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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于1853年3月攻占南京，在此建都，称为天京，迄今已一百二十五年。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的决策是怎样形成的？他们本身的文献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有些历史记载和有关论著则以为建都南京、取江南为家是太平军起义之初的既定决策，以后两年的战史就是为了这一决策的实现。但是，我们细考历史，却可以看到，攻取南京并不是起义之初就明确了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定，是随着战事的发展，经过长期酝酿、热烈论争的结果。它是太平军将士的战略眼光逐步提高的产物，同时又是他们内部保守思想的反映。本文试图对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立业这一决策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作一初步的研究。
太平军起义之初就有进取江南的意图：“官军与之战，动曰：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耶？” (420) 但这只是太平军内部部分人的思想，并未形成全军上下统一的战略计划。太平军起义于广西东南一隅，距江南有千山万水之遥。在起义以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都在广西境内作战；前八个月，还在桂平、武宣、象州、平南与优势的清军相持。我们从这一时期太平军的实际活动中，看不到以上的战略意识有深刻的反映；相反，他们当时的实际视野主要还是局限于广西一隅。他们在攻克永安以后的活动，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太平军是在1851年9月25日攻克永安的。这是他们起义以后首次占领州县城池的胜利。令人注目的是，他们在这里留驻达六个半月之久。为什么在这里长期停留？休整补充，不可能需要半年多的时间。由于敌人的牵制而不得脱身？这也不是事实。太平军克永安后，清军虽尾追而至，但直到这一年年底的三个多月里，清军的进攻软弱无力，并没有形成包围，如果太平军取江南的计划当时已很明确，完全可以在适当休整后从容转移，而实际上，他们是在次年之春清方加强了攻势，自己处于“粮草殆尽，红粉亦无”的危急情况下才不得不撤离永安。这些情况说明，太平军占领永安，不是一次过境性的行动；他们在永安停留六个半月，也难以认为是去南京建都立业这样一个“预定计划”的需要。他们之所以在永安久驻，应该是别有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历史资料中没有直接答案，但太平军在永安期间的重要活动，仍可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首先是他们在这里封王建制。太平军起义后，即以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为五军主将，并以杨、萧、冯、韦为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四军师，统率于天王洪秀全。克永安后两个多月，体制为之一变，杨秀清、萧朝贵等五人分封为东、西、南、北、翼五王，而西王及其以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 (421) 清方记载说：“及攻陷永安州，始署伪官，颁条教，有本章、禀奏、诰谕、诫谕诸名色。” (422) 全军有了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总制等各级官员，也有了与官制相适应的冠服制度。
其次，太平军在永安开始了“制礼作乐”。洪秀全封卢贤拔为“左掌朝仪，职同将军”，由他草拟“设官分职，定礼作乐”诸事，规定了洪秀全“后宫称娘娘”“军师妻呼称王娘”等一套礼仪制度；刊印了《太平礼制》及其他多种书籍；颁行了太平天国的历法；实行了太平天国的第一次科考。
太平军在永安期间，采取了这样多的重要措施，可以说，他们的政治体制在这时已大致完备了。这就可能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有过在永安建都立业的意图？
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答案，根据是不足的。当时的永安州是个“蕞尔小邑”，僻处南疆，谈不上有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意义。设想在这里建立一个起义农民的王朝，以后来太平天国的发展规模来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考虑当时起义农民的历史情况，至少我们可以把起义农民的眼光看作一种有变化的因素。永安虽小，但对长期在荒村小镇盘桓的不少起义农民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太平军在永安所控制的，除州城外，只东平里一里七十余村共约四百平方里之地 (423) ，他们不也分封了管治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东、西、南、北诸王，并且期待着“万方万国万来朝”了吗？这种情况正是起义农民初兴阶段视野狭隘的反映。 (424)
太平军自永安突围以后，即从间道直扑广西省城桂林。这一行动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撤出永安前所作的决策：“壬子岁，时在永安州。……三月，天父大显权能，命我们弟妹同扶真主，攻取桂林。” (425) 太平军“以吕公车、方桌、云梯蛇行匍伏，百道攻之” (426) ，达三十二天，未能破城，杨秀清“即令暂行解围，别作良图，以谋进取” (427) 。接着他们破兴安、全州，进入湖南境，占领道州等地，在湘桂之交休整和扩编队伍，徜徉两个月。这一过程说明太平军这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进取目标。撤桂林之围时所说的“良谋”迄未明确下来，但这时他们对今后的动向却有过一次十分重要的讨论：
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 (428)
这一场关系太平天国今后前途的重大讨论并非偶然。在起义农民的队伍中克服怀土重迁的观念，需要一个过程。永安仍在广西境内，但对来自桂平等地的不少起义农民来说已经是外府外州了，因而太平天国领导人需要对难以“背井离乡”的人进行思想教育。 (429) 现在当革命推进到外省之际，又发生了南王冯云山不幸牺牲的事件。冯云山是诱导群众开创立国大计的核心人物，他的牺牲必然对全军产生影响。在这个时候和这种条件下，群众中出现南归家乡的意见，则更是可以理解的。 (430) 但南归广西，在当时来说，就意味着不可能打击清朝统治的要害，意味着放弃夺取全国政权而与活跃在广西各地的许多股堂会起义者为伍。太平军克服了这种倾向，表明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战略思想已有所提高。
1852年8月，太平军从湘东南郴州出发，开始北攻长沙。这是迄今为止太平天国起义史上为进攻一个城市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达八十一天之久。
太平军攻取长沙，是在湘桂之交讨论今后动向时决定的。这次讨论，如前所述，主要是打消了一些人南归广西的念头，洪秀全所“深然之”的也正是这一点。至于所谓“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方针，实际上并未确立。他们在这次讨论后对长沙实行了持久的攻城战，就是证明。
攻取长沙的决定比起南归广西是一大进步。当时的湖南同广西一样有很好的革命形势。太平军如能在长沙立定脚跟，必可大大促进全省反清斗争的发展，扩大革命的力量。从长沙旁略川、鄂，进一步问鼎中原，形势也较广西有利。但是，这一次重要的战役，结果却不理想。太平军攻城八十一天，牺牲了英勇善战的西王萧朝贵和较多的老战士，在敌人逐渐形成反包围的形势下被迫撤围。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原因在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决策进攻长沙以后，缺乏周密的作战部署。太平军经在湘南的休整扩编，战兵已达五万人。 (431) 但萧朝贵只有一千几百人进攻长沙 (432) ，大军仍留在湘南。当时，清朝统治者着重于长沙南面衡州的防守。萧朝贵灵活地避过衡州之敌而由永兴、安仁、攸县、醴陵一路疾进，沿途虽有扩充，兵力究竟单薄，不能破城。萧朝贵在攻城的次日（9月12日）中炮重伤，不久去世。洪、杨得到萧朝贵重伤的告急信后，始率大部队离郴州北上。当萧朝贵突袭长沙之时，敌人兵微将寡，十分惊惶。但当洪、杨到达长沙城外时，清军援师四集，兵力已增至三万余人，不久更增至五万人以上，反动头目蜂聚蚁集，防守力量已大大加强。太平军虽多次猛攻，都不能得手。
“阵无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至也。……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者。故有锋有后，相信不动，敌人必走。” (433) 古代兵家曾说明了战争中前锋后卫必须互相配合的道理。长沙之战，萧朝贵前锋猛进以后，洪、杨的大部队滞留郴州不进，不曾起到后卫作用，以致影响战略目标的完成，这不能不是一个失策。但洪秀全、杨秀清在大军攻城不能得手，敌人反而渐成反包围态势的不利局面下，于被动中创造主动，“遣其党石达开渡湘而西” (434) ，控制了龙回潭一带要害之地，并于水陆洲一战大败向荣，保证了大军顺利转移。这是太平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在实际锻炼中得到提高的表现。
太平天国领导人在长沙撤围前夕，讨论了今后的行动计划，有过到南京或到四川等各种方案 (435) ，而尤可注意的是首先提出了“取河南为家”的战略思想。李秀成记其事说：
攻城（长沙）未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南为家。 (436)
这时太平军主要是步兵。到南京的建议由于缺少船只而被搁置了，他们从长沙转移的路线，预定是由宁乡经益阳而常德。常德位于湖南北部，与河南隔着湖北省。他们“欲取河南为家”的具体计划如何，今已不得而知，但这一思想的提出，却反映了太平军领导人直逼清朝统治中心和“问鼎中原”意识的加强。
1852年11月30日太平军按计划撤离长沙，在经宁乡到达益阳时，意外地得到了几千艘民船。这使太平军的行军作战条件有了改变，因而他们就变更了原定的进军路线，从湘阴临资口而入洞庭湖，克岳州不守，于1853年1月12日攻占了武昌。
变更从益阳到常德的路线，改为从益阳回军顺流而下武昌，并不意味着“取江南为家”计划的确立和“取河南为家”战略的放弃。“湖北居天下之冲，西连秦蜀，东控吴会，南入湘粤，北达中原，四战之国也。”今后的战略意向如何，太平军在武昌面临着新的抉择。
太平军在武昌驻守了二十八天。在此期间，传说有钱江其人上书洪秀全，劝说洪秀全勿眷恋武昌，勿西进川陕，应该东取南京。对于钱江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罗尔纲先生曾有详细的考订，纠正了传闻的谬误，认为并无钱江上书之事。但在太平军方面，当时守武昌、入中原、进川陕、取南京等种种动向，却并非子虚乌有，而是有过各种建议、计划和争论，有的并且还有相应的实际活动。
先看向西发展。太平军在长沙撤围之前，已有入川之议。克武昌后，仍有人主张西取四川为根据地：
及武昌陷，荼毒之余，悉被裹胁。杨秀清出广西全州时，已有窥窜江宁之计。石达开劝令先行入川，再图四扰，杨逆不从。 (437)
在实际活动方面，太平军克武昌后，曾分军占领汉阳以西六十里的蔡甸 (438) ，并有过西取荆州的大规模计划和准备。清朝官员在太平军克武昌后二十天曾就此向咸丰帝报告：
拿获奸细金登进、姚义漳等供称，贼目罗大纲使来荆郡窥探情形，约定正月初旬由仙桃镇一带来荆，大队由金口走外江到荆。 (439)
这项计划后来没有实行，当是太平军内部最后否定了西进之议的结果。四川民殷物富，易守难攻，虽利于割据，但距离清朝统治中心遥远，没有其他地区的配合，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是不利于夺取全国政权的。这种主张当时确应予以否定。
在太平军内部争论较剧的，是北进还是东下，也就是取道襄樊入据中原，还是顺流而下直取南京。
当太平军进入湖北境内时，进取河南和江南这两种可能性在外面都有所流传：“贼此时纷纷下扰北省。有自贼中出者供称：贼决计北窜，有遂扰河南之说，有由江南进扰之说。” (440) 进取江南的意见由来已久，但在过去的两年中，它没有能够成为太平军付诸实践的计划。在湖南益阳得到大批船只并继而攻克武昌后，沿江东下、进取江南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案，成为太平军内部一种强有力的主张。但武昌系四战之地，根据历史的经验，由襄樊北向河南，“取河南为家”，进而推翻清朝统治，也是太平军内部的有力意见。在太平军克武昌前后，清方官员关于太平军动向的情报互有差异，前后不一，如湖北巡抚常大淳当太平军初攻武昌时的奏报中有“该匪早有直窜南京之说” (441) 一语；派有情报人员在湖北探访消息的河南巡抚陆应穀在太平军克武昌后约半个月的奏报中说，“探报贼匪有窥伺荆襄之意” (442) ，地方志书中则径记太平军“谋由襄樊北犯” (443) ；而当太平军撤离武昌顺流而下的前夕，陆应穀又奏报太平军即将“分三路东下，水陆并进” (444) 。凡此种种不同的情报，正反映了太平军内部的不同意见而表露在外的不同动向，以及最后统一于顺流而取南京的计划。关于太平军在内部统一意见和步调的这个过程，有记载概述其略曰：
洪秀全既陷武昌，有众五十万，掠民船数万，与杨秀清等议所向。或言据武昌为伪都，遣兵道襄樊，北犯中原。或言金陵府饶财富，宜踞为根本，徐图进取，杨秀清主之，遂决意东。 (445)
事实上，这两种意见的争论是很激烈的，可说是各不相下，最后由杨秀清用天父下凡的手段才做了裁决：
女贼卞三娘，凶悍绝伦，女兵千余，俱广西大脚婆。……向洪逆献计，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径取江宁为巢穴，争论不绝。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卞三娘因其言不用，率领女兵自回广西，不知所终。 (446)
太平军在武昌争议的结果，对此后的战局发展有很大影响。在此以前，他们在广西、湖南境内，随着军事流动，硬攻了几个重要城市，反映了当时战略目标的不固定。而当杨秀清裁决采取东下的决策以后，太平军顺流而下，破九江、安庆等府城，都弃而不守，迅速推进到南京城下，取得了攻克南京的胜利。从这种情况来看，“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方针，只是在这时才真正确定下来，并得到了实行。 (447)
“专意金陵”的主张虽然得到了胜利，但建都河南的意见并未消失。尤其是因为“专意金陵”的主张是杨秀清用天父下凡的独断方式而确立的，并未真正统一内部的认识，因而当太平军攻克了南京，主要领导人还未入城之时，原先争论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
破由仪凤门，开道破城而进……此时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 (448) 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殓（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 (449)
这一具体的记载，使我们明确地了解洪秀全是主张建都河南、取河南为业的，虽然攻下了南京，他还是主张分军镇守，大军直趋中原，把革命战争推向北方。当时，太平军已拥有数以十万计的水陆战兵，这样做是可能的。但是，洪秀全的主张并未实行，杨秀清“移天王驾入南京”，随即宣布南京为天京，后来只是派遣了一支由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率领的部队北伐。
尽管如此，洪秀全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甚至在建都南京以后，还主张迁都河南。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地主分子马寿龄在一首乐府诗中提到了这件事：
朝名天，国名天，京名天，尽人假托天无言。蛊惑愚人恐不足，惊传天父来凡间。……或言天王思迁河南都，变妖当扑臀之肤，否则天王斫头颅。 (450)
马寿龄，安徽当涂人，住在南京城中直至1854年初夏。他激烈反对太平天国，曾参与张继庚等的反革命密谋，侦察了太平天国的许多情况，他的《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首所记，大都是亲历目睹之事。以上这段纪事诗，除诬蔑诽谤之词外，是可信的。 (451) 当然，洪秀全提出迁都河南的具体情况，我们已不得而知了。1854年初夏以前，林凤祥等的北伐军尚未失败，洪秀全可能是出于支援北伐的需要而主张将革命战争的基地推向河南。但此事由于杨秀清的反对也未能实现。自此以后，太平天国关于建都问题的论争始告结束。
建都南京论的主要代表是杨秀清。他曾多次提出或采纳这种主张，并且反对了其他意见。洪秀全在攻克南京前后曾两次提出取河南为业，是建都河南论的主张者。但在关于其他几次讨论的历史记载中，洪秀全却似乎赞同杨秀清的主张；他在永安发布的诏旨还有“俟到小天堂”之句。如果诏旨中的“小天堂”确是指南京的话，这可能是洪秀全在长沙战役以后改变了他曾赞同的建都江南的意见，转而主张取河南为家；也可能是由于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奇特地位，因而洪秀全的某些言论只是被动地反映了杨秀清的意见。如前所述，洪秀全在克南京前后，是不同意建都南京的，但在建都后的正式文献上却记载着“天王降诏，咨于群臣”，来庆祝“建都既成，天下大定”，并且由洪秀全旨准颁行一部《建天京于金陵论》。这是洪秀全的诏旨所反映的是杨秀清的意志的一个典型例子。《建天京于金陵论》中邓辅廷的一篇文章有这样的话：“谨以我天父上帝于建义之初，即面示我主以小天堂之处……于是我天王亲承帝谓，承破竹之势，直至金陵，即大宝于兹。” (452) 这段话说明，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天父上帝”就向洪秀全指出了金陵是“小天堂”。这应是杨秀清以天父降凡的方式对洪秀全所作的指示。 (453) 因此，洪秀全在永安发布的关于“小天堂”的诏书，可能只是复述了天父即杨秀清的意见。 (454)
《建天京于金陵论》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不久刊行的一部文集，共收集同名短文四十一篇。文章的作者有的曾参与了金田起义，有的虽然不明其早期经历，但从文章内容看，也是了解太平军首义历史的。这些文章一致赞美金陵形势之胜，肯定金陵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内容大同小异，看起来似是“官样文章”，但实际上是有所为而作的宣传品。其中有几篇文章的内容，启示了这一点：
金陵为天下一大都会，虽地势稍下，而紫金山高凌云表，城内各山，亦不平衡，此天父预设，所以待我天王来登大宝也。外此若河南为天下之中，四达之地，土厚水深，而要不若天京雄踞东南，足以壮天威而成王业者也。
夫天下之形势，湖北、河南、金陵皆为天下之中。然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为适中之地，宜建天京者也。 (455)
联系到以上所述太平军内部关于建都问题论争的历史，这些论述无可怀疑地证明了建都南京不是一个预定的无争议的计划——不然，在实现了这个无争议的预定计划以后，就不可能提出河南（还包括湖北）不宜建都的问题，也没有必要来宣传南京胜于河南的主张。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这部《建天京于金陵论》中的文章看起来虽较单调枯燥，实际上却反映了太平军起义史上一场未经公开宣传的内部论争。它是为了给建都南京的主张作辩护的，是为了给历时已久的建都之争作总结。
这部书，对于建都江南优胜论究竟提出了些什么论点呢？归结起来，它们主要是从地理上、人文上赞美金陵虎踞龙盘、楚尾吴头、城郭坚厚、仓库充实、人物充盈、百货骈臻，因而是“天造地设，少二寡双”的理想建都之地。诚然，金陵是南中国的重镇，六朝以来就是东南一大都会，起义农民经过两年多的战斗而占领这一城市是值得歌颂的。但它们没有同样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建都河南的优缺点，相反，在议论中却不乏一些不切实际的褒贬之词。如有的文章认为河南不若金陵雄踞东南，但承认金陵“地势稍下”，而有的却说“湖北、河南皆有水患”，不若金陵“地势崇隆”，这显然互相矛盾。又如，有的说金陵“雄踞东南，虎视西北”，其实，“虎视西北”是谈不上的。有的说金陵“东瞻沧海之雄”，有的却又说金陵“北接岱宗，西临沧海”，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这些议论，分明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片面性，它们之不能真正说服建都河南论者，是很显然的。这，也许是“天父下凡”这种解决矛盾的独断方式在文风上的反映吧！
《建天京于金陵论》这部书的宣传价值虽然并不出色，但对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却颇为重要。它不仅透露了太平天国内部关于建都问题论争的消息，而且还有助于我们了解建天京于金陵论者的战略思想所在。这个论争，看起来似乎是哪个地方在地理上更适宜于太平天国建都，但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地理问题，而主要是同怎样夺取全国政权的设想联系在一起的。作者们尽管列举了很多条来说明建都于金陵的优点，但没有一个人从是否有利于彻底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角度来立论。他们着眼的是南部中国，夺取全国政权的意识却很淡薄，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例如有些文章强调在南京建都有长江天堑之险，这显然是着眼于划江自守。还有的文章认为，建都金陵，“出可以战，处可以守”，“且带甲百万，粟支拾年。国家有事，遣大将征之，西通川广，东望浙闽，仁者无敌，立见金瓯永固矣。国家无事，名山大川，生滋浩繁，共享上帝真福，诚天京之雄也” (456) 。当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时，向荣率清兵跟踵而至，屯兵于南京城外。在刀光剑影烽火连天之中而说什么“国家无事”，这无疑只是少数人脱离实际的梦话，不可能是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思想。但“国家有事”之时，他们所想到的也只是川广浙闽，这却说明了建都于金陵论者战略上侧重于南中国的思想。
建天京于金陵和在战略上侧重于南中国，这两者对太平天国来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天京不仅是首都，而且也是天堂。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起义之初就多次向群众宣讲过到“小天堂”享福的情景。这反映了备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渴望推翻封建统治，夺取封建统治者的财富。但很明显，这种巨大的革命性是同保守性互为表里的。他们宣布金陵就是“小天堂”，有利于一些人保守思想的滋长，在军事上也造成了必须致力于争夺南中国的需要。太平军自武昌东下之时，实行“略城堡，舍要害”之策，所破之地都弃而不守，因而建都南京之日却并非南方底定之时。为了保障天京，为了保障“小天堂”之为“小天堂”，必须重新回师西征，大力经营长江流域，这是势所必然的。在经济上，建天京于金陵论者注意于“小天堂”的粮食供应，指出“江西安庆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易。至浙江、江苏，其地更近，尤为迅速” (457) 。太平军“以安徽、湖北、江西为大供给所，其注意上游，若婴儿之仰乳哺” (458) ，他们为了保障“小天堂”的经济需要，兵力主要盘旋于这一带，也是势所必然的。这种情况，使他们不可能用主要的力量去打击清朝反动统治的心脏。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模糊了甚至忘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杨秀清在太平军初出广西时，反对了群众中怀土重迁的错误倾向，把起义者的眼光引向一个较宽广的天地，引向到南京建都立业，这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贡献。但这一成就同时也包含了它的局限。到达“小天堂”以后，踌躇满志的思想相当泛滥，杨秀清、洪秀全都不例外。这个可以不论。从军事战略方面来说，杨秀清当然不像有些建天京于金陵论者那样丧失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意识，但他既然不同意洪秀全的主张而把天京确定在金陵，此后的军事行动就不能不受致力于争夺南中国的制约。从他据以考虑建天京于金陵的理由来看，其保守性是明显的。所谓河南水小而无粮，金陵有长江之险，太平军的水营将士提出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领导人据此而拒绝把自己的战略基地推向北方，却未免偏于消极和迁就现状。北方的作战条件和南方有些不同。在北方平原地区，清朝反动派的马队也可能发挥它的“威力”。但是，太平军初起时也并没有什么“土营”“水营”，都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创建起来，进入中原又何尝不能建立自己的马队？所谓南人不惯食麦，其实两广战士与三江两湖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何况把革命推向北方，革命队伍岂无北人参加？凡此种种，究其实质，都是没有把夺取全国政权作为第一位的目标来考虑。洪秀全说过，“我争中国，欲想全图” (459) 。如果真正从这一个夺取全国政权的宏图来着想，把自己的战略基地推向河南，冒一点“水小而无粮”、同敌人的马队作战的风险，眼光不是要较胜一筹吗？
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后派出的以林凤祥等为首的北伐军，曾取得辉煌的战绩，一直挺进到天津城下，使清朝统治者惊惶万状。他们的确建立了自己的马队，的确吸引了众多的河南、山东等地人民参加队伍。这支部队的经历，证明了太平军是能够在北方地带作战的，证明了分军镇守江南并派大军挺进中原这一战略主张是可行的、正确的。如果实行了这种主张，北伐就不至于处于偏师深入的境地，清朝统治者巢穴的陷落是十分可能的事。 (460) 但太平天国的北伐终于失败了。其所以失败，是与建天京于金陵的战略主张和思想状态相关联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战略问题是关于战争全局性的问题，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461) 没有正确树立夺取全国政权的全局思想，而投下一着偏师北伐的棋子，这不是真正成熟的进取精神的表现，而是一着幼稚的险棋、笨棋。因为，既然建天京于金陵，就必然需要着重经营南方，这一任务全未解决而同时派军北伐，就使北伐军没有广阔的后方为依托，不能不成为冒险深入的孤军。 (462) 同时，投这着棋本身虽然似乎并不保守，但这着棋子的命运却不能不受制约于建天京于金陵的战略思想。当北伐军从天津退守待援之时，太平天国既由于建天京于金陵而必然要致力于争夺长江上游的战斗而不可能派出素质较高的增援部队，又由于建天京于金陵所反映的保守倾向的滋长而影响了增援的决心和勇气。像秦日纲这样的高级将领甚至以“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为借口而拒绝接受增援北伐军的职任，天京的领导也听之任之，不了了之，致使仍然在河北、山东坚守待援的北伐军完全陷于绝境。
太平天国建都金陵、遣军北伐以后，洪秀全曾发布诏旨，宣布贬直隶省为罪隶省，“俟灭妖后方复其名为北燕”。太平天国的一些官员因而撰写、编次了一部《贬妖穴为罪隶论》的文集。它是《建天京于金陵论》的姐妹篇。在这部文集中，有的作者表现出对北伐意义的较深理解，指出“直隶省地本中国”，谴责清朝统治者在那里“任赌任吹”，“好利好货”，“剥削民财，竭尽民力”，“种田地之人即为胡虏之家奴”，认为北伐就是要“伐暴救民，犁其廷而锄其穴”。但另有一些人却对北伐之举掉以轻心和漠然视之。金陵刚刚建都，他们就说，“方今真主灭妖，十去八九”，“妖不思退出中原，犹守直隶”，“尚不知将沙漠之地速献王师”，轻率幼稚之情跃然纸上。他们缺乏“犁廷扫穴”、夺取全国政权的观念，简直把直隶省排除在视野之外，说什么这是“沙瘴之区”，“罪奴之地”，甚至说“至于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弃之不足以伸武勇” (463) 。当北伐正在进行之时，这种言论居然见之于太平天国颁行的文献，岂非咄咄怪事！这种言论，同前面已经引述的某些建天京于金陵论者当“国家有事”之时所想到的也只是南中国而根本忽视了北中国存在的思想状态是一致的。由于天京内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类思想，可以说，当英勇的北伐军出发之时，它的失败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错误的战略指导使太平天国从充满胜利希望的顶巅盘旋而下。此后，在他们经营南中国的艰苦斗争岁月里，孤军北伐、“覆没忠勇兵将不少” (464) 的惨重教训虽仍被铭记在一些人的心里，但他们光复中原的雄心，却只能从秦日纲、胡以晃的“燕王”“豫王”的旧封号中依稀看到了。
这篇文章原写于1964年秋冬。那时，我在学习太平天国史的过程中产生一个疑问：人们都认为太平军初起时就确立了建都南京的目标，并且把起义后两年多的战斗看作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既然这样，太平军在广西、湖南、湖北为什么要长期硬攻一些城市，情况不利才撤围或突围他走呢？文章初稿只是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以后的答案，主要集中在论说太平军起义后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进取目标，内部存在着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洪秀全主张去河南而杨秀清主张去南京，《建天京于金陵论》反映了这些争论。文章得到了几位前辈学者的鼓励。特别是罗尔纲同志，表示完全同意文中的结论，并且细致地帮助解决了文中几处资料的出处问题。他还建议这篇文章即行发表，并说：他从1958年起即已改变从前在《钱江考》一文中提出的建都天京为预定的说法；读到影印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后所写的各文稿，就完全肯定了天王主张建都河南、东王主张建都南京这一历史事实。他希望我在发表时加注说明，以免日后如有争论时有同志引述他昔年的看法。罗尔纲同志著作等身而认真持重，他在当年给我的信中所提到的各文稿，迄今还未出版问世，所以我在这里仍需要按照他的嘱咐作以上的简单说明。
这篇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而搁置了十几年，到1978年才在作了修改补充后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发表。现在收入本书的就是《历史研究》的发表稿。这篇发表稿除了包括1964年初稿的内容，还增加补充了关于太平军初期战略思想变化的一些解释和建都天京对北伐和战争全局影响的一些分析。这些看法都不成熟，希望以后仍有机会进一步研究，以便修正错误，较深入地认识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这些重要问题。
文章发表后的次年，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了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澳籍学者黄宇和先生的论文《太平军初起是北上还是东进的问题初探》对广西时期的太平军动向提出了洪秀全主张进军广东而杨秀清主张北上湖南的见解，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在永安待上半年之久，可能是因为洪秀全、杨秀清、洪大全三足鼎立，与争论北上还是东进的问题有关。洪秀全主张进军广东这一看法的依据，是太平军战士李进富的供词。关于李进富供词和供词中的这一问题，我在本书《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中已作了介绍，看来这种可能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黄先生认为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时原拟由昭平而梧州而广东，即实行洪秀全的主张，但在突围中被杨秀清暗中改变路线。这一有趣见解的根据，黄先生说是洪大全供词和李秀成供词。洪大全供词说，永安突围时，“我们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广东的” (465) 。但李秀成的说法其实和洪大全不同。李秀成供词说，永安突围杀败追兵后，“东王传令，不行招（昭）平、平乐，由小路过牛角瑶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 (466) 。可见杨秀清所改变的是走昭平、平乐这一条路，而不是走昭平、梧州这一条路。平乐在昭平以北，梧州在南，两种说法是南辕而北辙的。这样，当然也很难说杨秀清偷改洪秀全、洪大全的路线的问题了。但黄先生的论文提出永安的滞留可能同路线问题争议不决有关，这是有启发性的见解。他的所有这些见解的出发点是，初起的太平军并没有一个明确固定的战略目标，关于这一点，我当然赞同他的看法。
对太平天国战争史和战略思想的研究是不容易的。它可能流于烦琐，失去大体，也可能失之空泛，迹近猜测。我们不要假设、猜测，但需要也应该作出力求符合实际的分析。以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同北伐失败是否有关系这些问题来说，不分析，就不会有回答。
北伐失败对太平天国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太平天国后来的进程证明，这是他们攻取北京唯一的一次机会，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从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来看，北伐的失败无论如何不能说只是战术失败，不是战略失败——除非认为太平天国并没有这个目标，本来就不想统一全中国。
太平天国北伐的具体目标是攻取北京，这是无可怀疑的。东王杨秀清给林凤祥等的诰谕就说明了这一点 (467) ，这要比其他一切资料的说法可信得多。当然，攻克北京，不等于夺取了全国政权，不等于北方地区归入太平天国版图。我在1978年文中就已谈到这一点。影响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流动作战方式。这个问题，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存在。只是经过了十几年的血的教训，侍王李世贤在天京失陷后才在漳州总结了这一教训，当然为时已晚。 (468) 说攻取北京不等于夺取全国政权，这是对的。但这不等于说，失去攻取北京的机会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否则，一切军事得失就没有意义可言了。
就攻取北京这一具体目标来说，北伐并不是注定要失败的。清朝统治者肯定要在北京顽抗，研究他们准备顽抗的部署和动向是必要的。但这是问题的一面。这一面不能否定另一面，即由于太平军的胜利和北伐，北京人心动摇，异常恐慌，使太平军有可能攻取北京。早在1853年春太平军初下江南时，北京的皇帝、官僚、商人已经惊慌失措。黄辅辰的《戴经堂日钞》对此有淋漓尽致的目击记录。 (469) 后来当北伐军进入河南以后，二十余名北京各衙门的小京官纷纷请假回原籍广东。据广州英国领事馆报道，他们所传出的消息说，北京城中非常紊乱，人心惊惶；由于山西票号老板撤出北京，白银短缺，日常必需品也很缺乏；如太平军打到北京附近，京中已备有八百辆车马运载皇帝和后宫去关外。 (470) 同黄辅辰的实录联系起来，这样的消息完全可能是实在的。
但太平军没有到达北京城下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无疑很多。或说北伐军的兵力并不缺乏，失败的原因在于缺粮。由此看来，北伐失败似乎与是否偏师无关。兵力不缺，恐怕不确实。如果这样，何须天京增援呢？缺粮是军事失利、困守一隅造成的，这正说明了兵力不足、没有后方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北伐军在战术上、行军路线上有错误，导致他们不能攻占北京。这可能是确实的。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否定当时太平天国领导重南轻北战略思想的错误。林凤祥、李开芳等都是太平军的勇将，但没有担任过独当一面的统帅，军事上有错误是不奇怪的（这里都撇开了政治方面的问题）。问题在于，有统帅经验的太平诸王为什么不去领导他们少犯错误呢？根据当时英国外交官的报道和观察，有人认为太平军斗争的结果全靠这支北伐军的成败而定，而这支北伐军的显著特点，是没有太平军的王级将领或重要人物。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建都天京后西征，太平天国很快就派出石达开这样的重要和得力人物去调度指挥，根据这一事实，他们究竟首先重视哪一条战线？这与建天京于金陵有没有关系？
太平军兴以来，直到建都天京，没有打过大仗硬仗，是以摧枯拉朽之势前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但这不等于说，太平军的胜利是由于清军没有出动主力，清军的主力还保存着。在1853年的时候，清军究竟有多少主力，究竟有多大的遏制太平军攻取北京的力量，这需要具体分析。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太平军的劲敌是曾国藩的湘军，而这个力量在1853年尚未出现。此外，我们也不妨参考英国外交官在1853年春天一种经过仔细研究的估计，它的大意说，北京朝廷深知实际情况以及清军官兵懦弱无能和种种恶行，但深感无力挽救局面。没有军饷，没有训练的军队和能干的将帅去作战，清军将毫无希望取得最后胜利。咸丰皇帝感到无法在全国成立一支有作战能力的军队。 (471) 这样的估计也许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如果说，1853年时清军的确还有主力，并且布置在北京附近，那反倒不是进一步证明偏师北伐的错误，恰恰证明全军北伐的必要，而不足以证明北伐的不必要。而这一切，归结起来，似乎都同定都天京的指导思想有关，都同在战略思想上对北伐的重视程度有关。以上这些零星补充的想法是否合理可取，当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作验证。
198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