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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帝制时期，官僚集团一直是皇权统治的重要佐助。从汉代开始，中国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运作成熟的选拔、考核、任免官吏的标准。具有一定经济与文化条件的人可以通过掌握不同时代要求的专门技能，经由各种选拔方式进入官僚体系当中；而一旦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就会取得各种各样身份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特权。尤其是自宋代以来，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进一步固化，作为社会顶端的士阶层，要么是现任官员，要么是退休官员，要么是官僚集团的后备队伍，在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地方上拥有许多特权，并能利用自己的特权来荫庇家族。历代统治者也多认可士阶层的这些特权，以换取他们对自己统治的支持。因此，中国社会形成一种对政治权力极端崇拜与对一官半职极度渴求的氛围。尤其到了清中叶以降，出现了大规模且持续性的贪污与滥权，吏治窳败已成为朝野上下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推崇“皇权不下县”的低成本治理，政权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都极为有限。如此状况，面对西方列强建立在效率极高的组织、动员与汲取能力基础上的坚船利炮，自然一败涂地。
从洋务运动起，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讨论如何改革官僚体系。无论是官员奏疏，还是民间议论，改革官制、广开言路、淘汰冗员、变更铨选标准、裁撤无用机构、设置新机构、厘定央地关系、遍设新式学堂等皆为时人反复谈及的内容，它们直指官僚体系内业已普遍存在的各种弊病。而时人常从“通上下之情”的角度来理解近代民主政治，也是认为它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保障政令实施、激发绅民爱国之心、矫正现存制度之失。
章太炎的主要论敌康有为更是在1904年出版内容丰富的《官制议》，详细分析彼时中国官制的弊病与改良之道。
作为一名革命者，章太炎固然关注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的具体问题，但更关心如何通过革命来根治中国传统政治模式里存在的痼疾，在制度建设与政治实践中做到“抑官吏伸齐民”与“抑富强，振贫弱”。
这一观点的潜台词就是，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官民关系，虽然按照儒家民本思想，官有保民、牧民之责，但现实往往呈现为官处强势一方，民处弱势一方。在强弱对比下，官自然有许多机会来压迫、剥削民，而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里，除了揭竿起义，民却罕有制裁、惩处官的机会。
在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章太炎强调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此处所谓“国粹”，主要指中国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三项内容。关于典章制度，他认为“我个〔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甚么可贵”，但“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以及“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需要仔细研究，为将来的制度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他的这些观点，很容易被理解为承认中国古代政治的历史合理性。从重视历史流变的角度来看，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自然有助于全面分析中国的基本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政治建设的要点。不过在章太炎看来，衡量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劣的标准是很明确的，即是否“合于社会主义”。
他强调：
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
当然，章太炎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公平、平等、能照顾到普通民众利益的政治原则。在他看来，科举制颇有符合“社会主义”之处：
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阁〔搁〕起一边，不能像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唯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沉沦海底，永无参预政权的日了。
在这里，章太炎与其说在为科举制辩护（清廷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不如说是在借分析科举制的历史意义来强调让平民百姓有机会参与政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富人才有条件“求学入官”，而“贫民是沉沦海底”，是一种非常恶劣的现象，这样政权将长期被有权有钱的人把持，导致社会流动停滞。科举制虽非尽善尽美，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这种现象。这一立场，其实也贯穿于章太炎对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评价之中。
章太炎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社会主义”潜流，并不代表他无视后者的各种弊病。出仕为官是传统社会里读书人实现地位提升的最主要渠道，故而催生了热衷功名利禄、对权力既膜拜又畏惧的心理。特别是汉武帝以降，历代帝王尊奉儒学为官学，致使熟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常怀借学术以博利禄之心，以获取官位为人生重要目标。而实现了这一目标，自然便可在身份上高于平民，并拥有许多剥削、欺压后者的机会。章太炎非议孔子，除了基于现实考量，上述情状乃其重要缘由。他指出：
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
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而无乎不遍者也。
儒家的这些弊病，是在中国传统政治里体现出来的。换言之，要想深入剖析这些弊病，必须将批判的视野聚焦于中国传统政治之中。对革命者而言，能否不被这些弊病沾染，能否让革命之后的政权降低这些弊病出现的概率，是一个关乎革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清末的革命党中，不少人希望通过“借权”的方式来进行革命。所谓“借权”，即让革命党人加入清政府，通过担任官职来获得权力，并运用这一权力在统治集团内部培养革命力量，或者劝说掌握更大权力的官员同情革命，这样一旦革命爆发，便于从内部瓦解清王朝统治。与之相似，一些革命者还希望和那些高官的子弟建立起熟络的关系，让后者认同革命，为革命出力，造自己父兄辈的反。
在章太炎看来，这些想法的缺点在于只考虑到如何提高革命成功的概率，却模糊了革命的任务、削弱了革命对旧政权的冲击。他强调：
且看从古革命历史，凡从草茅崛起的，所用都是朴实勤廉的人士，就把前代弊政一扫而尽；若是强藩内侵，权臣受禅，政治总与前朝一样，全无改革。因为帝王虽换，官吏依然不换，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流传下来，再也不能打扫。像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
在《秦政记》中，章太炎从中国政治史的角度再次谈及这一观点：
建国之主，非起于草茅，必拔于缙绅也。拔于缙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草茅者，其法无等……
近代的革命固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但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可为思考革命任务提供历史参考。章太炎的思考逻辑是，如果王朝更替是通过朝堂权贵之间的宫廷阴谋来完成的，那么新王朝为了犒劳、拉拢在政治斗争中与自己站在一起的权贵豪强，必然会赋予其极高的地位与广泛的特权。而旧王朝业已存在的弊端也就很难通过王朝更替来解决。这一历史现象给予近代革命的启示在于，革命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除了显而易见的政权形式变化，更要在革命的过程中彻底清除帝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不良政治风气，以及滋生这些不良政治风气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团体。假如革命之后，“官吏依然不换”，那么“前代腐败贪污的风俗”也会在新政权里继续存在、蔓延。如果革命的巨大冲击力都不能将之清除，在革命之后恐怕就更难以清除，甚至会以新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而要想将之彻底清除，在章太炎看来，就必须进行“平民革命”，让广大民众参与到革命运动之中，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毕竟只有深受各级官吏压迫的民众才最清楚官僚集团如何令人憎恶，才最渴望通过革命将其推翻。此乃“抑官吏伸齐民”的应有之义。在《革命道德说》中，章太炎认为在不良的政治风气熏染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所以无论是“京朝官”“方面官”，还是“差除官”，其道德水准皆不堪闻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工人“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
在这里，章太炎以职业为标准来区分不同群体的道德，无疑是简单甚至粗陋的，但其中透露的，是他希望通过革命来涤荡被清廷统治集团败坏的政治环境，强调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与工人投身革命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准要远高于统治阶级。所以，只有让他们也参与到革命运动中来，“平民革命”才显得名副其实。
章太炎之所以主张“平民革命”，是因为在他看来旧政权的官吏很可能改头换面，继续存在于新政权之中。具体到清末的历史语境，当章太炎主持革命党机关报《民报》时，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由不同派别组成的立宪团体各自铆足劲，想方设法在预备立宪运动中凸显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些团体或是积极在自己控制的报刊上发声，或是通过各种关系打点清廷大员，或是向一般绅民宣讲，一时之间，影响不容小觑。
出于革命立场，章太炎自然要批评立宪派的立场与主张。他思考的重点与他对政治特权集团的批判一脉相承。在《箴新党论》中，他指出：
是中国士民流转之性为多，而执箸之性恒少，本无所谓顽固党者，特以边陬之地，期月之时，见闻不周，则不能无所拘滞，渐久渐通，彼顽固者又流转而为新党。
人们常说，清末立宪派及其支持者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政党的雏形。而放眼世界近代史，政党的出现往往与阶级状况的变化相关。政党尤为重视自己的“代表性”，即着眼于分析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自己的“基本盘”在哪里，制定符合自己代表阶级的政策主张。政党之间的博弈，往往体现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因此，不少论者比较注重替清末的立宪派寻找其阶级基础，尤其是分析它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然依章太炎之见，形形色色的立宪团体——“新党”，之所以要以“新”的面目示人，或许并非由于彼辈代表了因社会结构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经济力量，而是其“流转之性”使然，即发现某些新的学说与主张更有影响、更有助于让自己从中获利，便轻而易举地转变自己的立场，由“旧”变为“新”。
章太炎在《箴新党论》里描绘了彼时统治集团中不同群体与派别的关系网络。他认为：“彼党人之所以自相援助，传之自旧，虽昌言维新而不废者，亦有四事。”虽然立宪派的主张较之往日官吏确实是新的，但他们的活动特征与旧时官场中盛行的为官之道一脉相承，高度依赖师生、年谊、姻戚、同乡四种关系。只要对明清以降的政治史稍有了解，就会明白这四种关系在官场中能起到怎样的重要作用，不同政治派系的形成往往也肇始于这四种关系。因此，在章太炎看来，清朝官场已经腐败堕落至极，身处其中的人，即便使用的话语发生了变化，其行为特征与价值取向也很难再发生变化。此即“其议论则从新，其染污则犹旧”。
而从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演变，以及章太炎身处其中的命运来看，他在清末的这些观察是很有见地的。
章太炎在清末曾撰《五无论》，其中明言：“今之人不敢为遁天之民，随顺有边，则不得不有国家，亦不得不有政府。”
既然要建立政府，那么“凡政体稍优者，特能拥护吏民，为之兴利，愈于专制所为耳。然其官僚，犹顽顿无廉耻，非是，则弗能被任用”。
既然官僚集团在任何政权中都具有为一己之私牟利的倾向，那么制定良法，制约官僚集团，保护民众利益，就显得尤为重要。章太炎对清政府的刑律改革是不满意的。他指出：
故知古之为法，急于佐百姓；今之为法，急于优全士大夫。托其名曰重廉耻，尊其文曰存纪纲。不悟廉耻方颓于此，纪纲亦坏于此。
因此，理想的法律应“急于佐百姓”，而非“急于优全士大夫”，这是在立法层面做到“抑官吏伸齐民”的关键。前文提到，章太炎在制度设计中非常强调立法权的重要性，认为其地位应与行政权相当。而关于法律的制定，他主张：
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渐也。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违越。
章太炎的本意是想杜绝官僚集团与豪强劣绅干预立法，以免这些人的特权被以法权的形式确立下来。因此他希望能让“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来参与其事，这样就能使制定出来的法律更加公平。但这里恰恰体现了章太炎相关思考的一个明显疏失。他认为古之“法吏”常能体恤民隐、为民申冤，著名法家人物如商鞅者，更是具有不畏权贵的政治家风范。此外，他强调真正的革命者应汲取佛学思想，培养不为功名利禄动心、不惧艰难险阻的勇猛无畏的“无我”精神。或许他认为参与立法的“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也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这些素质。但现实更有可能是，明习法律、通达历史和具备这些素质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周知民间利病之士”是否真的周知、谁来判定其是否周知，也属未可知之域。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认为新政权应“先综核后统一”，任用那些具有行政经验、知晓国情民情的人来担任各级官吏，保证政策合理、政令贯通。
放眼当时的中国，他觉得清廷旧官吏更符合这些要求。于是他不但建议新政权聘请这些人担任政府顾问，以备咨询，而且自己还颇为积极地与张謇、程德全等立宪派人士组织政治团体，调和各方利益。其“平民革命”论自然也就被搁置了起来。结果是，新政权固然留用了大量清廷旧官吏，可吏治非但未见改进，反而更为败坏。
章太炎自己也屡次被立宪派与旧官吏利用，当后者觉得他不再有利用价值后，便弃如敝屣。究其缘由，章太炎似乎过于关注各级官吏是否“周知民间利病”，却忽视了分辨这种“周知”，到底是为民谋利，还是为己谋私。毕竟，熟悉帝制时代官场里的游戏规则，利用这种规则使自己立于左右逢源之地，进而借权牟利，难道不也是一种“周知民间利病”吗？
此外，在清末章太炎的视野里，思考政治问题时，已经不能无视资本主义要素在中国的出现。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虽然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出现过不同的流派，但主张将主要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公有化，基本上是各派的共同特征。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社会主义者们同样持此观点。如幸德秋水在著名的《社会主义神髓》里强调：“如果要真正使社会产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是满足整个社会的消费，不是为市场交易，而是满足整个社会需要，其经营就绝不能委托于私人，而必须实行公营。”“社会主义的首要目的，固然在于由国家掌握财富的生产和分配。”
受此思潮影响，章太炎认为要想在革命之后做到“抑富强，振贫弱”，也须采取相似的措施。他主张：
官设工场，辜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为饩稟，使役佣于商人者，穷则有所归也。
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
可见，与后来国民党政权里一些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宣扬“统制经济”不同，章太炎主要的立足点是希望通过公有化来保障工人的利益。不过，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确保国家政权的性质以保障平民利益为职志，其次要避免由国家建立的工厂里的管理者沦为新的特权阶层。可以说，这些问题大概已经超出章太炎在那个时代的认识了。不过基于对中国历史的熟悉，他还是提出了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思考：
诚欲求治，非不在综核名实也。然观贞观、开元之政，综核之严，止于廉问官吏，于民则不为繁苛。夫惩创贪墨，纠治奸欺，宁非切要可行之政哉？要之，民所上于有司者，一丝一粟，有司悉以归之左藏，而监守自盗者必诛，挪移假借者必戮，是在今日亦足以救弊扶衰。
章太炎的这些主张自然是很有针对性的，可要想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实践，恐怕并非易事。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目睹了旧政权的官僚继续在新政权里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时人眼里的“新官僚”又粉墨登场，“官僚资本主义”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政论时评中经常看到的概念。对这些新现象，章太炎当年的那些思考虽能予人启发，但恐怕已很难完整描述并剖析。欲明其特征，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的《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新官僚政治的成长》两篇文章，以及《中国经济原论》中对中国资本形态、中国工资形态与中国地租形态的研究，或许更有参考价值。
而将这些论著与章太炎在清末的相关论著结合起来分析，则愈知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解析与批判，其遗产着实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