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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我以为先生（引按：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太炎在革命史上地位显赫，不仅因为他撰写了那些影响极大的战斗文章，恐怕也离不开他对当时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矛盾的深入思考。他向往着通过革命来“恢廓民权”“抑官吏伸齐民”。在革命阵营里，相较于《民报》的其他作者，章太炎的不少观点更贴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且富于学理、极具深度。而如果将清末的同盟会与后来的国民党联系起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在理论与宣传上，章太炎之后，基本上再也没有能与之相媲美的人。朱执信的不少文章颇有时代感与针对性，但不幸未到不惑之年就死于非命。戴季陶将三民主义儒学化，虽然符合蒋介石集团的胃口，却使三民主义丧失了批判色彩与理论活力。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度提出不少极具启发性的观点，可之后却日渐平庸，直至替蒋介石代笔撰写观点上左支右绌的《中国之命运》。学而优则仕的蒋廷黻虽然明晰国际大势，擅长分析世界政治，但却借助写历史的方式强调近代中国困境的解决主要有赖于时代进程，将蒋介石作为不二人选推举出来。而抗战时期极力向国民党政权靠拢的冯友兰、贺麟、钱穆等人，虽在具体领域颇有建树，但一谈起政治与经济问题，要么显得食古不化，要么强行辩解的色彩太浓，要么流于高谈玄理而漠视现实。至于长期以“诤臣”自居的傅斯年，其最振聋发聩之声大概属1947年对孔、宋二家“豪门资本”的批判，但他期望的结果恰恰是蒋介石不愿也不能做到的。
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以上诸人的学养与见识问题，不如说是曾经的革命党自身变质使然。
1928年，目睹国民革命运动的终结，鲁迅撰文指出：
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
同年，政治学家张慰慈也撰文分析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指出革命后难以形成新气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旧势力纷纷混入新政权：
还有一种现象，我们也可从别国从前的革命看出来的，就是一切旧时的军阀政客官僚的影子虽在命革〔革命〕时都打倒了，可是他们的正身却都混入到新政府，为新政府服务了。此外，还有一般投机分子也都混入了新政府的官吏阶级之内了。所谓投机分子就是那班没有政治信仰的，只想在政治中混名混利的人物。在当初革命的趋势尚未确定时，他们是不加可否，立于旁观的地位；到了革命的胜利有十二分把握时候，他们对于革命的主义比之革命党人物还要热心。他们加入了革命党，他们说出来的话都是革命党的口气。他们出席于各种各样的会议，用尽种种方法抬高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他们是有能耐的，又是自私自利的人物，所以很容易在新政府内占据最高的地位，使新政府的声名扫地。
如果说章太炎在清末关于革命问题的思考，堪称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凤鸣之声”，那么鲁迅与张慰慈在国民革命运动终结之后的观察，则属于革命“退潮”时的“变风变雅”。而从鲁迅等人观察到的现象出发，回看章太炎先前设想的革命建设要旨，或许更能凸显其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