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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是以英法等西方军事强国为参照，亦步亦趋学习他国的过程。对于赶上西方军事强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所需时间，从魏源、曾国藩到郭嵩焘，逐渐有了一个客观清晰的认识。
从军事方面来说，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实在道出了近代以来在军事文化冲突中处于被动局势的东方民族追赶西方先进军事技术，进而摆脱落后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技术发展战略方针。然而，对于赶上西方军事强国，实现军事技术近代化的时间，魏源的判断显得过于轻率而乐观。魏源指出：广东绅士潘世荣所制造的火轮船，“试造不灵便者，仍由粤商师心仿造，未延夷匠指授之故。倘肯出赀夷匠为师，不旬日而可成矣”。
魏源认为：通过铸造的具体实践，中国工匠“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
；“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
魏源在学习外国长技方面甚至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切实际想法：“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
无论从魏源所言的“不旋踵间”，还是“不在一举乎？”的论调，可见他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看得过于简单，认为与匠人学艺无异，一两年即可出师，显然魏源还无法认识隐藏在先进军事技术背后的科学体系，更遑论制度和精神文化层次。我们不妨称之为魏源的“一蹴而就论”。可以说，这种观点影响很深，一直延续到洋务运动的初期。
左宗棠在对科学价值内涵的认识与把握上，深深打上了魏源的烙印。其对军事技术近代化的时间判断与魏源也如出一辙，认为积数载之功即可告成：“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
；“数年以后，闽局轮船日多，驾驶日熟，器械日精，岛国且将延颈跂踵以附中国，中国得以鞭箠使之矣”
；“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
频繁出现的“数年”，使我们看到左宗棠显然跟魏源一样，把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看成匠人学艺，认为数年可成。后来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更是将“数年”具体化为一个“五年计划”：“惟火轮船之制，……道光初年前后也。萃彼中千数百年之奇秘，并之一船之中，百物之所为备，不但轮机一事巧夺天工，而我欲于五年中尽其能事，归之于我，其不容有所靳也，明矣！”
他乐观地认为，学习、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风气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余。行之数年，各海口船炮罗列，并可随时分拨协济，人力物力互相通融，处处铜墙铁壁，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尚何外侮之足虑乎！”
1873年，福州船政局成立已届五年，其雇佣的洋员也因合同到期陆续回国。该船政局造船数量虽与左宗棠原计划大体一致，但科学体系、技术知识远未“归之中土”。左宗棠的“五年中尽其能事”的梦想当然也被现实击得粉碎。实际上，器物层面的“师夷长技”，只能跟在对手后面亦步亦趋，顶多打一个平手，远远达不到“制夷”的水平，这也为洋务运动等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知识分子对学习西方军事技术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化，曾国藩是继魏源之后认真思考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问题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曾国藩早期同样受魏源思想的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对西方军事技术的认识仍然没有超越魏源。因此，他在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前就自信地认为，只要购买到火轮船，并选募能工巧匠仿造，不出一两年，这一当时的尖端技术便会成为我国寻常之物：“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国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曾国藩在安庆不假洋人自造轮船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其意识到赶超之路并非坦途。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曾国藩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不得不承认安庆的三年仿造历程最终以失败告终：“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弊处试造三年，刻楮不成，有同儿戏。”
正是因为有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加上自身对科技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刻，他在同治九年（1870）的奏稿中将赶超时间延长至二十年：“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后人又托辞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
这就是曾国藩关于落后国家军事技术赶超的“二十年论”。客观而论，这种认识较魏源、左宗棠显然更为理性，但与后来的实际情况相比还是存在很大出入。
在科技价值的理解上，李鸿章见识虽远不逮其师曾国藩，但在我国军事技术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时间判断上，李鸿章则比曾国藩更为符合历史实际。李鸿章率军抵达上海后，与洋人往来频繁，且亲自接触坚船利炮。因此，李鸿章对我国军事技术近代化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就保守估计，中国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才能在军事技术近代化方面达到英法等国的水平：“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在这里，李鸿章由中西军事技术的差距得出中国需“百年之后长可自立”的观点，我们不妨称之为李鸿章军事技术近代化的“百年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洋务运动的开展，李鸿章对军事技术近代化的认识更是远在同辈之上。同治四年（1865），奕䜣曾拟派弁兵赴外国学习军事科技，希望数年内掌握西洋军事科技，并且商之于李鸿章。李鸿章的回信显示其对中国学习军事技术的认识明显要高于奕䜣。他指出军事技术的发展首先依赖于数学原理的掌握，寄希望于对毫无数学基础的弁兵于短期内掌握军事技术知识，显然难以实现。因此，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设特科录取军事技术人才的远见卓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在看来，晚清士人在回答赶超西方军事技术或者说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到底需要多少时间这一问题上，最为符合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的当属郭嵩焘。
郭嵩焘在其著名的奏稿《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论断，他认为：“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郭嵩焘认识到，器物之后有制度文化乃至知识者心灵深处的问题在。所谓富强以“通商为本”“政教为本”“人心为本”，而“学校者人心风俗之本”
；“西洋人品学问蒸蒸日上，非无故也”
；“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人心固无不有也”
。因此，推进军事技术近代化，首先必须在建立学校，普及教育上下功夫，而要振兴中华，这一过程需要数百年：“竭三十年之力为之，亦可望有成效。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若此者，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之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
这就是郭嵩焘的“三百年论”。
郭嵩焘的判断与历史发展最吻合，这与其独特的经历与悟性有关。鸦片战争发生时，郭嵩焘在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府充当幕僚，目睹浙江战事，并开始注意外情，思考中国战败的深层原因。同治元年（1862），郭嵩焘应李鸿章之前请赴沪就任苏松粮道，并襄办军务。“嵩焘重临沪滨，耳闻目睹，才识更有精进。当时上海开埠已二十年，华洋杂处，见闻更广，除了咸丰年间已有的洋楼洋船外，又见到了许许多多的洋枪洋炮。”
如同年十二月十九日，随同李鸿章检阅春字营勇演放开花炮。“炮制之精，所未尝见，而一以机关运用之，左右高下，立表测之，随机转动，真绝技也。”
三天后，郭嵩焘还随李鸿章至新闸观英兵操练洋枪队。“向见洋枪队，赏其步武之匀速，及与英兵较，则洋枪队步伐不如英兵之整齐有力，又不可以道里计矣。”
郭嵩焘奉命使英后，“置身于西欧文明之中，不仅加深了对列国情势的了解，而且积极参与，留心观察”
，努力探求西方富强之原。
由于郭嵩焘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积极，且大使身份使其接触面比出洋的一般国人既广且深。曾国藩视野开阔，对洋务问题的认识远高同侪，但在郭嵩焘看来，曾“于洋务素非通晓”。这并非对曾的有意贬低，而是郭嵩焘对于自我的理性认知和思想观念上的骄傲。因此，有学者评论说：“以他与英法两国政府交涉的经验，在西洋所获得的感观与知识，以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了解，在当时中国官吏与士大夫之中，实罕见其匹。”
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的判断与百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战略目标高度吻合。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我国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并强调：“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
由此可见，从19世纪中叶起，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需200年以上的时间，而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时间无疑更长。由此可见，在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方面，洋务派遵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分歧并不是很大，但对于学习多久的问题却有着因人而异的判断，其中又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位湖南岳麓书院学子魏源、曾国藩、郭嵩焘为代表，他们在时间判断上呈递增趋势，分别由两年、二十年增至二百年以上。当然，其猜测也越来越逼近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军事技术现代化中的“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猜想”，简称“魏曾郭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