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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认识论方面的思想，本质上仍然属于自然哲学，如果从近代哲学主体和客体二分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客观领域，将认识活动作为自然客体进行思考和研究。当修辞学、语言学、论辩术在古代大希腊（Magna Graecia）地区成为盛行的学问时，在认识论方面的思考才逐渐集中于对主观领域内的思维形式、语言或思维的功能方面的研究。
高尔吉亚（Gorgias，B483–B375）关于修辞学的著作没有保留下来，人们往往是根据已有的文献记载来陈述高尔吉亚思想的，常用的文献有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和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反数学家》。此外，我们通过高尔吉亚保留下来的修辞学范文之一《海伦颂》（ 该文由陈村富译辑在《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中 ）可以看到他对语言和心灵状态之间会具有的一些必然关系的认识。这些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认识论工作的意义。
在《海伦颂》中，高尔吉亚有这些关于语言的思想论述：“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以微小到不可见的方式达到最神奇的效果。它能驱散恐惧，消除悲伤，创造快乐，增进怜悯。所有诗歌都是有韵律的语言，它能使听众恐惧得发抖，感动得流泪，或是沉浸在哀思里；总之，语言能感动灵魂，使它将别人生活中遭到的幸运和不幸在自己身上产生同样的感情。”“如果每个人都能记住过去、知道现在、预见将来，那么语言的力量就不会那么大了；但是实际上人们并不能记住过去、知道现在、预见未来，所以欺骗就容易了。”“〔前文脱落〕因此受语言的诱惑犹如受暴力的劫持，海伦是身不由己地同意了别人所说所做的事。”“语言对于灵魂状况的力量可以和药物对于身体状况的作用相比。正如药物作用于身体内不同的体液既可以治病也可以致死一样，语言也是如此，不同的话能使人悲伤、快乐或者恐惧，有害的劝说还能迷惑或麻醉灵魂。”“碰到恐怖景象的人往往吓得魂不附体，许多人由于过度的疲劳、可怕的灾难和不可救药的疯狂而遭受不幸时，铭刻在人们心上的印象是无法磨灭的。”
从原文来看，这些论述整体上立足于语言对心灵状态（以及受其支配的行为）会具有必然性影响这一认识立场，认为海伦的背叛行为受到了人们不恰当的指责。
从高尔吉亚的这些认识来看，古人早已知道语言对心灵基质以及受其支配的行为会存在必然性的影响，由此，通过语言上的处理和排布，利用语言的传导机制，就可以影响他人的情感和行为。正因为语言拥有可以作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重时间维度，弥补了人们记忆和判断力的不足，所以，人们会习惯性地依赖于语言，用语言记载自己的认识和思考。特别是语言中必然包含未来的意义，人们需要依赖于语言以确定自己的一些行动，久而久之，语言对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支配性。因此，在行为或思考中或多或少受制于自己的语言或别人的语言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可以使我们想到，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不应只是从行为的后果来思考它伦理学方面的意义，更应看到认识活动的形成对其所产生的必然影响，也就是从心理学或认识论方面思考人的外在行为的形成机制。
从《海伦颂》可以看出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对于语言的影响力的思考是相当深入的。而且，相关的一些思考已经体现在当时的律法中，如雅典时期对于有影响力的人物所罗列的重要罪名之一就是蛊惑青年。
怀疑论是认识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怀疑论，高尔吉亚有三个著名的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即使存在某物，人们也不可能把握；第三，即使把握了，人们也无法加以表述，告诉别人。”
对于递进式命题，如果以最后一个为主，则高尔吉亚这三个呈现递进关系的命题表达的含义是：如果细致地去思考，表述对事物的认识其实是很难的。
对于具有递进关系的论断，我认为，应该重点去关注其最后的一个论断所要表达的意思，前两句很有可能是以夸张的说法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争论，或者只是为第三个命题做铺垫。对于高尔吉亚这三个具有递进关系的命题，按照其思路，我们还可以不断推演下去：“第四，如果可以表述，也无法真正理解；第五，即使真正理解，也不能被更多的人理解；第六，即使能被更多人理解，也没有实际的用处。”总之，下一个命题对上一个命题是部分意义上的否定。
对于这种命题，如果要去看它所实质表述的观点，应以最后一个为主来推测其用意，也可以将其视为反证的论述方法来对待。如果能找到其要驳斥的问题，则就可以确定其相对明确的含义。如果找不到问题之所在，对它的理解就多种多样了。如弗里曼（Kathleen Freeman，1897–1959）就认为这篇著作可能仅仅是一篇修辞习作，以此证明作者本人可以写出任何风格的著作，格思里（W. K. C.Guthrie，1906–1981）认为高尔吉亚写的是讽刺性作品，旨在以幽默讽刺破坏论敌的严肃性，用严肃性破坏对方的幽默性。
如果将这三个论题作为修辞来理解，则需要去思考它的表达会引起什么样的效果。其比较明显的效果是可以用来否定对方观点的有效性。修辞的首要目的不在于表达真理，而在于引起感触和思考。如果我们去挖掘其中的认识论方面的意义，在我看来，这种递进的论述方式，既作为修辞，也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那就是对一个认识不断进行递进式的否定，以看其最终会转到何种认识上去，最终不能再度否定的认识，就是所需要的认识结果。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B490–B410）认为，“任何命题都有两个相反的论断，论辩的目的和主要技艺就是如何使弱的论证变为强有力的论证”。在第欧根尼·拉尔修、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塞涅卡的著述中都可见到对普罗泰戈拉这一思想的引述。
在这一思想中，相反论断可以从对立和相异的方面分别去理解，弱论证变为强论证，意味着通过某种手段使人们对某一个认识结果信念增强并相信它。这就是论辩术。论辩术可以在实用或外化的方面被研究，可以从意识活动发生的内在层面被研究。但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对外在的技术化的论辩术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也很难以直观自身思维活动的方式获得与论证紧密相关的内在信念变化的认识。这是认识论研究的课题之一。从生理的角度而言，信念的强度可以通过注意的时间、刺激重复的次数、刺激物的能量效果等要素进行计量。从论证的角度而言，每一次的证明都会增加注意的时间，增加心智建立反应的次数，由此就会起到增强信念的作用。
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和柏拉图的著作中，记载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陈村富根据希腊文原文比对了不同译文，将表达这一观点的原文译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权衡者
），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如何非存在的尺度。”
对于这一观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从感觉论的角度去解读的，认为自身的感觉是存在物存在与否的判定者。确切地说，感觉的某些产物，其中的固定可重复的那些结果，是建立认识的基础或尺度。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认为这一思想旨在表明的是对真假的区分。这三人的看法各有可取之处。但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或权衡者，这一说法还涉及了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问题，主观上的认识思路和做法对于认识客观的自然世界这一过程而言，有着必然的而又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认识过程中，理论精确性的提高和理论目标的拔高，都取决于主观领域的规定、设计、谋划和权衡，所以，普罗泰戈拉这一思想，阐明的是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
自然世界及自然客体先于认识的个体而存在，但个体的认识方式、所采取的比对模型，先于与之相关的认识而存在。从具体认识环节的相继发生情形来看，普罗泰戈拉的观点恰恰体现了这一点。甚至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关键词，仅仅看到人、尺度、万物这三个词时，根据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过程的外在反思和内在反思，就能自然地想到这一点，这三者中每一个出现的变量自然会带来认识的不同变化。由此而言，对逻辑及其相关构造物的探查仅仅是关于“尺度”这个变量可能存在的变化和可能性的研究。从这一点而言，胡塞尔的认识论研究主要考察的是这个环节的东西。相应地，人的变化自然也会引发认识上的变化，如进化论的认识论观点认为，人之所以产生科学化的认识，是因为人类逐渐进化出了适合这种认识的功能，或者说具有相应的生物适应性。自不必说，万物的变化更是决定了具体的知识成就是否具有真正的效应。
认识从个体开始，虽然受到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规律或特征的影响，但这不应否认个体认识方式所具有的独特性。“人”这个术语在这个命题中既指个体的人，也指复数意义上的人，它们同时被用于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时并不产生矛盾，反而可以使我们获得较彻底的认识。就认识方式和认识结果而言，个体认识与群体认识是相互影响或塑造的关系，而不是说群体在认识功能上的一般性先于个体认识能力的特殊性。虽然这种一般性是存在的，人们甚至可以沿用胡塞尔所说的移情作用去解释人们在认识上所具有的根本统一性，即基于最基本的功能的一致性或基本的意识视野的一致性以说明认识中的一致性，但这种基本的一致性只能对科学知识的统一性形成一种信念的说明，而非严密的说明，这是因为统一性的科学知识与这个基础之间相距太远，人们还无法从这个基本的要素出发环环相扣地构建起某一科学知识在群体中的发生过程。但是，如果从塑造的角度来理解统一性的人类认识的构建途径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就相对简单了。简言之，人在历史中形成的认识通过塑造的方式而传承并取得进展，每一代的认识中都蕴含着旧有的成就或认识形式。由此而言，人在历史的传承中成为认识万物的尺度。从对科学认识的形成途径的这种理解来看，人成为具有历史性的人类，科学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历史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命题中，“人”在单数和复数上被理解都是可以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人的历史性。如果我们只是从个体的人所具有的认识功能上的基本的共通性来理解的话，认识的历史性的东西就可以不存在了，但这在解释上虽然可以成立，在根本上却是行不通的。在历史性中，人的个性融化为历史的共性。基于此，个体的认识就不单是主观性，而且也具有客观性的可能。
如果只是从感觉论来看待这一命题，则只会看到其主观性的方面，这就会导致对普罗泰戈拉这一思想的否定。但如果更为全面地去思考这一命题，并从历史性的角度去思考，这种简单的否定就不存在了。由此可见，已有的一些批评，目的可能不在于揭示这一思想所蕴含的认识上的可能性，而在于以批评别人的方式，进一步建立对自己的思想的信念。以绝对的理念否定任何现存的认识都是可以的，但这并不能直接推进科学化的认识。
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命题曾遭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但实则不是这样的，至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非如此。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尺度”进行过一系列的探讨。他认为，“一”是事物的尺度，“每一事物的尺度都是一，如在长度中，在宽度中，在高度中，在重量中，在速度中”
。亚里士多德实则是充分肯定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予以其细致的理解。
如果只是从个体出发理解“人”这个概念，而不是从“人类”出发理解“人”这个概念，那么，普罗泰戈拉的这一命题显然是片面的，但如果既从个体的角度，又从“人类”的角度理解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并没有什么问题。人是万物的尺度，首先表明的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其次才是其他方面的思想。认识有个体发生向群体传递和塑造的成分，也有作为共同的人类个体而言都可以一望即知的成分，前者使知识的传播或教育成为可能，后者是认识得以交流的基础。如果不是为了那些离奇的想法，则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基本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人要获得对事物的认识，除了基于基本的感官接受性，还得对事物进行区别、标记，并进一步利用形式和符号（或概念）表达认识，如康德认为，人基于空间和时间这样的感性的纯形式来认识对象。这些都是人认识事物的尺度。
此外，普罗泰戈拉留下来的一个残篇，讲的观点是神不能被认识和感知。按照后来人的记载，由于这一立场，他被放逐，著作被雅典人烧掉了。
根据柏拉图、第欧根尼·拉尔修等人的间接记载，在古希腊时代，著名的智者还有普罗迪柯、希庇亚、安提丰等人。其中，普罗迪柯研究了措辞技艺，他在区分词义方面有专门研究，创立了词义区分的方法，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将此称为辩证法。
其余一些智者，多以辩论、政论、修辞见长，有的还在城邦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他们讨论过正义、民主、语言的功用、自然科学、数学等问题。智者们不仅有探讨万物起源的自然哲学，也有很多对人和社会的讨论，这意味着哲学的主题已经向主观领域延伸，而主观领域正是认识论的工作领域。智者时代在古希腊哲学史中的地位是不能忽视的，对此，古希腊哲学研究著名学者策勒（Eduard Gottlob Zeller，1814–1908）这样评价道：“智者所属时代的骚动使许多混浊和肮脏浮出表面，但希腊心灵必须穿越这一骚动才能获得苏格拉底式的纯净智慧；正如没有‘启蒙阶段’德国就不会出现康德一样，没有智者希腊就不会出现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哲学。”
策勒的评价带有明显的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但从科学的历程来看，这一说法的思想基础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