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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呼喊着要自由；世界的整个趋势（尽管经常遭到暴力抵抗）都是朝着更自由的社会发展。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自由呢？简单但并不完全适当的回答是，我们拥有越多的自由，就越能满足自己更多的欲望。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可以选择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投票给谁。
但是，你可以称这些自由为“ 表层 自由”。我们所说的 自由意志 比这些平淡无奇的自由更为深刻。为了明白何以如此，假设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有最大的自由做出刚才提到的那些选择，但我们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是被他人操纵的，是被当权者操纵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将有大量的日常自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然而我们的 意志 自由会受到严重限制。我们可以自由地 行动 或选择我们想要 什么 ，但我们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最终控制权。其他人会在幕后操纵，不是强迫或胁迫我们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而是操纵我们去具有他们希望我们具有的愿望。
现在你可能会想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但也可能被广告、电视、舆论操纵者、销售人员、市场营销人员，有时甚至被朋友、父母、亲戚、竞争对手或敌人操纵而做出许多选择。表明自由意志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对这种操纵感到厌恶，当他们发现自己受到操纵时，他们会觉得自己被贬低了。他们意识到，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人，因为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欲望和目的来进行选择，但他们的欲望和目的一直以来都被其他人操纵，这些人希望他们做出与自己完全一样的选择。这种操纵有辱人格，因为当我们受到这种操纵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独立自主的；拥有自由意志大致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
这个问题在20世纪的乌托邦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比如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你可能很熟悉类似主题的新近电影或科幻作品。）在这些经典作品所描述的未来主义社会中，人们可以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和做他们选择的事情，但他们从出生起就受到了行为工程师或神经化学家的训练，因此他们只想要自己能够拥有的东西和选择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在《美丽新世界》中，下层工人受到强效药物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会去想自己不能拥有的东西。整个周末他们都全然满足于打迷你高尔夫球。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但他们的欲望受到了药物的限制和控制。
斯金纳《瓦尔登湖第二》中的居民比《美丽新世界》中的工人过得好。然而，生活在瓦尔登湖第二中的那些人的欲望和目的也受到了行为工程师的暗中控制。瓦尔登湖第二的居民集体生活在一个可以被称为“乡村公社”的地方；因为他们共同承担农业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他们有很多闲暇时间。他们追求艺术、科学和手工艺，从事音乐表演，享受着看似愉快的生活。事实上，小说的主角，一个叫弗雷泽的家伙，创立了瓦尔登湖第二，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的快乐生活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的社区里，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或选择的事情，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行为训练，只想要他们能够拥有的东西和选择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弗雷泽接着挑衅性地补充说，在他看来，瓦尔登湖第二“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人们能够选择和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瓦尔登湖第二中不需要 强迫 或 惩罚 （没有监狱）。没有谁会被迫去做违背自己意志的事情。没有谁骚扰居民，也没有谁必须骚扰他们。然而，我们可能想知道，瓦尔登湖第二究竟 是不是 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瓦尔登湖第二中所有这些 表层 自由难道不是以牺牲更深层次的 意志 自由为代价的吗？瓦尔登湖第二的居民确实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或愿意做的事情，但他们对自己想做或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最终的决定权。他们的意志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异议实际上是这部小说中一位弗雷泽的批评者提出的，他是一位拜访瓦尔登湖第二的哲学家，名叫卡斯尔（Castle）。
但是，弗雷泽对卡斯尔的批评并不在意。他承认，在瓦尔登湖第二中，确实没有这种被认为层次更深的意志自由，但他论证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损失。与小说作者斯金纳（心理学中行为主义的主要捍卫者）相呼应，弗雷泽认为所谓意志自由，即卡斯尔和其他哲学家数个世纪以来一直鼓吹的那种自由，是一种幻觉。他说，无论是在瓦尔登湖第二内部， 还是 在其外面，我们都没有这种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这种自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像瓦尔登湖第二的居民那样，都只是教养和社会训练的产物，尽管我们可能会欺骗自己，让自己有不同想法。我们之所以会认为我们是自己意志的创造者或原创者，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大多数遗传、心理和社会因素。此外，在弗雷泽看来，如下想法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意志的终极的或“原始的”创造者——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自己的原因”。如果我们追溯行动的心理根源，比如追溯到童年，我们就会发现，那时我们的自由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因此，当弗雷泽呼应斯金纳等许多其他现代思想家时，他就下了战书：那种所谓更加深层的意志自由，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在我们对行为的隐藏原因有更多的理解之前想象出来的幻觉。这是一种过时的想法，在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或人类图景中没有立足之地。（请注意，在《瓦尔登湖第二》中，为这种“过时”观念辩护的哲学家被赋予了一个听起来像中世纪的名字，即“城堡”。）为什么要牺牲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日常自由，即不受强迫、惩罚、约束、压迫等的自由，来换取一种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拥有的虚幻的意志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