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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对体育的倡导，大多围绕着“保国强种”“体育救国”的政治符号，这固然反映了当时的政局和思潮走向，也内化在不少人的生活中；然而，从清末以降，中国的思想文化始终朝多元方向发展，与“民族主义”紧密挂钩的体育论述，内化的程度究竟有多深？会不会只是一种响应时潮的口号？在情欲观念不时涌现、女体物化现象相当普遍的都会地区，国族论述不可能是唯一的论述。就如《粉饰》一文作者所指出的，人们对战争或灾难的感受，其实消散得十分迅速，1931年东北沦陷时，全国“泪尽声嘶，妇女也憔悴毁容”，上海的女性则盛行“青布运动”，但三年后，又流于“风流香艳、脂粉修饰”的情境。
“健康美”这个来自西方的词语，传入中国之后，经由媒体的不断宣传，很快地走入女性的生活世界：不但在1920年代后期成为时髦名词，有的人甚至认为“健康美”与恋爱、离婚或自由婚姻一样，能改变女性的地位。
事实上，“健康美”是体育运动下的产物，也是“健康”与“美丽”两个对等词的组合，但在“健康美”一词广泛流传之后，人们对这个名词的解读千奇百怪，同时，在部分媒体的操弄下，“健康美”的意蕴变得十分暧昧。相对于国族论述下的女子体育观，提倡“健康美”的女子体育观相当丰富多样。
“美丽”是没有标准的，它会随着时空而改变；同样地，人们对于美人的看法也见仁见智，随个人的鉴赏力和反应而定。
然而不可否认，每一时代都有美的标准。为了强调健康可以带来美丽，并体现健康是具时代性的美，不少人将健康美视为衡量女性美的一种标准。论者从不同角度挑战与健康美相异的美的标准，以凸显健康美的重要。
“健康”是极普通的名词，其中“健”字有运动、行进的意涵，因此与“懦弱”一词相对立。
根据这种概念所形成的美人标准，自然和不重视健康的“娇弱美”相抵触，所以论者在倡导健康美时，首先挑战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弱不胜衣”的美丽标准，他们将这种不合乎健康的美，统称为“病态美”。就笔名“扛日”的论者的解释，所谓病态的美就是“精神萎靡，弱不禁风，多愁善感，以药度日的一种可怜虫！”
他认为病态美之所以能受到颂扬，与传统礼教的束缚和文人的提倡有关。例如，礼教让女性终日闷坐，既不能使身体充分发育，也不能使精神完全生发，导致衰弱，继而病死；文人的诗文中则处处充满对病弱的歌颂，致使女性愈发衰弱：
不弱不病不能为美，要美必先弱先病，“美与病”根本不能分离，这实是中国一班文妖所提倡的“女子美”，无聊的文人这样倡，无知的妇女这样跟着做。最初不过求美里须带点病，后来愈趋愈弱，病中竟寻不出美了。
还有论者批评，病态美的产生来自女性本身。罗家伦即表示，宋代以后对脆弱病态的描写不少是出自女性文人的，他认为这些女文人“把自己雕琢成男子玩弄的工具”。
钱一苇也提出呼吁，指责以病态为美的女性，除了当男人的玩具和生育机器，对社会并没有贡献。
他甚至严肃地表示：
妇女们底这个弱点，小之害了自己的健康，失了自己的美貌，杀了自己的威仪和生气，大之丧了民族底生气，造成懦弱无用的国民，苟且地生，苟且地死，等候着做没落的亡国奴。
除此之外，论者对靠妆饰或脂粉呈现的人工美提出强烈批评，他们反对钻耳洞、烫头发、穿高跟鞋，还认为佩戴饰物或傅粉施朱是不健康、非自然的美。
针对当时许多女性以为的讲究妆饰便是象征摩登或者是新女性，有论者提出反驳，强调新女性应该是一个完全独立而自由的人，要成为新女性必须从这些不合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解除各种妆饰上的刑具。
在倡导爱用国货的1930年代，反对人工美、妆饰美的声浪更受到各界支持。
既然病态美、人工美或妆饰美不符合美的标准，那么论者所建构的健康美或自然美的标准又如何呢？前述扛日的健美标准是“健全美”，他认为：
所谓健全的美，是指躯干昂直，筋肉丰润，血脉活现，行动活泼，精神焕发，一举一动，都表现青年的朝气，她们不知道什么是呆板，什么是忧愁，她们只是时刻欢跃突进的向上。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整体美，基本上是需要通过运动才能达成的。
论者不但提供健美的标准，也试图寻找健美的实例供女性参照。有论者打破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病态美的说法，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不完全欣赏病态美，早就有健美女性。罗家伦在《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一文中便表明，中国民族的体格原本是雄健优美的，宋代以后才渐渐退化、颓唐；他特别提出，在足以代表时代心理和风气的文学诗歌中，便出现不少形容男女形体美的作品。
图2 实行健美运动者
另有论者认为，中国当代的乡村妇女也是健美的代表。《妇女新生活月刊》中一幅《实行健美运动者》的漫画，所呈现的便是一位肩挑两大捆稻草的农村妇女。
尽管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或当时的社会中可以找到健美的实例，然而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中国的女性是病弱、不健康的，加以健美观是来自西方的，寻找健美典范便多从西方女性着手，强调西方的女性美。早在1912年，即有人将中西女性的体态做比较，指出：
希腊雕刻多裸体美人像，皆饱满丰盛、鲜研〔妍〕、明媚，吾国无裸体美人，即画像亦渺。……虽吾国俗重廉耻，不兴裸体美人，要亦妇女身体大抵瘦弱，裸体不能增美，反为损美也。
《康健的美》的作者雪林则进一步提到，西方人虽然在20岁以前较中国人苍老，但这以后体态样貌就不大改变，她讽刺“中国女子三十而后，容华日渐凋谢，西洋女子到这个年龄，还是一朵盛开的牡丹”。
雪林的比喻固然离谱，但这种以西方健美女性为典范的看法，普遍见于健美论述中，于是不够确切或未经考证的论调也一样不胫而走。
多半的论者认为，西方女性能具备健美条件，是因受体能训练或经常运动；他们还特别从欧美各国中寻找健美女性的范例，以供国内女性效法。由于近代体育主要受希腊竞技运动的影响，而且许多人体美的艺术品都以希腊女性为代表，因此不少论者推崇希腊的女性美。以“同心”为笔名的作者即指出：
现在的希腊，已经创造了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之美人，她们在蔚蓝色的天空下运动着，训练她们强固的身体。……且从她们的美感中，再能创出其美，向人间撒播。
除了希腊，其他国家的健美女性也受到论者关注。1928年，美国《体育杂志》发起全国健美体格竞赛活动，据报道者转述，这项活动基本上是鼓励女性运动，并提出“由健康得来的美丽，才是真美丽”的观念。因此，在5000多名参赛者中，中选的戴格勒斯（Marjorie Jane Douglous），除体格合乎大会标准外，还同时擅长游泳、骑马、溜冰，打高尔夫球、网球、篮球，以及踢足球等运动。
德国女性的健康美也颇受重视，体育专家吴澂赞美道：
德国女子，则为健康而运动，求天然补益——即阳光、空气——而去田径场。皮肤之黧黑，肌肉之丰硕，行动之敏捷，不曰粗蛮，而曰健康美也。
笔名“家为”的作者，更清楚地表明，健康美已是当前欧美各国共同的审美标准。他特别引用英国考察家的话：
我人不能以昔日的审美目光，定女子美丑，昔日以美媚胜，今则须以健美为标准。苏联女子现在以操作不让男子，运动更有较男子勤奋者，俾弥补其体力上天然之缺憾。腰臀匀称，腿臂丰腴刚娜，肤色在白红之间，不施脂粉，充分表现天然之美。而其生活起居，在在较欧美女子简单，亦其为惟一美点。故认苏联女子为世界最美女子，实无疑点。
且不论苏联女性是否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子，从前述论者对希腊、美国、德国和苏联女性的礼赞，可以看出在论者眼中，健康美是近代女性美的标准，殆无疑义；但重要的是，这种美的标准似乎并不存在于中国社会，而必须引借自西方。换言之，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健美女性，但论者认为这样的健美女性已不复存在，不少人甚至以“病态美”这个词语来概观传统女性、讥讽当时的女性，并强调参照西方各国的健美标准，中国女性需要向西方取经，才能成为真正的美人。这样的美人是必须受过体能训练或擅长运动的，从当时报章杂志的宣导就可看到，享有“健康美”美誉的女性，多半是体坛健将。
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紧扣强国强种的理念，“健康美”的论述也体现国族概念。前述认为病态美造成国民懦弱的钱一苇，极力倡导以健康美、姿态美来养成强壮优秀的国民。他还强调：
只有康健美才能打破中国底积弱，使种类优生化，只有姿态美才能扫荡苟且堕落的丑态，收到民族杰出的效果。如此才能达到国家强盛的途径。
《现代的健康女性》一文虽不着眼于“强种”，但重视“强国”，作者认为只知病态美或孱弱的女性，都应该认清健康美，朝着这个目标“加意锻炼”，使“二万万女同胞，一致走上健康之路”，并在“来日大难”中本着“男女平等”的观念，共同担负责任，是“岂唯一人一家之幸，抑或中华民国渐近于强盛的一大转机”。
图3 在游泳池里
尽管健康美的讨论不乏国族论述，但与从国家民族出发的女子体育的论述相较，“健康”与“美丽”这两个概念，使“健康美”的面向更广泛。在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1920和1930年代，有不少人从两性平权的角度，提倡健康美的身体观。女权运动者陈学昭，以她所目睹的法国女性为例，强调法国女性勇于任事，就是因体格强健。她有感而发地指出，从事妇运的人若不重视健康，就如同病人，即使荷了枪、穿了军服，也没有革新的力量。
药学家顾学裘也表示，现代妇女既然高唱女权解放，便应该靠实力去争取，自谋生活的独立；不过，他强调女性的体能比不上男性，所以若要和男性一样工作，就必须有健康的身体。
除了承担对国家、社会、家庭的责任，以及争取两性平权，论者也提出为女性婚姻幸福着想的健美观，使女性对健康美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例如，在“新感觉派”郭建英的笔下，1930年代的男孩所欣赏的女性美是“自然的、富有野味的、赤裸裸的、有剧烈的刺激性的美”，而不是用胭脂、雪花膏妆扮成的人工美。
而男性喜爱健美女性的说法，显然是时代的趋势，从一些男性的择偶条件中可以得到证实。有人的理想妻子是“伊的身体，极美妙，极健康；不肥不瘦，修短适中。伊能运动，能跳舞，能游泳”；有人认定的娶妻标准则是“体格健全”。
来自广西梧州省立二中的李于影更明白地表示：
女子要有“健而美”的体格，在现代的社会呼声最高，由男子找爱人的要求，进而至于男女共同的要求了。因为女子身体健美，不但于女子本身精神上、事业上有关，就是对于传种上子女的遗传尤有关。所以男子要有健强的体魄，女子也应该要有“健而美”的体魄了。我们要打破从前所重视的所谓“娇小、娉婷、婀娜……”等弱质的“病态美”！我们今日所需要的粗壮的“健康美”！因这，我欲得一个健而美的身体的爱人。
既然男性多以“健美”为娶妻标准，女性婚后如何继续保持健美体格，当然也受到关注。在《保留美丽的母亲》一文中，作者提出任何女性结婚生子后，都会失去昔日的风采，唯有运动可以使其恢复美丽。她以一位美国母亲为例，说明这位母亲在生产两个孩子后，容貌与健康状况逐渐失色，但经过持续不断的运动，不但体力增加，而且“疾病自消，肌肉丰盈，活泼的美态恢复”。
由此，不少论者认为已婚女性的健美是为了丈夫。1929年《生活周刊》曾介绍国外一位L.M.G.女士如何借运动“抢回丈夫”的真人实事。据报道，这位女士婚后因疏于保健，常常吃多动少，导致身体变差，形貌憔悴，她的丈夫也因而对她冷淡。为此，她征得丈夫的同意，离家半年，这半年内，她除了每天散步，还固定做15分钟体操，并注意饮食起居。半年后，她不但健康状况大幅改善，还恢复了婚前的美丽，赢回了丈夫的心。此后她继续进行运动，7年未曾停止，因此能保持年轻的样貌。
相对于“保国强种”“体育救国”的女子体育观，“健康美”的论述因没有政治思潮作为后盾，呈现五花八门的样貌。有论者发现，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以正当的态度认识健康美，导致给健美带来一些错误观念或不良现象，所以有人提出反向思考。例如，游泳被不少人视为有助于健美，但也有人认为游泳有伤风化。还有人批评，自健美运动倡导以来，有不少女性讲究体育，于是“美人鱼的大出风头，还风行裸腿、裸臂，裹紧身体的服装，把健康美、姿态美，全歪曲在出风头上，歪曲在肉感上”。
换言之，论者认为追求健美成为满足男性欲求与女性出风头的工具，因此喟叹“好事拿到中国，总要变坏”。
此外，笔名“琼声”的作者得知标示“性的教育”和“普及神秘裸体运动”的俄国影片《健美的女性》轰动一时后，忍不住针对“健美”被滥用这件事大发议论。她表示，女性的健与美是由男性发起的，因为男性认为：
有健美女性，斯有快乐女家庭，有快乐家庭，才能产生强壮国民；与乎“家齐而后国治”，有此而使男子笃实从公，百业俱兴，政治上轨，中国独立自由之道斯在于此！
琼声还发现，有的男性倡导健康美，是看到好莱坞的“大腿酥胸”、上海霞飞路上白俄女性“颤动的乳头”，才要求中国女性进行身体的改造。因此她讽刺，倡导健美运动的结果：“除了在商店机关多增加许多‘花瓶’‘高射炮’‘坦克车’‘标准美人’及明星交际花等而外，不见得对女子有何益处。”
不过，琼声基本上不反对健美运动，她提醒女性“健壮（健则美）”的身体确实为中国女子所需要，但应在求自身独立、提高女子社会地位与发展自己事业的目的下，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并自动自发地提倡健美运动。她同时强调，应“给那些男士希图以提倡女性‘健美’达到‘某种野心’的伎俩以回驳”。
严格来讲，这篇文章的说法不免偏颇，因为喜爱健美女性、倡导健康美的固然不乏男性，但女性也一样大力鼓吹，而且有兴趣观看健美女性的也不完全是男性，女性身体展示的问题应该属于公众议题。 [1]
至于健康美之所以会流于肉感，基本上是因为每个人对美的理解不同。在“健康美”成为时髦名词之后，这个名词开始引发各种解释或想象，就如《健美运动》这类电影上演时，采用极具煽动性的表演方式或广告宣传来吸引观众。进一步说，一般，人在鼓励健美时，有人专门强调“健康美”中的“美丽”部分，用以满足男性的欲求，实现部分女性的虚荣，于是将健美呈现成曲线美、肉体美。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实与1930年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发展有关，特别是在充满现代魅力的上海，它所孕育出的文化有一部分是极具诱惑力的。《良友》画报的图片与一篇《都会的刺激》短文的描述，即可证实：
侥幸的心理，麻醉的享乐，金钱底〔的〕诱惑——这都会的刺激，代替了一切努力于正当事业的热情。跑马、跑狗、回力球……，还有加插的少女舞蹈，冶荡的歌声、冶荡的舞姿，女人旗袍开叉的高度发展，肉的挑动、性的刺激。
此外，为刺激大众的感官，都市中不少传媒所标榜的健美女性有运动员、电影明星、学生和裸体模特儿等各种身份，致使社会大众认知的“健康美”成为健康与肉感的混杂品。在这样的都会中，女性的健美身体被物化实不足为奇。同时，这篇短文也沉痛地表明“建设的雄心，爱国的热情，在失望的绝境之下，全沉沦在这麻醉的漩涡中去了”
，因此，健美观脱离爱国热情、社会责任是可以想见的。换言之，在国族论述盛行的时代，人们对健康美的认识或健康美所带来的影响，不完全环绕着对家国的责任，五光十色的都会文化让健康美有松动的一面，也有多元的想象空间。
[1]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