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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是太平天国起义史上的一次重大战役，战事的经过比较曲折，且其持续的时间长达八十一天，远远超过了桂林、武昌、南京诸役。这次战役的事实和太平军的战略，有许多值得阐明分析的地方，同时，通过一些具体的分析考察，也可使我们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有比较可靠的依据。本文所涉及的只是长沙之役中的一部分问题，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的长沙之役，历时长达八十一天，太平军和清军的作战部署、攻守形势又多错综变化，而过去史籍并无系统记载，所以关于长沙之役的事实，需要经过一番探究稽考。现分以下数事述之。
1852年6月太平军离开广西进入湖南之时，由于进行了历时三十二天的进攻桂林之战和在全州、永州（今零陵）之间的蓑衣渡遭到江忠源的伏击，实力有相当大的损失，南王冯云山阵亡。6月9日，太平军到达湖南南部的永州城外，因阻于湘江潇水，只能隔江炮轰，未能破城。这时的形势相当局促。但到6月12日太平军自永州南下克复道州以后，情况便大大改观。太平军旁略永明、江华，在道州驻屯了将近两月，大量补充了部队武器，获得了休息整顿的机会。随后大军东向，连克宁远、嘉禾、蓝山、桂阳，于8月17日攻占了湖南东南部的要邑郴州。在这两个多月的胜利进军过程中，太平军的实力大为增强，湖南和广东原有的起义军和到道州、郴州等地参加太平军队伍的革命群众，前后达到五万人，于是战斗力量增长了几倍。 (355)
郴州是湖南省的东南门户。“地颇丰腴，市廛屯聚”，南经宜章可入广东，北面则水陆两路可通长沙。太平军攻占了这个地方，实力军备大有扩充，又在旬日之间连克数城，声势大振，使清朝反动派极为惊慌。湖南的地方官看到形势不妙，在太平军克复道州以后不久，就把原来调去广西的湖南兵星夜调回本省，又奏请清廷下谕，抽调四川、贵州、江西、陕西、河南、福建等省的绿营防兵各数千向湖南增援。但这些部队大部分都不能迅速赶到湖南。在太平军攻占郴州之前，清兵除了在湘南和太平军相持的和春一军，在湖南腹地的兵力相当空虚。至7月28日，长沙的防兵只有一千数百名。南面屏障长沙的是湖广总督出驻督师的要地衡州（今衡阳），在7月16日，也只有兵勇两千余名。 (356)
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从郴州乘虚进攻长沙。从郴州经耒水、湘江北达衡州、长沙，是比较便利的，但由于敌人早将河面船只撤去，水路行军已有困难，太平军乃决定从陆路走耒水、湘江之东，经永兴、安仁、攸县等地发动进攻。
进攻长沙，在当时是在太平军既定计划内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行动（说详后文）。但洪秀全和杨秀清却把这一个重大任务只交给自告奋勇的西王萧朝贵统率李开芳、吉文元等少数部队去担负，主力仍旧留在郴州，并不作为后续部队继续踵进。这种作战部署，在我们探索了长沙之役的实际经历以后，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策，只是由于在战事后期及时调整了部署，才取得了胜利的结果。
萧朝贵在太平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洪、杨，以勇猛刚强著称，金田起义后不久，即与石达开同任前敌指挥。但这次单独受命进攻长沙，部下李开芳、吉文元虽也是著名战将，兵力却只有一千几百人，仅占当时太平军全军战士总数的一小部分。 (357) 以这样一支一千多人的部队，担负攻取湖南长沙的重大任务，兵力是单薄的。但由于部队作战勇敢和敌人一时措手不及，战役初期仍取得了胜利。
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地理示意图 (358)
萧朝贵等于8月26日从郴州出发，旬日之间连克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一路得到当地起义群众的帮助，并未遇到抵抗。有记载说：
（萧朝贵）过永兴，知县温德宣死之。先是安仁有斋匪李书办严拿不获，至是导贼于十三日（8月27日）破安仁，知县走避。十九日抵攸，知县郭世阊先数日走，贼至，城空无人焉。署醴陵拔贡知县栗国善亦闻风早避至省，贼至醴陵，醴亦无人。缘此文报中绝，贼行五六百里无一兵一勇与之面者。……河北镇王家琳以重兵堵安仁，听贼过而不顾。 (359)
9月11日，萧朝贵自醴陵进至离长沙城南约十里的石马铺。刚刚从陕西调来驻守在石马铺的西安镇绿营两千余人突然被袭，全军溃败，总兵福诚、副将尹培立等均毙命。招募的浏阳乡勇五百，纷然逃散。守城南七里金盆岭的沅州协副将朱瀚也仓皇逃命，萧朝贵尽得朱营的枪炮器械。敌人长沙城外的防线在太平军的突袭下全部崩溃，萧朝贵遂立即进抵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等地，占领了城南的坚固民房和城边西湖桥、金鸡桥等处，开始攻城。
长沙城中的敌人没有料到太平军从间道来攻，情况十分狼狈，有记载说：
城中料寇当从耒、衡正道来，民走报寇至，怒其无公文，执将斩之。石马铺屯将……溃散……溃军或走城中，巡抚方巡城，乃遽还，塞南门，然犹不知何军溃败。 (360)
城有卖浆者，方食，弹碎其碗，城中始大哗贼至。 (361)
敌人的城防力量，虽然经过了一两个月的惨淡经营，但当时也还很薄弱：
于时省城兵力单薄，城垣抽段修补，自天心阁抵白鹤观，未及兴工而贼至。 (362)
（8月14日）以罗绕典治军长沙，料兵唯二千余人，练勇三千余人。……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 (363)
敌人守城的指挥能力也很差，没有一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本省提督鲍起豹“以（善化）县城隍定湘王灵迹素著，拟迎镇南城……邑侯王葆生乃肃神舆登城楼，与鲍起豹轮值谨守” (364) 。对这样的敌人，在敌方援兵未抵以前，如果太平军大队踵至，破城并不是很困难的。但萧朝贵的“死党”只有一千余人，在茶陵虽然扩大了队伍，也仍只有三千余人。太平军进攻较大的城市，每采取环营围攻的办法 (365) ，但萧朝贵兵力单薄，攻城只限于南城一隅。自9月12日至17日，萧朝贵率部昼夜进攻，枪炮火箭如密雨流星。敌兵在城上密排炮台，发炮还击。这几天双方的攻防情势，据参与长沙之役的清将江忠源的概括：“各城防堵虽不尽如法，然贼势尚单，逼攻不甚紧急。” (366) 这说明敌人的防守是有弱点可乘的，但萧朝贵由于兵力太单，所发动的进攻，事实上还不能予敌人以致命的威胁。在这几天之中，萧朝贵自己在一次战斗中，不幸中炮，身受重伤（不久死去），战事受到了挫折。
萧朝贵重伤以后，其部属即具禀向在郴州的洪秀全、杨秀清报告。有人认为，萧朝贵因攻城不克曾向郴州请援，杨秀清为了挫抑萧朝贵的倔强之性，不肯发兵，直到萧朝贵身死以后才离郴北上。如果事实如此，则问题已经不属于军事决策得失的范围了。但这种看法系采自野乘，其中有偏见和猜测成分，难以视为信史，这里可以不论。然而洪秀全和杨秀清在萧朝贵轻骑北上以后，留驻郴州过久，大军并未继续踵进，直到长沙前线来报战事受挫，萧朝贵重伤以后，方才率领全军离郴，这却是明显的事实。《忠王李秀成自述》说：“西王到长沙攻打，那时天王同东王尚在郴州，西王在南门外中炮身死后，李开芳具禀回郴，天王同东王移营来长沙。” (367) 他们从郴州起程之时，已在萧朝贵离郴以后的一个月。其行程与日期，据敌方统帅部的情报，可汇列如下：
9月25日（或24日），洪、杨率大队离郴州。
9月27日，抵永兴。
9月30日以前，至安仁。
10月4日以前，至茶陵。
10月4日夜，赴攸县、醴陵。 (368)
10月5—6日，太平军主力部队的前锋抵长沙南门外，与萧朝贵部会合。 (369)
方志所载亦可参证。同治《安仁县志》云：
八月，秀全党杨秀清拥秀全经过邑南龙海塘、江口洲、安平司、樟桥等处，自十四日（9月27日）起至二十六日（10月9日）始尽。 (370)
同治《醴陵县志》云：
八月二十四日（10月7日）洪秀全率大队仍由茶、攸陷醴陵，据二日，走长沙，与诸贼会于省城南。 (371)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记其事云：“八月十五日，逆首伪太平王大股自郴州起身……二十二至二十八日（10月5日至11日）陆续全到，悉踞南城外我未成之土城。”与方志及奏报基本上均相符合，可见洪、杨本人及主力到达长沙，系在10月11日左右。
洪秀全与杨秀清大队离郴北上，并未遇到重大的阻力。负责在郴州“堵剿”的总兵李瑞等，只敢“蹑之而行”。清湖广总督程矞采竟公然以“紧接跟追”入奏，实是可笑之怪事。但洪秀全等大队虽然到达长沙城外，长沙战场上的形势这时已同萧朝贵开始薄城时的情况不同了。
首先是敌人已经抽调了大量的兵力增援。长沙城中遭萧朝贵突袭以后，帮办湖南军务的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卸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南提督鲍起豹即飞咨钦差大臣赛尚阿和赴湖南“会剿”的两广总督徐广缙，要求速派大军应援，同时还要求驻在岳州的湖北提督火速带兵赴援，又沿途迎提前经清廷下谕从各省调来湖南的部队，截取去长沙增援。赛尚阿等迭奉咸丰的严旨，虽然不敢亲去长沙（赛尚阿后于10月21日到长沙），但的确抽调了大量兵力去长沙增援。在洪秀全、杨秀清到达长沙以前，敌人增援的情况可稽索者大致如下：
9月18日，楚雄协副将邓绍良率精锐九百人到长沙。
9月18日前后，江西九江营一千人到长沙（此军先到永州，于9月4日经赛尚阿饬令赴长沙）。
9月22日、23日，凤凰厅同知贾亨晋及永绥协副将瞿腾龙部兵勇两千人到长沙。瞿本人已先期兼程入城。
9月24日（或25日），河北镇王家琳率兵一千人到长沙。
9月26日，绥靖镇和春、镇远镇秦定三等率大军到长沙。和春统下江忠源一军达一千五百人。
9月25日前，都统衔头等侍卫开隆阿等率兵七百余到长沙。
9月30日前，赛尚阿等拨兵一千到长沙。
10月6日，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所统之兵两千余到长沙。 (372)
连同招募的乡勇，长沙城内外敌人的兵力，在战事的后期，据最少的估计也达到了五万人。 (373) 如以五万人计，剔除在十月上旬以后到达长沙增援的李瑞、福兴等军的人数，则洪、杨到达长沙时的清军兵力，也应有三万余人，较萧朝贵初攻长沙时，增加了三四倍。
在这段时期内，敌人的指挥力量也有所加强。9月16日、10月6日，新任湖南布政使潘铎、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先后到长沙，缒城而入。“张亮基、潘铎喜拊循，日赍酒肉饼粥犒守陴士……城中人人自奋。” (374) 张亮基入城时还带去火药两万余斤，子弹两万余发，城内的军火因而比较充裕。原在桂林称病的广西提督向荣也星驰赴援，于10月2日到达长沙。这个同太平军作战已有近两年经验的反动将领，即被赛尚阿赋以统领四川、河南、陕西等省清兵的重责。他到达长沙后，立即以五千斤大炮置于城东南天心阁最高处，向太平军轰击（向荣到达以前，无人敢用）。太平军制高阵地被毁，伤亡颇大。此时，长沙城内一帮办大臣，两巡抚，两提督，城内外总兵、副将、道府以下数以十计，一时反动头目蜂聚蚁集，为太平军起义近两年以来历次战役所未有。
敌人援军到达以后，即抢占要害之地，加强了城防，布置的重点尤其在南城和东城；在西门以至迄无战事的北门也派兵驻守，更于城外各营盘之间挖掘长壕互相连接。这对于后来战事的发展很有关系。如江忠源于9月26日到长沙后，即率本部一千五百人抢据城东南天心阁附近的蔡公坟高地筑垒布防，萧朝贵所部太平军起兵来夺，江忠源以前队抵抗、后队筑垒的办法死命挣扎，结果筑成了营垒，以后和春的大军就驻屯在这里，和在白沙井的太平军紧紧相逼。后来太平军大队虽然到达，但攻城基本上仍只限于城南一隅，未能同时在长沙东门外大举进攻，立定脚跟，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要害之地已被敌人先期抢占。 (375)
萧朝贵攻城之初，虽然兵力不厚，但主动权操在太平军手中，敌人除“登陴守御”以外，没有力量认真出城反击。到了敌人援军渐集而太平军大队未到之时，情况起了变化。9月18日，太平军用大炮轰击南门，乘势扑城，已经将要得手，适逢敌人首批援军邓绍良率部到达，终于未能破城。自此以后，9月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6日、28日、30日和10月3日，敌邓绍良、瞿腾龙、和春、王家琳、秦定三、江忠源等连日出队进攻太平军，烧毁太平军在南门外所占民房及哨棚多处。尤其是10月3日一仗，敌分三路进攻，气势颇为嚣张。虽然敌方奏报的战绩大部分出于虚夸，但从太平军在这些战斗中大多“负固不出”“踞巢不出”“坚壁不出”的情况看来，他们由于主力未曾踵至，攻城部队已被迫处于守势。敌人则争取了时间，因援军四集而渐操主动，这却是明显的事实。 (376)
洪秀全、杨秀清率领大队到达长沙以后，在南门外连营十里，士气、实力大为提高，攻守情况又为之一变。10月5日，太平军大队的前锋从醴陵赶到长沙，就立即发动进攻，直扑前述城东南的要地蔡公坟。敌人派和春、秦定三、江忠源等抵拒反击，被太平军打败，参将任大贵阵毙，副将德安受伤，江忠源被矛伤右腿落马，几乎毙命。这是太平军援军到达长沙后双方的第一次接触，太平军得到了胜利，但并未能够攻克蔡公坟高地。
10月11日左右洪秀全、杨秀清亲到长沙以后，决定发动猛攻。他们考虑到敌人在南城布防较强，又考虑敌人在城东南楔入的蔡公坟营地不易拔除，所以只能从小路绕道进攻东门，乃于10月14日派出精锐六七千人由妙高峰绕至浏阳门、小吴门，分三路进攻。敌人闻讯，也分三路迎敌。这一次重大战斗，太平军失败了。其失败的具体原因和经过，有的史籍根据敌人的奏报来叙述，但如细绎奏报文辞，实颇有可疑之处。敌城防统兵大员的奏报叙述其事说：
初二日（10月14日），贼匪六七千人突由妙高峰绕至浏阳门外校场，分三路进扑各营，当派楚南官兵并县丞严正圻、同知贾亨晋、知府江忠源各带兵勇迎击，秦定三带队从中攻截。臣向荣选派城内精兵二百余名、侍卫开隆阿带领川兵协剿。该匪正在分扑营墙，和春驰至，上下横截，立毙贼匪多名，复三面夹攻，该匪纷纷倒地，兵勇乘势从贼尸躧过，刀矛相接，该匪死伤枕藉，见势不敌，即由校场东首败去。正在紧追，贼忽总聚一处，回头猛攻，我军奋力开放枪炮，继以刀矛，又毙数十人，贼乃奔窜。是日自卯至申六时之久，计毙贼匪四五百名，生擒十五名。 (377)
奏中所说“正在紧追，贼忽总聚一处，回头猛攻”，其情颇可深究，因为这种战术，乃太平军常用的阵法，屡能克敌制胜，为敌人所畏惧。《贼情汇纂》说：
贼中散卒，无不知伏地阵者。但遇官军追剿，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皆偃，瞬息万人数千人皆贴伏于地，寂不闻声。我军急追，突见前面渺无一贼，无不诧异徘徊，疑神疑鬼，贼贴伏约半炊之顷，忽一旗立，千旗齐立，万人数千人，风涌潮奔，呼声雷吼，转面急趋，以扑我兵。我兵……其不转胜为败者鲜矣！此阵用于长沙，用于南昌、武昌，亦人所共见者。
又说，“伏地阵且能反败为胜，故屡用之，不更其法” (378) 。由此可知，太平军先行败退，敌兵紧追时，忽又总聚一处，回头猛攻，实系太平军伏地阵之应用，且《贼情汇纂》已说明这种阵法曾“用于长沙”，所以更无疑义。太平军应用伏地阵，通常总能取得胜利，但这一次却伤亡数百人，成为太平军进攻长沙之役中最大的败仗 (379) ，原因究竟何在？这一问题，根据光绪《善化县志》所载，基本上可得解释：
九月初一日，洪逆大股果全数窜省，势甚汹涌。初二日由间道攻扑小吴门、浏阳门营，官兵迎击，追奔至陈家垅，截杀无数。时常、马、王、李四镇分带官兵并参将德某、守备张国梁等统带捷勇潮勇仁勇由郴尾追，一路骚扰至跳马涧，住宿不进。向军门羽檄飞催，始于初三日至桃花段、洞井铺、井湾、黄柏桥等处地方，分营结垒，宰杀猪羊，拆毁民屋，乡民逃走一空。……贼乘我军之猝至也，半夜中途埋伏，黎明分三路扑营。我军初至，未敢出战，俱于营内施放枪炮。贼乃由黄柏桥伪败至井湾，意待追赶伏截。不料井湾我军扎有一营，枪炮齐施，前后受敌，而各营大队乘势追杀，由桃花段追至颜家冲，毙贼四百余人，生擒长发五十七名，就地枭示。自贼逆窜省屡有攻战，惟此次全获胜仗。 (380)
长沙之役发生战斗的地方大都在善化县境内，光绪《善化县志》虽然也是地主阶级所修，但叙事比较详明，曲为掩饰之处较少。这一段记载中所述李瑞、常禄等进营长沙南郊的日期和事实，和敌人统帅部所奏均相符合，所记应是可信的。从这段记载来看，太平军进攻浏阳门之战和进攻常禄、李瑞等营盘之战，基本上是两次战斗，在浏阳门之战中，容或受了挫折，但重大的伤亡却发生在后一次战斗。太平军采用伏地阵的战术，诱敌来赶，不料因为未曾查明敌情，诱敌设伏之处碰巧有敌人的大兵驻扎，由于这一意外的情况，太平军反而前后受敌，以致失利。敌人防守长沙的统兵大员将此两次战斗混在一起入奏，以至于有人认为太平军系在浏阳门一战中受挫。如果这样的解释不误，则可知此次太平军使用伏地阵反而遭挫，系有意外情况之发生。
10月14日和15日两次战斗失利以后，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改变局部作战部署，一方面仍然继续正面进攻长沙，但以挖地道轰城的战术为主；另一方面派遣石达开为统帅，分军渡湘水而西，另外开辟一个战场。
太平天国的领袖作出分军渡湘而西的决策，当时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10月14日、15日战斗以后，咸丰皇帝大为兴奋，迭次降旨，要求统兵大员“乘此攻剿得手之时，激励将弁，合力歼擒……勿留余孽”；要求趁此“大兵云集……贼屯聚一处，并力围攻，以期一鼓歼除，为捣穴擒渠之计” (381) ，野心很大。敌人在长沙城外东、南两面的布防，有的与太平军营地紧邻相裹，有的犬牙交错，有的还形成反包围的形势，如10月15日战后，李瑞、常禄的部队立即进驻石马铺，后来又推进到金盆岭，紧拊太平军城南阵地之背。有记载认为，当时太平军顿兵坚城，背水为营，前后均受清兵包围，从兵法上说已经陷于绝地。 (382) 这种估计，没有看到太平军当时仍有处于攻势的一面，自然不免过于夸大太平军的困难。但是太平军如果仍然株守于城南一隅，形势并不有利，这却是没有疑问的。这时的困难，是连太平天国本身的记载也都承认的事实，如蒙时雍后来追述其事说：“因未攻破而敌者作怪，围困我们。” (383) 同时，太平军大队屯于一处，粮食和油盐的补给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如果要继续进攻长沙，必须要有一个后卫的阵地。如果要从长沙撤围，更必须要突出一个缺口，作为转进的基地。当时，长沙城的东、南两路均有敌人重兵防守，只有湘水西岸，敌人的兵力较弱，而西部地区不仅油盐米谷富饶，而且有大路北通常德，南达宝庆，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所以，太平军在久攻长沙、主客形势渐易的不利条件下，采取分军渡湘的决策，对太平军的发展命运实有极大的关系。而湘水西岸战场的得失胜负，对长沙战役的结局，也就有决定性的影响了。
敌人对于河西地区的重要性也并非没有认识。江忠源曾向湖南巡抚张亮基建议说：“贼尽聚南门外，西阻江岸，东自天心阁迤南至新开铺，皆官军壁垒，此固自趋绝地，惟贼所掳民船尚多，时过江掠食，虑其渡江筑垒，徐图他窜，请以一军西渡扼土墙头龙回潭之要，渐逼渐进，驱其归巢，可尽歼也。” (384) 张亮基很同意这个意见，但是没有办法执行。敌人的内部是分崩离析的，负有最高统帅责任的赛尚阿、徐广缙此时仍远驻衡州，城内的统兵大员各不相下，不能集中使用力量，这也就是敌人的兵力虽然已经大大增加，但他们并不能占到什么便宜的重大原因之一。尤其是敌人的主要将领向荣与张亮基不和（数月前，张亮基在云南巡抚任内曾上奏弹劾向荣“夸诈冒功，饰智欺人”），不理睬张亮基的意见。有记载述其事曰：
亮基……议以一军驻土墙头龙回潭，扼贼西窜，而城内两巡抚、一帮办、两提督，城外十总兵，莫相统率，令出多梗。亮基乃白赛尚阿檄向荣赴西路督战。 (385)
张亮基要求向荣速赴河西扼守，向荣根本不予理会。张亮基以利害要挟他，向荣向张亮基发泄怨气说：“身是已革提督，贼从此窜，不任咎也。” (386) 他后来虽然接受赛尚阿的命令渡湘作战，又凶狠地尽他的反动本分，但这一次却丧失了时机，因为石达开的部队已经迅速地控制了河西的要害地区。
石达开率部渡河是在10月17日，即浏阳门和井湾战事失利之后的两日，这说明洪秀全、杨秀清等的决策和石达开的行动是非常果断和迅速的。敌人的奏报曾及其事，而其他官私文献所载尤详：
贼复遣其党石达开渡湘而西，筑数大垒，兼掠阳湖晚稻供贼粮。 (387)
（九月）壬子，是夜晚分股渡南湖港，筑垒龙回潭，又渡见家河（即靳江河）而南，踞阳湖村 (388) 。
（初五，10月17日）贼诡由朱张渡过河分屯靳江河市铺屋，并搭造浮桥，往来如织。初六日延扰及象鼻坝龙回潭等处，而洋湖晚稻正熟，亦赍寇粮矣。初七日分扰岳麓、金牛岭，焚劫潆湾市，向军门遂移营河西以扼之 (389) 。
初三四日，当事计贼将窜，差令箭循河谕各船只远避，奈靳江一带枯船渔舟先为所掳，故贼得畅行无阻。 (390)
石达开渡湘以后，控制了上述龙回潭等要害之地，以粮食接济城南大军。在水面上，一方面配置大批木簰船只和炮船，既利运输，又能作战；另一方面又用船搭成浮桥，联络东西两岸，控制了东西数十里的阵地。从此，进攻长沙的太平军就不再局处于城南一隅。
湘水以西位于长沙城西南十五里的龙回潭，是军事和交通的要地，有大路西北通宁乡抵常德，西南达湘潭至宝庆。常德的地主阶级闻知石达开率部西渡，“一日数惊，惶恐迁徙”。太平军控制了这片地区，无论能否攻克长沙，其“漫然不可复制”之势，实际已成定局。所以咸丰皇帝闻讯后极为着急，迭次严令徐广缙等“必须将西岸之贼痛加剿洗”，必须“将窜赴西岸之贼先行剿洗” (391) 。敌人见局势严重，除由向荣亲赴河西督战外，不得不抽调总兵常存率兵两千屯河西，并屡从城南派马龙、邓绍良、张国梁等前来会攻。在衡州逗留不进的钦差大臣徐广缙也赶忙派提督福兴带绿营兵两千、潮勇六千余来河西“会剿”。这时驻湘潭的已革钦差大臣赛尚阿，竟亲自出马，督率知府朱启仁所带潮勇三千人来进攻阳湖一带的石达开部，这是赛尚阿受任为钦差大臣一年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石达开率部西渡之初，兵力只有两三千人，自10月17日渡河以后，于20日、21日、25日、27日、28日、29日、30日，迭次击败来犯的敌兵。敌人除烧毁民房以外，一无所得。此外，河西的太平军还于24日、25日配合河东部队出击，东西声势联络，东岸太平军也向西岸增兵筑垒，扩大阵地。在这种形势下，受任“专剿河西之贼”的向荣，愤而亲自出马，于10月30日亲率“劲卒”三千余人，进犯河西战场上太平军的重要据点水陆洲。
长沙以西的湘江水面，宽达七里余，水陆洲（古称橘洲）即在湘江中间，分江水为东、西两股，洲东系湘江正流，洲西水面较小，也可通舟。水陆洲南北数里，形如匹练，南与牛头洲紧接相连，正是联络东西岸的要地。河西地区的要隘如土墙头、龙回潭既被太平军控制，敌军屡攻不能得手，向荣乃决意大举进攻水陆洲，企图楔入东西两岸的太平军中间，截断太平军的联络。这一次军事行动是凶狠恶毒的，但其结果却是石达开的部队大败向荣。王定安记其事说：
荣欲夺水陆洲，古所称橘洲也。四面环水，或以险绝谏，荣易之。甫渡，贼绕洲尾袭其后，部卒三千皆溃。 (392)
左宗棠、郭嵩焘记其事尤详：
（石达开）之渡西岸也，留贼屯洲尾为声援。向公拟先剿之，九月十九日亲率劲卒三千余，由西岸渡江至洲北，整队而进。贼尽匿洲南树林中，时出零骑诱官军。向公督所部放枪击贼，贼走避林中，徐从林旁出，斜抄官军后，官军初为林木所蔽，不及觉，比贼帜微露，则疾趋如风，官军惊溃，健将游击萧逢春、都司姬圣脉战殁，士卒死者千余，向公与河北镇总兵王代琳（应为王家琳）骑善马得免。城上诸军望见，为之夺气。 (393)
水陆洲一战是太平军进攻长沙的八十一天战斗中所获得的最大的胜仗。敌人溃败的情形，除上引记载外，《忠王李秀成自述》、《洪仁玕自述》、光绪《善化县志》、光绪《湖南通志》等所记大略相同，而敌方统帅向主子的报告却含糊其辞，多方掩饰真相。 (394) 但事实是，自这一次战斗以后直到11月30日太平军撤长沙之围的一个月中间，除了11月7日有张国梁、朱启仁小股“会攻浮桥河面”进行骚扰，向荣再也不敢在河西战场进行战斗。巡抚张亮基愤甚，拟亲自督兵渡河赴龙回潭攻打石达开，后又借口巡抚出城会动摇人心，终未敢实行。太平军长沙之战持续两月余，在敌人的重兵反包围中仍能全师撤围转进，开辟新的天地，重要的原因在于分军渡湘的方针十分正确，而河西战场之所以能够稳如磐石，实以水陆洲一战为首功。
石达开率部渡湘以后，洪秀全、杨秀清除督率大军在城南抵拒敌人的进攻以外，在主动攻城方面，改以挖掘地道为主要战术。道州、郴州一带有大量煤矿工人投效太平军，挖地道系其长技。太平军挖掘地道的情况与敌人的对策，据光绪《善化县志》记载说：
贼连日夜于魁星楼城外金鸡桥挨城一带攻凿地道。城内穴地埋大缸瓮，令瞽者伏听，于闻锄镬声处迎掘冲破，灌以秽水，熏以毒烟。但虑防不胜防，向军门复派邓副将所辖镇筸兵、瞿腾龙所带兵勇入城游巡，以备不虞。 (395)
在后期的长沙战役中，太平军挖地道几十余次，虽大多数被敌人采取上述办法所破，但挖掘成功，火药迸发，城濒于破者亦有四次：
10月30日，太平军开挖地道，轰陷南城。敌人人心惊惶，长沙协副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于民房，其所部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 (396)
11月10日，太平军于南城西边挖地道轰城，城身轰裂四五丈。太平军乘势扑城，呼声震天。此时城内敌人慌张奔逃，势如鼎沸，兵勇也纷纷脱去号褂往北城逃窜。但由于敌副将邓绍良等督兵在缺口拼死抵抗，太平军未能破城。
11月13日，长沙南月城外地雷迸发，尘雾迷漫，太平军乘势冲杀，但不巧遇着逆风，烟火不向敌人，敌总兵和春及江忠源等拼命抵拒，太平军未能破城。
11月29日，长沙南城被地雷轰塌八丈余，太平军大队抢城，敌副将瞿腾龙等率众反扑，未能破城。太平军退出缺口后，敌人乘势追击，但太平军早有准备，伏兵炮发，杀伤敌人百余名。 (397)
此时，太平军进攻长沙已经长达八十天之久，军中的粮食虽然得到河西的接济，但是所控制的地区究属有限，究难长期支持数万之众。十一月间，洪秀全在长沙南门外制造了玉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乃决定乘此士气振奋和水陆洲战后敌军丧胆的时机，移营撤长沙之围，另图发展，于11月30日夜全军冒雨渡河，与石达开部会合转进。太平军为了保证安全撤围，一方面派人假意向敌人告密，声称太平军正对准天心阁挖掘地道，使城内敌人惶然戒备，不复注意城外太平军的行动 (398) ；另一方面又于全军渡河以后，派出小队向湘潭方向南行，迷惑敌人，大队则西北向直趋宁乡、益阳、岳州，开始了进攻武昌的新阶段。
太平军撤围之时，长沙城内外的敌人并未发觉，在河西直冲广西提督福兴的营盘时，福兴也根本不敢过问。第二天，长沙的反动头目发现太平军已经转进，一方面庆幸自己保全了首领；另一方面又无耻地捏造战绩，欺骗主子，奏称什么由于官兵四面围截，翼王“石大剀”亦经“歼毙”云云。 (399) 但这一番鬼话不久就被主子拆穿了。两个月后，咸丰皇帝见到向荣的奏报上又有石达开的名字，就亲笔向奴才提出质问：“何又有石达开？是否即系石大剀？” (400)
综观太平军进攻长沙八十一天战斗的事实，我们可以检讨这次军事行动的得失。
要分析这种得失，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进攻长沙是当时太平军既定计划范围以内的行动，还是偶然的、节外生枝的行动？有人根据某些记载，认为太平军在1852年6月克复道州以后，内部曾对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有过争论：一部分人主张从道州越都庞岭到灌阳，仍回广西，而杨秀清则主张“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这条路线得到洪秀全的赞同而被确定为太平天国全军的战略原则。这个争论可能是有过的，然而，在道州是否确定了“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原则，却还不能只根据一两种记载就下断语。关于太平军从什么时候起确定“以金陵为家”的思想的问题，文字资料中有颇多不同的记载，这里不能详论，但我们如果撇开各种传闻之辞，从太平军的实际作战过程来考察，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明显事实：太平军在广西进攻桂林三十二天，在湖南进攻长沙八十一天，都是在攻城不克以后始撤围转进，而自攻克武昌沿江东下以后，则直捣南京，沿江之地皆弃而不守。这说明“专意金陵”的思想，实自1852年底或1853年初以后始确定下来。太平军在攻克武昌以后，内部对于今后的动向仍有分歧意见和争论。据被敌人所俘的太平军战士自述，当时杨秀清主张自武昌东下南京，而“女贼卞三娘”则主张“取道荆襄入河南踞中原”，由于争论剧烈，卞三娘“愤言不用，遂他走” (401) 。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谓“欲取河南为家” (402) ，即反映了当时太平军中确曾有这种主张以及确曾有过这种分歧。自武昌东下以后，这种分歧还未最后解决。李秀成说，攻克南京时，“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 (403) 。由于杨秀清不同意，才确定以金陵为家。 (404) 由此可见，太平军在道州时，并没有最后确定“略城堡，舍要害”直趋南京之事。我们在评论太平军进攻长沙的决策是否正确时，首先不应该以事实上不存在的“专意金陵”的既定标准，来非议它是一种节外生枝的行动。
进攻长沙不但不是偶然的行动，而且还可以说是当时的既定目标。太平军退出全州时，就准备从湘江顺流而下直取长沙，只是因为在全州、永州之间的蓑衣渡受到挫折，才未能实现。后自永州折而南克道州时，清廷估计太平军仍要东北攻长沙。 (405) 后来太平军攻占郴州，清廷的判断和太平军被俘人员的自述，都表明太平军的目的在于直扑长沙。 (406) 太平军在进攻长沙以前就已经显露出来的这种计划，说明进攻长沙，并不是临时的过境性质的行动。
太平军确定进攻长沙，当时是有它的理由的。比起广西，湖南的物力要富裕一些，可以支持大军的作战。1852年前后的数年间，湖南各府州县遍地是群众起义的火焰。1847年新宁有雷再浩起义，乾州有苗民的武装抗租斗争。1849年新宁有李沅发起义。1851年宜章有王萧氏等起义，桂阳有朱幅隆等起义。1852年郴州有刘代伟等起义，浏阳有周国虞、攸县有谢友百、巴陵有晏仲武的起兵。1853年初曾国藩开始办理团练之时，长沙、宝庆、辰州、岳州、澧州、永州、衡州、桂阳州等各府州所属各县，到处都是“成群结党，啸聚山谷”的起义群众。太平军如果在长沙立定脚跟，必可大大促进当地武装起义的发展，扩大革命力量，而当地起义群众也不致此起彼落，被清廷及地主团练各个击破。从长沙旁略四川、湖北，进一步取河南为家，命师北伐，也有相当有利的条件。总之，太平军当时如果在湖南取得了胜利，以后的战事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局面。我们在分析长沙之役的得失时，对太平军决定进攻长沙这一决策的性质和合理性，是应当首先加以阐明的。
然而这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结果并不十分圆满。在这八十一天的战斗中，太平军的战术胜利是重大的，杀伤敌兵数千名，阵毙敌总兵以下十余人。但太平军自己的损失，特别是参加首义的基本队伍的伤亡，也较以前历次战役为大。这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湘南道、郴一带取得军事胜利后，产生了轻敌思想，初时仅以轻骑强攻长沙所造成的。 (407) 由此而致洪秀全、杨秀清在具体部署进攻长沙的计划时，仅以萧朝贵一军来执行这次任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这是我们从上述八十一天战事的具体经过中，可以看得清楚的事情。过去有人论长沙之役关系太平军以后命运甚巨，其言曰：“西王初抵长沙，城中兵力甚薄，四门无备，易攻也。……满军援师四集，身殉国乱，长沙未下，使曾、胡等人得有根据地以亡汉祀，惜哉！” (408) 这类议论，不能从根本上分析太平天国革命成败的原因，且多从种族关系立论，原不可取。但是，历史事变的偶然因素是存在的。当时曾国藩正丁忧在籍，近在湘乡，咸丰还不曾命令他帮办湖南全省团防事务，无权无势，湘乡办理团练的只是他的父亲曾麟书及赵玉班、刘月槎等一班地头蛇，局面很小。 (409) 太平军当时如能完成攻取长沙的任务，即使曾国藩等幸免于死，但以后他组织湘军成为太平天国死敌的局面，可能有若干的改变，这也是可以推测的事情。 (410) 如前所述，攻取长沙之重要性与可能性如彼，而其未能达到既定目标又如此，这个失策，自不能不说主要是由洪、杨等在初时的军事部署失当，仅以萧朝贵偏师进攻而主力不陆续踵进所造成的。
或者说，洪秀全、杨秀清等在萧朝贵一军北上以后仍留驻郴州达一月之久，实有客观上之必要，难以视之为失策。其理由为当时在郴州新招部队很多，此等人难当大敌，需要休整；同时，清军增援长沙的部队皆系从郴州前线调去，如无萧朝贵之偏师北进，则清军必不撤郴州之围，而郴围不解，则太平军主力北上步履艰难，必须突围苦战，难期迅速。这些都是我们阐述长沙之役的事实和检讨长沙之役的得失所应涉及的问题，需要在这里稍加分析。
太平军离桂入湘以后，由于蓑衣渡一战的挫折和进攻永州不克，实力减损，处境困难。即以粮食而论，有记载说，至道州时“已三日不得食” (411) 。所以太平军攻克道州以后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整补充，是有其理由的。但太平军攻克郴州时的情况已和初入道州时大不相同。太平军在道州休整两月的结果是，部队大大扩充，营伍大大整肃，军械大大增加，粮秣大大丰富，其实力较初入湘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412) 太平军在这种情况下攻克了郴州，我们看不出有在郴州长期驻屯的客观必要性。道州的休整和郴州的驻屯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太平军在道州、郴州所扩大的队伍，并不是毫无作战经验的平民，而主要是当地原有的武装起义群众，即地主阶级所诬蔑的“土匪”，他们并不一定需要长期的整训才能行军作战。事实是，萧朝贵突袭长沙的一军中就有郴州的“新兄弟”数百人：“萧朝贵之扑长沙也，郴匪曾以数百人为乡导，前驱攻城陷阵，皆殊死斗。” (413) 可见在郴州因新队伍多故需休整之说，根据是不足的。
至于清方长沙援师的来源和所谓郴州之围的情况究竟如何，更须稍加探讨。萧朝贵一军进薄长沙以后，在郴州与洪秀全、杨秀清相持的清方和春统下的部队被陆续调去长沙增援，成为长沙之役中清方的主力之一，其人数约为清方援师的二分之一，确系事实。但清方援师的来源，实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驰抵长沙的邓绍良、贾亨晋及开隆阿等，都是清方从攸、醴一带和衡州防线派出。另有一部分军队，如来自江西九江营的绿营、张亮基所统兵勇、徐广缙派出福兴所统的兵勇等，系征调自外省或本省其他地方，均与郴围无关。而自郴州派出的军队也有不同的情况。如和春、秦定三、江忠源一军系于9月26日到达长沙，而常禄、李瑞、经文岱、张国梁、德亮所统部队则仍留在郴州外围，系在洪、杨率太平军主力离郴以后，于10月15日始抵长沙近郊，并非萧朝贵一攻长沙，郴州的清军即全部撤走去长沙增援。
更重要的是所谓郴州之围究竟曾否使太平军步履艰难、行动难期迅速的问题。如果郴州的清军曾予太平军以重大压力，非萧朝贵偏师北进吸引清军应援长沙，太平军主力难以顺利北出，那么，洪、杨之留驻郴州而不继续踵进，就可以说是有客观的理由而难以失策视之了。 (414)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太平军在道州、郴州时，与之相持的敌方主将都是和春。和春所统带的兵勇原有一万五千余人，后来益以张国梁一军，当在两万人左右，其实力未可小视。但当时太平军和清军的攻守之势和后来长沙之役中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太平军兵力集中，在道州时，则集结于道州旁及江华、永明，在郴州时则以郴州为中心而分占永兴，力量雄厚，转动裕如，实操主动地位。而和春的部队，此时系负“追剿堵截”的责任，处处陷于被动。同时，和春直接统领和受其节制的部队中，有的战斗力较强，如江忠源、张国梁所部，有的则战斗力极弱，如刘长清、李瑞所部。敌军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道州和郴州时，并未能予太平军以重大的威胁。如在道州时，和春的幕客也承认，“和镇驰抵道州，连日进攻，未能得手” (415) 。而太平军自道州进攻郴州时，据敌人夸大了的官方奏报，和春也只能“带兵跟追”，沿途所截杀的不过“数十名”“一二百名” (416) 而已，而另据私家记载，则是“率相去百十里不敢近，行则尾之” (417) 。太平军在郴州时，和春虽然屯驻州城外围，但并未能作重大的正面进攻，更不用说合围“堵剿”了。考萧朝贵自郴州轻骑北进，系在8月26日。而据赛尚阿、程矞采奏，在9月5日以前，和春的大军只驻扎在郴州西南的狮子岭，赛尚阿等判断“现在军情应以东北堵剿尤为紧要”，命令和春改变部署，和春始于9月5日督兵至陈家楼安营，当郴州东北太平军趋长沙之前路，另派湘黔兵勇及潮勇当东路，总兵王锦绣当西路，总兵经文岱当南路。 (418) 所以，即使假定和春所统部队战斗力之强足以使太平军行动困难，但敌人在郴州城外东西南北四面均驻兵“堵剿”以前，原只蚁聚于西南一隅，太平军可以无拦阻地从容从东北方向进军长沙，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利用——距萧朝贵出发以后有十天的时间，距克复郴州以后有十九天的时间。如果洪秀全、杨秀清在作出了攻取长沙的决策以后，在兵力上也有正确的部署，在萧朝贵偏师北上以后，主力不株守郴州一隅而陆续踵进，实可以阔步前进而绝无步履艰难、突围苦战之事可言。
即或退若干步撇开上述的确定事实不论，假定洪秀全、杨秀清等受到了清军的压力而不能迅速脱身，那么，萧朝贵进薄长沙以后的六天，和春、秦定三、江忠源等即分郴州的军队应援长沙，郴州之围的压力应大大减轻，洪秀全、杨秀清何以不在此时及时率大队离郴北上？证诸以后太平军离郴时的情况，留屯郴州、永兴外围的李瑞、常禄等，是绝不能阻止太平军进军的。而洪秀全、杨秀清不在此时，而必待萧朝贵一军受挫的消息到达以后，即在所谓的郴州之围已大大减轻压力之后的七八天，始率大队前去长沙，可见洪秀全、杨秀清的行止迟速，与所谓的郴州之围了无干系，实为确凿无疑。
就洪、杨先派出萧朝贵偏师北进一事本身来说，其策略原是成功的，它使敌人一时摸不清太平军的动向，不敢轻动，而太平军则因此而有更加灵活转进之可能。故李滨承认，此时“兵家奇正之法，悉以予贼” (419) 。洪、杨部署上的失当，不在于派出萧朝贵偏师北进，而在于派出萧朝贵之后，未将郴州的主力继续或陆续踵进，致失去攻克长沙的较好时机。而根据以上的辩证，其主力留驻郴州过久，在客观上并无必要的理由。这种部署上的失当，对既定任务的完成，影响是很大的，是我们在检讨太平军长沙之役的得失时所应予指出分析的。
但到长沙之役的后期，太平军的军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克以后，敌人最希望的是太平军仍然局处于城南一隅，幻想“聚而歼之”，“一鼓荡平”，最害怕的是太平军“溃围流窜”，“滋蔓他方”。这从敌人的许多上谕、奏报和私人记载中，可以看得很明白。而太平军所采取的，正好就是敌人最害怕的办法。洪秀全、杨秀清率大队到达长沙，在两次进攻战以后，一方面改以挖掘地道的战术继续攻城，坚持达月余之久，显示出攻取长沙、争取实现既定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又迅速分军渡湘，为大军屯驻南城，继续进攻长沙，开辟后卫阵地，打出了缺口，为撤围转进作了准备，乃由战事中期的渐陷被动而改变为进退裕如的主动地位，始立于不败之境。这些事实，前文中已加阐明。太平军攻取长沙的既定任务虽未完成，但后期战役中的这些成就和在湘西战场上的重大军事胜利，成了开创以后的“翻然不可复制”局面的新起点，这尤其是我们在检讨长沙之役的得失时所应予以充分估计的。
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