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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国家，也是首先使用火器的国家。唐哀宗天祐元年（904）火药已经被应用于军事，1132年又发明了原始的管型火药火器。直到13世纪，火器才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此后，火器在欧洲获得了长足发展，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火器革命。近代火器革命为什么没有在火药的故乡中国产生，其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思考。
中国传统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满足于实际应用，缺乏理论上的探讨。在古代所留传下来的许多科技著作中，大多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除猜测性的议论外，极少进行科学理论的探讨，凡是讲不清所以然的各种科学现象，往往都用“阴阳学说”来解释。如关于火药成分硝石、硫磺、木炭的性能古代人讲不清楚，就把它们分到“阴”“阳”两类物质中去，认为火药的爆炸是由于阴阳两类物质矛盾作用的结果。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说：“凡火药以硝石、硫磺为主，草木灰为辅。硝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惊而魄齑粉。”
当人们接受了这种玄之又玄的解释之后，继续探索的精神便立即消失了。同时，轻视实验与不善于实验，是中国传统科学的通病。除了天象观测、水利工程、宫殿营造等在历代受到重视外，其他如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实验极少，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关科学实验记载的历史典籍十分贫乏。如果不进行特定的实验，就不能把自然界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逐个分离开来，就不能进行单独的深入分析研究，结果只能得到笼统、模糊的印象。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也是最早将火器运用于战争的国家。但及至明代，中国火器技术便已经被西方超越了。清朝以骑射得天下，所以在军队建设的观念上也就形成了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的观念，对火器的研究与生产极度轻视，规定军队不准专习鸟枪而废弓矢。这导致了清军武器装备长期得不到更新。清军入关时，就装备着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冷兵器与鸟枪、抬枪、少量火炮等热兵器。
到了鸦片战争时，清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竟然没有任何变化。其实，清军本来有很多改进武器的机会，但都被自己放弃了。
乾隆五十七年（1792），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1737—1806）率领的庞大使团访问清朝。使团中包括外交官、贵族、学者、医师、乐师、技师和士兵，加上水手近700人，分乘五艘船只，其主舰“狮子号”拥有64门火炮。在历经10个月的海上颠簸后，使团于1793年7月抵达天津大沽口岸，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
马戛尔尼为了吸引和打动乾隆皇帝和清朝官员，精心准备了足以显示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最新科学技术水平和军事实力的许多礼物。除了科学仪器、车辆、图册、乐器、呢绒等，还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步枪、连发手枪、榴弹炮、迫击炮等武器。其中一种用于野战的小型铜炮，据记载每分钟能发射7发炮弹，射击速度很高。
而且为了给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其支持他们的外交活动，随团卫队准备在皇帝面前迅速变换队形并展示现代炮兵的装备。另外，英王陛下赠送给中国皇帝当时英国最大的、装备有110门最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这是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其4艘护航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这本来是一次了解西方最新军事技术及其炮兵战术的绝佳机会，但遗憾的是，清廷上下对这些送上门的先进军事技术竟无动于衷，也不屑去学习。
虽然英国人竭力在某些方面展示军事技术的优越，但面对自高自大、陈陈相因的天朝帝国，显然是枉费心机。乾隆皇帝并没有继承其祖父康熙那种深受传教士赞扬的科技爱好，他本能地反感新生事物，不屑于让马戛尔尼赠送的速射大炮当他的面试放一下，对使团的要求和建议更是表现出傲慢冷淡的态度，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马戛尔尼向权臣和珅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和技术的交流，但和珅对此同样兴趣不大，并且阻止了马戛尔尼精心准备的热气球升空和其他一切试验。马戛尔尼转而想去博得乾隆爱将福康安的好感，邀请他观看装备连发枪的使团警卫操练，但也被后者拒绝了。福康安认为这毫无“新意”，回复英国使团道：“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其傲慢和盲目自大的心态暴露无遗。其实，连发枪对于这位南征北战、战功卓著的将军来说完全是一个“新大陆”，清军此时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难怪使团副使斯当东失望地做出结论：“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
中国封建统治者出于自身统治考虑，时时禁锢和鄙薄科学技术，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常常要担风险。孙中山就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创造新器，发明新学，人们以惧死刑，不敢从事”。
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一想到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不是报酬而是惩罚，那他就必然会无所作为。清朝自康熙平定噶尔丹以后，不但禁止进行火器研制，甚至将前代关于兵器的书籍列为禁书，致使火器失去传承。此后各朝因袭康熙制定的政策，对民间私造火器做出变本加厉的规定。雍正规定：“鸟枪硝黄，不许民间藏匿。”乾隆上谕：“私藏火炮及私造鸟枪者，系官革职，兵丁鞭一百革退，火炮鸟枪俱入官。”道光年间规定：“凡合成火药十斤以上者，照私铸红衣大小炮位例处斩，妻子缘坐，财产入官。”
在清朝以政治强权推行火器限制的政策下，近代火器革命在中国产生是不可能的。加之封建君主由于短视和无知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断绝了西学东渐的道路，可以说，清廷内堵死了自主创新的源泉，外切断了科技传播的渠道，火器发展几乎完全停滞。以火器著述为例，自南怀仁的《神威图说》（1682）和《穷理学》（1683）发表之后，直至鸦片战争以前，近一个半世纪竟没有一本论及火器的兵书和科技著作问世。
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程度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生产发展的需要会促使人们对原有的科学技术加以变革，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为人们提供新的研究资料和更为有力的研究手段。欧洲近代科学正是在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和航海贸易实业的需要下兴起的。
火器西传后，一开始的进步还是比较缓慢，后来就以持续加速的步调发展。由蒸汽机引发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各领域的巨大变革，反过来又刺激着科学各分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形成相互促进的上升模式，18世纪末，这场工业革命最终导致战争走向工业化，大批量生产、装配线技术相继产生，工厂成为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末，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兵工厂拥有2.5万名员工和各种先进的机器设备，包括一个星期能冶炼700吨钢材的设备，能制造2500支李-恩菲尔德步枪和维克斯机枪的设备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越来越成停滞状态，极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大大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在几千年中几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与进步，操作过程单调往复，生产技术因循守旧，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一种消极的限制作用。
马克思指出：“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
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结构的长期停滞使得与其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结构也长期停滞在古老而幼稚的形态中。同时，口耳相传、父子相传的技术保守，严重地影响科学技术社会化，严重地阻碍科学技术的交流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