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任何由人类组成的有凝聚力和纪律的群体，在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都会形成自己的文化。文化维系了团体，如果没有一套大家都非常熟悉并认为理所当然的准则，就不会有纪律和凝聚力。文化是团体的“地标”和Logo，它将一个团体与另一个团体区分开来。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任何军队都是由我们称之为军事文化的纽带维系起来的暴力组织。战争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角度阐释军事和战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揭示战争的实质，从而找到一条消除战争的文化蹊径。”
文化交往是人类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无从避免的文化现象，而且是文化发展的加速剂与新文化出世的催化剂。一切优秀的、内涵丰富、影响巨大的传统文化，无不是包容性很强，汲取和消融外来文化能力很强的文化。情况正如罗素指出的那样：“在往昔，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向拜占庭学习。”
梁启超（1873—1929）很早便注意到了文化交流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胜；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
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1880—1956）更是以中外文化间的两次大交流为界限，将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二是“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三是“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
这是从文化交流的独特视角所做的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分期。“中古和近世两次大规模地引进与融合外来文化的大潮，在中华文化史上确有划时代之性质，每次都促使中华文化开拓出新局面，展现出新特质，进入了新时代。”
从历史上看，文化交往形式主要有：迁徙、贸易、传教、殖民、战争、旅游、留学、图书往来、外交等。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文明的传播只能通过战争征服和强迫认同来实现，有时甚至是通过赤裸裸的野蛮侵略和血腥镇压来实现的。尤其在古代，战争曾对文化交流产生过特殊的积极作用。日本军事理论家浅野祐吾在研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时也认为：“战争是建立这种文化交流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自从人们开始在肥沃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定居下来，并为保卫他们的农业社会使它免遭觊觎其平原的游牧民族的挑战以来，战争一直与人们的求生图存密切相关。冲突从来不是历史进程的一种罕见现象，而是它的常见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争从未在人类生活中长时间停顿过。
据不完全统计：“在有记载的5560年的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 531次，平均每年2.6次。中国更是战争频繁之国，见诸史籍的战争发生了近5000次，约占世界战争总数的1/3。”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深刻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
实际上，战争作为一种交往形式，不但对野蛮民族是这样，而且对文明民族也莫不如此。作为第一次东西方文化大接触的十字军东征伴随着血与火的战争，地理大发现以海盗式的烧杀掳掠来完成，近代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冲击更是以大炮军舰为前导的。
军事上的对抗同时也是文化之间的碰撞。“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1880—1936）这句名言深刻地道出了战争与文化关系的实质。在两种文化的对抗过程中，处于弱势的文化能否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积极地进行自我更新，是能否长久生存下来的一个前提条件。这种文化的自我更新，在军事领域内就表现为军事思维的变革或革命。同时，这一结论也蕴含着军队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先导作用。由于军队是基于战争的存在而存在的，而战争的胜利又为拓展和提升国家的文化实力打开了通道，所以军队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具有先导作用。特别在正义战争中，军队这种先导作用就愈加明显。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军队通过革命的正义战争，不仅在摧毁旧社会中建立新社会，而且成为“转到新时代的桥梁”
。
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1878—1966）认为：“马拉松一战使希腊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命运发生了信心。整个命运支持了三个世纪，在整个时期中，西方文化才出生了。所以马拉松可以算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
富勒视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会战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其原因正在于它们好像是两根擎天柱，负起支持整个西方历史的责任。
古代罗马与迦太基的死战则是地中海文化区域将要统一时的大战。公元7世纪，希腊化的埃及被阿拉伯人所征服后就很快阿拉伯化，直到今天埃及仍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分。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正是凭借非对称战争的胜利高歌猛进，主宰了战败者的命运，当然同时包括其文化命运。鸦片战争中西方凭借坚船利炮打开“天朝大国”的大门，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其目的并非发展中国文化，而是要实现对中国文化的控制。这种险恶用心在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英国海军司令向导的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的狂妄宣言中暴露无遗：“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教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对象。”
战争的历史表明，当一个社会出现了过剩的物力和劳力足以维持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冲突时，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才会产生。可见，一个社会出现战争，特别是大战必须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是一种“奢侈品”。
文化是战争演变的重要基础。
（一）战争规模随着文化的发展而演变
克劳塞维茨（1780—1831）在其不朽名著《战争论》开篇即给出了一个有关战争的初步定义。他说：“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葛林伯雷曾说：人生来就是文化的产物。换句话说，人类整个内在活动系统是依循着物种进化的系统而建造和“计算”的，以至于需要用文化传统加以补充。造成一个群体的凝聚和排外的特殊性质是文化发展里仪式化了的行为标准。
假若没有依赖于文化的传统仪式和风俗，人类绝不可能形成一个大于原始家庭团体的社会单位。
因此，也就绝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了。其实，高昂的战斗精神正是行为模式与仪式化社会标准交互作用的结果。战斗性热心正是在强烈的文化仪式感染下被激发出来的。在战斗的激烈时刻，他们为去迎接那个文化仪式赋予的神圣任务准备放弃一切。此时，一切理性思考、批评和合理的争论都以最低姿态沉默下来。在参与战争甚至是不义之战的士兵也会有正直的感觉，甚至感受到这种正直的快乐。就像西方谚语说的那样：“当旗帜飘扬时，一切正气都在号声之中。”
战争规模的衍生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文化是激发战斗精神的最强号令，战斗精神所防卫的对象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从战争的演变看，战争起先是为了团体奋战。这个团体是具体的，分子之间彼此认识，而且这个团体是由爱情与友谊的联系集聚起来的。随着社会单位的扩大，共为分子所遵从的社会标准和仪式成为凝聚团体的主要表征。经过巴甫洛夫（1849—1936）的条件化历程以及一些不可逆的烙印，这些非常抽象的价值在每个人的文化里，都取代了团体防卫举动里最原始、最具体的对象。这种传统的条件化替代对象，对战斗性热心的功能将有关键的影响。一方面，对象本身的抽象性质使得它有鲜明的残忍性，而变得绝对的危险。在海涅（1797—1856）诗中，拿破仑的士兵这样说：“我在乎妻儿的什么？”正是此种举动的最大特色。另一方面，它使得战斗性热心在为真正的道德价值效劳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援。
假如没有战斗性热心专注的奉献，战争不可能长久持续，其破坏力也不会趋于极致。
共同的文化价值凝聚起来的军队的战斗力显然大于同等数量的一群乌合之众。因此，历史上能征善战的军队往往是由共同的文化价值维系的军队，并且深信自己的文化优于它的对手。由共同文化价值武装起来的军队面对危险会毫无畏惧，勇往直前。军队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培育激发战斗热情的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以使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聪明的理性责任想要控制我们的感情去归顺于文化价值的需求，就像它在检视其他的本能一般的强——假若没有超过的话。假若放肆的战斗性热心被群众所传染，而且当它的高贵藐视了一切其他的顾虑的时候，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本能可以比得上它的破坏效果。”
（二）军事技术是文化最有力的表现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军事技术是衡量军队发展水平的标尺，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工业社会的热兵器战胜古典农业社会的冷兵器是历史规律。“总之，手枪战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在这里都应当明了。”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则指出：“人的物质设备，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它们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决定了工作的效率。在一切关于民族‘优劣’的争执中，最后的断语就在武器，它是最后的一着。”
由此可以看到，作为物质设备的武器乃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且扮演着解决争执的仲裁人角色。
“任何帝国、任何文明、任何民族或者任何宗教的崛起，莫不以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上取得优势为先决条件。通常，最成功的思想、宗教、民族、文明和帝国，都不过是设法获得了更多的大炮，然后利用大炮将其余的对手压制了下去。相反，鲜有伟大的思想、宗教、民族、文明和帝国，在衰亡之前不试图通过武力来挽救其命运的。”
这与毛泽东把原子弹视为决定命运之武器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虽然技术并不是战争中取胜的根本因素，但战争中始终充满着军事技术的较量却是不争的事实。19世纪中叶以来，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一方在战场上的损失和它的对手相比很不对称。在普奥战争的7场主要战役中，装备有后装击针枪的普军给奥军以重创，奥军的伤亡是普军的3—8倍。
在殖民战争中，由于武器装备的差距更大，即使是最庞大的、最勇敢的本土军队也会被帝国主义军队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所击败。最为典型的就是，在1898年恩图曼战役中，赫伯特·基切纳少将指挥的英埃联军利用发明不久的马克沁机枪和李-恩菲尔德步枪，在一个上午的时间内就歼灭了1.1万名伊斯兰托钵僧，自己却只付出了48人的伤亡。这样的战争无异于一场屠杀！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军事技术担当撬动大国崛起的那根最有力的杠杆却是不争的事实。早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如此，后期新兴世界性大国美、日亦然。英国在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走上世界强国的道路，所依赖的就是机动性能较好的武装商船、射程较远的火炮和纵队战术等优势。
近代殖民主义之所以敢于远涉重洋，对天朝大国发动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倚仗其火器技术的优势和造船技术的先进。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大国崛起的历史，就是军事技术创新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的历史。
（三）现代军事组织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列宁在评论旅顺口陷落时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和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联系，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密切。因此，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像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那样，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着伟大的革命作用。”
恩格斯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体系为例，总结出现代作战体系的两个枢纽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工具的大量使用和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他进一步指出这两个枢纽都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进攻工具的大量出现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的现代的比例，是与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不一致的。
和进攻工具的大量使用一样，军队的运动性也是和兵士的一定文化水平相联系的，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法国革命以来，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大为的发展；兵士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有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兵士的知识、判断力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些都要求士官和兵士具有比在弗里德里希二世军队里所曾有的更高的文化水平。而作为现代作战体系的前提的这个普遍的平均的文化水平，只是最先进的国家的兵士才有。
法国革命前欧洲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封建制度的反映。可以说，他们都是一些臃肿笨重的团体。军队和整个生活一样是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的。一支部队，假定为3万人，后面跟着一大群妇女、儿童、仆役和随军商人，其人数往往相当于部队实力的50%—150%。部队无论开往何处，都必须拖着这条巨大的“尾巴”。因而，他们的行李，特别是载运军官财物的行李车辆本身就阻碍了一切运动。如1610年拿骚的莫里斯出征时，随军的942辆大车有129辆被指定用来装载参谋人员及其行李，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可能同样多的“编外”车辆。这样臃肿不堪的军队，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四）战争受文化规则的约束
不论大规模对抗的总体性有多强，即使是战争也存在着文化规则。比如说，达尼人的战斗从不在晚上进行，而且武器也只限于矛和弓箭。同理，在国际社会中，各国政府也会签订“克己”的条约，限制使用毒气、进行细菌战等等。
鉴于战争的残酷性，“在1139年，在第二届促进全世界基督教团结的普世拉特兰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在基督徒之间使用弩是违法的行为。作为人类第一次正式控制武器的尝试，这项法令不管效果如何都应该受到更多关注”
。
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明确规定：“作战的目的在于削弱敌人之军事威力，即使敌方军队失去其战斗能力。故使用使交战者过分痛苦而死亡的武器，实为超越此目的之范围”；“战争之行动应服从人道之原则，故需限制技术使用之范围”。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附件第22条也明文规定：关于用以伤害敌人的手段，各交战国家的权利并不是没有限制的。1977年的日内瓦第一附加议定书，更把这项内容列为“作为战争手段和方法”的第一项基本原则。公约中禁止的作战手段和方法之一，就是禁止使用极度残酷的武器。
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富有远见地看到文化在军事领域的基础作用。他精辟地总结到，从所有过去的战争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而且每个不抱成见、思想健全、富有经验的军人都会证实这一结论：在目前军事公开的情况下，只有多动脑筋，在军事领域和国家资源的利用方面不断地改进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才能在一个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在竞争者中间跃居首位。因此，我们就看到，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对文化不够发达的邻国在军事上具有怎样的优越条件。
恩格斯以他那个时代的俄国军队为例强调了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俄国的兵士虽然具有一切优良的战斗素质，但是从未超过文明的欧洲的任何一国的军队。在同等条件下，俄国人不论怎样殊死奋战，结果总是被敌人打败，有时被法国人，有时被普鲁士人，波兰人或英国人打败。
拿破仑战争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德国军队高度重视文化作用，精心培育军事文化，军队始终是“国家的学校”，世界上再没有哪支军队对于军服、军器、军乐和阅兵比他们更感到骄傲了。也再没有哪支军队比他们更重视自己的历史，设计出更复杂的方式来进行庆祝。几乎所有公共庆典中，军事都是突出部分，而这些军事活动通常都会得到无数的老兵组织的支持。德国军队正是在他们的文化支持下，出色地将凝聚力、严明的纪律、高度的创造性和被称为任务型命令（Auftragstaktik）的指挥系统结合在了一起。这些素质反过来帮助这支军队在1864—1871年的统一战争中赢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技术层面表现为工业社会初期的军事技术同古典农业社会的军事技术的对抗，其实质则是文化水平较高的西方向不够发达的中国的一种扩张。战争的胜负其实早已由交战前双方的文化水平差距决定了。正如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的一样。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们创造并使用先进的生产力，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们使用落后的生产力。先进武器战胜落后武器意味着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的生产力。文化水平提高无疑将导致生产力的提高，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改进作战方法的前提。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为组织更庞大的军队提供可能性。诚如恩格斯所言，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拿破仑战争中对同盟国采取的暴力，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去进行长期和有效的战争而失败。英国通过新型大工业创造出来的补助金打败了拿破仑。
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世界近代军事史表明，文化在军事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战争中耀眼的桂冠往往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一边。情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尽管好运有时会眷顾这类乌合之众的军队，但从长远看，他们无法取胜。“某种意义上，‘胜利’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就丧失了其意义。他们哪怕打了一个胜仗，也很难再打胜仗。而一旦打了败仗，他们往往就会士气低落或土崩瓦解。”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事强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文化现象。当今时代，文化的地位和重要性比之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文化因素在历次军事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种作用也就呈现出愈来愈强的趋势。因此，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必须进一步深化对文化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必须更加重视军事文化安全问题，必须主动占领军事文化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