罗的海开始孕育而生。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于此地来说，该时代大约起自公元前4000年，终于公元前2000年。这些陶制容器的外部有波状花纹点缀，这些花纹是在湿软的陶土上，用梳子雕刻而成的。制作这些陶器的人，现在被称为“梳状陶瓷文化”的原住民，被认为是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的祖先。他们的墓葬中经常出土一些私人琥珀饰品、燧石片尖粒，以及一些动物木雕、骨雕和软石雕。

到了铁器时代晚期，芬兰南部民族与罗马之间的贸易甚是兴旺发达，从这地区出土的硬币、饰针和其他物品上可以看出这一点。罗马帝国虽已灭亡，但交通似乎未受影响。西海岸附近拉格佩尔特坎嘎斯（Lagpeltkangas）地区的墓葬中，出土了大迁徙时代（Migration-Era）的琥珀剑珠；内陆卡拉亚马奇（Karajamaki）地区的墓地里，发现了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时期的琥珀珠。这表明，即使在所谓的“黑暗时代”（Dark Ages），各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依然旺盛。

出馆的时候，我买了一张印有梅萨波蒂琥珀吊饰的明信片，希望这个来自远古、带有神秘色彩的人像，在我渡过芬兰湾到达琥珀颇丰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时，可以做我的护身符之用。

去塔林（Tallinn），最好的交通方式便是乘船。一个周日早上，安静无风，天阴沉沉的。可是，我走到赫尔辛基的渡轮码头时，天却放晴了。港口边的一块大石上面，挂满了冰柱，蔚为壮观。那时，乘坐双体船依然可行，因为海面还没有结冰。那艘双体船造于澳大利亚，船身鲜红色、个头不大，名叫“玛丽莲号”（Merilin）。要是一两周后再出发，我就必须要乘坐慢船，渡过这80多公里的海湾。前方出港的地方，有卢奥托（Luoto）和布雷克赫尔门（Blekholmen）两个岛屿，岛上满是树木，还有绿色屋顶的船房，精致漂亮。这里是奈兰德游艇俱乐部（Nylands Yacht Club）的母港。20世纪20年代，亚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曾经停靠此港。那时，他来到芬兰，游历这个国度“优雅漂亮、用石头修建的首都”，并给他的游艇买了些绳子、钩子和夹子。另外，他还买了“面包、黄油、奶酪、苹果、瑞典燕麦饼、香烟、绒线帽、芬兰鞘刀和一件马头柄海盗刀”。他的《燕子号和亚马逊号》（Swallows and Amazons）系列作品，令他家喻户晓。这个慈爱、嘴里叼着烟斗的典型英国人，过的却是非同寻常的双重生活。作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驻莫斯科的记者，他目睹了俄国革命，成为了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的狂热支持者。他与托洛茨基（Trotsky）的秘书叶夫根尼娅·谢莱皮纳（Evgenia Shelepina）结婚，拥有双重间谍身份，既为契卡（Cheka）工作，又为军情六处（MI6）工作。20世纪20年代，他让人在里加给他造了一艘双桅帆船“拉康德拉号”（Racundra），后来他驾船绕波罗的海航行数次。

“玛丽莲号”在港里掉了个头，开始出发。起初周围有些零零星星的礁石，过了礁石之后，它便巡航起来。这时，船的一侧是萨卡朗格伦（Särkkä Längören）船坞岛，另一侧是芬兰堡岛屿（the fortress archipelago of Suonemlinna）上的灯塔教堂。一会儿，水面起了浪，甲板上，西南风变得凛冽起来。船终于驶过最后三三两两的小岛与礁石，速度提了起来。跨湾航行了55分钟，矮矮的、长满树木的普兰格利岛（Prangli），在港口那儿，进入了视线。岛屿后面，有个红黑色的灯塔矗立在孤石之上。很快，岸边变得清晰起来，城市郊区的高楼屹然耸立，圣奥拉夫教堂（St Olai's church）的尖顶也不甘示弱，与之比高。船在航行通过伊格纳岛（Aegna）和维尔姆斯半岛（Vilmsi peninsula）时，老城（Old Town）建筑的尖塔和圆顶，拨开雾气露出了它们的面容。往左边看去，是一排排苏式公寓楼群，样子恰似多米诺骨牌；往右边看去，满眼是船坞里的吊车和龙门吊。

渡船在一座好似塔庙的水泥建筑旁靠岸，此建筑已是摇摇欲坠，这是原来的列宁文化体育馆（V.I.Lenin Palace of Culture and Sport）。它建于1980年，距今还并不算久远，是为莫斯科奥运会的帆船赛事而建，它的历史虽然如此，但看到这一堆破烂水泥，似是看到了一个弃儿，让人有无以言说之感。过海关无人查验，也没有人查看护照。我径直穿过了马路，马路是双车道的，边缘带草皮，中间有隔离带。马路的这边，见到一个中世纪的海门（Sea Gate），它守护着入城的通道。一个绿草青青的公园边上，有一座黑色大理石纪念碑，形状如一个折断的弧形，它纪念的是一次沉船事故的852名遇难者。1994年，“爱沙尼亚号”客轮（MS Estonia）在驶往斯德哥尔摩的途中，于波罗的海海域沉没。

走过哥特式的拱门，我拖着行李沿路而上。石铺的路面传来咔嗒咔嗒的响声。这条路叫匹克（Pikk）街，是一条长长的中世纪街道。街边的商铺都有陡峭的山墙。沿着路一直走，就会到达老城的中心。圣奥拉夫教堂的后面，一处墙体的壁龛里，有一墓碑，上面刻有一具可怕的骷髅，其胸部有只蛤蟆，另有毒蛇缠绕其上。一家小纪念品店的橱窗里，我看到了几串琥珀的身影。继续前行，有一座圣灵教堂，上面还有天文钟，沿着教堂边的一条窄道，一直往前走，就到了市政厅广场（Town Hall Square）。目光近处，是一大片石铺路面，又见前方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其尖顶拱和水龙卷格外的醒目，这就是拉科雅（Raekoja），也就是市政厅。它矗立在冬日阳光下，高高的尖塔直扎入清澈的天空。

现今这个市政厅可以追溯到1402年。然而，自13世纪以来，在同一位置，也一直有市政厅的存在。13世纪时，塔林叫作莱沃（Reval），当时由丹麦统治。1248年，此城加入了汉萨同盟，该组织是由北欧港口城市组成的商业联盟，覆盖范围可达诺福克群岛（Norfolk）的金斯林（King's Lynn）。1346年，丹麦人把塔林和在爱沙尼亚的其他领地出售给了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骑士团加强了此城的防御，修了墙立了塔，至今这塔墙依然环绕在老城周围。瑞典曾经一度成为欧洲强国，1561年，它攻占了北爱沙尼亚。18世纪初，瑞典与俄国爆发了北方大战，塔林在此战中由俄罗斯占领。风中堡垒座堂山（Toompea）威严地俯视着塔林城。无论何人统治座堂山，此城的商人阶级清一色的是德国人。这些德国人的祖先，是紧随条顿骑士团来此地定居的。结果，正如亚瑟·兰塞姆所说，古时的德国木雕师创作时，常以“睡帽乡村小镇”（night-cap-country town）作为背景，而塔林的市政厅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睡帽乡村小镇”。

离开市政厅，我就开始搜寻要下榻的旅社，下坡推着行李，朝着爱沙尼亚戏剧院（Estonian Drama Theatre）走去。该剧院建于国家刚刚独立之时，属新艺术风格，非常漂亮。剧院的浮雕和木瓦屋顶散发出民族浪漫主义的气息，这与同时期芬兰的建筑是一样的。突然，建筑风格为之一变，旅社所在的大楼是一栋宏伟的分离派风格（Secession-style）的五层建筑，文化部、一家房产经营公司，还有一些其他商业公司，也在此楼办公。从一块匾额得知，这座大楼竟是由建筑师埃列尔·萨里宁设计而成。我爬上一段陡陡的楼梯，见一个双扇门电梯。我乘电梯而上，电梯吱吱作响，把我送到了四楼旅社接待处。一位面容呆板、不苟言笑的女士说，我的房间在五楼，房号是59，接着把钥匙给了我。上楼梯的时候，我发现地面标牌列出的房间号，最多到58，这令我感到困惑不已。在楼道里转了半天，我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原来刚从地面平台隔出了一间房，这就是59号房间。这个工程也把一个美丽的飘窗分成了两部分。屋内从窗往外望去，高低不平的灰色屋檐下，是一个院子。房间里东西很少，仅有两张看似要散架的松木床、无盖羽绒被和带有灯线的壁灯。房间却很干净，另有一种东欧的氛围，我以前去东德看望亲人时，就能感受到这种氛围。然而，这种氛围很快消失了，各地都已找不到它的踪影。

我又回到了市政厅广场，那里几乎没有了人。星空之下，三三两两的人，在有碎冰的石铺地面上散步闲逛。珠宝商店明亮的橱窗里，有一些琥珀制成的项链、小饰品、饰针和吊饰。转过一个拐角，我碰巧发现了“古巴哈瓦那雪茄之屋”（La Casa del Habano），一家“烟吧”（smoke-easy）。如一些欧洲国家一样，爱沙尼亚也执行禁烟令，这家店就是为了规避禁烟令而设的。你可以买上一杯酒，若你喜欢，也可以买一根雪茄，带着它们，通过一段玻璃隔墙，进入舒适惬意的房间，里面有舒适的椅子，还有些矮桌子，头顶之上，是由木板拼成的老式天花板，中间还有深深的缝隙。空调的风强劲却安静无声，让屋里的空气依然保持清新。这里自带一种氛围，像一些私人会所，大家明知它名声不好，但就是有点吸引力，它可以不动声色地满足一些禁欢。这里的常客，可以把自己的酒锁在柜子里，然后自己保留着开柜的钥匙。

屋里顾客来自不同的国家，爱沙尼亚人、英国人、瑞典人和德国人。这里的人谈生意都轻声细语的，谈的是进出口生意、艺术品买卖、房产生意。谈话的只言片语顺着缭绕的烟雾，模模糊糊地飘到我的意识当中：

“他们想投资，但是……”

“塔林就是个小村子——你随便找个人一块吃饭，那人肯定也认识你认识的人。”

“那看来我基本上只要贿赂一下他就行了……”

几个互联网企业家让我过去一块坐坐。其中，保罗来自韦克斯福德郡（Wexford），路易斯来自德克萨斯的奥斯汀（Austin）。这些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毕业院校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他们于此投资甚多，大部分是投资给刚起步的IT公司。作为Skype开发者的大本营，《纽约时报》曾经称爱沙尼亚为“波罗的海硅谷”。古时的莱沃城，国际贸易网络发达，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之都。孤立了几十年后，如今的塔林，正在重拾古时莱沃所扮演的角色。

次日上午，天空飘着片片的雪花。我想出去找个地方，喝点咖啡。走到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巷，巷名为乌瑞默赫（Voorimehe），以前叫作科林里特街（Kleine Rittergaße）。巷子里有一家以爱尔兰为主题的酒吧，从里面传出低沉的歌曲《疯狂的爱尔兰漫游者》（The Wild Irish Rover）。我逛了几家古玩店，里面有奥姆露钟（ormolu clock）、俄罗斯圣像、沙皇钞票，还有苏联和纳粹的武器。这些物件，可以说是这个城市历史的缩影。我沿着窄窄的石铺街道，爬坡而行，目的地为座堂山。到了跟前，先是有一段陡陡的台阶，台阶穿过一个厚实、钉铁的门，过了门口，眼前出现一群整洁有序的巴洛克和新古典风格的建筑。

座堂山最有名的当然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主教座堂（the Cathedral of Alexander Nevsky），建于1900年，属俄罗斯风格，洋葱顶上竖有金十字架。1917年爱沙尼亚独立后，座堂曾被视为沙皇压迫统治的象征，据说要把它拆除。兰塞姆认为它是丑陋的，因为它的拜占庭式风格破坏了此地哥特式和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整体轮廓。然而，座堂现在已融入了塔林的建筑图景，成为一体，这整体的建筑图景恰恰反映了塔林复杂的历史。座堂的内景，让我感觉又回到了俄罗斯。围绕圆顶的窗户周围，熏香雾气缭绕，光亮从中透出，另有四个布道者，从穹隅之处向下俯视，有几个人在镀金的圣幛前祷告。入口右边，立有两个大理石匾牌，以纪念俄国战舰上牺牲的战士。这些战舰，乃是在1905年的对马海战（the Battle of Tsushima）中被日本人击沉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战舰，即罗杰斯特文斯基司令（Admiral Rozhestvensky's）的主力战舰，包括“苏沃洛夫公爵号”（Knyaz Suvorov）、“纳希莫夫号”（Nakhimov）、“亚历山大三世号”（Imperator Aleksandr III）、“博罗金诺号”（Borodino）和“纳瓦林号”（Navarin）。这些战舰曾经航行半个地球，它们的沉没大挫俄罗斯之锐气，加速了1905年革命的爆发。

2009年，莫斯科和全俄牧首（the Patriarch of Moscow and All Russia）阿列克谢（Alexei）去世，这位牧首在塔林出生，且后来在这个座堂升为主教。但是，此座堂里的氛围有些沉闷，甚至似有戒心重重之感，这里好像是小批难民的避难所一样。俄罗斯统治这里的50年间，爱沙尼亚的语言和文化受到压制，并且数万同胞被杀害，或被送到劳改营做苦力。因此，现在仍居于爱沙尼亚说俄语的人，不受人们待见。1991年，爱沙尼亚独立之时，苏联时期搬迁到此的俄罗斯人，大约占到总人口的30%，爱沙尼亚政府要求他们必须掌握本国语言和历史，才能给予他们本国公民身份。非公民没有选举权，不能取得护照，不能出国旅游，这种事态也招来了联合国、欧理会等组织的强烈谴责。

现在，雪持续地飘落下来。座堂山的正对面，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粉色宫殿，建成于凯瑟琳大帝统治时期，这宫殿便是爱沙尼亚议会（Riigikogu）的所在地。近处，有一白色的古代教堂，顶部有黑色的巴洛克式穹顶，此教堂可追溯到丹麦统治时期。城墙连绵不断，兰塞姆曾说，波罗的海国家首都之中，能看到的最美景色，就在这里：

沿着陡峭的悬崖，走到下城（Lower Town）的古城墙上，一个个灰色的圆塔立于其上。圣尼古拉斯水手教堂黑黑的尖顶直伸向天空，视线越过城中的房顶，可以看到……港口中的船只来回穿梭如织，游来游去。

雪依然在下，执意不停，轻轻地洒落。座堂山下面的屋顶，像披上了一层白毯。我刚要抖擞精神，抵御下寒冷，有一位身穿暖夹克、头戴羊毛帽的先生向我走来。他介绍了自己，名叫库尔诺（Kulno），这人个子高、身体壮硕、红棕色的卷发垂到了肩膀上。原来他是个摄影师，也是当地乐队的发起人，包里满满地装着要售卖的CD。此外，他竟然还是琥珀经销商，是小本经营的那种。我告诉他我这次旅行的目的之后，他就从背包深处拿出一条黄色的昙珀手链。他还说可以拿给我更多的琥珀，只是提醒我说，这里售卖的琥珀大多来自加里宁格勒。

我问他包里CD的情况，他告诉我，他在为塔林音乐节做准备，这音乐节每年夏天都会举行。他解释说，这个音乐节在爱沙尼亚的独立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还被称为“唱歌革命”（singing revolution）。1987年6月，一万多人聚集在音乐节上，高唱被苏联所禁止的爱国歌曲。次年9月，参加音乐节的人数暴涨到三万多人。每年，反抗力量都在增长，后来苏联开进了坦克，但摇摇欲坠的苏联最终于1991年9月6日承认爱沙尼亚独立。

时不时听人说，要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城市里迷路而行，走到哪儿算哪儿。我要返回老城时，在蜿蜒的小巷里穿行，轻轻松松便迷失其中了。然而，不经意间，我又找回了方向感，发现我已回到匹克街。长长的匹克街与欧莱维马格（Olevimag）街连接的地方，有个微型教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圣像。该教堂建于1909年，时值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它比路边的电话亭大不了多少。近处有家时髦的珠宝店，当代爱沙尼亚设计师的一些作品陈列其中，其中有个颈带上面挂着一个大大的琥珀吊坠。店里的年轻女士证实了库尔诺的说法，所有售卖的琥珀，确实是从外面进口的。

又往前走过几家店，就是中世纪的大基尔特之屋（Great Guild Hall），现在它是爱沙尼亚历史博物馆所在地。该馆的哥特式拱形大厅里，陈列着各个时期的艺术品，时间跨度是从石器时代到20世纪。和芬兰一样，在爱沙尼亚全国各地的史前墓葬中，都曾出土过琥珀。我眼前的玻璃橱窗里，有三个闪闪发光的琥珀吊坠。其中，一个是长长的片状昙珀，另一个是浅金色的，最后一个吊坠，有5厘米宽，色泽更深，呈圆形。在铁器时代，琥珀是与罗马帝国商贸往来的主要商品。相邻房间里的展品里，有一些在爱沙尼亚发现的罗马硬币，以及维京人带来的一些伊斯兰和撒克逊货币。

博物馆存放了许多德裔资产阶级收集的物品，这一阶级主导着塔林的商业和文化生活。1842年，一些教师、医生和牧师，一共37人，齐聚一堂，成立了爱沙尼亚文学协会（Estlandische Literarische Gesellschaft），他们致力于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民俗。格特鲁德·伊丽莎白·玛拉（Gertrud Elisabeth Mara）捐给博物馆一部歌德诗作的手稿，这是1771年歌德送给她的。当地艺术家G.A.希皮乌斯（G.A.Hippius）的遗孀捐给博物馆一份莫扎特协奏曲中的华彩乐段手稿，这是她丈夫从作曲家的钢琴调音师那儿得来的。馆中还有一些个小色深的琥珀穿成的念珠（rosary），这些念珠证明了中世纪条顿骑士团对琥珀贸易的垄断。

波罗的海的独特德国人文化，繁荣昌盛长达六个世纪，但在1939年，这种状态突然结束了。那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的签订，让波罗的海的几个国家处在了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波罗的海的德国人被遣返回由纳粹政府控制的德国。1940年6月，苏联红军占领了爱沙尼亚，让其22年前从苏俄手中获取的独立地位毁于一旦。一年以后，纳粹攻入爱沙尼亚，1944年，纳粹又被赶出，这时，爱沙尼亚又被迫加入苏联。

第二天，我逛了逛塔林的商业区，这里有办公大楼、购物中心、电车轨道和交通交叉口，所有这些都在老城的城墙之外。乘坐渡船来塔林时，那些慢慢从芬兰湾中露出身影的钢架玻璃高楼，现在就耸立于我的面前。它们的玻璃外墙反射出波罗的海水面的波光粼粼，这些高楼是塔林重拾商业信心的象征。港口的北边就是罗特曼区（Rotermann Quarter），这里有许多作坊和仓库，它们是在19世纪末由实业家克里斯汀·巴托尔德·罗特曼（Christian Barthold Rotermann）所建。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电影《潜行者》（Stalker）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一个年代久远的化学工厂里拍摄的。遭受几十年的冷落后，现在那些老建筑已经改建成时尚商店、餐馆和酒吧，但是还有些角落仍有一片荒芜废弃之感。20世纪70年代，这恰恰吸引了影片《安德烈·鲁布廖夫》（Andrei Rublyev）和《索拉里斯星》（Solaris）的导演。

鲍里斯·史楚嘉斯基（Boris Strugatsky）和阿卡迪·史楚嘉斯基（Arkady Strugatsky）的电影剧本，大体上是基于他们的科幻小说《路边野餐》（Roadside Picnic）。在小说故事中，发生了点什么状况，可能是核事故。没人能百分百确定，但是军方已在一个区域拉上了警戒线，事发区域被暗指为“造访区”（the Zone），其内有一间神秘的屋子，来到此屋的人，会受到来自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所带来的诱惑。潜行者会带客户进入这个房间，以此为生。据塔尔科夫斯基的说法，潜行者的职业是为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幻想的人服务。

导演塔尔科夫斯基，出身名门，家学渊源，具有深厚的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传统。他的父亲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Arseny Tarkovsky）是有名的诗人和翻译家，也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朋友，还是玛琳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yeva）的情人。在其作品《雕刻时光》（Sculpting in Time）中，年轻的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自称继承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传统，并且哀叹苏联对这种文学传统的充耳不闻：

发生这种状况，是有原因的。首先，这种文学传统与唯物主义水火不容；其次，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所经历的精神危机这个事实，人们的看法是存有疑虑的。为什么精神危机这种状况在俄国尤其为人所怕呢？而我却相信，正是经历了这种精神危机，我们的心灵才能得到治愈。

悬疑片《潜行者》是塔尔科夫斯基在苏联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在意大利导演他的下部电影《乡愁》（Nostalgia）时，他决定不回祖国拍摄了。苏联解体之后，他的电影作品引起深深的共鸣，赢得了很多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属于新的一代，他们在努力地生活，而不必去选择某种固定的意识形态。电影《潜行者》中，有个情景令人印象深刻。这位潜行者，由亚历山大·凯伊达诺夫斯基（Alexander Kaidanovsky）扮演，影片当中，他靠在这片工业荒地的一扇破窗子上，默诵出了老塔尔科夫斯基的一首诗：

所有要发生的事情，

如那五瓣的树叶，

轻轻飘到我的手中，

然而，我依然不满足。

冬天的波罗的海沿岸，天黑得早。我走路返回老城时，两个喝醉的爱沙尼亚女孩摇摇晃晃地走过广场，发出咯咯的笑声。美丽风景的背后，塔林也有它阴暗的一面。投机倒把的生意仍在火热地进行，但是，市中心的几个“国际”酒吧，却显露出死气沉沉的氛围。我坐在其中的一家酒吧，看到平板电视里放着怪诞的时装走秀，名为“巴黎最疯狂之设计”。酒吧女招待是年轻的爱沙尼亚女孩，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底，嘴唇上涂着唇彩，这种打扮实在是对女子气质的嘲弄与丑化，似乎离性交易的现代奴隶只有几步之遥。经济状况很差的妇女，大多来自爱沙尼亚东北部的俄语区，她们被贩卖到塔林来满足当地需求。这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很高。

我来到“古巴哈瓦那雪茄之屋”消磨时间，我在这里遇见一个瑞典出版商，名叫托斯坦（Torsten）。他到这儿来，是要成立个平面设计工作室，为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出版社提供服务。工作室由他的爱沙尼亚女友负责经营。托斯坦说，爱沙尼亚的劳动力教育程度高，但用工成本比瑞典低得多，并且这里的生活成本也低。塔林年纪大的人是在苏联体制下长大的，适应力有限，但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具有很强的创业天赋。他认为，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消除，因为年轻人已经全部会讲俄语，同化融合已经开始。我对此一点都不相信，因为讲俄语的人与爱沙尼亚人相比，前者的失业率依然是后者的两倍，前者占到爱沙尼亚监狱罪犯人数的58%，还有，前者发生呼吸道疾病、酗酒和吸毒的概率要比后者高。

过了一会儿，我们谈到了爱沙尼亚历史中令人烦恼和伤心的一段故事。1940年，苏联侵入爱沙尼亚，很多爱沙尼亚人都为德国人而战，包括托斯坦女友的爷爷，后来苏联把她爷爷抓进监狱，就再也没有听到他任何消息了。

“爱沙尼亚很多家庭都受到影响，”托斯坦说道，这时他的高斯巴雪茄（Cohiba）冒出的烟，丝丝缕缕缭绕在桌灯周围，“但是，他们都不想提这些事。”

1944年，苏联再次占领了爱沙尼亚，很多人都转移阵地到了森林中，发动游击战，以对抗苏联军队。虽然人们称呼这支林中队伍为“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但是其实队伍里也有妇女参加。他们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行为，如执行破坏活动、暗杀苏联官员和置通敌者于死地。在爱沙尼亚国庆日时，爱沙尼亚蓝白色相间的国旗，会神秘出现在教堂尖顶，轻轻地随风飘扬。

阿方斯·雷班（Alfons Rebane）的一生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形是多么的复杂。在很多爱沙尼亚人看来，他是个反抗苏联暴政的英雄；在其他许多人的眼中，他是同纳粹一个鼻孔出气的人。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前，爱沙尼亚是个独立的国家，雷班是一位爱沙尼亚的陆军军官。1940到1941年，苏联侵占爱沙尼亚，他潜入森林之中，领导游击队来抵抗侵略者。后来，德国军队把苏联红军赶出爱沙尼亚后，他加入了爱沙尼亚国防军团（the Estonian Legion of the Wehrmacht）。1944年，由他领导的队伍编入了纳粹德国的武装党卫队（Waffen SS）。苏联取得最终胜利后，雷班逃到英国，受雇于英国秘密情报局（SIS），负责组织反共产主义的活动。

然而，他们的反共产主义活动遭遇到了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致命打击。金·菲尔比给苏联提供情报，让苏联情报部门克格勃渗透并摧毁了他们的许多部门。1956年，西方国家支持匈牙利起义，但以失败告终。于是，“森林兄弟”不再抱有从西方获得帮助的希望，大多数游击队员都弃甲归田，放弃了抵抗，而能继续坚持斗争的，屈指可数。1974年，卡列夫·阿罗（Kalev Arro）在与克格勃交火中阵亡；奥古斯特·萨博（August Sabbe）一直困于森林之中，直到1978年，为了躲避追捕，他跳河溺亡；J.林德曼（J.Lindemann）还算不错，1981年，他于森林之中得以善终。

20世纪80年代末，历史学家马尔特·拉尔（Mart Laar）遍访村庄，找到那些“森林兄弟”的幸存者，从他们那儿搜集口头证据。虽然那时苏联已实行开放政策（glasnost era），但拉尔的行为也算得上是英雄之举了。1992年，拉尔的著作《林中战争：爱沙尼亚的生存之战（1944-1956）》（War in the Woods : 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 1944–1956）出版了，那时他已经担任了刚从苏联获得独立的爱沙尼亚的总统。1975年，雷班在德国去世。1999年，拉尔总统第二任期之时，雷班的骨灰由德国运回爱沙尼亚，以全规格军事礼仪重新安葬。当时，俄裔公民在爱沙尼亚议会大楼外举行抗议活动，同时，俄罗斯政府也提出公开抗议。

我与托斯坦互换了名片，就走路返回旅社了。过了一夜，气温有所上升，雪已变成了雨夹雪。大约中午时分，突然下起了雨，我到市政厅广场一家酒吧里避了会儿雨。我出来的时候，雪已被雨水冲没了。城市又回到了平日的景象，街上陆陆续续有了行人。沿着城墙往下，有个市场热热闹闹的，卖的是价格平平的衣服和五金制品，这情景就如兰塞姆来这儿时一样，那时市场的名字叫“露西市场”（Lousy Market）。我本打算第二天或第三天再出发去哈普沙卢（Haapsalu），但看到路上车辆甚少、交通顺畅，我心中顿生去意，决定马上出发，继续前行。 gq6/8csacutK80pZKng2HuTLTL4Gq73bgpuPIGB064RaVkR4vcz2AG+JgVathQ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