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的史学传统，十分重视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进行褒贬。这当然与传统史籍多为纪传体有关系，不过还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以致用为旨归、重视以史为鉴、希望后人能从前人的功过得失中寻找到某些历史智慧的特点，更体现出汉代以后，在儒家思想成为主流之际，儒家义理对于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毕竟《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又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及至清末，目睹中国国势衰微，时人有意识地向域外寻找救亡图存的思想资源，肇始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新史学以日本为中介，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旧史学实为古代帝王之家谱，较之其心目中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但他也未放弃像中国传统史学那样，以叙述重要人物事迹、评价其功过得失为题材，用写历史的方式向国人传播在他看来有助于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其《管子传》《王荆公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就是典型例子。因此，不是说梁启超认为以帝王将相为对象的历史研究不重要，而是在他看来，需要基于新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重新评价这些古代的叱咤风云者。
因此，中国传统史学的悠久影响，加上近代中国不同的政治思潮与文化思潮往往通过叙述历史的方式进行传播，致使评价历史人物得失的风气不但未曾退潮，反而更显热闹。曾立志用新思想与新体例撰写《中国通史》的章太炎尝言：“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
晚清以降时人所强调的用“民史”替代“君史”，其实很可能并未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着眼于挖掘那些在历史上真正属于“下层”的群体的历史，而是体现为他们开始用各自所理解的近代政治学说，诸如大众民主、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国家主义等思潮来重新评价历史上的“上层”人物，判断其事迹是否符合这些体现普遍民意与象征历史演进趋势的新思想。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其独尊儒术、用兵四方、盐铁官营、广置刺史等举措，在其身后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成为后世儒者撰写史论时经常谈及的话题。
及至20世纪80年代，田余庆先生发表《论轮台诏》，一面称赞汉武帝不但早期积极探索统治经验，而且晚年能够体察世情，及时改弦易辙；一面又感慨后世有汉武帝洞察时局之明，在历史转折关头能下诏罪己者难得一见。
此论不难引起世之喜读史者掩卷长思、心有所感。一如“拨乱反正”这一肇自春秋公羊学的词语，竟能在晚近历史进程中成为新的标识性政治概念。因此，重新回顾一番近代中国出现过的几种对于汉武帝颇具代表性的评价，不但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学术变迁背后的深层次逻辑，而且能管中窥豹，探寻近代以降政治文化的一些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