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上帝会”释论

在许多历史论著和历史教科书中，凡是讲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差不多都会提到“拜上帝会”。但我们对“拜上帝会”的了解还是很少、很不清楚；近来还有根本不存在“拜上帝会”之说。本文提出有关“拜上帝会”的几个问题，并进行一些探讨。

一、“拜上帝会”是存在的

关于“拜上帝会”，现在我们能见到的主要历史资料是瑞典人韩山文著、简又文译的《太平天国起义记》。我们主要是根据它才得以知道太平天国起义前有“拜上帝会”并加以称述的。

韩山文（1819—1854）是基督教传教士，1847年受巴色会派遣到中国，在广东东南部香港、新安等处传教。上述《太平天国起义记》是他根据洪仁玕提供的材料写出的。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和最早的信徒之一，他虽然没有参加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广西的活动，但洪秀全在1848—1849年自广西回到广东期间，常同他在一起谈论广西的事。金田起义后，洪仁玕去广西附义失败，辗转逃到香港，于1852年4月26日由族人洪亚生（Hung Asen）介绍，在香港与韩山文相识，1853年9月20日由韩山文为之施洗，1854年5月由韩山文资助去南京，但没有到达。 ⁽⁸⁵⁾ 韩山文与洪仁玕有较密切的关系。洪仁玕向韩山文提供了他所了解的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情况。这本书就是根据洪仁玕所提供的材料写出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据洪仁玕所提供的材料译出的。 ⁽⁸⁶⁾ 这本书于1854年首次以英文出版于香港，原书名直译为《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简又文中译本改题为《太平天国起义记》。

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起义前有“拜上帝会”的组织。它在叙述有很多人信仰上帝以后说：

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 ⁽⁸⁷⁾

这是关于“拜上帝会”的主要史料来源，历来为许多论著所引据。但近来有学者对这段话的译文提出了疑问，认为韩山文的原文并未说他们“自立一会”，因而也说不上有一个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韩山文书的这一段英文原文是这样的：

They formed congregations among themselves, gathering together for religious worship，and became soon extensive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 ⁽⁸⁸⁾

简又文的译文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关键似乎在于对“Congregation”的理解。“Congregation”在这里并非泛指“人群”“集会”，而是指宗教团体、宗教集体。在基督教《圣经》中，“Congregation”常译为“会众”，但也译为“会”，意为这些教徒所形成的集体、全体。 ⁽⁸⁹⁾ 所以，韩山文书中上述一段原文，据我的理解，似可试译为：

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些宗教团体，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礼拜，很快就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远近。

“Congregation”是指一个“会”，一个宗教团体，这不仅从它的字义上，而且还可以从韩山文书的其他叙述上找到证据。

韩山文的书虽然是用英文出版的，但对某些词句和诗歌，书中除译成英文外，还印上了原来的汉字。“拜上帝会”就印有汉字原文，英译为“The Congregation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引号原有）。可见对“Congregation”，韩山文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人群”“集会”等名词来使用，而是作为汉文“拜上帝会”之“会”这一个词的对译。

韩山文书中使用“Congregation”还有多处。如第七节，“所有入会者”（All who joined the Congregation）；第九节，洪秀全回花县谈论“在广西的会”（the Congregation at Kwangsi），杨秀清“入会”（joined the Congregation），“这个会的创立者”（the founder of this Congregation）；第十节，遵守“会规”（rules of Congregation），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把韩山文书中使用的“Congregation”一词一般地释为“人群”“汇集”从而认为当时不存在一个团体、一个组织，是扞格难通的；相反，我们从字义和书的内容来考察，当时的确存在一个拜上帝者的团体，拜上帝者的“会”，即“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之名究竟是他们的自称还是当时地主阶级加于这批拜上帝者的称呼？韩山文说拜上帝者的宗教团体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远近，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拜上帝会”是信徒们的自称，而不能证明这是别人或地主阶级加之于他们的称呼。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去太平天国访问过的几名外国人的记载和理解。密迪乐（T.T. Meadows）说，他们建立的会以“拜上帝会”（the Society of God-worshippers）之名而被远近周知；费熙邦（E.G. Fishbourne）说，他们原先满足于“上帝会”（the Society of God）的名称；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说他们建立了“拜上帝会”（the Society of God-worshippers）。 ⁽⁹⁰⁾ 显然，这些当时的外国人都以为“拜上帝会”就是洪秀全、冯云山所组织的团体的名称。同治十三年（1874）《浔州府志》卷二十七谭熙龄《紫荆事略》一文说，洪、冯等“煽惑愚民”，“而上帝会之名流播闾阎”；又说在金田起义前夕，“流贼蜂起”，“顾向之从贼者，类皆自逸去，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他在《桂平历年群盗事迹》中又说，洪、冯等“以符篆惑众，倡拜上帝会”。谭熙龄将“拜上帝会”之“拜”字理解为“参加”，以为拜上帝会即参加上帝会。他的记述都不能表明上帝会这个名称是他加诸洪、冯等人的，相反，倒都可以理解为是洪、冯的自称。金田起义前，桂平紫荆山区鹏隘山李进富参加“拜上帝会”，起义后不久被俘，供词中说，“三十年（1850）八月内与哥子同去拜尚弟会”。供词是清吏所录，故将“上帝会”改为“尚弟会”，但从这里并不能看出这不是李进富自己的称呼。他还多次提到“拜会”“会内人数”等字句 ⁽⁹¹⁾ ，更进一步证明当时确有一个“会”。金田起义后，清钦差大臣赛尚阿的翼长、广西按察使姚莹在1851年8—9月间写信给胡林翼，说：“此次粤贼情形本分两种，一为会匪，乃广东人，习天主教传染而来，其党沿及粤西、湖南、贵州各省……粤西现在名为上帝会，实即天主教之会也。” ⁽⁹²⁾ 就“粤西现在名为上帝会”一句的文义来说，理解为这是粤西“会匪”自己的名称，比之理解为这是姚莹所加予的称呼，是更为恰当的。

从以上种种看，“拜上帝会”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否认这个组织或它的名称，是缺乏根据的。

二、“拜上帝会”的创建者和存在时间

洪秀全在多次应试落第后，1843年读梁发的《劝世良言》，开始信仰上帝，并感服了冯云山、洪仁玕等最初的信徒。于是人们以为这是“拜上帝会”的创始，洪秀全在这时建立了“拜上帝会”的第一个小组。“拜上帝会”是洪秀全在1843年创立的，这是较普遍的说法。

拜上帝一直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洪秀全在后期迷溺于宗教，严重脱离实际，宗教世界观对他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于是又有太平天国的失败即“拜上帝会”的破灭之说。这是认为“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相始终。

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根据——没有一种历史资料说洪秀全在1843年建立了“拜上帝会”，说太平天国直到失败时还存在着“拜上帝会”。推原这两种说法的来由，似乎都在于把拜上帝的信仰和活动等同于“拜上帝会”，有这种信仰和活动就有“拜上帝会”存在。因而，有人就直接认为，“拜上帝会”就是太平天国的上帝教。

但“拜上帝会”是“会”，是拜上帝者的组织或团体，在逻辑上、事实上，都是不能与拜上帝的信仰和活动完全等同的。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四、五、六节很详细地叙述了1843年洪秀全、李敬芳读《劝世良言》后“大觉大悟”、自行洗礼和洪秀全随后感服冯云山、洪仁玕等人的情况；叙述了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等外出传教，在广西贵县受洗者逾百人和洪仁玕在广东清远传教受洗者五六十人的情况，但始终未提及此时有“拜上帝会”。

《太平天国起义记》接着讲洪秀全自贵县回花县，冯云山不回广东而到广西浔州府紫荆山，这时说：

云山在紫荆山地区数年，以巨大的热诚传教，获得成功，有很多人，甚至全姓全族的人，受了洗礼。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些宗教团体，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礼拜，很快就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远近。 ⁽⁹³⁾

可见，“拜上帝会”的出现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工作的成果。这时，洪秀全远在广东。

《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九节还明确地说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创立者”（founder）。考虑到这本书的材料是洪仁玕提供的，我们确实可以相信，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是事实，而不是掠洪秀全之美的溢美之词。但冯云山拜上帝的信仰直接得自洪秀全，冯云山同洪秀全有密切的友谊，他独自在广西传教时一定会述及洪秀全的启示和宗教经验，因而使洪秀全在“拜上帝会”中早已遥享权威 ⁽⁹⁴⁾ ，并使洪秀全在1847年来到紫荆山后成为“拜上帝会”的首领。《太平天国起义记》说：“虽然冯云山原是这个会的创立者，但人人都承认洪的优越地位，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实施权威，在众多的各类人中实行严格的纪律。” ⁽⁹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拜上帝会”是由洪秀全、冯云山共同创立的。

韩山文记“拜上帝会”建立于已有很多信徒之时，但未写明具体年份。冯云山于1844年夏与洪秀全分手自广西贵县去桂平，“与张永绣留滞浔州月余，后至古林张家。乙巳年（1845）南王寓紫荆山高坑冲张家，南王时将此情教导人，间有信从真道焉” ⁽⁹⁶⁾ 。这时冯云山到紫荆山落脚不久，活动的成绩不大，倾心归服的不过十人左右。 ⁽⁹⁷⁾ 第二年，“丙午年（1846），南王寓黄泥冲曾玉珍家，南王亦时将此情教导人。曾玉珍子曾沄正颇有信德见识，一闻此情，即回心在天父上主皇上帝面前悔罪，遵守天条” ⁽⁹⁸⁾ 。曾家是紫荆山内有地位的客家富户，父子均从冯云山信上帝，并且热心发展教徒：“曾沄正四处代传此情，大有功力，故人多 醒也。” ⁽⁹⁹⁾ 这一年大概有了较大的发展。次年即1847年夏，洪秀全自广东再去广西，在贵县表兄家“得知云山在过去两年中在紫荆山教书，并得知由于他的工作，已有很多人皈依上帝。秀全赶紧去访问在那里的新团体” ⁽¹⁰⁰⁾ 。这是说，当洪秀全1847年夏再到广西时，“拜上帝会”已经存在了。这样，我们可以大致认为，“拜上帝会”是在1846年建立的，或者说，它建立于1846年至1847年夏以前的一段时间内。

“拜上帝会”是拜上帝者的团体，是一个宗教团体。“拜上帝会”是金田起义的核心力量，所以它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它是否一开始就同时具有政治性质，这同我们对洪秀全早期革命思想形成过程和太平天国革命兴起过程的理解有关。但无论如何，“拜上帝”始终是“拜上帝会”要求于它的会员的必备条件，是这个团体区别于当时广西社会中其他人群和组织的特征。因此，在广西，在冯云山建立了“拜上帝会”后，“拜上帝”和“拜上帝会”就有了不可分的联系，也可以说在那个时期，“入会”就是“入教”，就是“拜上帝”。

在一个社区中，一部分人因其信仰与周围其他人不同以至受到排斥、引起矛盾因而自行成立一个团体，这是很自然的。洪秀全、冯云山等的起义准备活动处在秘密状态时，以“拜上帝”为标志把群众组织在一个“拜上帝会”中，也是很必要的。但到金田起义时，他们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行动，“拜上帝”成了太平天国旗帜下所有人的共同准则。在太平天国社会中，至少在理论上、原则上，人人都要信拜上帝，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拜上帝者成立一个团体，已经没有必要了。同时，洪秀全为了发动起义之需要，将群众另按军、师、旅、卒、两的系统加以编组，这种组织方式逐步发展完善，也必然会取代原有的“拜上帝会”。述及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以后历史的文书文件没有提到“拜上帝会”，可以认为“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以后已逐渐消失，“拜上帝会”只存在于从冯云山建会到金田起义前后的几年时间内。

曾到天京访问的英国船长费熙邦这样理解“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关系：

起初，当他们的目标只不过是宗教的时候，他们满足于“上帝会”的简单名称，但当他们决定驱逐可恨的满洲君主和铲除妖魔制度，使整个国家组成为一个“太平”帝国时，他们采用了“太平天国”的名称。 ⁽¹⁰¹⁾

后期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志士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说，在永安时期，“太平天国”代替了“拜上帝会”：

洪秀全转移兵力，攻克永安。他的部下在这里拥戴他为皇帝。……他封他们四人为南王、东王、西王和北王……自此以后，废弃拜上帝会的名称，建新朝代号为太平天国。 ⁽¹⁰²⁾

根据他们的理解，太平天国建国以后，就取消了“拜上帝会”。因为“拜上帝会”的存在时间不长，以及在它的存在期间“入会”和“入教”几乎意义相同，所以除韩山文的书以外，太平天国后来追溯其早期历史的文献也就只谈到洪、冯如何劝人信拜上帝而没有如何劝人“入会”的字句了。

三、“拜上帝会”宗教的源头

讨论“拜上帝会”宗教的源头，可以包括两方面，一是教义的思想渊源，二是与外国基督教接触的原始事实。这里主要谈后一方面。

太平天国起义前，在宗教上与洪秀全、冯云山最有关系的，是梁发和罗孝全。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原做雕版印刷工，1816年受洗为基督徒，后被立为传教士。他所写的《劝世良言》，是洪秀全宗教知识最初的和基本的来源。《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述，洪秀全在1843年潜心细读此书，把六年前病中的幻梦与此书内容结合起来，遂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自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认为此书是上天特赐给他的，从此开始了生命的新阶段。洪仁玕、韩山文叙述的洪秀全的这一经历，为太平天国的官书《太平天日》所完全证实。《太平天日》记洪秀全1837年病幻中升天时上帝对他说：“尔下去凡间，还有几年不醒。但不醒亦不怕，后有一部书畀尔，对明此情。既对明此情，尔即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洪秀全将《劝世良言》“反复细勘”“如梦初觉”，乃作感悟悔罪诗。洪秀全对《劝世良言》的重视，《劝世良言》对洪秀全产生宗教信仰之重要，明确记载于太平天国的文献中。冯云山、洪仁玕都是由此而信拜上帝的。洪秀全、冯云山在第二年（1844）春就“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先到达广西贵县，继而冯云山一人深入桂平紫荆山。可以看出，冯云山在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劝世良言》即其宗教知识的来源。不仅如此，《劝世良言》甚至可能是“拜上帝会”这一名称的来源。《劝世良言》卷二：“天国二字有两样解法：一样指天堂永乐之福……一样指地上凡敬信救世主耶稣众人聚拜神天上帝之公会也。”邓嗣禹认为，“拜上帝会”的名称就可以看作这后一句话的缩写。

洪秀全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初偕洪仁玕到广州，从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三个多月。《太平天日》说洪秀全“与花旗番罗孝铨共处数月。主历将《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细览”。洪秀全至此始得读《旧约》《新约》。在此期间，洪秀全还可能读过罗孝全编写的一些传道书。他离开罗孝全处即去广西，找到了冯云山。他所新获得的宗教知识必然对业已成立的“拜上帝会”产生影响，丰富它在宗教方面的内容。《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拜上帝会”的仪式中有唱赞美诗一项，即得自罗孝全处。“拜上帝会”宗教的源头是梁发、罗孝全，这是信而有据的。

但近年来有一种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或冯云山同郭士立有过接触，这对“拜上帝会”有着重要影响。

郭士立是普鲁士传教士，受荷兰布道会派遣于1827年到东南亚，1831年起在中国沿海航行传教，鸦片战争中任英国官员的翻译和中文秘书，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是一个大有关系的人物。他在19世纪40年代初着手建立名为“汉会”的独立于既有教会之外的中国教徒团体，利用他们深入中国内地传教。这种传教方法与当时其他外国传教士不同，以其尽量适应中国习俗，利用中国教徒，据说在华南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据“汉会”自己的报告，1845年有会员210人，1849年有会员1800人，1846年在华南有13处活动的点，1848年在广西有6处活动的点：桂林、柳州、梧州、浔州（桂平）、南宁、太平。

太平天国起义后，据当时一些外国人的访问报告和报道，曾从郭士立受洗的不少“汉会”成员参加过“拜上帝会”，他们甚至“经常出入郭士立家，听他谈话”。特别是报道说冯云山也是“汉会”成员，他在1847年或1848年在香港同郭士立在一起，从郭士立受洗，郭士立通过“汉会”的中介，在“建立拜上帝会方面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的外国研究者根据这些报道认为，“拜上帝会”与西方基督教之间，除梁发的《劝世良言》和罗孝全以外，还有第三个接触点，这就是郭士立及其“汉会”；在“拜上帝会”核心中，“汉会”以及从“汉会”得来的思想影响最为强烈。 ⁽¹⁰³⁾

这是一个重要的但我们现在还难以证实的问题，特别是冯云山和郭士立的关系。既然“汉会”在19世纪40年代有这样多的会员，并且桂平还是它的活动点之一，“汉会”一些成员参加“拜上帝会”是十分可能的。随同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的费熙邦船长报道说，镇守镇江的罗大纲、吴如孝曾在广州帮助修建一座小教堂，暗示说他们是“汉会”成员。 ⁽¹⁰⁴⁾ 对于他们的这一经历，我们过去从中文史料中并无所知。以罗大纲而论，我们历来知道他原是天地会系统的，金田起义时参加太平军，不仅不知道他与外国传教士有什么关系，而且也认为他没有参加过“拜上帝会”。关于吴如孝，《贼情汇纂》说他“初为洋商司会计”，费熙邦等的报道也超出了这一范围。但根据最近发表的罗大纲、吴如孝致“大英国文武公卿”的照会原件，他们早年确曾认识一些外国人，在广州共建礼拜堂，共拜耶稣。 ⁽¹⁰⁵⁾ 这就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事实，尽管目前我们在这方面所了解的资料不足，难以具体论列。至于冯云山同郭士立，《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等文献从未出现过郭士立的名字 ⁽¹⁰⁶⁾ ，当然更没有提到他们有过传道受洗的关系。郭士立的“汉会”建立于1844年。根据太平天国方面文献所记冯云山的行踪，他从1844年春起即去广西，直到1848年夏被拘出狱后回广东找洪秀全，整整四年都在广西，没有记载曾去别的地方。至1848年冬，洪秀全回花县，两人又在一起。难道冯云山在洪秀全回到花县前的几个月中曾去香港见郭士立并受洗吗？ ⁽¹⁰⁷⁾ 太平天国起义后冯云山之弟冯亚戊被清朝官吏拘捕，供述冯云山道光二十四年（1844）后的行踪，说他在“道光二十四、五、六年（1844—1846）在本省城往来抄写蓝本”，“二十七年回家闲住到五月间前往广西地方”，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回家，十一月复去广西。这与《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等文献所记冯云山的活动有很大不同，显然是为了应付清吏而对冯云山在广西的活动有所隐瞒，但就在这份行踪表中也没有去香港的踪影。因此，就冯云山“拜上帝会”与郭士立有关的看法而论，只能认为是不可信的，至少是根据不足的。

四、“拜上帝会”宗教要旨

冯云山建立“拜上帝会”时，“凡入会者皆毁除偶像而拜上帝”。拜上帝、除偶像，这是入会的基本条件，也是“拜上帝会”教义的主要之点。太平天国的宗教在十几年中有不少变化发展，但“拜上帝、除偶像”这一点是在洪秀全、冯云山初读《劝世良言》时和在“拜上帝会”时期就已确立并始终不变的。

基督教是对古代犹太教的革新和继承。犹太教以耶和华为上帝，为独一真神。古犹太人幻想上帝派遣“弥赛亚”降临，做他们的“复国救主”。基督教也奉耶和华为上帝，但以为耶稣即“弥赛亚”，即“基督”，即救世主，耶稣体现了上帝。所以，基督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们的上帝观与古犹太教不同，是耶稣的上帝观。但梁发《劝世良言》一书却承袭了不少犹太教的上帝观，即以上帝为主体，耶稣的活动只是这种上帝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¹⁰⁸⁾

洪秀全、冯云山完全接受了梁发的观点。“拜上帝会”是名副其实的“拜上帝教”，是以上帝为中心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耶稣的地位受到尊崇，但并不突出。我们试看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等早期作品，强调上帝是独一真神和拜上帝、不拜邪神的必要，而对耶稣甚至没有提到。

巴色会1868年6月的一份传教杂志记述了广东清远人李正高的一些事迹。据报道，洪秀全曾在李正高的外祖父家任教，李正高的父亲是洪秀全的好朋友，李正高自己也常同洪秀全谈论宗教问题。报道没有说李正高父亲的名字，他很可能就是最先读《劝世良言》并与洪秀全同佩“斩妖剑”的李敬芳。报道中有这样一段：

洪秀全同李正高特别讨论了禁肉食和禁拜偶像的好处。正高记得洪常常谈到上帝战胜魔鬼的权力。他也谈到过耶稣，是天兄，宽恕人的罪恶，但这不是洪的思想中的主要题目。

李正高后来自己认为，他对基督的信念，得到了一种“歪曲的观点”。“在洪秀全的影响下，他了解了关于上帝的权能和偶像虚妄的教导，但没有了解罪和通过基督恕罪。” ⁽¹⁰⁹⁾

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的宗教知识直接来自洪秀全，因而“拜上帝会”也突出上帝而缺乏基督的观念。如前所述，“拜上帝会”入会的基本条件就是拜上帝、弃偶像。《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述“拜上帝会”入会受洗的仪式，受洗者在读忏悔书并焚化以达上帝神鉴以后，须同意“不拜邪神，不行邪事，谨遵天条”三点，无一涉及耶稣基督，也表明了这一点。

“拜上帝会”入会入教条件中有“遵守天条”一项。太平天国的所谓天条，即《旧约》中所记上帝授予摩西的十条戒律。《劝世良言》提到此事，“神天上帝在山岭降下十条圣训，授予摩西”，但并未具体列出十条圣训的内容，而只是在不同的章节中提到了上帝的戒律，也没有“天条”之名。

“拜上帝会”从何时起有了“天条”之名和十款天条的内容、文字？据某些太平天国文献，“天条”之名似乎很早就出现了。《太平天国起义记》说，洪秀全、李敬芳读《劝世良言》后自行施洗，向上帝许愿“恪守天条”；《太平天日》记洪秀全全家向上帝悔罪，“遵守天条”，这是1843年的事，《太平天日》记曾沄正回心悔罪，“遵守天条”，这是1846年的事。但这都是对前事的叙述，不能肯定这就是当时的语言。据《太平天国起义记》和《太平天日》引载的洪秀全在1843年和1844年的两首宗教诗，诗中有“圣诫”“上帝诫条”字样，并未称为“天条”，这可以说明洪秀全当时只知道《劝世良言》零星告诉他的上帝之诫，太平天国文献中叙述他们那时已许愿遵守“天条”，应是把后来才明确的事情加之于前事。

“天条”之名的出现和十款天条的形成，比较可信的是在洪秀全去罗孝全处学道以后。洪秀全1847年春在罗孝全处读了《旧约全书》和其他传道书，才有可能完整地了解“十诫”。太平天国立国后印行的十款天条的文字，据国外对照研究，与罗孝全编印的传道书所载相近，系以罗书为蓝本。1847年秋，洪秀全捣毁甘王庙，在壁上题诗，斥责甘王“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又写“天条”贴壁晓谕人民，冯云山也题诗于壁，有“请从土壁读天条”之句。 ⁽¹¹⁰⁾ 其后不久，冯云山被捕，“拜上帝会”弟兄具禀申辩，并附呈“十天条”以求县官审查。 ⁽¹¹¹⁾ 可见洪秀全、冯云山关于十条上帝戒律的完整知识和“天条”之称都始于此时。“拜上帝会”入会条件中有“遵守天条”一项，这似应出现于1847年洪秀全到广西以后。当然，在此以前，冯云山从《劝世良言》中知道了一些上帝戒律，也必然会以此要求会众。这样看来，《金陵癸甲纪事略》说“十天条”是冯云山所造，至少不很确切。十款天条的完整知识，应是洪秀全读《旧约》以后才有的。“天条”之名究竟是洪秀全还是冯云山所创，则难以确定。

五、“拜上帝会”教义的中国化

只拜独一真神上帝、不拜一切别神的宗教来自外国，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差异。自明代以来，一些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徒，力图适应中国的文化来传播他们的宗教，但屡起屡蹶，即有成功也大致限于士大夫的范围。19世纪30年代以后，新教即基督教的传教士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纷至沓来，但他们初时收效甚微，中国民众对他们的宗教宣传有很大的反对情绪。梁廷枏在1844年写《耶稣教难入中土说》，认为基督教违反圣贤之彝训，与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传统礼俗格格不入，因此，他断定基督教在中国决难传播。 ⁽¹¹²⁾

但是，洪秀全、冯云山根据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宗教观念而建立的“拜上帝会”却取得了成功，在几年之间形成了拥有几千名信徒的大组织，并且利用这个组织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是什么原因？观察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当然在于透过宗教的现象而发现阶级斗争的本质，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形势方面认识洪秀全、冯云山通过宗教宣传诱导农民起来反抗封建统治的本质。但是，认识这一本质并不等于否认现象的存在。“拜上帝会”要求会员拜上帝、弃偶像，这是客观上存在的事实，它为什么被这一部分人民接受而不是格格不入呢？这仍然是需要具体解释的问题。

这可以从多方面来作研究说明。从一个方面来看，这是由于洪秀全、冯云山所建立的“拜上帝会”，宗教上虽然渊源于西方，但已经大大中国化了，它适应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下层人民的需要。太平天国宗教如何和在什么程度上中国化的问题，需要另作研究，这里只略谈与“拜上帝会”时期有关的几点。

首先是关于“上帝”。犹太教和基督教奉“耶和华”为“神”，这是“独一真神”。从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常借用中国经书上所说的“上帝”来称这位神，但这只是名称的袭用，并非在宗教观念上同意中国经书上的“上帝”就等于他们所说的“独一真神”。 ⁽¹¹³⁾ 但洪秀全、冯云山则不同。他们不仅征引中国的经书说西方的“神”即中国的“上帝”，而且还认为“上帝”即“天”。洪秀全在“拜上帝会”时期的作品多次表明了这一点。如《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论证人的灵魂都从上帝的一元之气以出，以“天命谓之性”“天生蒸民”“天降下民”为证，都是以“天”指上帝。“五行万物天造化，岂有别神宰其中”，“此皆上帝之灵妙，天恩能报得光荣”，“不正天所恶，能正天所亲”，“聚党横行天不佑”，“死生灾病皆天定”等，也都是以“天”指上帝。“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这是以“皇天”为上帝；“一丝一缕荷上帝，一饮一食赖天公”，这是以“天公”为上帝；“人苟本心还不失，自知呼吸赖苍穹”，这是以“苍穹”为上帝；“孝亲即是孝天帝”，这是以“天帝”为上帝，等等。这些实际上也都是以“天”为上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洪秀全的观念中，“天”与“上帝”“独一真神”等同，至少可以混用。

冯云山的宗教知识直接来自洪秀全。他在紫荆山立“拜上帝会”，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供我们研究他的上帝观，但他被王作新拘捕后的呈诉书却有片断保留下来，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一个大概。他的呈诉书以“遵旨敬天”，“只因遵旨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自辩，并引述中国诗书二十余条，说明“一切上帝当拜” ⁽¹¹⁴⁾ 。可见，冯云山建立“拜上帝会”时所作的宗教宣传，同洪秀全完全一样，也是“天”同“上帝”混用的。

把西方基督教的“神”同中国经书上的“上帝”混同起来，这对于向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作宣传，可能是有利的；而把西方基督教的“神”同中国的“天”混同起来，则不仅对于有文化的人，而且对于向各阶层人民作宣传都有利。“天”的观念在中国的哲学上和宗教上使用极为广泛。“天”的观念为各种民间宗教所共有，而且为各类人民所习闻。在中国民间有很大势力的各种主要的形形色色的神，都在天上，天总是被旧时代广大的下层人民看作自己命运的主宰。敬天拜天的观念是极易被他们接受的。“拜上帝会”要求会员拜上帝、除偶像，在除偶像这一点上同中国民间的宗教和习俗有很大冲突，但在拜上帝这一点上，却以上帝和“天”混同而消除了或减轻了人们对上帝的生疏感。

“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更掺入了不少中国民间宗教的因素。《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信徒入会受洗时，桌上点明灯两盏，供清茶三杯。这实际上是点香烛、供牲馔的变形。入会者朗读忏悔书后用火焚化以达上帝鉴察，这不仅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祀，而且也和道教焚化青词相似。这些都是中国民间所习见而易于接受的。

冯云山被捕后，“拜上帝会”内部出现了杨秀清、萧朝贵假托上帝、耶稣附体传言，后为洪秀全所承认，这是中国旧有的迷信与拜上帝教结合的突出表现。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洪秀全后来自称上帝次子一样，都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出于有意的利用。但他们所以要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固结人心，也说明了这种方式在当地民众中影响之深厚。

洪秀全、冯云山在阅读《劝世良言》时认为它大异于中国经书，决心接受它来改革中国当时的陋习。拜上帝当然也是宗教，是一种谬妄的世界观，但只拜独一真神，排除其他一切神怪偶像，比起一举一动都受多神信仰和各种迷信恶习控制的情况，不能不说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树大根深，它不仅充塞于社会，而且也盘踞在洪秀全、冯云山自己的头脑中。他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这使他们减除了传播拜上帝教的阻力，但与此同时，他们要竭力排除的各种神怪成分也就不知不觉地深入到了拜上帝会之中。

六、“拜上帝会”的祈祷文

宗教，包括基督教，是一种解脱之道。基督教认为世界罪恶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的堕落，解救方案重在忏悔罪恶，以使灵魂得救。洪秀全的思想，太平天国的宗教，都包含了这种内容。以洪秀全早期的思想来说，他谴责“争求世界的物质而忘却天堂的东西”，要求“除去求名求利之心” ⁽¹¹⁵⁾ ，重在精神道德之修养。他说：“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 ⁽¹¹⁶⁾ 虽然提到了“生前皇上帝看顾”，但皇上帝能看顾什么，要求皇上帝看顾什么，在这里仍然是含糊的。

但是，在“拜上帝会”的宗教活动中，我们却看到了对这些问题的某种回答。

“拜上帝会”新入会者要宣读忏悔书，受洗后领取各种祈祷文，于早晚和进膳时诵念。这些忏悔书和祈祷文的内容是什么？《太平天国起义记》说：“这些祈祷文的大多数，虽稍有增改，均已载于南京的《天条书》中。” ⁽¹¹⁷⁾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用《天条书》中的内容来进行考察。

《天条书》中所载的“悔罪奏章”即忏悔书说：

自今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条。恳求天父皇上帝时赐圣神风，化恶心，永不准妖魔迷蒙，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侵害，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今世见平安，升天见永福。

早晚祈祷文说：

祈祷天父皇上帝，恩怜救护，时赐圣神风，化恶心，永不准妖魔迷蒙，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侵害。

食饭祈祷文说：

感谢天父皇上帝，祝福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 得升天。

灾病祈祷文说：

恳求天父皇上帝，恩怜救护，灾病速退，身体复安。倘有妖魔侵害，恳求天父皇上帝，大发天威，严将妖魔诛灭。

此外还有喜、丧、动土等的祈祷文，恳求上帝祝福，“家中吉庆，万事胜意”，“家中大小，个个安康，百无禁忌，怪魔遁藏，万事胜意，大吉大昌” ⁽¹¹⁸⁾ 。

我们不能确切指明这些祈祷文的内容和文字与“拜上帝会”时期的有什么具体的差异，但可以参考其他资料来作比较。金田起义前夕参加“拜上帝会”的李进富的供词说：“每日食饭，口念感谢上帝有衣有食二句。” ⁽¹¹⁹⁾ 李秀成在供词中回忆说，洪秀全“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洪秀全“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 ⁽¹²⁰⁾ 。这些叙述虽然简略，但拜上帝得有衣有食、无灾无病，却与《天条书》所载祈祷文的要求完全相符，可以证明这些祈祷文的内容与“拜上帝会”时期的相同。

这就说明，“拜上帝会”的宗教并不仅仅以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君临于会员，而且也以一个能够满足多种现实要求的上帝来吸引各方面的人民。

“拜上帝会”要求会员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但邪神，即各种佛道迷信陋俗，在旧时代的中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有意提倡，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们适应了处在阶级压迫和自然力压迫之下而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的需要。对于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达到的要求和难以捉摸的希望，他们幻想着各种超自然的力量能够给予满足和解答。他们向各种神怪及其代理人——迷信职业者要求消灾、除病、趋吉、避凶，求子、求寿、求事、求功名、求发财等。佛道迷信之所以能够在民间长期存在，实在是由于它们和人民的现实生活有着这样一种虚妄的结合，而不仅是由于它们允诺信徒可以死后超升。“拜上帝会”要罢斥邪神，就必须代替它们。梁发的《劝世良言》虽然宣传上帝是“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是“管理全世界富贵荣华之神”，但说得很不具体，着重宣传的仍是人的灵魂的得救。“拜上帝会”的会员有一些地主富户，但大多数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他们处在愚昧落后的时代，关心自己死后的灵魂能否升天是常有的，但温饱和平安却是现实生活更为经常、更为迫切的问题。“拜上帝会”的悔罪书、祈祷文包含了这样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这正反映了和符合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日常愿望，并使得“拜上帝会”的上帝具备了替代一切邪神的功能。

没有材料说明这些悔罪书和祈祷文的作者是洪秀全还是冯云山。前面提到的关于李正高的报道中说，李正高曾从洪秀全受洗，他的祈祷文也是洪秀全教给的，他到香港后经过三个月的重新教育才再受洗于韩山文。看来洪秀全制作过祈祷文，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李正高得到的祈祷文与“拜上帝会”的相同。撇开作者的问题，就“拜上帝会”而论，它把拜上帝的信仰与群众的日常愿望结合起来，这就为它自己的发展找到了一条途径，并为日后把群众引向为实现这些愿望而向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的道路，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1980年2月 msZ0D46Z8RgGjGwXSG/9b7RIEZPJ/ruZBLaWDknc0LArVZcc/0REMj6XyCyk0X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