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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从国家、民族角度，还是从健康美角度切入的女子体育论述，基本上都源自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女子运动的内容或可能产生的问题，讨论不多，或根本不曾涉及。这主要是因为论者多半不是体育界人士，而且提出的身体运动观，不是为了呼应政治潮流，便是为了追随时尚语言。尽管如此，还是有论者从体育的实际面提出观察，其中性别考量成为论域焦点。
清末以来，随着教育体制的变动，体育的方针、实施办法或课程标准一再更迭。在变动的过程中，受男女平权观念的影响，教育当局试图提供两性平等的教育，体育也不例外，但对女子体育的部分规定始终采两性有别的方式处理。在以体操为教学主体的时代，教育当局曾明文规定，女学生可以免修兵式体操。1923年，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之后，由于学校体育课程的扩增，女子运动竞技项目的增多，女子体育内容受到进一步关切，特别是在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对两性体育的范围较以往更为关切，并采纳专家建议进行改革。
1932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女子体育专家张汇兰受邀为体育方案整理委员，会议中，她致力于女子体育方案的确立。会后，她向记者特别表示，女子体育应该在“女子身心所能及之范围中规定之，不能以男子之眼光为准则”；另外，在女子体育教学上，张汇兰认为“体育指导员以女子为最适合”，反对任用男子。
这种具性别意识的体育观，此后不时出现在体育教材、课程标准或各地学校体育改进会议中。1932年，江苏省中等学校召开体育改进会议，曾特别讨论到女生体育例假（monthly excuse）施行问题。此外，教育部对初中以上的两性体育相当重视。例如1934年，曾聘专家按照性别、年级，为中小学体育课程编辑教材。1936年，又在初、高中的课程标准中，订定五种能力分级办法，性别考量被列为第一项，其理由是“男女自十二三岁以后，发育渐渐不同，兴趣亦异，是以初中以上之体育应完全分班上课”，同时，规定初、高中女生的田径运动，可以酌量减少，大专女学生的球类项目则免除足球。
尽管如此，但各学校的体育教学并不完全依照教育当局的规定。鉴于各地区、各学校体育设备和场地的不一，教学内容或方式相当多样，在体育蓬勃发展的1920和1930年代，更非决策者所能掌握；无论学校或女学生都有各自的一套运动方法，有的赞成剧烈，有的宁可保守，因此，出现了对女子运动方式的论辩。
张汇兰和另一位女体育专家高梓都发现，一般人对女性参加运动竞赛大致有三派意见：一派主张，除了一两项运动，凡是男性所能做的运动，女性均可参加；另一派认为，两性生理迥然不同，女性运动不宜过分激烈，否则恐危害女性内部器官的发育，所以主张女子运动要有范围，以平和、自然为原则，或者以进行适合女性体力的运动为上策；还有一派，则以人们体格各有差别，提出应该因人制宜，不能有一律的限制。
尽管这三派意见是从竞赛运动上考量，但自近代女子体育兴起后，社会各界对女子体育的看法，大多不出这三派论点，甚至1980年代的体育界仍有不少人的看法和前两派类似。
近代体育初兴之际，国人对体育方法缺乏了解，加以受保国强种和尚武思想的影响，多数人以为，男女的体育应无分轩轾。例如，梁启超对斯巴达无性别之分的体育训练相当注意，他说：
生及七岁，即使入军队，教以体育。……乃至妇人女子，亦与男子同受严峻之训练，虽老妇少女，亦皆有剽悍勇侠之风。
另外，一般人对普通体操应否有性别之分，大半没有明确的概念。1916年，署名“自立”的作者在《演坛：实用话》一文中指出，无论男女都需要习练有益身体的普通体操，因为他发现女性因听信人言，觉得学体操是件难为情的事，但“男女的身子，总是一样。原不能把这种事，都推在男子身上”。
其后，因体育风气渐开，参加运动竞赛的女性日益增多，以及报章杂志对欧美体育理论或方法的不断介绍，两性有别的体育观逐渐受到关注。然而，仍有论者认为，男女应该接受同样的体育训练，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体育救国论的呼吁出现各种多元的论述。例如，强调体育救国的张之江与萧忠国，都提出国外的体育没有性别之分的说法。1932年，在“速练国术备纾国难”的讲演中，张之江指出，欧战时期“任何参战国家，除白发黄口而外，都是男女总动员”，因此，鼓励国内的女性增强体力以救国；他还强调，欧美女性无论在练习打靶或游泳、赛跑方面，都和男性不相上下。
萧忠国也表示，欧美国家多半强迫男女接受体育训练，所以这些国家的女性有惊人的体格。
其中德国对女性采用男性化的体育训练方式，尤其影响这派人的看法。
论者发现，德国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但仍是欧洲最刚强的民族，而德国女性体力的雄厚更是公认的事实。
1934年，吴澂在《德国女子体育之训练》一文中指明，德国认为“欲改造整个民族的体格，应先从负民族责任的女子入手。故对女性体育的重视不亚于男性。大体是以健康、敏捷、勇敢、耐劳、意志坚强及奋斗精神为女子运动方针，并大力倡导田径运动与竞技比赛来达到上述结果”。
吴澂还特别强调，德国专家的测验与研究表明，女性从事田径运动或参加比赛，无损于健康。
除了以“尚武”“救国”倡导体育的人提出体育没有两性区隔的看法，主张男女平权观念的部分论者也强调应对男女进行同样的体育训练。当1930年代，女性在运动场上不断取得佳绩时，认为女性能接受严格体育训练的声音更加强烈。
《现代妇女应有的觉悟》一文认为，“体格的锻炼”是培育现代女性应该要有的条件，以前女性不讲求体育，但既然做新女子，就要锻炼出强健的身体，否则无法担当大事。作者更对以生理因素反对运动的论调嗤之以鼻：
不要听信那女子什么生理上有弱点，不能做男子所做的事。咳！要晓得那都是欺人之谈哪！
项翔高在《女子体育与女子的将来》一文中，则要求女性的身体训练必须采取积极的方式，像是掌握田径赛的技巧、国术的勇武、球类运动的团体精神，以及其他各种户外运动的壮健活跃，而不是仅练习轻盈娴雅的跳舞，或柔软舒徐的体操。他还举了西方古诗人的话：“我所望的女子，是能泳、能射、能走、能骑、能奋斗、能进攻、能防御。”
很明显地，项翔高理想中的女子体育是男性化的。
事实上，当论者举西方的例子，鼓励女性和男性做同样的运动时，也有论者发现，西方国家对女子体育是经过缜密设计的，他们并不轻易让女性进行运动。例如美国，不仅对女子运动范围有精确合理的规定，对正式比赛也有严格的限制和防御方面的规定，并通过女性体育刊物，为女性提供安全的运动方法。
此外，1930年代，国内体坛盛行锦标主义，不但罔顾体育精神，更怠忽运动员的健康，因此，体育界和妇女界都关心这个问题，连电影业也反映了这种现象。联华影业公司发行的《体育皇后》这部影片，就以一位女运动员为了夺取锦标，抱病参赛，最后不幸丧生的故事，来使世人警醒。
基于这些因素，不少论者针对两性相同的体育观提出反驳。高梓和张汇兰便对采德国模式的论调，颇为保留。她们同时指出，德国让参加竞赛的选手预先做体能训练，并进行定期体格检查，这种完备的体育制度大可效法，但不是一蹴可就的，主要是因为：
我国女子刚脱离二千年积弱的藩篱，就要即刻与累代健强的民族，同其步武，未免有太不量力的弊病。
至于通过两性无差别的体育训练以助长女权的说法，也不完全被支持女权的论者赞同。以“萍霞”为笔名的作者即谓：
所以提倡女子运动，使之达到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她的身体精神与男均特异独别，因之在这时期女子应要求的运动种类，不得不慎重的加以选定。
杨彬如则举美国哈佛大学体育教授沙琴特（Dudley Sargent）的看法，反对为了提倡妇女解放，而让女性参与田径赛及剧烈运动。
前述不赞成采两性相同体育的论者，主要着眼于两性身心迥异这一点，但没有深入解释。倒是王庚做了较清楚的说明，他指出，进入青春期之后，女性的心肺功能均不及男性，应避免长距离的赛跑；
张乃丰则就心理这个层面，指出粗暴的运动只会让女性生厌，例如足球便是不适合女性的运动，因此，他建议女性选择异于男性的运动。
对于让女性采用男性化的运动方式，也有不少意见。有人指责这是女性体育专家指导不当所致，因为她们不甘向男性示弱，认为男性能做的，女性一样可以办到，以至于开展不适当的运动。
有些人则归咎于男性指导员，女体育专家陈韵兰即以为，由男老师指导女学生运动是不适当的，男老师除了不了解女学生的特性，还会为了向女教师逞能，拼命训练球队得胜，再加上对女子体育规则缺乏认识，往往以男性的方式或动作教导女学生，这种男性化的体育，事实上不合乎体育原理。
1930年，沈瑞珍曾表明“健康美”的价值，是“先使女同胞们完成第一步工作——‘身体解放’”，她所谓“身体解放”，是解除妨碍身体发育和身体健康的两大障碍：缠足和束胸。
事实上，自清末以降，知识分子对如何解放女性身体的话题，一直有着深厚的兴趣。起初，他们的目光是放在女性的脚上，认为缠足后的脚，限制了女性的活动空间，让她们既不能到学校念书，又无法外出工作，更不可能运动，因此，他们积极倡导放足。
主张放胸的言论，早期并没有受到特别注意，因为束胸或穿小马甲的女性，不像缠足那么普遍，束胸也没有形成一种风俗；随着缠足女学生日渐减少，参加运动成为女学生的必要课程之后，众人才开始把女性身体解放的关注点转移到胸部，对女性束胸的习惯大加挞伐，有人更是开始倡导“天乳”。1915年，沈维桢的《论小半臂与女子体育》一文，是较早对束胸提出批评的文章。该文指出，束缚胸乳之物“阻人天然之发育，而害生理之甚者也”，并认为“过于紧小，不但运动不便、肺部不舒、血液不易流通、呼吸不易畅达”。沈维桢还严肃地告诫，女性束胸将影响胎儿和自身的健康：
将来生产子女，虽有乳汁，必不畅旺；胎儿身体必不健全，甚至传染肺病、流毒骨髓，虽有神医亦难救治。吁！为此，弱国灭种之因岂非女同胞之罪耶？乃若束小胸部，自鸣得意，以为绝世国色，斯真秦楼楚馆者所为，岂正人君子之所为耶？
到1930年代，反对束胸的言论此起彼伏，特别是新生活运动把不准束胸条文化后，放胸更被合理化。
这时期，论者从各种角度提出看法，其中有不少人是站在“曲线美”这个角度的。一位笔名“梨”的作者虽然表明，他主张天乳的目的，不是增加女性的诱惑，或所谓“肉感”，却不讳言“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想锻炼女子自己的体魄，应当解放一切肉体上的束缚，恢复固有的曲线健康”。
有人则直接指出，束胸是“反自然的勾当”，同时，“束起来的胸平平的，呆板的，而且麻木的”，根本谈不上曲线美或艺术化。
还有人将穿小马甲当成落伍的象征，郭建英刻意以漫画和旁白，呈现1930年代上海女性不流行束胸，即连乡下来的女佣也入境随俗，不着小马甲的情形。
有意思的是，有人明白地指出，居于男性的立场，他们反对女性束胸，因为穿着小马甲是不知卫生，戕贼自然，让身体无法依自然规律发育的做法。
图4 连小马夹都不穿了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不赞成束胸成为一种趋势，这也影响到实际的执行，当时不少学校反对束胸，甚至严格推动放胸，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将在下章讨论。
论者除认为束胸妨碍女子运动外，还将其他如穿高跟鞋或束腰都指为不利运动者，其中被讨论较多的是穿高跟鞋。有人认为高跟鞋较缠足更有害健康，并称如果妇女在妊娠中穿高跟鞋，婴儿将容易致残、衰弱或不健全。
还有人指出穿高跟鞋会伤害小脑的健康，同时讽刺穿高跟鞋的摩登女性“只知道喊解放，而自己实在是不解放，打倒一个旧的桎梏，而又给新的一个桎梏所困”。
由此可知，在倡导女性运动之前，论者不但要解放女性的胸，还要解放她们的脚和腰。
针对女性身体的束缚，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论者也提出不一样的说法。有不少论者指称，是男性使然，例如有人批评这些是男性“为妇女加上的永世‘刑具’”
；有人则责怪，这是男性偏颇的审美观所致：
他们（此处指男子）又依了不真实的美的标准，选择女子，束胸啦，裹腰啦，缠足啦，多方戕贼，自成薄柳弱质了！
但有的论者却以为，这些束缚来自女性本身，《女子与体育》一文便以束胸为例，讥讽母亲要求女儿束胸，是荒谬到极点的。
体育专家谢似颜也就女子体育的问题，指出女学生压迫乳房发育这件事，可说是“自杀”，而且比“缠小足还要利〔厉〕害”，他甚至讽刺“解放的声浪这样高，何以自己压迫乳房的东西，竟不肯解放呢？”
此外，扛日也指称，缠足束胸的恶习，让旧式女性积习难改，依旧缠足束胸；而新式女性虽然放了足，却仍然有束胸的习惯，甚至流行缠腰。
还有论者怪罪女性缺乏自觉，为了迎合男性的喜好，不惜在自己身上加上刑具，进而成为工愁善病的可怜虫。
无论这些束缚是出于男性偏爱还是女性自愿，为形塑健康美的新女性而解放女性身体都是当时不少人的共识。但当解放女性身体的声浪一波接一波地涌现时，却忽略了许多女性的感受，漠视女性不愿意轻易放胸的原因。《女子应注重体育》一文指出，其实女子束胸不完全是为了美观，有不少是出于礼教观念，认为乳房肥大是可耻的，于是努力束缚胸部，而身为母亲的，也以不束胸为粗野行为，在女儿发育期间便为她们准备“小马甲”以束胸。
1929年，徐志摩在苏州女中演讲时也指出，虽然女学生的胸部在解放中，但年轻的姑娘们还不免感到“这解放是一种可羞的不便”，因此，他认为至少要三四代之后，胸部才会完全实现解放，恢复自然发长的愉快与美。
《第三期论摩登女性的反应》一文，更清楚地指出：
虽然现在是五育并进的时代，对于健康美更为重视，着紧马甲当然是对于生理上有所妨害，应竭力的废除它，不过，在薄薄的衣裳内，倘若一无他物，任乳峰高高的耸起，难道是供人欣赏吗？尤其是一般色狂的浮滑少年，见到了总是目不转情〔睛〕的顶〔盯〕住着。
因此，作者认为穿宽大的马甲，不见得不合卫生。
除了解放女性身体，反对实行两性相同体育的论者，也注意到女性生理期是否适合运动的问题。1920和1930年代，对于女性可否在经期运动的讨论，相当受重视，许多人不赞成女性在月经期间运动，是担心过度运动会造成不孕症或是流产。社会学家潘光旦便认为，女子过度运动会减低生育率，不利遗传；
另有论者则发现，女性的骨盘结构与男性不同，过度运动易促使骨质坚硬，影响顺产。
有趣的是，在这些理由中，有不少是出自个人的想象或讹传。教育家徐傅霖（徐筑岩）曾语出惊人地说：
女子的内生殖器，是在直肠与膀胱的中间，并且是游离状态的放置着。若行激烈运动，就要变换他〔它〕的位置。况且月经时候，子宫充血极甚，虽轻微的振动，也能感应，或者还要成功后屈症，一犯后屈症，便致不能妊娠，很觉痛痒；那妇人的一生，就葬入残疾不幸之中了。
尽管这个论调颇为荒诞无稽，但没有遭到舆论纠正，反而被部分体育专家沿用，并加以夸大。谢似颜就采用同样言论，怪罪女子把月经当成可耻的东西，秘而不宣，他还批评强迫女子运动的教师，是“贼夫人之子”的教师；
体育专家徐筑岩刊载在《近代恋爱名论》中的《杀人的女子体育》一文，更以耸人听闻的说法，指出有女学生及女体育专家因月经期间未暂停运动，造成经期失常或月经异色，甚至有人多踢了球“把子宫牵向右面”。
至于女运动员在竞赛期间，如果遇到月经来潮，是停止比赛还是继续参赛的话题，也引起关切。山东省莱阳师范学校的体育主任孝鸿九认为，应严禁女运动员在月经期间练习或比赛，因为勉强出场，是不利身体健康的。
当时的体育期刊《勤奋体育月报》，还特别翻译日本著名的女运动员人见绢枝的著作《女运动员临阵以前》，来使女运动员警醒，在这本著作中，人见绢枝剀切地表示，她在月经期间，绝对中止练习。
然而，并不是所有鼓励女性运动的论者，都同意经期不宜运动的论调。《近代恋爱名论》的编者对徐筑岩的说法持保留态度，在“编按”中，他指出子宫斜歪，不一定与多踢球有关，而月经的不正常也不能归罪于体育，这或许是学校的不良习惯和不良训练所致。
还有论者从不同角度反驳，或取国外专家的意见，或转译他们的文章，指出根据国外的调查，女运动员确实较一般妇女容易罹患月经失调症，但各家对女性在经期中可否运动并无定论，甚至有人说经期运动有助于行经，因此建议这段时间进行轻度运动。
至于妊娠期间不能运动的说法，也让一些论者无法接受，他们纷纷指出，孕妇不宜“静坐不动”是众所周知的，因妊娠中运动而不幸流产的例子，是不可一概而论的，例如劳动妇女就很少出现难产的问题。
且不论上述的争辩孰对孰非，反对月经期内剧烈运动的看法，却相当一致，甚至到当今还存在这个观念。学校也因此订定例假，让学生能在体育课时自动请假。
在主张两性采用不同运动方式的言论中，论者不仅强调女性有经期和妊娠的现象，也提醒注意女性的体力问题。《运动与妇女》一文认为，女性的体质和机能与男性不同，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做剧烈运动，必须视个人体质而定。
藜青则根据年龄，把女子运动期分成幼年期、少女期、处女期、壮年期和老年期等五个不同时期。
既然男女的运动应该有性别区隔，那么何种运动不适合女性？哪一类运动又较合乎女性身体？有关这方面的建议很多，大体而言，论者反对女性参加耗费体力的运动。例如，体育作家阮蔚村指出，投掷三铁、跳跃硬地、高跃入水，以及长距离的赛跑、游泳、划船、潜水等运动，都不适合女性；有人则不赞成角力、足球这一类的运动，即使较温和的棒球，也因具战斗性，不受到鼓励。
不过，随着参与运动竞赛的女性人数的增加，再加上前述的部分运动属运动竞赛项目，论者把女运动员参与的运动项目和一般女性的运动做了区别。阮蔚村便建议，三铁的投掷可以采用减轻重量，以及男女分赛的方式。
而藜青虽然反对女性进行跑、跳的竞技运动，却也申明，具有运动特长的人还是可以参与这类运动的。
由于论者支持的女子体育主要针对一般女性，温和或具健美效果的身体运动，很自然地受到青睐。因此，论者建议的女性运动，包括游泳、骑马、划艇、骑脚踏车、溜冰、滑雪、跳舞、射箭、登山、旅行、散步、短程赛跑，以及篮球、排球、网球、高尔夫球、乒乓球等球类运动。
有论者则更细腻地建议，运动应根据女性身体的特殊变化而异，例如进入青春期的女性，应着重柔和、韵律运动，过了青春期的女性，则宜着眼与容姿表情有关的优雅的运动。
尽管这些项目中，有的是竞赛项目，论者却认为，这类运动危险性不大，也不激烈，不但利于女性健康，还能带来趣味，仍建议女性去尝试。
例如，柏华十分鼓励女性从事网球运动，他的理由是，网球是各项运动中最能增加女性健康美的一种。他特别表明：
……这种运动，不但能使你身体强健，而且还可以增加乐趣，减少烦恼。苦闷烦恼一切都是损害美的要素。
至于游泳，在国外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游泳能妨碍女性美么？》一文，呈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位在世界运动会中得到游泳锦标的男游泳家，就反对17岁以上的女性学习游泳，他的理由相当荒谬，认为这种年龄的女性无法呈现性感；针对这个说法，一位女游泳家驳斥，这种崇拜女性性感的观念过于陈腐，根本不懂“现代所谓真实的健康美”。
事实上，主张游泳有助于健康美的说法，得到较多的认同，有不少人指出，游泳使运动者伸缩自由、活动四肢，既可充分发展全身，又能矫正姿势。
还有人甚至夸张地说：
在一切运动中，游泳是最不偏劳的。它用同样的程度发达你的每一部分。它是健美的制造者，它是民族的优生学，它是我们东亚病夫的一剂良药。
在这些运动中，论者最偏爱动作和缓又能改善姿仪的体操，因为这类运动可以深入女性的日常生活，并适合任何女性。其中健身操或柔软操最具说服力。为了鼓励女性做健身操，有人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述体操的操作步骤，或者倡导“主妇五分钟体操”“女子头部小运动”等简易的肢体运动，并标榜这类体操不仅能帮助女性消除疲劳，且有健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