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曾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军事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政治、经济方面，秦汉的大一统国家，西汉文景之治及经济繁荣，隋唐的新一轮统一与“八方来朝”的大唐气象，两宋的经济高峰、城市繁华；军事上，战国的大规模军事斗争及《孙子兵法》的问世，秦汉、隋唐及元、明、清客观上促进民族融合的统一战争，古代兵器及城防设施；科技方面，创立医、农、天、算等独树一帜的四大学科，战国时期秦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秦朝的灵渠，西汉发明的带壁高效犁具领先欧洲千年之久，隋代挖掘南北两条大运河，宋元代数学不仅领先于当时世界，而且以独特的离散数学思维与欧几里得几何的逻辑数学思维各领风骚，中国古代领先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欧洲中世纪，中国社会在总体上一直领先于世界，直至19世纪初，清代的GDP仍然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
随着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牛顿创立近代科学体系、蒸汽机和电力两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体制的完善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和进步，中西社会的实力和态势发生重大逆转，中国掉入深深的“低谷”之中，情况正如马克思于1858年所犀利批判的：“从十九世纪初起……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因大规模日本侵华战争和持久内战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如GDP）已不如19世纪。但进入20世纪，在政治、军事及文化领域，因引入马克思主义及大量西方科技文化而拥有强大的进步力量。而在19世纪，这种进步因素只是微弱的萌芽，且受到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的排斥和压抑。面对19世纪的中国态势，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世纪可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深谷。在这样的深谷之中，中国一批开明的封建士大夫开始反省并开眼看世界。尽管他们的基本立场、观念依然是封建的，但他们的眼界、思想与方法已不同程度地超越封建传统，在马克思所严厉批判的“陈腐世界”中已经萌发出新的因素。他们努力奋斗的成果，为后来更先进的人们的作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书围绕“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文化观照”这一主题而展开探讨，以期在深谷的回望中启迪新知。以下就本书主旨和思维方法做一简述。
鉴于对中国在19世纪中后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羸弱不堪的状况，现象层次的史料已浩如烟海，理论层次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亦颇多建树，但学术层次的军事、科技与文化的交叉综合性研究却十分薄弱，其中不少问题的研究仍付诸阙如。在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新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关于军事、科技与文化的整体统一性认识异常重要和紧迫，这是走中国式现代化强军兴国道路，必须理性面对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节。而这一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必须结合中国近代从繁盛跌入深谷的教训和病根，方能更为真切和深刻。本书作者在科技哲学、中国科技史、中国近代军事技术史、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新军事变革与新科技革命等方面有长期的研究与积累，本书写作的主旨，即在作者所掌握的相关基础理论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军事、科技、文化做交叉综合性考察，从新的视角深入认识中国近代从繁盛跌入深谷的若干教训和病根，以及揭示徐光启、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中国近代化探索者和实践者的进步因素，在这些历史人物为功为罪的众说纷纭中贡献作者的一孔之见，并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强军兴国提供某些启示。
关于本书的思维方法，无论在酝酿构思阶段，还是写作修改阶段，都是萦绕于笔者脑海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纷繁复杂的近代军事、科技、文化史料，以及关于中国近代史相关人物为功为罪的各种评说，本书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
本书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有争议，有些评价甚至有霄壤之别。如曾国藩逝世时，有挽联评为中国第一等圣贤与完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一评价从19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曾言：“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但范文澜先生在延安的一篇文章，将曾国藩从圣人贬为历史的罪人：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与崇洋媚外的卖国贼。
近年学界对曾国藩的评价虽趋客观平和，但分歧依然不小。就笔者手头几本中国近代史而言，关于曾国藩的评价就大相径庭。由白寿彝先生主编，曾于1980年11月出版发行的《中国通史纲要》。又于2016年1月第2版发行，封面标记“史学泰斗传世之作，中国通史经典读本”，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曾国藩（1811至1872年），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他在血腥镇压人民群众的同时，大力宣扬封建道德，说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也是在2016年，由著名的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评点与编写，出版了一套曾国藩著作，其中有一本《曾国藩书信》，前言写道：“百余年来风行海内的曾氏家书，它集中展示了曾氏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对学人的研究，还是对世人的实用，始终都是一部经典之作。”
白寿彝与唐浩明两位中国近代史名家关于曾国藩精神文化的评价，在今天仍有霄壤之别，是发人深省的。
两位专家对曾国藩的评价是苛是夸，见仁见智，仍须从长计议，等待历史的沉淀与评判。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明确的人物功绩评价标准，为笔者所完全赞同，这就是列宁早在1897年就指出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从广义来说，历史科学的研究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史学概论》《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著作，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提出了历史学必须与时俱进，有“改作和重作”旧历史的巨大空间。
“历史是有新鲜的生命的，是活动的、进步的，不但不怕改作和重作，而且还要吾人去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很希望有许多人起来，去干这种很有趣味的事，把那些旧材料的记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
李大钊关于史学必须与时俱进的观念，与鲁迅关于中国文学史必须重新研究的见解是相通的。鲁迅在1934年3月4日致萧三的信中说：“中国文学史没有好的……至于作家评传，更是不行，编者并不研究，只将载于报章杂志上的‘读后感’之类，连起来成一本书，以博稿费而已，和别国的评传，是不能比的。”
鲁迅不仅能批判，而且能创造。他以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讲义为基础，于1923年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以后多次修订，直至1935年第10版时，仍有改订，终成中国文学史名著。鲁迅又以在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讲义为基础，完成了《汉文学史纲要》这部中国文学史力作。正是创作两本中国文学史经典著作的学养，使鲁迅评价当时的中国文学史时，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底气和眼光。
尽管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著述与相关历史人物的评说，已如汗牛充栋，但空白与争议仍不计其数。本书作者尝试以军事、科技、文化的交叉视野，对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问题进行新的探索，以期深化研究，创新见解，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军兴国之路提供某些启示。
本书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陶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皆以坚守、恢复、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理想和职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不仅是他们事功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主要思想源泉。对于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重衰落的深谷中却依然坚守传统文化的人物，本书作者以“扬弃”的思维进行评说，情况与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扬弃”相类似：“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清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以及曾、胡、左等人所坚守的文化传统都有优秀积极的一面与落后、消极的一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论述的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仍是我们今天对待传统文化及相关人物应该遵循的态度。“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除了上述原则性的基本态度，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又为我们示范了具体看待近代史人物某种优秀品格的眼光：“曾文正……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争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
这种坚忍不拔、铢积寸累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与实践，不仅助力曾国藩在中国军事近代化、中西科技交流和开辟中国近代工业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而且使五百年来未有人才的曾氏家族连续六代人才辈出。曾氏家族有两百余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众多留学欧美或日本等国，其中取得博士、硕士和获得院士、教授、研究员等职称的多达百余人，未出现一个“废人”，构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家族人才群体。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本书基旨是弘扬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文化因素，以及挖掘相关人物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重点不在批判，而在弘扬挖掘“宝藏”，揭示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军兴国之路提供文化借鉴和启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所论有所侧重，希读者批评指教。
黄松平 朱亚宗
于国防科技大学一号院图书馆
2024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