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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孙犁童年多病，他感到快乐和幸福的，还是童年——他本人多次表示过这样的看法。
东辽城只有百来户人家，在北方平原上不算一个大村子。但当农业个体生产方式居统治地位的时候，农村不拘大小，自身就常常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士、农、工、商、官、卒、巫、医，乃至政、经、礼、乐……几乎应有尽有，虽然那存在形式，一般都很原始和简陋。因此，无论从空间和内涵上，我们都能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人物众多，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最大最深的源泉，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无尽宝藏，是国家经济政治最大的体现场所。”“古今中外，凡是伟大的作家，没有不从农村大地吸取乳汁的。”
东辽城，这个位于滹沱河南岸的小小社会，是孙犁瞭望世界、观察人生的第一站：
童年，我在这里，看到了雁群，看到了鹭鸶。看到了对艚大船上的夫妇，看到了纤夫，看到了白帆。他们远来远去，东来西往，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新鲜奇异的生活感受，彼此共同的辛酸苦辣的生活感受。
贫困是一种无情的压迫，它并不选择年龄。孙犁不用单看纤夫如何淌汗，船家如何吃苦，他不用单从别人身上才知道世界上有受苦受累这件事，他自己还在很小的时候，也亲自品尝了生活的辛酸苦辣。那时，河北省很多地方都流传着“糠菜半年粮”的俗谚，意思是，就是在好年盛景，每年冬末春初，直到夏收到来之前，一般农户粮食很缺，都要靠吃糠皮野菜（包括树叶），混过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那时的春天是“苦春”，幼弱的孙犁和他的同龄小伙伴们，是用“度春荒”代替了“春游”的。不过，童年毕竟是童年，孩子们也真的把“度春荒”变成某种程度的“春游”了，他们带着小刀，提上小篮，成群结队地涌向野外，去寻挖刚刚出土的野菜：
……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孳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欢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很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
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
饥饿中的欢乐总带有苦涩的味道，而且也不会维持多久，除非人们在长期的煎熬中，已经习惯或“忘掉”了饥饿状态，“以苦为乐”。但这种欢乐的效果，乃是孩子式的天真或麻木所致，倒益发令人感到酸辛了。对于故乡人民吃糠咽菜、含辛茹苦的时代，孙犁借助孩子的天真表现，以轻松之笔出之，正类乎长歌当哭，痛定思痛，恰说明这种童年经历，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记忆。这记忆终于变成一把锹，帮助他掘开了故乡父老在历史上经历的更可怕的梦的坟墓：
我的童年，虽然也常有兵荒马乱，究竟还没有遇见大灾荒，像我后来从历史书上知道的那样。这一带地方，在历史上，特别是新旧五代史上记载，人民的遭遇是异常悲惨的。因为战争，因为异族的侵略，因为灾荒，一连很多年，在书本上写着：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孙犁和他的小伙伴们，那时当然不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还是欢笑着、追逐着挖他们的野菜。当野菜越挖越少、不能果腹的时候，他们就得寻找那些比野菜更难下咽的东西了。
孙犁的家位于村子里很深的一条小胡同底上，在他们家的北边，有一棵大杨树，他的童年时光，有很多是消磨在这棵树下和它的周围：秋风起的时候，他拣过树叶，用长长的柳枝穿起来，像一条条大蜈蚣。特别是大荒之年，地里野菜少的时候，他还吃过飘落的、像一串穗子似的杨花。这东西吃起来颇麻烦，要用水浸好几遍，再上锅蒸，味道很难闻，是最苦、最难下咽的“野菜”了。
孙犁童年时代遇到的最严重的灾荒，是1917年夏天滹沱河决口，使他的家乡一带成为泽国。庄稼全完了，高粱也被冲倒，泡在泥水里。直到秋天降霜，水还没退完，不说晚庄稼种不上，种冬麦也困难。这年秋天，颗粒不收，村边树上的残叶、榆树皮、泡在水里的高粱穗，都成了人们的充饥物。有很多孩子到退过水的地方去挖地梨和“胶泥沉儿”（一种比胶泥硬而略白的小泥块），放在嘴里吃。很快，乡民出现菜色，老、病者相继死去，以席代棺，草草埋葬。
孙犁那年四岁，也加入到孩子们的觅食队伍，到野地里去寻找小鱼、小虾、蚂蚱、蝉和其他可以吃的昆虫，去寻找野菜和所有绿色的、可以吃的植物。常在一起的，有个叫盼儿的小闺女，因为母亲有痨病，生得很瘦小，可是在竞争中眼疾手快，干活利索，常使别的孩子落在后面。她的父亲是个推车卖菜的农民，因为从小托食于卖菜，被乡里谑称为“菜虎”（菜虎本来是一种专吃青菜的软体虫子）。这时就有不懂事的孩子问盼儿：
“你爹叫菜虎，你们家还没有菜吃？还挖野菜？”
盼儿并不以为谑，照样手脚不停地挖着土地，回答：
“你看这道儿，能走人吗？更不用说推车了，到哪里去趸菜呀？一家人都快饿死了！”
这回答顿时刺激了孩子们的饥饿感，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说话了。
就在这时，洋教士乘“危”而入。他们有男有女，男的还穿着中国式的长袍马褂。“作为庚子年这一带义和团抗击洋人失败的报偿，外国人在往南八里地的义里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这个村庄没有一家在教。现在这些洋人是来视察水灾的。他们走了以后，不久在义里村就设立了一座粥厂。村里就有不少人到那里去喝粥了。”
不久，菜虎一家在了教，盼儿也被送进了教堂，虽然换上了洋布衣裳，也不再愁饿死，可是当孙犁听到这个消息，却很难过，他只向母亲吐出五个字，提了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还能回来吗？”
“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大概察觉到孩子幼小的心灵受了伤害，发生了阵痛，便这样安慰着他。
盼儿并没有回来。那个牵肠挂肚的问号，也便一直陪伴着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使他在将近古稀之年，仍然追念不已：“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
外国人的教堂既已开设到中国北方的穷乡僻壤，“收了多少小姑娘”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算清楚的问题；我们只知道，假如盼儿穿上洋布衣裳而沦落天涯，那和喜儿穿上黄家的衣裳而备受践踏、躲进深山，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这一切都在预示，孙犁的故乡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盼儿的悲剧不只表示着一个家庭的解体，也表示着北方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把自己的触须深深扎入到农村来的外国势力，参与了这个解体过程。读者很容易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和这一解体过程有关。盼儿已经“飞”了出去，从这里还会“飞”出各式各样的人物……
严格地说，后来孙犁也是这样“飞”出去的。他和盼儿的命运自然不同，但在“飞”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命鸟”，因为都有着共同的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只是因为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同，所以归宿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