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之后，体育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主要是清中叶以降到1937年，中国迭遭外力入侵，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纷纷发出各种挽救国家的呼吁，强调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和人民的生活环环相扣，也因此，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的研究，广受中外学者关注，论著也多得不可胜数。近年来，更有不少学者以建构、想象或神话这些观念，去检视国族概念产生的原因，或是探究国家与国民关系的建立。有的学者，特别是研究性别史的学者，把焦点放在国家和女性上，尤其注意当时流行的“女国民”“国民之母”这些话语。 ^[1] 这揭示了在那半世纪的中国，无论男女都得承载拯救中国的重任。

由于体育在当时被认为是“强国强种”的利器，也是去除“东亚病夫” 污名的良药，所以研究近代中国体育史或身体史的不少学者，掌握了这些言论，不是着眼于体育和民族主义的宣导，便是强调近代中国人的身体是受国家操弄的。 ^[2] 而从性别角度从事体育史研究的我，在撰写《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观初探》时，也发现鼓吹女子体育的言论深受国族主义影响，但撰写这篇论文的同时，我也看到女子体育的言论，并不完全偏重国族论述，来自西方的“健美”（healthy and beauty）观，超越了泛政治化的语言，把女子运动带入女性的生活世界；到撰写《近代中国女子健美的论述（1920年代—1940年代）》时，我更加确定“国家”不是宣导运动的唯一目的。

在性别史这个领域，其实有不少学者和我一样，挑战泛国族主义。从晚清到抗日战争，都有学者进行类似研究，高彦颐（DorothyKo）、杨念群的缠足 ^[3] ，季家珍的留日女学生，彭小妍的女性情欲论述，刘乃慈的女性小说，罗久蓉的女间谍分别从不同角度，处理性别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寻找女性的声音或女性的自主意识。严格来说，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否定国族论述的存在。近代中国面临各种内忧外患，是一个既定事实，而捍卫国家民族的意识也的确深入人心。但通过多元文本、不同论述或女性自述可以看出，“国家”这个概念不是处处主导着女性，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还有国家以外的考虑。何况口号虽然可以不断呐喊或复制，但和实践往往是两回事。就同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男性知识分子把解放女性喊得震天价响，但到头来还是敌不过男权意识。因此，我们强调从不同主体去诠释历史，能让单一或少数主体的意识形态或说法，有较多的参照面。而本书的思维架构便是继续从性别视角，以及多元、复杂的面向，探讨近代中国的女子体育，跳脱被国家化的体育史和身体史研究。

事实上，除了较偏重国家和体育关系的讨论，近代体育史的研究还包括其他方面，其中以通史为题材的论著最多，凡是体育政策、体育思想、学校体育、体育人物、运动竞赛都被纳入讨论，但多偏重资料性叙述，较少有进一步分析；近年来，有学者从社会文化、区域史和运动会发展角度进行研究，并注重析论，特别是毛岸俊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4] 可惜的是，上述论著对女子体育不是只字未提，便是着墨不多。

目前研究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史的学者，有Susan Brownell、樊红、董进霞、王惠姬、高云翔（Yunxiang Gao）、Denise Gimpel和Elizabeth A. Littell-Lamb。Susan Brownell从身体文化的角度，研究1949年之后中国的身体训练，除了注意国家的体育训练，也留意中国老百姓对自我身体的看法和锻炼；樊红讨论1840到1949年，中国女子体育发展的进程，指出西方传教士的体育理念和中国共产党的体育政策，让女性在运动中得到自由；董进霞和Susan Brownell一样，关注当代中国大陆的女子体育，但偏重1957年之后的体育发展；王惠姬探讨1900到1937年间，中国女留学生攻读体育专业的过程和回国后的贡献；Denise Gimpel根据清末民初的刊物，观察当时女性如何表达自己的女子体育观，认为这些论点呈现了现代性和自由意涵，她的另一篇论文则进一步透过近代女运动家的口述访谈等资料，说明女性如何借由运动，掌握自己的身体，再去贡献国家；高云翔以《玲珑》这份刊物为例，分析在中国面临日本侵略的1930年代，国家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如何论辩“健美”；Elizabeth A. Littell-Lamb关注1915—1925年间，基督教女青年会设置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过程和目的。 ^[5] 至于我，从1996年以来，分别从女子体育观、江南地区的女子球赛、女子健美论述、媒体与女子体育及女子运动图像入手，分析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历史。 ^[6]

前述学者和我的研究，虽然采用了不同的视角，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关怀。例如，近代中国女性运动的目的何在？谁促使女性运动？女性的运动观是什么？而且多少都涉及女性和体育政策或舆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除此之外，社会大众（包括观众和体育评论者）、传媒（包括报刊、商业广告和艺术文化）乃至学校和学生，是怎么看女子体育或女子运动竞赛的，他们的声音在哪里，这些并没有受到较多关注。在撰写江南地区的女子球赛时，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此后也朝这一方向展开。进一步说，本书着眼于健美论述、性别关系、观众角色、学生反应及传媒力量，试图提出过去学者忽略的观察。

讨论本书之前，先对中国女性的体育史作一鸟瞰。一般认为，传统女性是不运动或很少运动的，其实通过出土文物、史册文献、诗词、小说或图像资料，可以看到传统女性荡秋千、放纸鸢和踢毽子，既娱乐自己，又锻炼了身体。即使是需要费体力的运动，像蹴鞠（中国式足球）、马球和步打球（持杖打球），甚至相扑（女飐）、拔河，其中也都有女性的身影。以蹴鞠为例，从两汉到元明，女子蹴鞠的活动一直不曾中断，直到清代，才被踢毽子取代。至于会骑射、拳术或武术的女子，历代也不罕见，她们多半是受父兄训练，把这些活动当作娱乐或健身；也有女性，借由这些技能来防敌或打仗。从前述看来，传统女子不乏体育运动，但如果和近代体育比较，除了球戏有较多人参与，传统运动多半是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参与；同时，传统女性的运动，大多是为了消遣、娱乐或是健身，不像近代体育带有浓厚的竞赛动机。

无疑地，到了近代，中国女性的运动出现大的变化。一方面，近代的女子体育是被有目的地宣导、有计划地运作的，并通过学校教育，采循序渐进的集体训练方式，对女性进行身体锻炼；另一方面，运动的形态出现很大程度的改变，运动的内容也比过去丰富许多，最早是体操运动、舞蹈，接着有溜冰、骑自行车、游泳，以及各式球类运动、田径运动，体育因此迈入运动竞赛的时代。近代体育还有一个特色，也就是运动的对象没有性别限制，不管女子还是男子，都被要求运动；不过，这种情形在运动会上，却有了不同。男性在清末就可以参加运动竞赛，而同时期的女性仅以表演方式向大众展示运动成果；直到1920年代末期，区域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和国际性运动会陆续开放竞赛项目给女性，女性运动才出现重大突破。但无论如何，从此以后，女性除了能进入原属于男性的表演空间，还能在运动场所与男性一较短长。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大众的眼中，只要能在运动竞赛中取胜，男女运动选手的地位，就同样重要。换句话说，近代女子体育让中国女性能发挥身体的潜能，也带给她们机会，去改变女性的历史。

前述具有近代意义的女子体育，来自欧美。研究者在追溯西方的体育训练方法时，会发现美国的体育，也是先学习德国体操和瑞典体操，再走向其他活泼的竞赛。对于运动场上的演出，西方也充满性别区隔和性别偏见。以近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为例，奥运会一开始是禁止女性参赛的，1900年的第二届奥运会，才有来自5个国家的19名女运动员参加了女子网球赛和女子高尔夫球赛。这以后，女性虽然不被禁止参加奥运，但比赛项目却与男子不同，一直到1924年，奥委会才正式通过议案，宣布女子可以参加较多的竞赛项目，1928年，女子田径赛也有了登场的机会；然而，仍有少数男子组的比赛项目，例如棒球、拳击、角力等项目，到现在还是与女性无缘。除此之外，西方体育带来的体育精神、锦标主义、消费行为，还有“健康美”观念，也对近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和两性关系的改变起了不小的影响。

针对中国女性在近代体育史上地位的大转变，本书提出五个问题：为何要女性运动？女性应该怎么运动？女学生和女运动选手如何看待运动？媒体和社会大众又以何种眼光看待女子体育和女运动员？女子的运动竞赛是否符合宣导女子体育的初衷？至于时间断限，集中在1895到1937年。之所以选择这段时期，是因为在此时中国女性的身体运动有很大的变化，中国也培养出不少具备运动长才的女运动员；没有延伸到抗日战争，是因为战争让运动选手星散四处，许多运动竞赛无法正常举行，热热闹闹的全国性运动会更不复存在。

必须一提的是，我过去发表的相关论著，和上述五个问题有紧密关系，因此，本书有一部分改写、取材自这四篇论文和一本专书。例如，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讨论，是根据《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观初探》和《近代中国女子健美的论述（1920年代—1940年代）》这两篇论文加以延伸；第三章的第二节，有部分取材自《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1927—1937）：以报刊杂志为主的讨论》和《近代中国女子的运动图像——1937年前的历史照片和漫画》；第六章的第五节，小部分引自《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1927—1937）：以报刊杂志为主的讨论》。至于其他章节则是重新撰写。

为全方位地探究，本书采用“运动场内外”的视角，主要有两层意思：最直接的意思是，本书将探究女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演出，观察她们离场后的活动，也留意运动场边的众生相；另一层意思，则是透过“运动场”这个概念，分析没有进入运动场、不懂也不做运动和没有进入运动场却懂得运动的这两群人，如何鼓吹、利用、指导或评论运动，这群人包括知识分子、体育专家、女权运动家、学生、记者、画家、广告设计者、影评家、导演、编曲者。

至于本书所谓“江南”，是指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南京两市。选择江南地区，除了欲以《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1927—1937）：以报刊杂志为主的讨论》一文为基础，扩大研究，一方面，因为近代女学校多半集中在江南地区，女子体育又出自学校，这个地区学校的女子体育，正可作为了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指向标；同时，专门训练女子体育人才的学校，自清末到1937年，约计有15所，其中有11个学校和科系设在江南地区。另一方面，因为首次有女子表演项目的中华民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1924年），是以地区为代表单位的，江南地区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之后的3届全运会以省、市为单位，运动会的地点却先后选在杭州、南京和上海；而江南地区发起的学校联合运动会早在清末就开始，到民国时期更不可胜数。以江苏省为例，1914到1931年间，曾在江苏重要城市轮流举行10次的中等学校的运动会，第一次便有女学生的体操表演。在各类型运动中，球类比赛最是频繁，上海的球赛更居全国之冠。除此之外，国际性的运动会也集中在上海。例如，由中国、日本、菲律宾轮流主办的10届远东运动会，有3届是在上海召开的。所以，审视江南地区的女子体育，可以较清楚地看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发展的概况。

本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舆论、体育政策与校园文化”，把主轴放在有关女子体育言论的产生、学校体育政策的落实，以及体育如何进入女学生生活上。其中，第一章《众声喧哗的女子体育观》，就是透过1895到1937年间的舆论，观察社会各界对女子体育的目的和运动方式的各种看法。受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冲击，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近代体育的目的就锁定在“救国”这个概念上，“强国强种”的运动观更被论者频繁地套用。第一节将阐释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女子体育观的形成背景与演变，并说明着眼于国家民族的运动观，如何与当时建构出的女性形象相结合。但女子体育的目的其实不限于救国，稍晚产生的广受重视的健美的女子体育观，并不在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女子体育观之下，因此，第二节不但探讨健美观的建立，也分析相关的论辩。不过，无论出于国家民族还是健康美的体育观，都只是一种理想，面对社会习俗对女性身体的规范，以及女性身体的特质，女性应该如何运动？第三节将针对这一点，究明论者为女性提出何种运动方式，他们又以什么论证支持自己的说法。

舆论毕竟不等于实践，这种讲究集体训练的近代女子体育，需要有制度和系统的推动，新兴的女子学校正符合这项条件，于是在舆论和政策的两方激荡下，女子体育从学校教育出发，向社会各角落发展。第二章《学校政策与女子体育》的前两节，以1928年前后为分期，析论江南地区中等学校和大学的女子体育教育。之所以没有把小学列入，是因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女子体育教育较完整，而且当时有机会参加大型运动竞赛的女运动员，主要来自中等以上学校。此外，这两节也列举了其他地区女子体育的发展。大体说来，清末到1937年，女子体育从模仿德国、瑞典的日式体育，转为美式体育，运动方式也由单一走向多元。不过，在1928年以前，多数学校在女子体育的运作上，碰到各种问题，第一节就是从不同学校的体育教学经验入手，析理这些现象；同时，也以文字和照片，进一步检视当体育成为女子教育的一环时，学校以何种教学方式响应当时沸沸扬扬的“强国强种”运动观。1928年之后，国民政府对体育政策的强化，以及不少学校在体育设施和师资上的改进，促使体育教学走向制度化，第二节将讨论这一时期各个学校的女子体育政策是否落实的问题。严格来说，一般学校只能造就运动通才，运动精英或体育师资的产生，必须仰赖体育专门学校的培训，当运动竞赛日渐蓬勃，这类学校便跟着水涨船高，江南地区体育学校所培养的运动选手，更受各界瞩目，第三节就是针对清末以降体育训练班和体育学校的设置和发展进行研究的。

无论是舆论还是学校政策，都以女学生作为实践的对象，那么，女学生怎么看待体育？体育是否成为她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问题相当复杂，第三章《女学生的体育生活》试图从多元角度，探究江南地区女学生在校园内外的体育活动，还有她们以何种态度去面对体育和学校的新兴群体——女运动选手。第一节的焦点摆在校园内的体育活动，此处撇开学校主导的体育，专注女学生如何通过学生团体，组织球队、举办运动竞赛与争取运动设备；另外，在男女共学蔚为风尚的状况下，体育活动让男女学生的关系起了变化，这对女学生造成何种影响？第二节则转到女学生在校外的体育表演和运动竞赛，有机会参加这类活动的主要是学校的运动精英，因此，这一节将通过校际运动会、区域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国际运动会和各种球类比赛，观察女运动选手的表现，以及她们如何挑战体力；同时，观察在参与运动比赛或表演的过程中，这些新群体得到何种历练。第三节则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女学生和体育的关系，由于不是所有女学生都喜欢运动，她们对运动的态度各有不同，这一节除了利用专论、统计资料、学生自白，剖析学生对运动的反应，也将关注女学生和运动员的互动，因为有机会参加运动会的只是少数女学生，大多数女学生通过何种方式支援学校的选手，明星女选手在她们心中具何种分量，这些都是本节探究的重心。

本书的第二部分“媒体、社会大众与女子运动竞赛”，将借由媒体和社会大众的不同声音，进一步诠释女子体育在近代中国的位置。体育是公开演出的活动，特别注重运动会和球赛，这些场合也被用来检验体育教学的成效，不仅体育界人士重视，媒体、社会大众都争相观赏。为了不和前面的讨论重复，此处仅就运动竞赛这方面，深入分析。

有关媒体和运动竞赛，摆在第四和第五章中讨论。第四章《新闻媒体与女子运动竞赛》，是经由新闻记者的眼和笔，观看运动场上和运动场外的种种现象。本章重点不在于呈现运动会的所有报道，而是从部分报道中，理解记者如何描写女子运动竞赛和女运动员。记者由于观察角度和取材的不同，又为了炒热新闻、增加销路，有辛辣、讽刺，更有揭私。有关运动场上的报道，记者注意到的不只是运动员的技术和形象，还包括非竞技的部分，第一节呈现的描绘手笔，便十分有弹性，读者可以同时读到运动场上的一些漏网消息。在这里，记者的摄影和文字记者的报道互为呼应。至于观众不能看到的场外活动，记者报道的手法千奇百怪，除了引领读者进入女运动员的世界，也有意满足读者偷窥的心态。第二节，讨论记者如何报道女运动员退场后，在公私领域的各种面向。第三节特别选择经常在报刊上出现的女运动明星，了解记者怎样建构她们的形象，又怎样为她们制造新闻。由于运动场不光属于运动员，还属于现场观众，他们的一举一动同样受到记者关切，第四节就是分析记者对他们的描述，并从中探讨观众对女子体育的认识，和舆论、政策究竟有何落差。

报刊之外，广告、漫画、电影和歌曲这类型的媒体，也经由各自管道把女子体育带入民众生活中，第五章《广告与艺术文化中的女子运动》就是以这四种传媒为文本，究明它们如何传扬女子体育。而广告或艺术文化的构思，主要来自女子体育的宣传或女子运动竞赛，因此，本章的不少铺陈是来自前面各章节的。第一节根据报刊上的运动广告，分析广告内容、广告设计和广告图像如何利用“女子体育”的概念或女性做运动的图案，推销商品；并进一步观察这些广告与女子运动的关系。由于广告必须推陈出新，刊载在报刊上的广告，更巧妙地和新闻或新潮流结合，其中运动广告的出现又通常是在运动会举办期间。虽然无法得知这类广告是否有助于女子体育的宣导，但透过这一节，至少可以理解女子体育是一种新趋势，连广告业都对此大加利用。第二节通过漫画认识画家如何形塑女子运动，因为画家对社会新闻的嗅觉，比广告设计者还要敏锐。他们用何种图景、线条去凸显女子运动的各种意境，包括运动会、观众和女子体育带来的有趣现象？在这节中，笔者将交织呈现运动漫画的写实与想象。第三节从与体育有关的电影和歌曲中，寻找女子体育被怎样复制和再创造。电影和广告一样，都是借女子体育招揽商机，因此，电影广告往往以夸大的字眼，大做宣传。不过，电影具有社会教育的性质，当时的体育电影是否达到这层效果？此处将从电影广告、剧情和影评逐一厘清。和前三种传媒相较，运动歌曲基本上是为宣导体育而创作的，本节将分别从一般运动歌曲和专为女性编写的运动歌曲，进行讨论。

前面五章，呈现女子体育如何受到来自各界的重视，包括舆论的宣导、政策的推动、女学生的回应，以及传媒的报道与宣传，但在鼓吹、宣扬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等到女性参与体育表演或运动竞赛之后，赞美声浪固然不乏所闻，批评的言论更一一浮上台面。第六章《社会大众品评下的女子运动竞赛》，就是从运动竞赛前后的评论中，观察社会各界对女子运动的看法与检讨，正可与前五章的论述相互参照。第一节，探究在论者眼中、笔下，女性参加运动竞赛具有何种意义。论者是倾向于与国族概念结合的尚武运动，还是能彰显健康美的运动？此外，由于不少论文是从批评和检讨的角度出发的，第二到第五节，将针对这些议论进行剖析，但为避免芜蔓，只讨论较受重视的项目，同时，因为有的问题兼及男女，也一并阐述。为了争取荣誉，许多学校把运动竞赛当成和其他学校角力的场所，不是强迫学生运动，便是采少数精英训练，忽略体育大众化的要求，第二节着重探讨的便是这些问题。第三节则对运动选手产生或成名后面对的各种批判做进一步分析，包括运动选手在学校的待遇，社会大众对运动明星的看法，以及女运动选手的穿着打扮。第四节将把焦点转向观众，事实上，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已经看到观众的百态，而这一节，将探究论者如何批评他们。除此之外，拟男的尚武运动或是男规女用的比赛方式，虽然被部分人提倡或支援，可一旦公开演出后，论者却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男女共赛，引起不小争议，第五节从运动方法这个角度，观看社会大众的评断。

关于本书史料的运用，在妇女史的史料中，女子体育是最丰富的一种，因为近代女子体育传入中国之后，有关这方面的议论或报道十分普遍，而以女子体育或运动竞赛为题材的照片、漫画、广告、电影，也相当可观。因此，本书不仅采用文字史料，如档案、专书、报刊，以及学校刊物、口述史料、传记、自传、日记、书信、小说等，也采用照片、漫画、广告图案、电影镜头这些非文字史料。运用非文字史料，除了让我们有跨越时空的乐趣，更重要的是，这些史料多半反映自文字史料，可以与之相互对应，而且非文字史料有时还远比文字史料贴近实际。

在史料的分析上，本书虽以江南地区为研究焦点，但与女子体育有关的社会舆论，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此外，为了比较分析，本书也引用江南地区以外学校的女子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的资料。需要一提的是，书中采用许多发生在个人、学校或运动场内外的小故事或新闻报道，看起来有些琐细，不过，这些故事或报道能让我们掌握女性或社会大众对体育的各种反应，而不只是舆论的呼吁。

总之，本书欲以多元视角处理与女性身体改造有关的体育历史，因此，各章节虽然看似独立，但彼此贯通，除了讨论近代中国史中最受关注的国族问题，也呈现西方体育带来的新观念、新行为，如何在公众舆论、学校教育、学生生活、运动竞赛、观众反应、大众传媒和视觉文化等层面产生意义。进一步说，本书通过女子体育文化和性别视角，一方面跳脱过去国家观的体育史窠臼，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同时，也试图为近代中国史贡献新的观察；另一方面发现，近代中国女性用运动的身体去改写女性历史时，充满着活力，而引发的社会现象和各种议论，让女子运动变得复杂与矛盾，其实，这也正是近代中国女性历史的一种特征。尽管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史只是近代中国女性史的一小部分，但跟着这段历史的轨迹，本书归纳出四个重要的女性议题，并与晚明及西方女性的历史略为比较，作为本书的结论，从中不但寻到部分共通经验，也丰富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女性历史的认识。

[1] Joan Judge，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The Past，the West，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7－138；郑永福、吕美颐：《关于近代中国“女国民”观念的历史考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4期（2005年7月），第58—63页；须藤瑞代：《中国“女権”概念の変容：清末民初の人権とジェンダー》，东京：研文出版，2007，第74—83页。

[2] 许义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体育思想之特质》，戴伟谦：《民族精神教育之体育思想》，以上二文收入许义雄等：《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台北：启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第1—36、575—614页；Andrew D.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p.77－140；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第58—80、97—107页；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第266—278页。

[3] 清末民初，反缠足的论述和国族主义结合成一股力量时，许多人认为女性缠足是国家的耻辱，有的男性甚至假借女性，认同这些看法。但高彦颐对这样的指控很不以为然，她强调应该从女性的自我看待，去了解小脚的问题。参见高彦颐（Dorothy Ko）《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Cinderella's Sister：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苗延威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杨念群也同样注重被缠足者的声音，参见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收入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第1—50页。

[4] 除毛岸俊的研究，还有徐元民、郎净、罗时铭等人的论著，其中，罗时铭的专书没有附注，殊为可惜。徐元民：《中国近代运动竞赛》，桃园：台湾体育学院，1996；Andrew D.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郎净：《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罗时铭：《奥运来到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 Susan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Fan Hong， Footbinding，Feminist and Freedom：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 （Portland：Frank Cass，1997）；Jinxia Dong， Women，Sport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 （Portland：Frank Cass，2003）；王惠姬：《二十世纪前期女子留学生与中国体育的拓展（1900—1937）》，收入《走向近代》编辑小组编：《走向近代：国史发展与区域动向》，台北：东华书局，2004，第253—299页；Denise Gimpel，“Freeing the Mind Through the Body：Women's Thoughts on Physical Educatio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Nan Nü 8（September 2006），pp.316－358；Denise Gimpel，“Exercising Women's Rights：Debates on Physical Culture since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in Kai-wing Chow，ed.，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 （Lanham：Lexington Books/Rowman & Littlefied，2008），pp.95－130；Yunxiang Gao，“Nationalist and Feminist Discourses on Jianmei（Robust Beauty）during China's‘National Crsis’in the 1930s，” Gender & History 18：3（November 2006），pp.546－573；Elizabeth A. Littell-Lamb，“Gospel of the Body，Temple of the Nation：The YWCA Movement and Women's Physical Culture in China，1915－1925，”《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6期（2008年12月），第167—207页。

[6] 有四篇论文和一本专书：《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观初探》，《新史学》，第7卷第4期（1996年12月），第119—158页；《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1927—1937）：以报刊杂志为主的讨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2期（1999年12月），第57—122页；《近代中国女子健美的论述（1920年代—1940年代）》，收入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近代中国的妇女与社会（1600—1950）》，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141—172页；“Femal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Media in Modern China，”in Mechthild Leutner and Nicola Spakowski，eds.， Women in China：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ünster：LIT Verlag，2005），pp.482－506；《近代中国女子的运动图像——1937年前的历史照片和漫画》，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