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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Socrates，B470–B399）的思想主要是在柏拉图对话篇中以对话者身份被表述的，之前所述的毕泰戈拉、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的观点，有一部分也是在柏拉图对话篇中体现的，此外，色诺芬（Xenophon，B440–B355）、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B446–B385）、亚里士多德也记载过他的一些言行。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影响了很多人，但在古代的这些文本中，究竟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是有争议的。在策勒的研究中，对于如何确定色诺芬、柏拉图等人的记述中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策勒的研究告诉我们，从哲学史家布鲁克（Johann Jakob Brucker，1696–1770）时代起，色诺芬的著作逐步被视为记述苏格拉底哲学的权威，但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提出异议，认为色诺芬本人不是哲学家，他的记载不足以呈现苏格拉底的重要而丰富的思想，因此，应该从哲学家柏拉图的著述中去看苏格拉底的思想。策勒肯定了施莱尔马赫的这一说法，但他还认为亚里士多德描述的有关苏格拉底学说的说法也是确定苏格拉底思想的外在证据。这些观点都始于这样一个方法前提：根据苏格拉底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在各种著述中寻找苏格拉底的思想。策勒甄别苏格拉底思想的思路可以总结如下：
1）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思想只是缺乏思想的深层源泉，但描述还是确实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柏拉图一样，都是历史真相的记录者。但色诺芬的描述与历史上构建起来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形象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此，策勒认为，应该根据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各自的陈述，来描述苏格拉底，如果能够从这些资料中构建对苏格拉底思想形象的认识的和谐画面，那么色诺芬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2）在柏拉图那里，苏格拉底是一位专业的思想家，对知识的各个分支都在行。但在色诺芬的笔下，苏格拉底是一位头脑简单而优秀的人，虔敬且具有基本常识，“与其说是一名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名德性的教师和年轻人的指导者”。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的人格与他的最深沉的哲学探求是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把苏格拉底看作一个新时代的奠基人，并把他们自己独有的体系都追溯到由他发起的运动之上。策勒认为，这是一个谜团。
3）对于这个谜团，策勒是以这样的方式解开的，即在文本的细微之处寻找苏格拉底话语中表现德性与知识探求之间必然关系的论述。这些关键的论述在《申辩篇》和色诺芬的《回忆录》中恰好都存在。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认为，对知识的热爱是他活动的原始动机。色诺芬的《回忆录》证实了这一点，“他从不拒绝与同伴一起思考任何所谈到的事物”。这些记录足以证明，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位德性的宣讲者，而且是一位哲学家，他不仅追求没有道德目的的知识，也追求在实践中可能只服务于无道德目的的知识。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不可能只是寻求服务于德性的知识，而肯定是有着相对独立的求知冲动且热爱求知，因此，他会认真独立地研究哲学问题与方法，成为一名知识的改革者。
4）继而策勒认为，如果不是对知识进行改革，如果不是有着独立的求知冲动和对知识的单纯热爱，苏格拉底就不可能对伦理学本身施加深刻的变革性影响。对他而言，伦理学不是去坚持恢复道德生活的诸多事实，而是在于认识到道德信念的科学基础是道德重建的必要条件，知识不仅促进行动，还领导并控制它，如果没有为一种对知识的独立的热爱所激励，他就不会为人类寻求一种实践价值。
5）策勒的这些认识意味着，如果只是普通的伦理学，恢复过去的道德生活事实就够了，但若要追求人类普遍的实践价值，就需要对纯粹的求知活动的热爱或进行哲学家的探索。由此，策勒断定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内容为：一是对什么是真知识的思考和探索，这是从德尔菲的神那里得到的启示，这涉及了概念的定义问题；二是将所有的道德要求都指向正确的知识，不仅要知道做什么，而且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通过对概念知识的要求，苏格拉底不仅摆脱了通行的表象方式，也摆脱了以前的所有哲学，他要求在认识过程中从各个方面进行彻底的观察，对认识予以辩证法的检测，对认识的基础进行方法论的、有意识的考察，不符合这些条件的知识，就应该拒绝。在苏格拉底看来，没有德性就无法想象知识，没有知识也无法想象德性。对于德性的这样的思考，就不得不从自然的研究转向并集中于对心灵的研究。与之相关地，真理并不是无条件地给予的，必须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才能找到，每个人必须去寻找自己的信念，所以，任何过去的意见都要重新进行考察。所以，策勒在他的研究中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总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哲学方法，即获得真理的方法；一个是伦理学。
策勒的分析主要立足于知识与德性的关系。这一点也是他基于色诺芬的记述而形成的。但他的一些理由也不完全成立，比如说色诺芬不是哲学家，所以无法真实地记述苏格拉底的思想。这意味着哲学必须是专业的。这个假设在那时并不存在。再者，哲学家也不见得就能准确记述和理解哲学家的思想，因为有很多哲学思想是独特的，哲学家带着先入之见去理解时，也可能是断章取义的。反而是大众的眼光更能体现哲学的时代任务。以下根据哲学史传统，仍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认识论思想分开论述。
苏格拉底对定义、知识的确定性都有一些论述。他的对话中讨论什么是勇敢、正义、美德，也就是在讨论这些抽象概念的定义。在定义中，他探求的不是一类事物表面的共同性和相似性，而是一类事物的本质特性，也就是说，定义就是寻找本质。
定义是描述事物和建立理论的开端，它关系到论述的严格性和确定性。苏格拉底将定义视为确定事物本质的过程，这种定义方式与亚里士多德的“种加属差”的定义方式代表的是不同方向的知识追求。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是基于对事物进行系统性的描述和分类而形成的定义方式，而前者是需要基于理念或形象的确定性而形成的定义方式。对定义的思考主要体现的是苏格拉底对理念化知识的确定性的思考。
与赫拉克利特一样，苏格拉底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掌握知识，也只有确定的知识才能使人懂得真理，能够辨别正确和错误，由此，他反对高尔吉亚仅仅追求使人相信的那种论辩术的知识。
对理性的研究和肯定，最终所要解决的仍然是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在柏拉图对话篇中，苏格拉底有很多伦理学方面的讨论，这些思想旨在服务于城邦秩序的建构；还有语言、修辞等方面的思想。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认识的确定性，另一个是基于认识的确定性而形成的伦理知识的确定性。这也即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开篇所指出的哲学的两个历史任务。
在柏拉图对话篇所呈现的丰富思想中，苏格拉底关于学习与回忆、真意见和知识的讨论是与认识论研究联系最为紧密的。
在《美诺篇》中，学习就是回忆的观点，是以这样的方式论证的。1）从灵魂不朽这一前提出发，推论出灵魂已经知道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知识。继而，就有理由认为，灵魂能够回想起已经知道的关于美德和其他事物的知识。这之中潜在的预设是，能知道就意味着能够回想起来。2）当人们能够回想起某一件东西时，就自然地会认为他能够发现别的东西，因此，问题不在于他能否发现别的东西，而在于他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寻求这些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回想起某一件东西，就叫作学习，学习也意味着寻求发现，因此，学习与寻求就是回忆。或者说，学习就是回想，只要有勇气去寻求，就会相信他能够发现所有别的东西或认识。
在这个过程中，从对一物的认知迁移到对他物的认知，意味着回想作用使之得以可能。也就是说，回想是理解其他事物的基本的心智功能。因此，学习过程就可以被理解为调动和发挥这种心智功能的过程。关于美德的知识已经位于灵魂之中，如果从灵魂的自然属性来看，则最基本的美德是包含在自然性中的，或者说它是诸种自然性中的一种，如人的恻隐之心。
在《美诺篇》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引导童奴画出一个面积为原有正方形两倍的正方形的例子。
柏拉图记载的这个例子在于说明，不是苏格拉底教会了童奴这一知识，而是他引导童奴以回忆的方式获得了这样的知识。当然，几何学的基本知识在掌握以后，看似简单，但与人的一些初级认识相比，实则是经过了较为繁复的环节才构建起来的，因此，这些知识需要通过引导学生与初级的认识建立联系，然后才能在学生的认知中逐步建立起来。
进一步理解灵魂回忆说，并不是说灵魂中包含着所有知识，而是说，即使灵魂中包含知识，也并不包含几何作图这样的较为具体的知识，只是包含一些基本的认知或认知功能，通过这些基本的认知及认知功能，可以构建起任何复杂的认知。因而，灵魂的这种基本状态与功能也使得所有的知识学习过程得以可能。进一步而言，这些思想在于回答人们的知识、信息的交流和认同为何得以可能的问题。《美诺篇》中的这些思想，也被称为苏格拉底的灵魂回忆说。
在灵魂回忆说中，就“灵魂已经在这个世界或别的世界知道一切事物的知识”这一观点而言，它是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能够认识事物这一问题，即胡塞尔“主体如何切中客体”这个问题中所预设的问题。认识得以可能的理由，在《美诺篇》中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因为灵魂不朽，可以重生，所以它已经在这个世界或那个世界获得了一切事物的知识；二是整个自然是同类的，所以想起一个东西时便能发现别的一切东西。设定了整个自然是同类的，也即意味着这个世界存在相同的秩序或规律。在我看来，知识的回忆说的可取之处在于强调人的意识世界是知识的来源之一。在对话篇的语境中，它是在反驳知识只能通过教授而获得的思想立场，这意味着它强调返回到主观世界中去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原则是一致的，这也是胡塞尔所强调的研究方向。此外，知识可从灵魂先天中回忆而出，也说明德性可基于此而通过特定的引导被唤醒。
从认识论上而言，柏拉图的“相”论意在对知识的根据予以彻底的说明。《美诺篇》中说：“真意见和知识都是真的正确的，它们的区别在于：知识是在我们心上已经固定下来了的，而真意见却是没有固定下来的，如果不将它紧紧缚住便随时都可能跑掉。”
在这个过程中，使真意见得以固定为知识，意味着以因果推理形成必然结论，待确认的知识通过因果推理而成为信念中可以确定的知识。这种因果性也意味着知识是可重复获取的。
但是，对推理中的原因不断进行回溯，最终的那个依据或原因是什么呢？在柏拉图看来，这个根据最终就是共同的或普遍的“相”（eídos/είδος）。
如果我们把“相”理解为认识活动中的形式、类型，那么，柏拉图的真理观即意味着真理是基于普遍的认识形式而形成的。
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相”论（理念论）是柏拉图的代表性思想，这是因为“相”在灵魂学说的背景下，作为不朽的东西，能够解释超越个体的普遍性知识得以存在的根基。柏拉图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存在，一种是“相”，一种是和它们同名的具体事物。两者之间有五个方面的区别：“第一，‘相’是单一的、同一的，不是组合成的；而具体事物是组合或混合成的，不是单一的、同一的。（78D–E）第二，‘相’是不变的，具体事物是经常变化的。（78C）第三，‘相’是看不见的，不能感觉到而只能由思想掌握的，具体事物是看得见的，可以感觉到的。（79A）第四，‘相’是纯粹的，具体事物是不纯粹的。第五，‘相’是永恒的，不朽的，具体事物不是永恒的，是要毁灭的。”
范明生在《希腊哲学史》柏拉图部分的研究中，比较了柏拉图的“相”论和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五个特征，认为柏拉图的这一观点是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哲学发展出来的。
但我们从先验哲学的立场来看，柏拉图的“相”论是在主观世界的认识中试图以这种方式给出超越主观世界的具有普遍性的认识的根据，也即对知识的共同根据的讨论。这也是古今真理论或认识论都试图回答的问题。现象学研究能否很好地回应这一问题，决定着现象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推进了认识论研究。关于相论的研究非常多，但对事物的样态和秩序赋予观念化的理解是其根本，在这个意义上，相论也就成为后世神学论证所借用的思想资源。
柏拉图将记忆或知识比作蜡版或鸟笼，以此解释我们人类知识在脑海中的贮藏形式。前者我们称之为蜡版说，后者我们称之为鸟笼说。
蜡版说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让我们想象心里有一块蜡，在这个人心中的和在那个人心中的蜡可能有大有小，有的纯粹些有的不纯粹些，在有些人那里硬一点，另一些人那里软一点，有些人则软硬适宜（191C–D）”；希望看到、听到或意识到的东西在心中保留下来时，就相当于印在蜡上，由此我们就可以记起它或知道它，“而那些已经擦去的或是没有好好印在上面的，我们便忘记不知道了（190E–191E）”。
信息在大脑中是如何贮藏的，这个课题不仅是现象学研究的难题，也是当今神经认知科学家们希望解决的问题，柏拉图的解释给了我们一个好的思路，对记忆之物理形式的构想，有助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研究。
鸟笼说实则与蜡版说相似。鸟笼说认为：“知识也是这样一种东西，你可以得到它而并不拥有它，像一个人捉到了一些鸟，将它们养在笼子里，并不直接掌握在手上”，“需要的时候可以从笼子里任选一只抓在手上”，鸟笼中贮藏着许多鸟，“有的是一小群一小群的，有的是单独的，它们在笼子里到处飞翔”，“当人是孩子的时候，这个笼子是空的，后来他得到知识，将它们一片一片地关在笼子里，这就是发现或学到了知识”，于是，就产生了两种知识的取得方式，一是从外界去猎取笼子中没有的鸟装进笼子，一是在使用的时候将鸟从笼子中再取出来。（196D–199A）
这一假说不仅解释了知识的获取方式，也解释了知识的贮藏和加工方式，还附带解释了知识的提取方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思考和研究知识的形成过程的一种整体设想。
策勒虽然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应有所区别，但实质上还是认为二者的思想是一个统一体，他说，“柏拉图哲学一方面是苏格拉底哲学的补充，另一方面也是它的扩展和推进”，“柏拉图关于哲学问题和原则的看法完全建立在苏格拉底教导的基础之上”，但是，“在苏格拉底那里只是一般准则的东西在柏拉图那里被发展成了思想体系，在苏格拉底那里只是知识论原理的东西在柏拉图那里被表达为形而上学思想”。
策勒的这个看法对于我们理解二者的哲学思想甚至其他哲学家之间的思想都具有启示意义，启示之处在于哲学史的传承往往是对前人思想的发展和变革，我们可以说，笛卡尔、胡塞尔都是在哲学史中试图做出变革的人，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思想和将哲学严格科学化的思想，是把数学分析的做法和魏尔施特拉斯科学理念发展到哲学领域中的结果。
在认识论问题的研究中，区分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认识的可能性、知识的确定性及认识如何产生的问题，是二者共同的主题。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及《第一哲学》中，也将二者视为一个思想整体。从二者的思想主题来看，他们的认识论思想主要是从其对德性的思考和对社会秩序的思考中延伸出来的，整体上虽有独立性，但主要是为德性生活和理性生活服务，从而为构建一个有秩序的甚或有战斗力的城邦而服务，这是他们的认识动力所在。可以说，认识论只是这些思考的副产品。这些思考对于在将来构建精密的认识论科学而言是有益的尝试，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
当我们从认识论历史去看待柏拉图时，我们会发现，他的著作中蕴含的认识论思想相当丰富，绝非我们所罗列的这一小部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很多问题，相对于其同时代及前后的许多传世著作而言，他的作品中有很多独创性的思想，这也是他被视为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缘由。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新柏拉图主义研究者拉德克·克拉普（Radek Chlup，1972– ）认为，不仅是因为柏拉图思想的独创性，还因为他拒绝将自己的概念编成一个明确的教条化的体系，提供的是思想的动力而不是现成的答案，他的追随者们能够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去发展他的哲学方法，同时，他的追随者们的哲学相互之间也存在很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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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德克·克拉普的这一认识来看，胡塞尔在《第一哲学》中推崇柏拉图而略抑亚里士多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胡塞尔曾充满激情地认为，柏拉图是一切真正科学之父，他的思想具有高度的严肃性，他有着一些纯粹的理念，拥有一种严格哲学的基本思想。
综合学者们的这些观点来看，柏拉图的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会产生不同的走向：柏拉图对理念的追寻不仅引导其学生追求更为根本的认识，在科学探索中寻求唯一确定的东西，也引领人们看到认识深处存在的不可穷尽的神秘，从而走向对冥冥之中的决定者的思考；柏拉图对问题的深入剖析揭露了世间一些知识的漏洞和局限性，这会导致一种更好的形而上学动机，但他无结论的对话往往也将一些人引向怀疑主义。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在历史中总是能够找到爱好者，除非人们都不追求思想和智慧。
从柏拉图著作的整体风貌来看，他看到了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也看到了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因此，他的思想始终表现为自我推进式的。这些著作所呈现的丰富思想充分说明：柏拉图热爱智慧，勤于书写思考的过程。对柏拉图认识论较为详细的研究可参见詹文杰《柏拉图知识论研究》（ 2020年 ）一书。
[1] Radek Chlup. Proclus: An Introduc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