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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鼎中原以来，清廷奉程朱理学为官学，大力提拔理学之士，康熙朝更是理学名臣辈出。虽然清中叶以降，汉学兴起，于理学多有抨击，主持《四库全书》的纪昀也从中推波助澜，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却未受到动摇，反而随着《圣谕广训》的推广与地方士绅阶层的反复宣讲，成为民间社会奉行的伦理准则
。道光朝以降，伴随政治与社会危机日趋明显，宗尚考据、不务致用的汉学末流开始受到较为广泛的质疑，“汉宋兼采”之说日趋流行。与此同时，唐鉴、倭仁等理学之士于朝堂上主持清议，俨然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学术势力。在此背景下，当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渐广之时，与倭仁、唐鉴往来密切的曾国藩以士人身份创办团练，与太平军交战数载，最终取得胜利。这让曾国藩成为当时难得一见的挽救清王朝危局的身兼理学与事功之名臣。加之他重视修身，忠心事主，广揽人才，勤于著述，随着出自其幕府中的人物逐渐成为晚清政学两界的要角，曾国藩的形象越来越正面而完美，成为不少士人修身与经世的榜样
。虽然时人对湘军之滥杀与曾国藩之好名颇有微词，但这仍难以动摇曾国藩在时人眼中的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清廷在文化领域的合法性需要曾国藩的形象来维系。
正当曾国藩的形象在晚清士阶层中间越来越正面之时，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系列政治变局。甲午战争之后，孙中山等人开始在南方鼓吹革命。不过，当革命势力初生之际，在不少士人眼中，孙中山与游民、会党者流没什么区别。毕竟，甲午战争后的第一代革命党人，既无科举功名，又非名宦出身，不属于当时社会结构里的精英阶层。这种情况基本上直至1900年章太炎在上海公开主张革命方有改变。章太炎从小受到较为完整的传统学术训练，后肄业于晚清大儒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之中，之后受聘至士人圈里广泛关注的时务报馆担任主笔。章太炎的经学与小学研究得到俞樾、谭献等人的赏识，俞樾甚至颇为积极地推荐他到晚清重臣瞿鸿禨处供职
。之后章太炎在时务报馆中与康有为门生因经学主张歧异而发生冲突，在陈衍的推荐下，另一位晚清重臣张之洞邀请章太炎赴武汉入其幕府。可以说，章太炎很早就得到了晚清士林诸多名流的认可，被视为继承江浙朴学传统、具有维新思想的青年才俊。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毅然投身革命运动，对改变革命党在士阶层眼中的形象起到极大作用，并且使革命党中多了一位具有扎实学术功底的理论家与宣传家。
章太炎自言：“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1900年前后，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受到由明治时代日本学者译介的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影响，通过明晰世界大势，进而分析中国政局。庚子事变后，他目睹八国联军侵华、慈禧等人仓皇出逃，感到清政府不足以让中国抵御列强的侵略，没能力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于是对之彻底绝望，立志推翻清政府，让中国摆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危机
。但在宣传层面，章太炎深谙当时士阶层的心理，需要运用传统的语言与价值观念来向彼辈陈说清廷如何恶劣。因此，章太炎一方面极力表彰晚明遗老的学说与行事，强调他们的反清之志历数百年而犹存，借明清之际的史事来激发人们的反清之念，并指出清代汉学宗尚考据，原因之一便是继承顾炎武等人的遗愿，不愿出仕“伪廷”，甘以“学隐”自居；另一方面，则揭露清廷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以控制、剥削广大民众为目的，所谓惠民之政多有名无实。与此同时，他极力批判那些与清廷合作的理学名臣，认为彼辈学术上无足观，立身行事多污迹。其中，曾国藩自然是他特别关注的对象。而在这背后，还牵涉章太炎如何理解程朱理学，以及反清革命的性质与意义。而这样的政治叙事与历史叙事，以一种颇为隐晦的方式影响着另一场革命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同时也是章太炎再传弟子的范文澜，从中可窥见20世纪中国政治与学术流变过程中一些不容忽视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