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各自为政的体育教学

从1840年到1937年间，中国饱受国内战争和外国人入侵的摧残，在炮火的袭击下，为了实现“体育救国”的理想，社会和学校不断提出如何强化学校体育的策略；然而，战争摧毁许多校舍，学校又必须到处避难，许多教学活动根本无法正常进行，特别是需要有运动设备的体育课，更加难以推动，不少学校只能在“因陋就简”的状况下，进行体育教学。而在女子学校创办初期，体育教学的“因陋就简”最为明显，当时无论是教会、私人还是公家开设的学校，都很难提供健全的设备和课程内容。因此，令人好奇的是，处在艰困的环境下，近代中国的女子体育教学如何展开？学校又以何种方式将体育运动带给女性？本节将分析清末到1928年间，女校的运动空间、体育内容与教学方式。

一、空间有限的运动场地

体育教学不只是坐在室内上课即可，必须到户外运动，运动场所成为不可或缺的教学要件。早期的女学堂不是利用自家屋宅，便是租赁民房、宗祠、庙宇作为上课场所，当时人的自述，证实了这一点。浙江淳安县的东陵女子小学设在居民家中，浙江江山县西河女校是向毛氏宗祠借用空屋，浙江桐乡县的振华女校则以丰氏老屋为校舍。 这种便宜行事的校舍，也出现在公立小学里，例如，曾任法院书记官的江淑昭，她就读的崎峰小学（位在江苏如皋）是由教育局补助经费的，校址却设在家祠里。 因此，这类女学堂的体育教学只能随机应变，各显神通。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创设的苏州竹荫女学校，原本设在创校人钱幼竹的自宅里，因为求学的人不断增加，于是在1910年，改以校董的家祠空屋为教室，并利用屋旁空地，设置操场。 以这种方式开辟操场的例子，在当时相当普遍。有趣的是，有的学堂还严防男女共用一座运动场。根据韩咏华的回忆，10岁那年，她打扮成男孩，进了天津的严家家塾，和严家的姑娘、少妇一起读书。家塾设在严宅的偏院酒坊院中，由于严家还设有专门给男孩读书的家塾，因此男女生各占一边，并且轮流使用一个操场。每次轮到女生上体育课时，必须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当时她的年纪最小，大家都派她去关门，因此她对这件事印象深刻。 这种情形到1920年代仍出现在校园中，而且是在风气开放的上海，这部分将在下一章讨论。

事实上，即使有了操场，多数学校的运动空间仍是十分局促。以颇负盛名的苏州振华女学校为例，该校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以后，学生人数快速增加，校舍一直不敷使用。早期该校也收容少数男童，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忆1921年就读振华女学校的往事时，便提到运动空间狭小的情景：

二十五年前，我和几个小朋友在操场角里，浪木旁的空地上闲谈，那时的振华还在严衙前，住宅式的校舍里，孩子们下了课，只有这一角空地，可以供他们奔跑或闲坐。

直到1928年，振华女学校才有较完备的建筑作为中学部的校舍，并在往后陆续添建健身房和运动场， 该校的体育活动也因此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在教会学校看来，中国人设置的公、私立学校，都无法提供完备的运动场地，但它们的情况也差不多。1921年，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的张娴如记得，当时该校的体育课得看老天的脸色：

球戏则必借兆丰，除数间教室寝室之外，余者均付阙如，所以天晴则堂前草地即为我人运动之场所，天雨则蜷居室内，欲求活舒筋骨而不可得。

由此可见，许多女校存在运动场地不足的情况，直到1920年代依旧如此。

二、随机应变的体育教学

尽管运动空间不足，体育活动还是有办法展开，只不过，到底要教什么？怎么教？先从教会学校谈起。近代体育来自西方，按理来说，为中国开启女子教育的教会学校，应该有一套教学方式，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实况，教会学校的许多课程设计并不十分固定，特别是体育课多半采非正规的教学方式。而当时教会学校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招收来的学生有不少是缠足的，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现象，因此，学校面临缠足女童能不能运动或如何运动的问题。其实缠足女性并不是不能活动，许多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她们甚至可以练武功或是种田。不过，相对于没有缠足风气的西方，若要以西方的运动方式，要求缠足学生运动，是相当不容易的；唯一的方法，便是学生不再缠足，于是有的学校把女子体育当成倡导放足的手段，不仅鼓励女学生至户外活动，也邀请学生家长参观学生的户外活动，让他们亲见缠足的诸种不便。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学校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教授体育，也就是利用课外游戏，引导学生运动。 从片断的记载发现，1884年，美以美会在江苏设置的镇江女塾，将体操列为每年必修课程，同时，要求学生利用休息时间做运动，至于体操的形式是什么，没有说明。 不过，图5倒是让我们看到该校如何把游戏带入运动中。除了体操，有的教会学校引进舞蹈、球类运动，为中国女学生开展较多样的运动；不过，有的教会学校并不支持田径训练。例如，1906年，一位在教会女校任教的中国男教师，让女学生在跑道上赛跑，这引起该校女传教士傅森（Fuson）的质疑。 ^[1] 这件事的背后，其实涉及中西方的女权观念，不少传教士认为，中国人以为的倡导男女相同的教育就能使两性平权，其实是对西方性别观念的曲解。 ^[2]

至于中国人设置的公、私立学堂，和教会学校一样，在缠足风气还存在的时代，为了鼓励女性读书，多数学校没有完全排拒缠足女童入学。例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江苏南汇的清华女学校规定“缠足者入校后须逐渐解放”，浙江嵊县爱华女学校则规定“以不缠足为合格”，缠足者“入校后总以渐解为善”。 而这些女学堂也没有放弃体育课程，清华女学校安排了体操，教授游戏和普通体操，爱华女学校也设有体操课。

必须一提的是，“体操科”时代，以模仿德国和瑞典的日本体育为主，基本上教授普通体操、兵式体操和游戏。其中兵式体操，在强调军国民教育的清末民初，成为男学校不可或缺的体育运动；而女学校虽然根据教育当局指示，可以酌情增减体育内容，也不要求女学生修习兵式体操，但为了跟上时代潮流，有一部分也如法炮制，教授女学生具有“尚武”精神的徒手体操或器械体操。

兵式体操早在北方的女学校蔚为风气，从下列的三则报道，约略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女校如何进行兵式体操。1906年，北京译艺女学堂设立体操科，聘请了擅长兵操的女教师，按照行伍新规，一律训练；另外，又成立体操速成班，作为慈禧太后出巡时的女护卫人选。 同一年，北京豫教女学堂召开的纪念会，则展现兵式体操的成果，当时学生的合队、分队表演，因为步伐整齐，运动内容又五花八门，引起众人“惊倒”。 1914年，吉林大赉县女子高等学校更聘请防军教练员，教全校师生演习枪操，其中一位女生王海晏竟然五发三中。演习完毕，学校又请女教师演说“女子急宜尚武”，然后才整队回校。

不过，南方的女学校也不落后，例如，前述的竹荫女学校在1913年订定的“操场规则”，充满着浓厚的兵操色彩：（一）闻铃声即齐集操场；（二）排列后俟教员至，行礼致敬；（三）操时以严重（此指“庄严”）为主，不得嬉笑、游戏，须听教员指定何种，不得任意选择；（四）俟教员宣退操口号，然后散队；（五）散队后，勿任意奔跑及高声喊叫。 除文字记载外，当时的摄影技术更进一步记录下竹荫女学校的体育活动，清楚展现该校女学生练习兵操的实景。虽然该校女生上穿高领长袄、下着长裙或长裤做军操的样子有点滑稽，但该校是郑重其事地向女学生传授这类具尚武精神的体操的。

另外，还可以在江苏武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徒手操和杭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器械操照片中，看到女子尚武体操的身影。事实上，在我搜集的女子运动图像中，这类型的运动照片相当丰富，不管是徒手体操，还是手持棍棒、哑铃、球拍或毛巾等实物的体操，都已普遍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女校校园中。 而这些来自报刊媒体的尚武运动照片，到底隐含着何种意涵？我认为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尚武的体育论调可能发挥了作用，才会有这么多的女校传授尚武的体育；然而，也不能忽略的是，媒体刊登女性军事化身体的照片，有可能是替军国民教育做宣传，以便吸引更多女校投入这项运动，特别是出自《教育杂志》的照片又占多数，这不能不令人质疑。

体操运动固然是当时体育的主轴，女学校通常还安排行进游技（边跳边唱）、舞蹈等柔性运动。不过，也有女校挑战一些看起来较费体力的运动，例如深受男学生欢迎的球类运动、田径运动或自由车（自行车）运动，女学生也不遑多让。以上海务本女塾（务本女中前身，亦称务本女校）为例，1905和1906两年，该校的运动会除了有唱歌、游戏，还有庭球（指网球）、抛球、各式竞走（赛跑）和飞车表演（自行车表演）。 尽管找不到务本女校运动会的照片，但从1920年该校学生手持网球拍的写真可以看出，球类运动确实已经进入该校。到民国初年，在江苏举行的女校联合运动会中，女学生不但表演体操，还展示曲竿跳跃和抛网球、篮球等项目。

也因为如此，媒体刊载体操运动之余，注意到女校的其他体育活动，特别是球类运动，明显地在报道中占有版面。1911年的《时报》曾以“女学生旅行”为题，报道湖北不缠足会第一女学堂外出旅游的情景，在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该校除了安排学生参观寺庙名胜，还让她们到南湖陆军大操场抛打皮球，操演各种运动。 至于利用课外打球的报道更多，例如，上海光华女校为避免学生过度用功，曾在1915年设置台球（指桌球）设施供女学生休息时使用； 上海启秀女校也在校内广场设置一架秋千，并把学生分成甲、乙二组球队，让她们在课后“交相角逐”。

到1920年代，江南地区的球类运动比往昔更加活跃。一方面，体操科在1923年改称体育科，球类运动被正式列入教学课程中；另一方面，女校或校际之间，经常举办球类竞赛，女子球类运动从投掷表演，提升到竞赛层次。同时，1923年的远东运动会和第二年的第三届全运会，都有女子球类运动表演。因此，女子球类运动的发展成为无法抵挡的趋势，体操运动不再一枝独秀。

整体而言，在“体操科”时代，女子体育才刚推动，各个女校的体育教学，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虽然体操运动是教学重点，但游戏、舞蹈乃至球类运动，都曾出现在女校的体育活动中。除了学校的政策，体育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影响女子体育的走向，特别是在体育师资缺乏的这个时代，女子体育的内容或教学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三、各显神通的体育老师

早期不管是男校还是女校都面临找不到体育老师的问题，为了配合“尚武”的体育精神，不少男学校聘请军人充当体育老师。这些教师根本没有西方体育知识的储备，是以制式教练代替体育，再加上军人素质良莠不齐，连兵痞流氓也乘机混入体育师资的行列，因此，一般对体育教师的定义是“不学无术”“品行不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曾在军界服务的袁同畴，记得念小学时（民国初年），学校就在村里的关岳庙内，庙里隔出了两间教室让他们上课；体操课便是由一位武秀才教他们各种动作，像是立正、稍息、开步走等。

对女校而言，在女子教育才萌芽的阶段，要聘请专业女老师是很不容易的事，而能够教授体育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因此，除了体育老师的素质参差不齐，体育老师的性别也往往无法限制。例如，在男女共学的学校，主要由男性教授体育。曾宝荪（曾国藩的曾孙女）记得，1903年在长沙的自家私塾读书时，教他们英文和体操的上海制造局学生，曾为私塾的男女学童定制操衣，每天四点钟放学后，教他们做十几分钟的瑞典柔软操，她和两位表姊妹没有排斥，还因为有操衣穿，感到有趣。 女革命家沈亦云就读蒙养学堂时，则是由一位曾在小学教书的张仰枫老师带着做捉迷藏、抢四角的活动。

此外，不是所有的学堂都能聘请到体育老师，有的私设学堂干脆找自家人来充数。例如，蔡畅母亲办观音阁女学堂时，蔡畅便担任音乐和体育课教师，教女学生唱歌、跳舞，还教她们列队、跳绳、体操等。 因为是自家人充当教师，对老师的性别也就没有特别要求，丰子恺在杭州求学时，每逢假期返家，便到姐姐开办的振华女校教唱歌和体操。

前面的四个例子，呈现了体育师资的良莠不齐，也显示了女子体育教学的分歧。倡导女子体育初期，除了请国人传授体育，为了吸取先进国家的体育经验，延揽外籍老师教授体操成为一种风气。在作家冰心的记忆中，1912年，她就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时，体操课是由一名叫石井的日本女教师负责的。 而早在清末，学部就曾通令各校延聘美国教会女士充任英文、绘图、体操课程老师。

外籍老师究竟采用何种方式教授体育？就以下两所学校为例：1904年（光绪三十年），上海宗孟女学堂聘请的美籍老师高美兰，曾在该学堂召开的殷孝烈纪念会上，率领全体学生到操场演出兵式体操； 无锡竞志女学的创办人侯鸿鉴，则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聘用日籍女老师教授薙刀操。 从这两位外籍老师的教学方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们传授的是尚武的体育教育。没有资料可以断定，外籍老师传授兵式体操，是出于自己的构想，还是学校要求，但从竞志女学特别聘请日本老师教导薙刀操的这个例子来看，学校的要求显然占较大成分，而这些学校之所以强调兵式体操，应该与尚武的时代精神脱不了关系。

另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中国的体育老师多半不是科班出身，而且是身兼数职，外籍老师又何如？是否受过专门的体育训练？就以高美兰为例，根据记载，她除了教体操，还教英文、音乐等课程。 高美兰的专长是什么，没有任何记述，但高美兰被当成通才，是可以确定的。

女学生如何看待她们的外籍体育老师？冰心对北京贝满女中的美籍体育老师印象十分深刻。她回忆，贝满女中纪念建校五十年那天，她们在美籍老师指导下表演体育，这位老师的口令是：“左脚往左撇，回来！右脚往右撇，回来！”逗得女学生们只能强忍着笑。 冰心的例子显示，她所体验到的体育活动，是滑稽又有趣的。

从前面不同国籍老师的教学方式可以看出，早期的女子体育并不强调竞技运动，再加上接受教育的女性人数有限，女学堂的体育教学只能在空间不大的环境下展开。体育老师除了教导女学生做轻松的身体运动，例如唱游和舞蹈等，也教她们兵式体操。不过，当体育政策转向后，兵式体操很快地被其他运动取代，以球戏引导女学生运动的风气，逐渐在女校校园中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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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el Graham，“Exercising Control：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1880－1930，” Signs 20：1（Autumn 1994），p.37.

[2] Gael Graham，“Exercising Control：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1880－1930，” Signs 20：1，p.38. 0+zuX/mGdK8cvOFepOlAR1E4OwsQFnVkIj7rdrS+KLYDaKjescgEJd7EJgGBEx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