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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的中国统治阶级所勾勒的贡赋制生产方式，在扩张性上跟资本主义或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所不同。帝制时代的中国官员确实有关于效率的标准，然而，他们把这些标准看作要向民众灌输的理想。在农作物“一年三熟”的地方，农民们应该把作物产量提高三倍，否则就会被谴责为懒惰和不忠。荒地需要被开垦以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人口稀少的地方，人们就需要加倍繁衍出稠密而又驯良的劳动力大军。
濮德培（1987）对明清时期湖南人地关系的记录让人印象深刻，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例子。晚明时期，由于有了充沛的食物和土地，湖南的家庭觉得不需要再那么辛苦地忙于种植“一年两熟”作物或为此抚育一个大家庭。虽然一个活跃的粮食市场在庶民之间制造了不平等，但人们还有其他的选择：通过在森林、矿场和边疆地区谋生，他们可以凭借从事自给自足的营生，逃避国家需要及小资本主义竞争。国家无法将密集种植“一年两熟”作物的命令强加到不乐意接受它们的人群头上，因此这些做法显然在这些地区缺少影响力，而贡赋要求又相对容易逃避。结果，促使人口飙升和经济集约化的双重压力都缺失了——人口数量仍然维系在较低的水平。
取得人地之间、生产资料和劳动之间的平衡，常常是官员们的当务之急。清朝的儒家官员洪亮吉
（Hong Liangji）是这么描述这个解决方案的：“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狄百瑞等，1960：625）洪亮吉的这个方案清单遗漏了一项官员们一贯使用的方法：屯田政策。它能够让闲置的土地得到耕种，并迫使这些耕种者采取密集化种植的模式，以产出更多的食物。（狄百瑞等，1960：596；黄宗智，1985：85—86；濮德培，1987：94—95）
移民会从决意扩大税收基础的官员那里就各种事务得到指令（有时他们会忽略这些），无论是有关军事的还是民用的。一个15世纪的官员“企图让佃户像地主那样按他们的能力来交税或服徭役，他还命令单身男女按照他们当地的风俗结婚，从江西娶亲。他的目标是增加湖广人口，让荒地得到开垦，同时，谨慎地维持人口登记，保证政府的税收收入”。（濮德培，1987：102）
在让原本稀疏的聚居区人口密集化的过程中，帝制中国的统治者至少有两大动力来让生产（以及社会生活）标准化：密集——但不要太密集——的人口才能产出更多的收入；只有人口密集的聚居区才能使国家的社会控制方法卓有成效。政府管理的费用可以由当地的财政收入支付，老百姓之间的互相监督较之自上而下的监视会更行之有效。帝制时代的中国官员可能在很认真地执行他们的使命，即在未受过教育的平民中推行等级观念和宇宙秩序。即使官员们还没有这么做，财政收入的增加、出于管理便利的考虑，也会催生类似的政策。
依靠劳动密集型的庄稼填满他们的山河地貌，依靠给他们的人民施压而提高农业产量，帝制时代中国的官员们正在把这些“业农者”推向一个狭窄的生存领域。要想通过原始工业化的努力谋求生存，人们常常要重新发明小资本主义。人口的脉动和市场扩张之间的紧密联结是宋代和明代的典型特征，但这种联结的主要推动者并不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某种自然规律，而是一个强大贡赋制体系下的严苛政策对家户生产的强力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