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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后，各方人士撰写了不少挽联来悼念他。有人写道：“真革命者，牺牲救国，斯民水火策心源。”还有人写道：“儒生谈革命，是王而农、吕用晦一流，开国元勋不言禄。”
可见，要想完整评价章太炎的一生，不能忽视近代革命史的角度。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无疑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对广袤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而言，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突破19世纪以降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以及因这种世界秩序而推广至全球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体制。毋庸多言，在这些国家与地区，革命的过程异常复杂艰辛，革命的对象很多时候也异常强大，这就要求革命者对革命团体自身的特质与任务、革命之后建立的政治经济秩序、革命过程中仰赖的学说、主要革命力量的特点及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等问题有深入且全面的思考。这不仅关系到革命是否能够取得名副其实的成果，而且关系到革命之后的政权建设与经济发展。
其中，政治制度与政治团体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从整体来看，近代意义的革命离不开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既然政权更迭是革命运动的应有之义，那么对成熟的革命者而言，就必须对政治制度与政治团体有详尽而深刻的思考。特别是对许多仍处于传统社会延长线的国家与地区而言，由于其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面前显得弊病丛生、左支右绌，过去的支配结构蕴含的压迫与剥削在经济危机面前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故而亟须进行变革。
但是，需要进行政治与经济变革是一回事，由哪个群体来主导这样的变革又是另一回事。主导变革的群体往往一方面要改造，甚至破除过去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之处，但另一方面，也恰恰由于这种“不合理”长期存在，彼辈才能一直处于政治与文化精英的位置，微妙的是这样的位置恰恰是其获得新知、具备政治领导资格的基本前提。这就带来一个经历过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时常会遇到的问题，即新的政治领导阶层在革命过程中不断强调破旧立新，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但当他们执政掌权之后，又经常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维系其政治与文化精英的位置，并试图与旧政权里的精英特权集团达成“和解”，或是将后者的利益诉求纳入国家政策规划之中，或是不加甄别地大量任用旧政权的官吏，甚至一些革命者也在主动模仿旧精英阶层的风格来行事。虽然此类行为被一些意识形态话语解释为“减少革命带来的震荡”“用稳健改良的方式消解暴力革命后遗症”，但从实际后果来看，这是不少经历过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建立起良好政治秩序的主要原因之一。
犹有进者，在此过程中，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阶层或是更改革命时期被反复宣传、具有极强动员效应的革命理论，逐渐使其“无害化”，减弱其批判性与冲击力；或是利用那些充满现代性与时代感的理论话语，表面上对之鼓吹称赞，实际上却使其变为论证自己有资格、有必要维系其地位的工具。与理论变化相伴而行的，就是革命的主导群体变得与革命所欲推翻或改造的事物越来越相似。随着这样的变化不断铺开，一种新的带有极强保守主义特征的意识形态话语也就日渐成为先前革命理论的替代品，革命者习惯于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之内诠释革命的过程与意义。而要想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就需要革命者能够真正超越一己之私利，彻底改造曾经保障自己成为精英阶层进而参与革命运动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实现普遍的民主政治与平等政治，同时严肃思考如何防止旧时的政治经济结构以新的表现形式复活。
对近代中国而言，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结构。其具体内容大体包括：皇权与绅权长期以来既相互依存又不断博弈的关系；主要由士绅阶层组成的官僚集团在各级政治组织中形成的特殊利益与行事风格；以维系王朝掌握足够的赋税与户口为主要目的，但又经常体现地方士绅阶层利益诉求的土地制度与税收制度；既强调维系社会等级与伦常秩序的重要性，又时常体现出一定政治批判性的思想学说。面对这样的历史遗产，一方面，固然需要使革命理论与革命行动尽可能地扎根于中国社会，避免流于不谙本国基本面貌的空谈与教条；另一方面，也需要思考如何改造这样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就此而言，使革命理论与革命行动符合中国实际不等于承认这样的“实际”的方方面面皆有合理性。了解实际、切合实际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