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夜里冷飕飕的，两旁的石楼公寓之间像是裂开了一道大缝，幽暗的小巷就在这深缝之中。稀疏的毛毛雨落在路边的人行道上，路面就有点湿滑。还不到晚上11点，路上已几乎见不着车辆，更见不着行人。三三两两的地下酒吧里，透出昏暗的灯光，诉说着夜里仅有的一丝生气。走在格里博耶多夫运河（Griboyedov Canal）的一座老桥上，潮湿灰泥、甲烷及燃煤的难闻气味，一齐向我袭来，呛得喉咙难受，声音变得沙哑。堤岸的一边，种着一排酸橙树，树高影黑，透过河边建筑的窗户，可以看到明亮的室内，亮光洒到河上，水面就泛出了一道道金色的光影。我的右边，有个红色的霓虹灯招牌，用英文写着“SEX SHOP”，意思是“成人用品店”，这个招牌倒映在湿湿的柏油路面上，清晰可见。
路边的客栈没有门面招牌，我就细看那黑黑的拱门上方的暗淡数字。每个数字代表一家客栈，或者称为“多姆公寓”（dom），各家客栈不仅包括靠街的五六层套间公寓，还包括内院里密密麻麻的许多狭小宿房。最终，我在一家客栈前，停了下来。它是一座毫不起眼的灰色建筑，铁门上已伤痕累累、锈迹斑斑、画满了涂鸦。我按了门上的对讲机，过后大门开了，我就走了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破旧的楼梯。楼梯的上面，有过去典雅一时的锻铁栏杆，它的红木扶手已经有些磨损。楼梯相接的地面上，丢弃着一些啤酒罐、伏特加酒瓶和烟头。角落里有个小型电梯，门上有一张裂开的纸，用胶带粘着，纸上写着俄语“Nye rabotayet”，意思是“已坏”。到了四楼，另一扇铁门打开了。一个名叫姿娜（Zina）的老太太让我进到了屋内，漫不经心地说客栈老板明早会过来，然后去警局登记我的签证。
这次行程，我跨越了三个时区，在里加（Riga）机场中转等了一小时后，我终于登上了一架超小的“福克500”（Fokker 500）螺旋桨飞机，直接飞往圣彼得堡。对出国旅行的游客来说，总是费时缓慢的安全检查和出入境管制，是再熟悉不过的事儿了。还有，伦敦的俄罗斯领事馆之前还要求我出具三个月的流水账单，因为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想起了一件事，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曾经感怀过一战前的“消失时代”，他回忆说：“没有护照，没有签证。1914年之前，我从欧洲到印度，从印度到美国，不需要护照，也没有见他人用过护照，我把这事告诉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总是大惊不已，看到这样的反应，我心中总是快乐无比。”他还提道，一战之后，那些只适用于罪犯的羞辱，竟然都强加在了每一位游客身上。
茨威格自己也承认，他从小到大的生活处在欧洲少有的一段和平安定时期。然而，伊丽莎白·里格比（Elizabeth Rigby），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游客，19世纪40年代来到圣彼得堡，她经历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和善礼貌了：
穿着崭新制服的一群人，从他们的船上迅速登上我们的船，接着就翻查男士的衣服口袋、女士的手提包，这群人看起来就像是训练有素的扒手……
从圣彼得堡的普尔科夫（Pulkovo）机场，我坐上了开往莫斯科夫斯基（Moskovsky）的113路“老爷车”大巴。乘客把26卢布车费，扔到一个油光光的垫子里，垫子置于变速箱之上，大巴司机每次换挡，变速箱便猛一阵地嘶吼抖动。大巴车穿过错综交错的立交桥，沿着宽阔的道路行驶，路两旁是苏联时期的建筑，上面有亮闪闪的招牌，宣示着新消费主义的理念。我们在红绿灯前停了下来，这时我望向隔壁并排着的大巴，看到一个中老年妇女，紧紧抓住购物袋，面色憔悴紧张，她周围有一群年轻人，穿着宽大的牛仔裤，显得无拘无束，耳下垂着长长的链子，似乎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惬意而又舒服。
大巴停在了一座有泛光灯照明的巨大花岗岩方尖碑的对面，我猛然发觉曾经到过这个地方，是在几十年前，那时这个城市还是另一个名字。这个方尖碑就是列宁格勒英雄卫士纪念碑（the Monument to the Heroic Defenders of Leningrad）。1941年9月，德军最高统帅部下达了一项令人毛骨悚然的命令：“元首决定要让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消失。拿下了苏联，这座大城存在不存在，也就不值得我们关心了。”这就是那场持续了近900天、令人筋疲力尽的围城战的开始。尽管有来自“生命之路”——“拉多加湖（Lake Ladoga）冰面”的补给，饿死的士兵和平民还是达到了150万人。
离开纪念碑，穿过一条拱廊商业街，就到了地铁站。我从地铁柜台一位女士那买了地铁币，把它扔到旋转闸门的投币孔里，发出哐啷的一声。大气华丽的自动扶梯，是典型的斯大林古典现代主义风格，在我见过的所有自动扶梯之中，这个扶梯是最长最陡的，青铜色新罗马式的火炬灯，把灯光投射到了拱形的顶棚上。没人自找麻烦走着上来，也几乎没人走着下去，圣彼得堡拥有世界上最深的地铁，因为地面是一片片沼泽，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建造这样的地铁代表着人力的大消耗。
我来到塞纳亚广场（Sennaya Square）[又叫作干草广场（Haymarket Square）]，广场的形状是个大大的长方形，周围是19世纪的建筑，到处挤满了拱形市场，里面有深夜咖啡屋、酒品店、便利店和售卖盗版DVD的小摊，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小说《罪与罚》就是取此广场为背景的。现代嬉皮士饮于新潮酒吧，而阿富汗与车臣（Chechnya）战争中的致残老兵，则乞讨于大街之上，令广场这儿透出了一种尖锐的张力。苏联人曾经清理了周边，给广场起了个新名字，俄文是“Ploshchad Mira”，意为和平广场（Peace Square）。除此之外，苏联人还肃清了市场，但是老警察局依然斜立在角落里，保留了下来，就是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心怀负罪感的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Raskolnikov）向警局投案自首。现在，市场已经恢复了，同时，广场也已改回了原来的名字。
姿娜匆匆离开了客栈，这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的房间朴素，但很干净，外面是有瓷砖墙的光井，有暗光洒落其中。我打开箱包，在桌子上展开地图，放好旅游指南书籍和笔记。这个客栈，居于圣彼得堡幽暗的最深处，探索此城，这里似乎是一个理想的起点。
琥珀之路的鼎盛时期，圣彼得堡并不在此路之中。然而，位于皇村（Tsarskoye Selo）的凯瑟琳宫（Catherine Palace），有了琥珀屋（Amber Room），或者丢了琥珀屋这事，让圣彼得堡与琥珀之路的关系变得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了。1941年，琥珀屋遭纳粹抢劫，二战结束后，最终不见了踪影，现在又花费巨资人力重建了起来，但是有些俄罗斯人和外国人，从来就没有放弃寻找这个琥珀屋的真品。
我上次踏足圣彼得堡，是在1983年2月。那次从莫斯科坐上通宵火车，路上穿过无边无际、白雪覆盖的松林，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圣彼得堡。火车每节车厢头上，烧开的俄式茶炊汩汩地冒着泡泡。那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这位有着花岗岩似的面容、脸上毫无表情的苏共总书记，刚刚去世不久，在他领导苏联的十多年时间里，经济基本停滞不前。继任者尤里·安得罗波夫（Yuri Andropov），是克格勃（KGB）的前主席，尽管镇压了匈牙利起义，人们却称赞他是个改革家。他执政15个月后，突然去世，于是权力就回到了守旧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yenko）手里，但此人当时已是风烛残年了。
那时，要去苏联游玩，只能通过苏联国营的“国际旅行社”（Intourist），行程由它负责引导。现在这家旅行社已变为私营，但当时来说，它实际上是克格勃的机构，负责严密监控来苏游客。行程还必须提前数月预订，我与当时的女友已早做计划，但是等到签证下来，我和女友的关系已僵冷至极，犹如俄罗斯的寒冬。那次同游的玩伴，我估计是些左倾记者、作家、工会会员，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尚且知名的女演员。他们中没有人会说苏联体制的好话，并为之辩护。然而，我要说，他们对苏联提出的最初理想，心中始终存有挥之不去的同情，尽管这最初理想已渐行渐远。
那次，我游历圣彼得堡，也有一个私人的动机。因为从小到大，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活在“铁幕”的这一侧，有一半亲人则活在它的另一侧。我的舅公耶奥格·霍尼曼（Georg Honigmann），是一位记者，同时也是战前德国共产党党员，他与丽兹·科尔曼（Litzi Kohlmann）女士结婚，后者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犹太裔匈牙利革命者，长得也极其漂亮。丽兹唯一拥有的纪念品是她父母的照片，但还有一张，上面是一位叼着烟斗的帅气英国学生……这个让人看不透的英国人便是金·菲尔比（Kim Philby）。丽兹与舅公结婚之前，与金·菲尔比有着12年的婚姻生活。霍尼曼与丽兹的女儿芭芭拉，后来重拾犹太信仰，移居西方国家，现在成了有名的小说家。芭芭拉在回忆录《我的人生篇章》（Ein Kapitel aus meinem Leben）里说道，母亲丽兹的前夫金·菲尔比叛逃苏联之后，英国记者跑到柏林，把他们家围得水泄不通，直到那时，她才对母亲的过往有了一些了解。
我这次来圣彼得堡的第二天，花了一天时间熟悉环境。彼得大帝的圣彼得堡，又称为“西方之窗”（window on the West），动工于1703年5月16日，所建之地是从瑞典所获，目的要把圣彼得堡建成一个港口城市，因为俄国要想成为欧洲强国，这是势在必行的。在这蚊虫猖獗之地，俄国迫使无数农奴和战犯辛苦劳作建城，同时，命令贵族往此地运送建造宫殿的石头，石头这东西在多沙的入海口，可是稀缺的资源。圣彼得堡地处涅瓦三角洲，拥有40多个岛屿，由四百座桥梁相连，素有“北方威尼斯”的美称，说此城是“天外来客”，也是实至名归。“北方威尼斯”这一美称，来自亚历山大·缅什科夫（Alexander Menshikov），他是彼得大帝的助手，圣彼得堡的首任市长。圣彼得堡大多由国外建筑师设计，最终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城市，高高耸立的尖顶，美丽典雅的列柱，视野开阔的街景，雄伟壮观的公共场所，这儿的城市风景与莫斯科拥挤的砖砌城垛和洋葱式圆顶的教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瓦西里岛（Vasilyevsky Island）的顶端，是斯特列尔卡岬角（Strelka），涅瓦河于此分岔而流。圣彼得堡就是从这个岬角之处，向周围伸展。上次来圣彼得堡，正值冷战时期。那2月天里，涅瓦河已经冰封上冻，冰面异常结实，坦克可以在上面行驶。然而，有一位女士，靠着石砌护岸，身穿比基尼，在享受日光浴呢，像暴露狂把身穿的大衣展开一样，这位女士的皮大衣也敞开着，用来挡住北极吹来的寒风。冰面另一侧，彼得保罗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的金色尖顶，在冬日的阳光中，隐隐约约地闪烁着微光。路上的车辆，多是党政官员的座驾，几乎都是黑色的兹尔（Zil）大型豪华轿车，其他车辆甚是少见。大多时间里，导游领着我们参观一个接一个的博物馆，有通讯博物馆、经济成就展览馆、“一五”计划文化宫等。这些博物馆都是为政府宣传服务，观后不禁产生枯燥麻木之感。
我们要想自己逛逛圣彼得堡，导游却显得不那么情愿，但是我们略动脑筋，给导游点好处，便可以逃脱束缚，独自去闲逛一会儿。我们走到苏联年轻人当中，相处一会儿，发现他们是那么喜爱牛仔裤和西方音乐；我们看到人们在毫无生气的商店前排起长队，去买那半空货架上已不新鲜的蔬菜；我们透过拱形门口看到那污秽不堪的内院，院中有人直接在用水管洗澡，这有点像大萧条时代英国的情景。当时苏联领导层年龄偏大，整个国家也活力不足，发展停滞不前。
我的叔叔曾在霍尼曼的帮助下，从柏林的英国占领区跑到了俄国占领区那边，希望在希特勒帝国的废墟之上，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他讲过一个有关苏联的笑话，调侃不同时期苏联领导人的治国政策。
如今，苏联解体已有20多年了，这段时间里，我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想去哪儿旅行，就去哪里，没什么东西能够阻碍我。涅夫斯基大街（Nevsky Prospekt）气势不凡，两旁的建筑，既有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风格，也有20世纪的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表面上看来，它与我上次见到它时并无两样。然而，现在的大街上全是手机店、寿司店，抬头一看，到处竖着圆盘式卫星天线，挂着百事可乐的广告。最醒目的变化，显然是街上的车辆。俄罗斯国产拉达车（Ladas）的司机，开的车虽已破破旧旧，但司机狠命地踩油门，顿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吼起来如困兽一般，想要超过身边帅气的宝马和厚重的四驱越野车。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列宁格勒散发出一种沉默严肃的气质，若圣彼得堡继承了列宁格勒的这一历史，上述涅夫斯基大街的街景，就只能是一种幻象了。俄国革命的前些年，圣彼得堡工业化发展迅速。1905年，安德烈·别雷写成了小说《彼得堡》（Petersburg）。小说中的圣彼得堡，是不可一世的商业大都市，真是不可思议。
远处传来摩托车轰轰的声音，红黄色的有轨电车在隆隆地行驶……晚上，涅夫斯基大街灯火通明，两边建筑的外墙之上，闪烁着宝石一样的光芒。一粒粒钻石状的颗粒组成的文字招牌闪闪发光，有“咖啡店”“滑稽戏剧院”“泰特钻石店”“欧米茄手表”。
过了涅夫斯基大街，灰色的天空下面，是滴血大教堂（the Church of the Saviour on Spilled Blood），它颜色亮丽，有着洋葱式的圆顶，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喀山大教堂（Kazan Cathedral）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滴血大教堂的半圆壁龛（apse）向外凸出，伸到运河之上，河堤在此变窄，教堂的圣坛（altar）下面，就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的地方。1881年3月，无政府组织“Narodnaya Volya”（意思是“人民意志”）正是在这个地方扔下炸弹，把亚历山大二世炸死的。袭击者伊格纳齐·赫雷涅维茨基在爆炸中也受伤身亡，他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有记录的首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教堂的墙碑，把这位被刺沙皇的丰功伟绩一一列出——有他永不停歇的对外领土扩张，如征服阿穆尔（Amur）、高加索地区（Gaucasus）和中亚；也有他进行的一些自由改革，如1861年废除农奴制、放宽新闻审查制度、实行芬兰高度自治政策和在全国建立大量学校。
亚历山大遇刺，与他的改革息息相关。自由化改革可能预防革命，或者至少可以延迟革命的发生；然而，一个政府变革的反对者，可能会让革命更快地到来。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如果初衷是引发革命，那他确实是成功了。滴血大教堂有着敦实的柱子、洋葱头状的窗子和不对称的圆顶，它是19世纪复兴运动倡导者青睐的中世纪白云母建筑。沙皇一心一意学习西方，于沼泽地里变戏法似地硬生生建起一座多态之城。滴血大教堂，似乎就是要发愿成为俄国的一张名片，代表着原汁原味的俄国。修建这样的教堂，预示要掀起一场俄国化（Russification）的浪潮，这激起了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群情激愤，最终爆发了1905年的起义。沙俄发动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1881年到1914年之间，估计有300万犹太人逃离俄国，主要去了美国和伦敦东区。
凯瑟琳宫，位于圣彼得堡市中心以南约25公里处，具有传奇色彩的琥珀屋就在这座宫殿之中。涅夫斯基大街上，有一家典雅的黄白相间的购物拱廊，这便是高尔基百货公司，有小型巴士定时从这里出发到凯瑟琳宫。自18世纪以来，这里就已是一个市场。昔日，这些有顶拱廊通道里面，全是留着胡子的农民和穿着长衫的犹太人；如今，里面却是阔气精美的高端国际连锁店面，有普拉达、古驰、路易威登、唐纳凯伦。楼上的珠宝商店，展示着各种琥珀，真是琳琅满目，有琥珀珠、吊饰、胸针、戒指等。有人告诉我，大多数的琥珀商品，来自俄罗斯的飞地——波罗的海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地区，这里拥有全球最大的琥珀矿藏。
我到达巴士车站时，那里只有司机帕维尔（Pavel）、向导阿莉西娅（Alitsiya）和一位来俄罗斯看望女友的法国青年。一组游客迟到了，帕维尔打了好长时间电话，最后答应到莫斯科夫斯基火车站（Moskovsky station）外接他们。我们缓缓驶过车辆拥堵的涅夫斯基大街，去接上了他们，然后把车开出市中心，沿着工业气息甚浓的城边行驶。这组游客来自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是五个上了年纪的印度人，刚刚从莫斯科驶来的火车上下了车。环城路之外，低矮的小山上，长着些灌木小树林，山顶上见到有两个生锈的榴弹炮，这表明二战中，德军进攻到这里，就失败而回了。路边，有一个军队墓地。墓地旁边，刚建了一个小小的传统东正教堂。车子下了山，我们就到了普希金（Pushkin）城，这座城市人口有十万。这地方原名是“Saarskaya Myaza”，乃芬兰语，意思是“岛上农场”（Island Farm），后来改名为“Tsarskoye Selo”，意思是“皇村”（Tsar's Village）。普希金在这儿上过中学，为了纪念他，苏联把这地方改名为普希金。虽然王宫已恢复原名，但是这城名，依然沿用诗人普希金的名字。
走进埃及风格的大门，开阔的绿地首先映入眼帘，远处便是凯瑟琳宫了。宫殿的正面呈一字形长长地展开，颜色有白、蓝、金三色，高高的拱窗两侧，竖着镀金的男像柱和女像柱。起初，凯瑟琳宫是为彼得大帝的夫人凯瑟琳一世而建，修建时间是1718年至1724年。宫殿透出的热情洋溢、活力勃发的洛可可风格，则是拜女王伊丽莎白所赐。18世纪50年代，女王让她最喜欢的建筑师拉斯特雷利（Rastrelli）重新设计了宫殿。
爬上一段卡拉拉（Carrara）大理石的旋梯，就到了皇室套间。王座厅的布置绚丽丰富，有白色的石膏、金色的花饰旋曲、枝状大烛台和许多镜子，抬头看去则是极其精巧、具有错视效果的天花板。人们围绕大厅走动，天花板则不断变换视角，令人头晕目眩。弗拉基米尔·普京常常在这儿接见外国领导人；商界大亨常常把这儿租下举行婚礼。大量的金片，看起来是如此之新，身处其中，让人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命令德军侵犯苏联的这一天，凯瑟琳宫的负责人，年轻的阿纳托利·库楚莫夫（Anatoly Kuchumov）接到命令，要把宫殿中的财宝收拾打包，然后赶紧撤退。9月17日，宫殿落入德军之手。至1944年1月，列宁格勒围城战役结束，宫殿已经受毁严重；战时照片显示，很多房间受到纵射炮击，内部墙砖已经露出，雪也从破碎的窗子飘到了屋内。
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认为，伊丽莎白喜欢的富丽堂皇的洛可可风格是庸俗不堪的。据传闻，凯瑟琳大帝曾说：“这些人有着商客的品味”，后来她委托苏格兰建筑师查尔斯·卡梅伦给她设计了一套更加素雅、呈古典主义风格的房间。接下来，该它登场了：琥珀屋。此屋比我预期的要小一点，在一块块琥珀、镜子和镀金烛台的折射下，身处琥珀屋中，就像是泡在了一坛橘子酱中。19世纪60年代，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到过琥珀屋，他的感觉也是一样的无所适从与不知所以：
称它为“琥珀屋”，并不是一种诗学上的夸张，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面前，全是琥珀，眼睛还没来得及准备适应，温润丰富的色彩就已经灿烂夺目，令你应接不暇，烟晶色到柠檬黄，黄色谱系应有尽有。琥珀屋中的金质雕刻，也已黯然失色，尤其是在阳光照到墙面，游走于透明纹理之中的时候……
慢慢地，此屋的局部细节被呈现了出来。有窗的墙面，素雅平淡；另外的三个墙面，外层是传统的三块镶板，上有琥珀组成的精巧拼图，琥珀有透明的、浑浊的、褐色的、蜜色的，背衬附有可以反光的金箔。漩涡花饰（Cartouches）之中，包含配有普鲁士单头鹰的字母图案FR（Fredericus Rex腓特烈大帝），还包含配有俄国双头鹰的字母图案EP（Elizaveta Petrovna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据此可以看出琥珀屋的来龙去脉：先是由普鲁士选帝侯腓特烈三世（the elector Friedrich III of Prussia）委托建造，后来又赠予彼得大帝，最后由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完工。琥珀屋的墙板，由镜面壁柱分开，壁柱框有四幅大理石镶嵌的图案，图案由佛罗伦萨艺术家朱塞佩·德佐基（Giuseppe Dzokki）设计，四幅图案分别表现“看”（Sight）、“尝”（Taste）、“听”（Hearing）、“触与闻”（Touch and Smell）几种感官。透明的琥珀墙板上面，刻有精致的凹雕海景；其余墙板上面，刻有关于圣经故事的浮雕。屋顶的横幅图画中，镀金的丘比特，在雕出的垂褶布幔之中，忘我恣意地玩耍。
琥珀屋的历史，漫长而又多难，其中经历过多次更迭变化。1696年，腓特烈的妻子苏菲·夏洛特（Sophie Charlotte）委托安德烈亚斯·施吕特（Andreas Schlüter）给她设计柏林夏洛特堡（Charlottenburg）的宫殿内景，这位建筑师于地窖之中发现了十几个箱子，里面装有满满的波罗的海的琥珀原石。于是，他叫来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工匠戈特弗里德·沃尔夫拉姆（Gottfried Wolfram），打算建造琥珀屋。沃尔夫拉姆发现，在热水中放入蜂蜜、亚麻籽油和干邑白兰地，再把琥珀放入其中，可以软化琥珀。这样，琥珀原石就可以被压制成薄片，一共做成了高4米的12块琥珀大板，10块稍小一点的琥珀板以及24块琥珀装面踢脚板。
然而，就在那时，工程却停止了。1705年，苏菲突然死于肺炎。1707年，施吕特给柏林币厂建造的塔楼倒塌，他被流放国外。
有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叫弗里德里希·伊桑德（Friedrich Eosander），当时甚得宫廷喜爱，取代了施吕特的位置。可是，沃尔夫拉姆拒绝交出琥珀板，伊桑德便潜入他的作坊，偷走了琥珀板。沃尔夫拉姆后来控告伊桑德，没想到后者竟然反诉成功，让前者进了监狱。1713年，腓特烈去世，至此，琥珀屋依然还没有完成。他的儿子和继任者腓特烈·威廉一世对这项花费巨大、麻烦重重的工程，丝毫不感兴趣，他解雇了伊桑德，把琥珀板搁置存放了起来。
1716年11月，彼得大帝到达柏林，造访腓特烈·威廉一世。彼得大帝深迷琥珀由来已久，早在1696年，他便在哥尼斯堡买了《普鲁士琥珀》（Succini Prussici）这本书，作者是菲利·雅各布·哈特曼（Philipp Jacob Hartmann）。为了稳固同盟关系，腓特烈·威廉一世把那些琥珀板赠予了彼得大帝，总共装了18个大木箱，放到马车上，然后运往圣彼得堡。礼尚往来，彼得大帝赠予了腓特烈·威廉一世55名勇士和一只曾给自己定做的高脚酒杯。第二年夏天，琥珀到达了彼得大帝刚刚建成的位于圣彼得堡涅瓦区的夏宫（Summer Palace）。卸货的时候，负责人缅什科夫（Menshikov）遭遇了琥珀板的噩梦，有些板材破碎了，有的组件丢失了，怎样把它们再重新组装起来，也没有人来指导。琥珀屋这项工程，又被搁置起来，无人问津。直到1743年，伊丽莎白委托雕塑家亚历桑德·马特列（Alessandro Martelli）在冬宫（Winter Palace）把琥珀屋给组装了起来。然而，琥珀板的数量不足以装成她心中的理想屋子。因此，屋内使用了镜面壁柱用作填充，安装在琥珀板之间存留的空隙中。
1755年，伊丽莎白决定让琥珀屋再次搬家，这次是要搬到位于皇村的新宫殿。在此，琥珀屋被重新组装到一个更大的房间；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更多的琥珀，琥珀屋就使用了许多赝品琥珀板和更多的玻璃镜子。1762年，凯瑟琳大帝登基，她认为琥珀屋应当好好地翻新一下。于是，从桑比亚半岛（Samland）运来900多磅琥珀，同时从哥尼斯堡雇来4个雕刻师，以货真价实的琥珀，来取代屋里那些赝品。
这样，琥珀屋一直在此待到了1941年。面对德军的进攻，很多财富珠宝都被转移到了西伯利亚，但琥珀屋却不在其中。考虑到琥珀板易碎，很难拆解，库楚莫夫砌了一层假墙，琥珀板藏于假墙之后。这其实是个致命的错误。1944年1月，苏联人又得以回到此地，然而琥珀屋却不见了踪影。德国人早已把琥珀屋装箱运到哥尼斯堡，展览于城堡之中。后来，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琥珀屋却在此消失了，这事至今还是谜团重重。
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寻找琥珀屋，让很多人为之着迷，趋之若鹜。在寻宝这事上，克格勃和东德史塔西（East German Stasi）互不相让，还有鱼龙混杂的职业寻宝人也加入其中，并有数人已为此离奇死亡。多年以来，两位英国记者，凯瑟琳·斯科特-克拉克（Catherine Scott-Clark）和阿德里安·利维（Adrian Levy）一直研究琥珀屋的下落。2004年，他们发表了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本著作，名为《琥珀屋：20世纪最大骗局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书中认为，琥珀屋已不复存在；书中还描述道，在调查过程中，两位记者遭遇俄罗斯当局遮遮掩掩、模棱两可的态度。书中提到的以上两点，皆不被世人所认可，甚至在圣彼得堡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即使他们的结论是大体正确的，”一位女士干脆利落地说，“他们的研究路子却有点不招人喜欢。”
我眼前的这个琥珀屋，实际上是个复制品。琥珀屋的失踪，是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巨大损失。现代工匠们辛辛苦苦工作20多年，建成了这个琥珀屋的复制品。只用一张彩色照片，实际上是1917年的彩色底片，另有琥珀屋的原址轮廓，再有的就是些具体画作、黑白照片，同时再借助电脑模拟技术，计算浮雕的厚度，就靠这些，修复工匠把琥珀屋重建了起来，呈现的细节也是面面俱到。门楣装饰线脚的不显眼之处，本来有三三两两原屋建造和修补工匠的姓名划痕，这也被重新复制了出来，修复者也骄傲满满地把自己的姓名加在此处。这项复制工程用了六吨加里宁格勒琥珀，花费了1200万欧元，受到德国能源公司鲁尔燃气（Ruhrgas）的财政支持，最终在2003年竣工。那年5月31日，正值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与多国领导人参加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场为琥珀屋揭幕。
四块大理石的镶嵌图案，以原稿水彩设计图为蓝本，进行了再造。这几幅原稿水彩设计图，现存于佛罗伦萨考古修复博物馆（the Museum of the Opificio delle Pietre Dure）。1997年，有人在不来梅（Bremen）售卖一块大理石镶嵌图案的真品——“触与闻”，这个人是汉斯·阿赫特曼，其父是前德意志国防军的军官，战争期间劫得此图案。阿赫特曼被捕，这块镶嵌图案也归还给了俄罗斯。除了色调上稍微有些出格，这块真品镶嵌图案与复制品惊人地相似，这让工匠在准确修复琥珀屋其余部分时，变得信心十足。其实，从色调上来说，现代修复者的复制品更接近原来的设计底图，工艺水平也超过了他们18世纪时的同行。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复制品琥珀屋太新了。不仅仅是色彩新的问题，因为色彩总会随时间流逝而变得更加柔和。更突出的问题是，琥珀屋内的各个连接点是那么精准，部分与部分的搭配是那么完美。琥珀屋的真身曾被多次搬来搬去，遭到破坏。垫板变形扭曲，许多琥珀也萎缩脱落，整个屋体也打过很多补丁，并且数次维修。复制品代表着一种完美，这是真品永远不能企及的。现代工匠复制琥珀屋，必然怀揣着对真品琥珀屋的柏拉图式理想，这种理想也是真品琥珀屋搜寻者心中的理想。琥珀屋的重建，体现了修复工匠的真爱和骄傲，这令人很难不为工匠的精湛技术和奉献精神所感动，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终于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梦想。
起初修建凯瑟琳宫琥珀屋时，同时建个作坊来对此屋时不时进行修补，就显得十分必要。工匠若是不忙于整屋的保养维修，就会着手处理一些小的物件，如国际象棋套件、精美首饰盒和小雕像等。幸运的是，这类物件，战时被带到了诺沃西比尔斯克（Novosibirsk），以保其安全，最终从战争中存留了下来，如今，在宫殿一层的现代展馆里展出。展品当中，有个透明琥珀做成的俄式小茶炊，非常精美，大约是18世纪90年代的，甚至还有一套男士化妆的用具，据说是凯瑟琳大帝让人给她的情人格里戈里·奥尔洛夫做的。这些物件散发出浓厚的家庭生活气息，令人感动，有琥珀把手的剃须刷、肥皂盒、饰钉和发油瓶。现今的女士，在生活中要送男友礼物，这礼物估计与上述展品也相去不远吧。决定重建琥珀屋之时，作坊也被重建了，作坊里的工匠又可开始做些雕像、高脚杯、首饰盒、烛台，把它们放置在18世纪那些先辈工匠的作品旁边，一同展示出来。
走出宫殿，黄昏之中，我们漫步穿过空地，于此，凯瑟琳建了两个花园。一个花园是法国风格，园中有整整齐齐的花坛和呈几何图形的林荫道；另一个花园是英国传统景观风格，起起伏伏的草地和树林之中，有湖泊与亭阁居于其中。行程结束，我们一伙人往大巴走去。这时，我抬头看到一字铺开的绿色宫殿，窗户中透出亮光。琥珀屋发出褐色的光，照进了黑夜。
除琥珀屋之外，圣彼得堡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琥珀呢？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显然是要去看一下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展览馆之中，便有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大名。凯瑟琳大帝从柏林一个艺术商那里买得一些弗兰德（Flemish）和荷兰（Dutch）绘画，1854年对公众开放。1764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冬宫建成。在古典绘画馆里，大多数游客都急匆匆赶往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那里，而一个2世纪的古罗马石棺吸引了我的目光。石棺的上面刻画了法厄同（Phaeton）马车倾覆的场景。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里讲道，法厄同想驾驭父亲太阳神的马车，于是向父亲赫利俄斯（Helios）提出请求，得到了允许。结果，法厄同控制不住马车，在天上横冲直撞，把大地都烤焦了，直到宙斯用闪电把他击毙。他的尸体掉入了波河（River Po），法厄同的姐妹，于河岸哭泣悼念，最终变成了一株株白杨树。伊丽莎白时代的亚瑟·戈尔丁（Arthur Golding）的翻译作品中写道：
树在哭泣，流下浓浓的眼泪，寻珀之人这么说，
眼泪从树枝落下，阳光的热量，让它们凝结成块；
河流收容孕育了它们，最后它们出水芙蓉，格外珍贵，
去点缀罗马的贵妇人，让她们更加如花似玉。
石棺上的画面，表现力十足、节奏感强烈，真是活灵活现。法厄同摔下马车，头朝前方，头发上燃着熊熊烈火，骏马左摆右闪，乱蹬乱踢，周围散落着马车碎片，他的姐妹在哭泣，他的朋友塞格纳斯（Cygnus）变成天鹅，飞入河里，要去打捞他那烧焦的尸体。我又走过几个画廊，到了庞贝画馆，一些“接连不断的泪珠”映入我的眼帘。它们是一组琥珀珠，样子厚实，呈深黄色，还有小的截面，年代可以追溯到1世纪到3世纪，来自小亚细亚（Asia Minor）。楼上，古代大师的杰作让成群的游客赞叹不已。但是，几乎无人走到那灰暗的边廊，那里展览的是战争所获的一些艺术品，展出的方式是那么不动声色。这些绘画全是战利品，对于其中一些绘画来说，是二易其主，先是被纳粹抢去，后来又被苏联红军抢去。这些艺术品不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线上目录之中，也不能在国外展出，怕被没收了回去。这里面，印象派画作的收藏数量虽不多，但都是绝妙之作，出自雷诺阿（Renoir）、莫奈（Monet）、马奈（Manet）、西斯莱（Sisley）和高更（Gauguin），还有梵高（Van Gogh）的一幅房屋风景画，另有塞尚（Cezanne）的一张自画像和一幅圣维克多山油画。如今，有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失踪的琥珀屋依然在德国某个地方的山洞之中。有人相信，上述的说法其实是耍了一个讨价还价的花招，可以用来作为不把这些艺术品物归原主的借口。
皇室套间一个接一个，似乎永无终止，我逛也逛不完，其规模让我深深为之震惊。在孔雀石厅（Malachite Room），里面的门把手，外面是鹰爪，内抓棱面球状琥珀。此厅展示的是力量，而不是品位，力量战胜了品位。在那个没有铁路的年代，从乌拉尔山区，把重达两吨的纹理丰富的绿矿石，拖拽数百英里到此，孔雀石厅展示的就是沙皇的这种力量。当年，“曙光号”巡洋舰停泊在涅瓦河之上，发动了攻击，预示着冬宫的沦陷。然而，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领导的无能临时政府在那时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事发当时，他就正身处于这个沉郁华丽的孔雀厅。
从窗子望出去，越过河面，在斯特列尔卡岬角之上，有两个古罗马风格的古战船船头纪念柱，迸发出一团烈焰，似是勇往直前的号角。我跨过宫殿桥（Palace Bridge），到了瓦西里岛，然后走过一些纪念石柱和大学，就是彼得大帝所建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Kunstkammer），也就是他的珍奇百宝屋。该博物馆建筑的颜色，是绿白组合，形状似教堂，建造的目的是存放彼得大帝收藏的稀奇物件。其中，有存放于酒精罐里的连体婴儿，双头儿童的骨架，还有一些畸形动物等。虽然看似怪异荒诞，但是彼得大帝收藏这些东西，可不是出于病态的好奇心，而是想传播科学知识，祛除旧的迷信思想。正是那个时候，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还以一些妇女会巫术为理由，烧死了许多无辜妇女。
上了旋梯，进到塔楼，这里是一个纪念馆，缅怀另一位俄国伟大的现代化主义者。1748年，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于此建了一个实验室，该纪念馆就是那实验室的再现。罗蒙诺索夫，这个渔夫的儿子，来自俄国遥远的北方地区，是彻彻底底的一个多面能手。作为化学家，其著作《数学化学基础》[Elementa Chymiae Mathematica （1741）]是道尔顿（Dalton）原子结构理论的先驱；作为陶瓷艺术家，他振兴了俄国的镶嵌画艺术；他还是诗人、剧作家、语法学家，奠定了现代俄国文学语言的基础。圆拱大厅里最显眼的，是个巨大的圆桌。18世纪时，圣彼得堡科学院就是在这儿召开会议。围绕大厅，陈列着同一时期的科学仪器，有许多蒸馏器、一个大大的燃烧透镜和一个曲柄静电发电器。有个抽屉柜桌，桌上覆有羽毛，上面有罗蒙诺索夫的钢笔、墨水瓶、铜制显微镜，还有一盒矿物样本，里面有多块孔雀石和琥珀。
1757年，正是在这个房间，他有了一个关乎琥珀属性的重大发现。在16年的研究过程中，他发现琥珀的比重与松脂的比重相当，还有琥珀中的动植物遗迹都与森林环境相关。他所做的化学分析表明，从琥珀中分离出的水，闻起来有丁二酸的味道，而丁二酸是生命体所具有的属性。他在科学院所做的演讲中，下结论说，以前人们认为琥珀是固体石油，其实不是这样的，琥珀实际上是远古的树木流出的树脂。
我回到了涅瓦河的南岸，涅夫斯基大街以北。格里博耶多夫运河与大涅瓦河（the Bolshoi）之间，坐落着米哈伊洛夫斯基宫（Mikhailovsky Palace），它是一座黄色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现今是俄罗斯博物馆（the Russian Museum）的主楼。馆里的藏品可以追溯到俄国1867年的首届民族志展览，举办地点是在莫斯科的马术训练馆（Manège）。人体模特身穿帝国各民族传统服装，周围的背景是民族风景画，沙皇的家长作风在这种布置中显露无遗。“看起来是这么自然，简直太典型了。”亚历山大二世赞许地说道。1948年，展品搬到这里之后，苏联继续增加展品的范围，但视角稍稍做了改变，作为革命先锋的俄罗斯民族，现在变成联盟其他民族的老大哥了。
一组琥珀展品的标签上写着：“波罗的海沿岸民族服装必会用到琥珀做装饰。”这组展品包括一些厚实的琥珀珠和吊坠，有透明些的，有浑浊些的，加工时间在1950年到1980年之间，地点是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里加，以及立陶宛的克莱佩达、维尔纽斯。展品之中，还有几块琥珀的原石。有一个如拳头般大，表面粗糙有节，另外一个如蟹壳的模样，还有一些小块的原石，有苍蝇、蚊子困于其中。这些具有殖民色彩的战利品提醒着我们，琥珀不仅仅是个美丽物件，正如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也是件商品，人们为它而战斗。琥珀之路经过的地区，乃是欧洲竞争最为残酷的区域。
我回到了客栈，感到若有所失，就如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说的，好像灵魂无处安放。走到楼梯那儿，片片脱落的墙体上面，只见涂着些字，内容来自一首美国说唱歌曲：把烟卷点起，扇一巴掌给那坏女人。雨又下起来了，敲打着金属的屋顶，雨水自粗大的锡制水管流下，发出哗哗的流水声。雨水的涓涓细流，淌过不平的石铺路和柏油路。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去，走在楼梯上，楼梯咚咚作响。有两位年轻女士，穿着和天气相悖的超短裙。她俩站在一楼楼梯口处，一人一边，使劲地抽烟，都当对方不存在似的。这个公寓楼里，有家美容诊所，专门做一些小型美容手术：吸脂、电解除毛、保妥适除皱……电梯门上的那张字条，已经没有了。然而，电梯依然还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