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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期到1937年，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的政局中，连绵不断的战争，长期激荡着中国人的生活，为恢复国势、振作民心，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
虽然不是每一个生活在这时代的人都明白民族主义的意涵，但“解救中国”“复兴民族”的口号许多人都能朗朗上口，只要能识字的人，眼目所及，都是这些字眼；一旦国家有难，报刊或街头巷尾张贴的大小字报，更以斗大的字体将其一再复制。有意思的是，“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标签，被贴在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上，“体育”这个来自西方的身体教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尤其紧密。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长期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列强的不断入侵，以及清政府在军事、外交上的一连串挫败，让许多知识分子充满焦虑。甲午战败的事实更震动人心，因为中国面对的外患不再只是船坚炮利的西方国家，还加上了被视为“蕞尔小岛”的日本。在东西列强的夹击下，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较以往强烈，纷纷提出救亡图存的药方，其中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维新运动，得到不少响应。尽管维新变法没有成功，但力挽狂澜的救国工程，从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侵华发生后，到清政府统治结束的这十年间，达到最高潮，不管改革派、革命派还是清政府本身，都在谋求变通。对不少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渴望打造新中国，让所有中国人都在“民族主义”这个旗帜下进行各种改造。由于新中国的形成是全中国人的责任，是超越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因此，所有人都应该被改造。至于改造的方向，则相当多元，从“人”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思想和身体的重建。因此，和身体有关的体育，也被当成建构过程中的一种途径。而向来处在边缘的女性，舆论如何认定她们，又提出何种改造她们的论调？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2月，《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创办人燕斌（笔名炼石），在创刊号中特别表明，该杂志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无论该杂志“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文字，也只是翻覆解说这四个大字”
。令人好奇的是，已经使用数千年的“女子”到底有什么不好？“女子国民”又有多大的魅力，值得一本刊物为它大力“宣传”？相对于“女子国民”，燕斌有有趣的隐喻：“女子”这两个字，被写着“奴隶世界”的大牌坊压制着，住在这里的女子，多半“钗裙粉黛，埋没一生，把社会上的资财，也消耗的〔得〕够了，何尝尽过半点儿国民义务呢？”她的目的，就是改变伏处在奴隶世界内的女子的地位，把女子提升成真正的女子国民。
在晚清，有这样看法的，其实不只燕斌一人，许多男性或女性知识分子，都渴望女子能脱胎换骨，加入“国民”的行列，和男性一起建构新中国。这个观念的形成，要追溯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提出“国民”一词，从此之后，传统“臣民”“庶民”等称谓，被转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民”。
在梁启超的倡导下，“国民”成为流行话语，不仅是知识阶层竞相引用，各种传媒也以“国民”一词，向民众开智启蒙。
耐人寻味的是，“国民”论述是否包括占一半人口的女性？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金一（又名金天翮、金松岑）在《女界钟》这本书中提出“国民之母”的观念时，似乎表明“国民”这个词具有性别色彩，因为根据金一的说法：“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然而，进一步推敲“国民之母”的各种论述，可以看到“国民之母”是从“国民”的语境中抽离而出的，它和“国民”并不平行，反而超越“国民”，甚至能支配国民。例如，亚特的《论铸造国民母》一文，明白地指出：“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
事实上，性别化的“国民”概念，是在“女国民”产生之后更为具体而明确的。尽管仍有论者提出“女子也是国民一分子”，“我虽女子，亦国民一分子”这些说法，
冠上女性身份的“国民之母”“女国民”“女子国民”“女国民同胞”之类的词语，却更受到青睐，除了以文字形态出现在报刊舆论，以及教科书、小说、画报、白话期刊之中，它们在宣讲堂、演乐歌或戏曲表演中也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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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确知“女国民”和“国民之母”的言论有多大影响力，但其被套用的情形十分泛滥，女医师杨步伟（赵元任之妻）就有这样的经验。她记得第一次参加学堂考试时，作文题目是“女子读书之益”，当时她便是“照着一般的烂调写了一句‘女子者，国民之母’”，但接下去是“半天尽咬着笔杆也写不下去”。
而笔名“寒峰”的作者也指出，当时写作的一种风气，就是要“尽量的运用新名词、新术语，以炫其新学之深”。
严格而言，这些“滥调”的形成，全是为了救亡图存，就如金一认为，天下兴亡，不管匹夫或匹妇都有责任。
相对于“国民”，“国民之母”或“女国民”的责任还更加沉重，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曾揭示：
虽然二十世纪之中国亡矣，弱矣。半部分之男子，如眠如醉，又如死矣，吾何望女子哉！是不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有论者则把中国的积弱不振，怪罪在女性头上，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一文指出，在中国四万万人口中，有“二万万之女子皆无用之人”，作者还强调中国的女子“大都废人、病夫，乃愚、乃顽、乃怯、乃惰”。
不管是金一还是竹庄的说法，在清末民初都一直不断地被复制、深化，而这两种看似两极化的论调，其实都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亡国的恐惧。原本提出讨论的都是男性，随着知识女性的增加，有不少女性也加入了论述。
既然女性的责任这么重要，如何培养“国民之母”或“女国民”便更受到注意。许多论者认为，女性在争取国权之前，必须先取得女权；
而且在女界的积极宣扬下，争取求学、参政、从军、就业的女性不断浮现。但为了拯救颓唐的中国，“国民”论述的核心其实不是国民，而是国家；
也就是说，国民的权利是次要的，尽义务才符合时代需求。事实上，在倡导女权思想的女性言论中，强烈反映着民族气概，她们所创办的刊物，也多半呼吁同时拯救国家和妇女。
因此，所有与“女国民”有关的论述，多数的归结是要铸造一个能强国保种的“国民之母”或“女国民”，至于先决条件，是必须具有智识和强健的身体；换句话说，到学堂读书、不再缠足、锻炼身体成为“女国民”的基调。以下将集中讨论本书关切的身体运动这部分。
在近代中国的救亡运动中，如何强健中国人身体的这件事，一直备受关注。从洋务运动开始，武备学堂便对学生体能的训练不遗余力，并引进西方的体育技能；
只不过，洋务运动强调富国强兵，着重军事人才体格的培养。到维新运动时期，因变法图强的目的在政治制度的改革，并以传播新知为方向，所以，西方的体育观念和体育活动也随着各种知识流传到中国，维新人士还根据中国国情，发展出救亡图存的体育论调，试图唤醒国人对身体的重视。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时期的身体论述不但没有消逝，而且在国势日趋危急的晚清，仍继续被沿用，论者甚至扩大讨论，于是强化体能、塑造国民新身体变得更加急迫。
维新派的身体观来自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向国人引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接着在《原强》一文中，又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指出近代欧洲国家“以人种日下为忧”，不遗余力地锻炼身体。
经过严复的反复阐述，“强种”的救国言论不胫而走。此外，严复认为“强种”不只是男性的责任，女性也应该负责，因为“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
这种让男女两性都不能摆脱“保国强种”之责的说法，引起知识分子的共鸣。针对女性，论者不仅将保国强种的观念植根在反缠足和兴女学运动中，也着眼在体育运动上。以鼓吹最力的梁启超为例，他根据西方的胎教观，指出西人借女子体操达到强种的目的：
故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
不过，这种借尚武而强种的观念，到“军国民”思想推出后，才更加深化。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留日学生蔡锷（笔名奋翮生）、蒋百里等人分别提出“军国民”这个词语，大力倡导全国国民学习军人精神，以及学校扩充军人教育的主张。
梁启超跟着发表“尚武论”，他忧心：“我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二十世纪竞争之场，宁复有支那人种立足之地哉？”
除了舆论，清廷也把“尚武”的概念落实到学校法令中，从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到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都有“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肆武事”的规定，1906年，学部更列出“尚武”的教育宗旨。
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发布军国民教育方针，1915年袁世凯重申尚武教育，这一系列方案和规章的推出，更确立军国民教育的位置。
这段时期“国民之母”“女国民”的观念正大行其道，因此，“强种”“尚武”的观念很快便成为形塑女国民身体的主轴。不少论者从中西方历史寻找尚武的女性典范，并呈现在女性书籍、杂志、传记和女教书上，供女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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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当时的通俗画报，也经常绘制女性如何御侮抗敌的图景，例如《刘家军》《姑嫂保镖》《妇能御侮》《女中丈夫》等。
很明显，当时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文字或图像，建构女豪杰、女军人的形象。
除此之外，论者不断凸显女性身体的羸弱，强调女性身体是用来孕育新国民的，并鼓吹女性应强壮体魄。金一教育女子的八种方法中，有一种就是“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
《女子教育》一文则强调“女子讲究体育，比男人还要紧些”，并指出：
母亲的身体强壮，生出来的儿女，一定也同他的母亲一样。如今中国女子的身体，不但彀不上说强壮，就是能免纤弱的也不可多得。这样的国民之母，那里能有强壮的国民呢？
《女子世界》的第5期甚至以“健尔芳躯，伟为国母，诞育佳儿，再振吾宇”这四句话作为插页文字。
至于如何塑造女性的身体，让女性愿意接受身体锻炼，论者多半以古代斯巴达女性和近代西欧国家女学生的体育运动为例，“古代斯巴达之女魂，今世苏格兰之体育”，“苏格兰女学校之女学生，身体强健、精神活泼，为英国冠，曰是体操之效果”。
事实上，不管是清末还是民初的教育当局，对女学校的体育都没有严格规定，甚至指示女学生不需修习兵式体操，但为了跟上时代潮流，“尚武”的运动概念仍进入校园。《记女学体操》一文提到：
吾谓女学之体操为尤要，盖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一国之中，其女子之体魄强者，则男子之体魄亦必强。我国人种之不及欧美者，亦以女子之体魄弱耳。今省中女学堂能知体操之要，而添设之。将来造成新国民，养成优民族，皆此辈女子之责矣！岂不美哉？
在女学生的作品中，广东女学堂学生张肩任发表在《女子世界》的《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一文也指出：“且女子者，文明之祖也，国民之母也。其干不强，未有其枝茂实者，故女子之体魄一弱关乎全国人种之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片“尚武”“强种”的声浪中，部分论者发出不同的声音，因为受当时女权运动的影响，这群人从提升女性地位和两性平等的角度，要求女性注重体育。1903年，女报人陈撷芬指责男性“狎侮压制”女性，让女性的身体受到各种戕贼，并认为若欲使女性免于“奴隶犬马之辱”，必须借重体育。
不过，这时期的女权思潮是与救国精神紧密结合的，因此，争取女权的论述最后还是回归到国家民族。在陈撷芬的另一篇文章中，她指出，只要女性“读书、知大体、爱国爱种”，一定能胜过男子，也会优于欧美女子。
严格而言，清末民初的体育才在萌芽阶段。知识分子关于如何运用体育技能，为女性形塑新身体，并没有清楚的理论基础；他们的身体论述或体育观，大多来自翻译作品或个人想象，甚至抄袭了他人的说法，因此许多观点彼此重复。然而，这些论述之所以能不断传布，主要是因国难当头，使得知识分子以“强国保种”“尚武”等主张倡导的体育观能被合理化，甚至广泛流传。而这种植基于民族主义框架下的身体论述，也在往后二十年持续发挥作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笼罩在追求和平、扬弃军国民主义的氛围中。为了顺应世界趋势，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会议中提出，军国民主义已不合乎新教育的潮流，学校应自行改进体育教学。
然而，就在这一年，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不公平处置方式，让清末“救亡图存”的历史记忆再度被唤醒。当5月4日，北京学生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开展示威运动时，蕴含在军国民教育中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因为军国民教育的降温而消逝，反而从这一刻开始，更加波澜壮阔。倡导民族主义的人，从知识分子扩大到男女学生、政党人士。民族主义的宣传则随着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反基督教运动，蔓延到各大城市。
“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成为这期间的流行口号，不仅共产党拥抱“反帝国主义”，1926年，国民党誓师北伐时，也标举“反帝”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引发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国民政府也借此有计划地推动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思潮冲击整个社会。
在到处洋溢着的救国的呼声下，“体育救国”这个名词，和当时的“跳舞救国”“明星救国”“航空救国”这类名词一样，成为摩登新名词；
在本质上，“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强种”的概念，呼吁民众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
“国民之母”“女国民”这类词原本是从“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中衍生而出的。尽管民族主义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持续发酵，“五四”前后知识界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从多重文化去启蒙思想的。因此，具政治意义的“女国民”，逐渐被新的女性形象取代，“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这些名词踵继出现，以“妇女”为名的杂志也充斥出版界，
明显体现女性形象走向缤纷多元。
“新妇女”所指的是有能力、有思想的独立自主女性，正呼应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附属品”的论调。
较晚登场的“新女性”“摩登女性”，虽然人们对其有正反两面的评价，但多数人仍把她们放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层面看待。以被批判最多的“摩登女性”为例，笔名“杞后”的作者认为，“摩登”这个词有“新”“不落伍”的意思，凡是和“摩登”有关的事物，必须具有“现代化”“时代化”的实质；而“摩登女性”应该有三个条件：“要有健全的躯体”“要有坚强的意志”“要有固定的职业”。
换言之，不管“新妇女”“新女性”还是“摩登女性”，全是时代的产物，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下，成为自主、自动、自觉和自决的人，是这项运动的主旋律。
不过，1924年之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声浪的高涨，使“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的角色不只要表现个体，还必须融入国家民族这个大群体中。
图1 1927年上海“五卅”纪念日游行示威的女学生
事实上，1919年5月7日，在为响应“五四”运动而成立的“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揭开了这时期知识女性投入爱国运动的序幕后，在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事件中，女性都不曾缺席，国民党或共产党的组织中也不乏女性身影。
不可否认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女性当“人”的舆论，让“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从论述中走出，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工程。值得注意的是，从“五四”到北伐前，女性既不忘报国，更致力于女权的争取；但北伐之后，女权的争取固然继续存在，在“解放民族”的前提下，许多男女知识分子或政党人士却认为，妇女的解放是次要的，因此政治动员高于女权要求。
1931年的日本侵华事件，让更多妇女把个人生死与国家存亡结合，“复兴民族”成为这时期的主调。和清末民初的情境相同的是，为了“复兴民族”，如何健全体魄的言论再度成为论述的焦点。不过，清末以降，女学生的身体改造已经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一环，论者对女性身体的论述，除主张锻炼体能外，还有更多元、不同面向的期待。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教育体制进入崭新阶段，学校教育由模仿日本改为模仿美国，体育课程也较过去多样，不仅授课时数增加，课程内容也不再以呆板的体操或兵操为主，而是加入田径、球类等活泼的运动项目。
同一时期，美国体育专家麦克乐（C. H. McColy）及我国留美的体育学者，先后引进美国的自然体育理论，提出“体育即生活”的口号，军事化的体育教学方式不再引起他们的兴趣。清末以来展开的各种运动会项目，也在此时有新的变化，运动场上的主戏是田径、球类等竞技运动，而不是讲求整齐划一的体操表演。女学生的体能训练目标则从成为“国民之母”“女国民”，转为成为具有运动长才的“新妇女”“新女性”或“摩登女性”。
然而，尽管学校体育走入生活化，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也没有提出军国民思想，但这并不表示尚武的体育观不再存在；经过长期的宣传，这个概念其实已深入知识分子的心中和日常生活。共产党员恽代英的日记中，不时出现读体育、做体操或练八段锦的记录，1917年，他还撰写和翻译了不少与体育有关的著作。
体育专家郝更生之所以决定改念美国春田大学体育系，除了发现1919年前后，体育是新颖而获重视的学科，也是因为“体育救国”在他心目中形成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他记得，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徐志摩时，徐志摩为他的选择感到高兴，还表示“提倡体育，是复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大计”。
到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积极展开时，民族主义思潮走入极致，有的学校又恢复尚武的体育教学。
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揭橥体育与军事教育政策，接着又先后颁布法令，强化这项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加强民族意识，通过体育课程来保家卫国的观念的热度再度升高。
在国民政府和体育界人士的桴鼓相应下，体育军事化和体育救国的论调广为流传。
全国瞩目的全国运动会，也不断借由开幕演讲，标举体育与复兴民族的关系。例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于1930年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中，提到“有健全之体魄，始有健全之精神；合健全之国民，始成健全之民族”
，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则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中强调：
一般国民之体质体力与民族之兴衰相关至钜。体格强健之民族，其表现为创造，为进取，体格衰弱之民族，其表现为苟安，为退化。故发展国民体育，亦即延续民族生命之重要途径。
诸如此类的表述更不时出现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中。
影响所及，清末民初以“保国强种”“国民之母”倡导的女子体育理念，继续被沿用。1934年，一篇名为《怎样才配做一个健全的女子》的文章指出，目前男女平等只是表面平等，这从妇女在社会的地位便可以看出，离解放女性的目标仍很遥远，因此作者建议以锻炼体格来健全女子，他强调“一个民族之所以能永远生存，是以优生强种做基础”。
致力于武术事业的张之江，在上海中华女子神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一则呼吁女性要养成健全体魄，如此才能谈两性平等，另则又认为女性应以“国民之母”自命，肩负国民体格强弱的重任。
虽然“保国强种”“国民之母”这类老生常谈之词大为减少，但是换成了“女性是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妇女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始能救国，并生产健康的下一代”的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当“体育救国”一类的语词广泛流行时，许多论者强调的是女子体育能复兴民族或是救国的一面，而不再过度着眼于“强种”的观念。从1936年《中华女中校刊》举办的《我之救国谈》《国难期中之妇女》征文中普遍看到，女学生认为在无分男女的抗日号召下，女学生应借由体育达成救国的心志。
《闲话妇女：妇女健康美的养成》一文的文末也写着：
在此祖国风云紧急的当儿，我们要求生存，必须振起精神，冲过此狂风暴浪，挽祖国于狂澜，拯民族于虎口，这都是我们中华同胞每个人都应负着的责任。但担负这种责任的力量，就是健康。换言之，就是我们有了强健的体格，健全的精神，健全的智慧，才能担负起这救国的责任！妇女同胞们，可不努力吗！
体育专家萧忠国在《提倡女子体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一文中，甚至表明女子体育不但有利于民族复兴，而且远较空谈女子解放或自由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清末民初的论者借用西方的例子，鼓励女性健身强国；这时期的论者也指出，要求女性运动已是世界趋势。1934年，上海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在正行女子职业学校演讲时，特别以上海正上映的苏俄妇女健身影片《健美的女性》为例，提出这部影片主要在宣传苏俄妇女对运动的重视，并强调自从欧战之后，俄国、意大利和德国都十分注重女子体格的锻炼。潘公展还认为，对于中华民族的兴盛，女学生的责任重大，因此应该注重体格的锻炼。
由上观之，相较于清末民初，“五四”前后到1937年间，倡导女子体育的论者有很大程度的变化，除了思想家，还包括体育专家、政治人物、女权运动者及女学生。这时期，由于体育活动已逐渐深入学校和社会，论者对体育的讨论较过去更实际，但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事件，不少论者仍摆脱不掉救亡图存的体育论述。因此，虽然知识界对女性形象的形塑，从泛政治化转为鼓励女子的独立自主，女权思潮也在这时期蓬勃发展，许多论者却认为，和男性一样，女性的身体也应该汇归到拯救国家、民族的大洪流中。只不过，随着1920和1930年代传播媒体、消费文化及电影工业的快速发展，泛政治化的女子体育论述并不能一枝独秀。
[1]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华玮：《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第247—290页；黄锦珠：《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5；Joan Judge，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The Past，the West，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pp.107－138；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8卷第2期（2008年3月），第11—15页。
[2] 中国的花木兰、荀灌、秦良玉、沈云英、红线、聂隐娘，以及西方的罗兰夫人（Marie-Jeanne Roland）、圣女贞德（Joan of Arc）、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批茶夫人（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苏菲亚（Sophia）等，都被认为具爱国或侠义精神，值得作为女性典范。金一的《女界钟》曾多次提及她们，《女子世界》的传记栏还把她们列入“女军人传”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详见Joan Judge，“Blended Wish Images：Chinese and Western Exemplary Women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Grace S. Fong et al.，eds.， Beyond Tradition & Modernity：Gender，Genre，and Cosmopolitanism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Boston：Brill，2004），pp.102－135；Joan Judge，“Expanding the Feminine/National Imaginary：Social and Martial Heroines in Late Qing Women's Journals，”《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5期（2007年12月），第1—32页；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65—219页；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8卷第2期，第1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