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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项原则”已经不仅是欧洲使馆人员研究思考的严肃课题，而且成为亚洲，尤其是非洲被压迫民族的一线希望。
——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
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的中美外交接触中，美国反复表明，一定要支持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半岛。但是后来的结局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从而引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在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百年以后，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需要把这个事件放到当时国际政治大环境中进行讨论。
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抛弃那种把历史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倒退、爱国与卖国等对立的两分法，认识到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外交也是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
关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问题，近些年出版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证明了北洋政府对参加巴黎和会是进行了充分的外交方面的调研，对德宣战和华工对一战的贡献，为协约国所承认，取得了作为参战国成员参加和会的资格，并使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括租借地租界及胶济铁路——具有了可能性。
在欧战爆发初期，北京政府宣布中立，在外交上比较亲日，日本对中国影响力增大，但1917年春美国对德绝交和宣战后，中国朝野亲美主张逐渐增多。特别是1918年1月威尔逊发布十四点和平原则后，中国与美国频繁接触，支持美国建立国联的设想，中国的参会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和会中的主要对手是日本。
中国为参加和会应该是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顾维钧先是在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内成立了一个小组来收集各种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以确定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个小组特别研究了关于中国的特殊利益，以便中国政府在适当的时机提出这些问题。自19世纪中叶中西交往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一直受到不平等条约的约束。由于在战争中屡遭失败，被迫割让领土，接受领事裁判权和各种其他特权，主权早已被侵犯。
顾维钧认为现在正是时机，中国应该在即将召开的和会上“向各国鸣此不平，以争回某些失去的权利。”中国所不满的不仅仅是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且还有19世纪后期使中国蒙受苦难的日本侵略。特别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
从1918年夏天起，顾维钧连续向北京政府发出研究小组的报告书，力劝政府尽早对此加以考虑，“把即将召开的和会视为中国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机会“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当时是段祺瑞执政，采纳了顾维钧的建议。外交总长陆徵祥在外交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把顾寄发的各份报告书作为基础，研究中国要向和会提出的问题。顾维钧认为首先应该准备“那些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并设法将其写入和约。”要将签署的对德和约中写上“归还青岛和胶州租借地，归还义和团“暴乱”时期德军从北京天文台掠去的设备、仪器；德国占领山东之后中国所遭之破坏应向德国索赔，遣返德国侨民之费用应由德国偿付。”
顾维钧确信，中国在和会上提出胶州和青岛问题并谋求解决是无可非议的，无须顾及《二十一条》。而日本一直坚持，有权讨论山东问题的应该是日本而非中国。甚至在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之后，日本依然不遗余力地对北京施加压力，决意要在山东问题上把中国排除在和会之外。
1918年夏，特别是凡尔登战役之后，人们已经看到了战争即将结束的曙光。10月，奥地利求和，这加速了德国的垮台。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定签字，战争正式结束。中国驻巴黎公使“出乎意料之快地接到一份通知说：即将召开协约国最高会议，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和平条件。”
在近代的历史上，中国将第一次站在世界历史舞台亮相，这个时候的顾维钧，以及那些已经见过世面的年轻外交官们，怀着志在必得，满腔的热血，准备奔赴另一个战场，但是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前面的道路是多么崎岖，有多少艰难险阻。
顾维钧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依靠美国的支持，对英法则不抱太大希望。所以在和会召开之前，顾维钧特别关注美国政策，特别是有关威尔逊的政策和观点，认为威尔逊在和会议决时所发表的意见“将具有决定性意义”。他那著名的“十四项原则”，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成为亚洲，尤其是非洲被压迫民族的一线希望”。顾还从美国国务院明确感觉到，“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美国将尽最大努力促进中国的事业，务必要使中国参加和会。”
顾维钧。摄于巴黎和会。
资料来源：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Library of Congress。
在和会之前，顾维钧不断与美秘密接洽，美国对中国的试探响应积极，极力支持中国参加和会，北京政府大受鼓舞，陆徵祥也称要与美国一致行动，要求协助废除《辛丑条约》。1918年11月24日，芮恩施报告国务卿蓝辛，北京政府的愿望是“和会以符合新的友好国际关系新精神之下，会安排有效保障中国之完整与独立，结束列强在华之利益与影响。”
正如芮恩施所说的：“对于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领导地位，可能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像中国期盼的那样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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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也表示，美国的终极目标，“那就是把日本赶出中国。”
正因为威尔逊反复表达对中国的支持，让中国上下对和会的结果过于乐观。唐启华曾指出，事实上中国对欧战贡献有限，但是拟在和会提案的范围却相当广泛，虽然表达了中国追求平等国际地位的强烈愿望，“但牵涉太多战胜国在华之特权，相当不切实际”。唐启华认为，威尔逊对自己的理想主义外交信念十分坚定，对中国表达过多的善意，“致使北京政府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只要依赖美国的善意与支持，就可以达成愿望。”
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表现在中国希望自己能被视为大国，派出和主要协约及参战国同等数目的代表。但主要协约国却决定：协约及参战各国在和会上将分为三类：
一是五个主要协约国，即美、英、法、意、日，每国五个席位；
二是战争中提供过有效援助的国家，每国三个席位；
三是协约国阵营中的其他成员，每国二个席位。
中国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被归在第三类，因此仅给两个席位。这一决定使中国大失所望，与中国的初衷相去甚远，认为有损于中国在国内外的声望。
在中国席位的问题上，五强之中，只有美国明确支持增加中国的席位。外长陆徵祥让驻英公使施肇基和顾维钧分别与英美代表团就席位问题进行磋商。
美国代表团指出，席位问题“关系到中国利益”，但英法反应很消极。法国答称，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是要由该国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所做过的贡献来确定的。中国代表与法国外交部进行争辩，指出巴西有发言权的代表由两席增至三席，那么中国也至少应享有相同待遇。但是法国称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而巴西海军巡弋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运军火的船只，贡献甚大。显然，法国完全无视中国送上欧洲前线的14万劳工的重大贡献和牺牲。结果，“仅有美国将支持中国的要求”。中国的交涉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作为一种妥协，允许中国派5名代表，可以轮流出席和会。
不过，从美国派出的代表看，对中国也是很有利的。据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所著《缔造和平：1919巴黎和会及其开启的战后世界》的描述，全权代表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在华盛顿开启职业之旅”之前，“早就是中国政府的顾问了”；另一名专家卫理（E. T. Williams）是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的主管，“他曾在中国生活过，当过传教士和外交官”。因此，从总体上说，“美国代表团的心态是反日的”。
在巴黎和会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的接触非常多，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顾维钧都和美国代表团的成员进行了商讨。
然而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从一开始就内部矛盾重重，所以才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代表团本身的分歧就和这个国家的分裂一样严重，成员们彼此怀疑。”
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只有两个席位，“不仅在于这有损于中国在国内国外的威望，而且还使政府在任命全权代表时产生困难。”外交总长陆徵祥曾经给顾维钧及其他公使发了电报，希望大家在和会上精诚合作。他还单独给顾发了电报，告诉他“将是全权代表之一”。
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同一时期，他至少还对四位其他公使“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愿”，即“中国外交界老前辈”驻巴黎公使胡惟德、驻伦敦公使施肇基、驻哥本哈根公使颜惠庆、驻布鲁塞尔公使汪荣宝。因为陆没有想到，最后得到的席位只有两个。结果这让陆徵祥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席位只有两个，选择谁呢？于是，他只得电告各位公使：请他们对全权代表任命一事再行斟酌。但是，陆与诸位公使们未能达成共识，任命之事因此延搁。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代表团如何组成，陆本人担任团长是毫无疑问的。
到了1919年1月18日下午，也就是和会正式开幕前36小时，陆徵祥召集中国驻欧洲各国使团团长全体到会，他告诉大家，为国家全局利益，鉴于需要美、英、法国的帮助，他建议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和会已经同意，中国虽然仅有两个正式席位，但与会人员可以调换，不限于固定的两人。
陆总长的计划是，南方政府的王正廷任第二代表，驻美公使顾维钧任第三，驻英公使施肇基任第四，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任第五。然而北京政府却不愿意让王正廷担任第二代表，将顾与王对调了位置。这样按照大总统的训令，中国代表名次排列如下：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北京政府显然考虑到了，陆本人因健康原因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自然不愿意让来自南方政府的王正廷来代表中国政府。陆在从北京赴巴黎途中已病倒过两次，特别是在日本那次，由于身体不适，“他只得放弃驻日公使与日本外务省及皇宫为他安排好的全部计划。”
顾维钧预感到，变更排名一事，“必将使代表团成员之间难以相处”。陆陷入为难的境地，他感到“有责任、有义务为王正廷博士保留第二代表的位置”，因为他在纽约时当面对王正廷做过许诺。他劝说王参加代表团，“以便中国南北双方能一致对外出席和会”。陆徵祥也曾对王正廷讲，“无论中国分有几席，王也将就任代表”，无论三席还是两席，都不会改变，“陆认为自己必须守信”。他这样做，这倒并非仅仅出于已经许诺的原因，也是为使中国“能得以统一对外”。
南方政府一直希望“能获得某种正式代表权”，王正廷也是“热切盼望”能作为中国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参加和会。王本人甚至借助他个人在美国的关系做了一些疏通，通过芮恩施“劝说中国政府接受这一想法”。芮在和徐世昌总统的一次私人会晤中，还真提出了这件事。而且从1918年春夏开始，王正廷便一直住在纽约，直到与陆徵祥同船前往巴黎。
在陆徵祥离开北京之前，他在政界的一些朋友曾建议，中国在巴黎“需要显示出全国统一对外”。顾维钧回忆说，他也早就从华盛顿发出过电报，作过类似的建议。但是顾后来在回忆录中批评了南方政府的代表，在美国“为反对北京政府而大肆活动”，称北京政府为北方政权，称顾维钧为“北方政权的发言人”。
顾维钧特别提到，比王正廷更为活跃的是广州派出的郭泰祺和陈友仁。他们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举行过记者招待会。他们坚决支持南方政府，希望看到北京政府的垮台。顾曾经劝告他们，“国内政治之争虽属不幸，然不足为怪；至于家丑外扬，则既无必要，也不明智。”顾指出，他从不认为代表的中华民国不包括南方省份，“政治之争应限于国内”，这样才能保持政府“在国外的威信”。郭、陈两人去巴黎主要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
陆徵祥还曾致电在广州的伍朝枢，邀他参加代表团。伍在复函中提出了某些政治条件，其中包括“北京的政治制度应予改革，以便使其更能代表全中国人民。”信虽写得委婉含蓄，但是他清楚表达这样的意思：南方政府反对北京政府，并谴责其政策。伍朝枢最后由南方委派去到巴黎前来观察和会和中国代表团。
南方政府对王正廷擅自接受北京任命赴和会相当不满，1919年1月14日南方政府声明，未经提交本国会依法同意其全权代表资格者，不得代表中华民国出席欧洲和平会议，其所协定之事件，或缔结之条约，一概不予承认。随后南方政府决定派孙中山、伍廷芳赴欧和平会议为全权大使，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为全权特使。这等于变相追认了对王正廷的任命。
最后，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正式代表为：外交总长陆徵祥、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魏后来为伍朝枢所接替。
巴黎和会组织方催促中国外交总长“尽速到会”。陆徵祥原来拟定1918年12月1日左右启程，但当时欧亚客轮极少，根本买不到船票，“要为陆本人、家眷及其最低数目的随员都搞到船票绝无可能”，于是决定到日本去转赴欧的客轮。这事当然便由中国驻日公使馆办理了，然而，驻日公使馆竭尽全力仍未解决这个难题，就这样，中国外交总长竟然因为船票问题，实际行期比预计的推迟了好几周。最后不得不绕了大半个地球，取道朝鲜、日本、美国，经旧金山、纽约等城市。
正是因为这样一绕道，却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来。按照顾维钧的说法，这个风波就是陆徵祥“非出本愿地会见了日本外相”。事情是这样的：陆徵祥那段时间实际上一直在患病之中，因此他需要在经美赴法的这样一个长途旅行之前，在日本横滨多休息几天。既然总长要来日本，驻日公使陆宗舆，一个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视为“亲日派”的外交官，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要求，不仅安排陆徵祥与日本外相会晤，还安排了日本天皇的私人接见，以及与日本首相的午宴。
显然，日本希望笼络陆总长，使中国在和会上不要“制造困难”。当然，陆徵祥估计到了这个时候与日本的接触，会引发诸多猜想，他便在赴日本的船上给陆宗舆发了一封电报，表示不能按照这个安排行事。
似乎陆总长的回复让陆公使难堪，要不就是闹了情绪，使得他决定先告病假，“作为逃避值守的借口”，然后再提出辞呈。不过，总统和总理给他多次发电，请他不要辞职，“同时也劝说陆总长访问东京，并尽量按照原来为他安排的计划行事”。因此，才有了陆徵祥与日本官员的晤谈，不过谢绝了天皇的接见和与首相的午餐。
在中国代表团赴巴黎途中，还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从外交部带来的资料，存放在一个公文箱内，居然遗失了。有关山东问题的资料，包括许多与日本签订的密约，特别是各种借款协定，以及其他关于满、鲁、蒙、藏问题等绝密文件。可悲的是，这个箱子在哪个地方遗失的，也不知道。
由于代表团乘船经由日本、美国，才到巴黎。根据顾维钧的分析，因为在旧金山或纽约都没有人再见到这个箱子。因此，“在日本失落的可能性最大”，而且“它是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窃去的，因为大木箱内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深感兴趣，其他人是不会觊觎它的。”
这些重要文件的丢失，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工作非常不利。在外交谈判上，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团缺乏文本的依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代表团只好给北京的外交部去电，要求将过去几个月中日缔结的协定和换文通过电报发来。可以想见这个工作的难度，有些协定非常长，电报又要译码，会出现不清楚或遗漏，还需要另外与北京沟通才能弄清楚内容，而且有些文件始终都没有到达。
尽管中国内部的政治纷争在组成中国代表团时也呈现出来，以及外交文件的丢失，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代表团在和会的相互协调和工作成效。但是应该看到，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有着不凡的表现，为了中国的利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惜忍辱负重，并正确地利用和会中唯一支持中国的强国——美国的帮助，做出了明智的决策，应该受到后世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敬仰。
1917和1918年，对顾维钧的个人生活来说，是十分艰难的两年。他的父亲因为跌了一跤，卧床了好几个星期，1917年6月初，顾维钧突然收到弟弟从上海发来的父亲去世的电报，当时他正穿戴整齐，准备去参加美国政府举行的盛大宴会。当时他考虑不去参加宴会，但是担心友好国的国家盛大活动，如果中国公使缺席的话，会立即引起注意或者猜测。所以在考虑了几分钟之后，他还是决定赴会。
随后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是继续留在华盛顿还是回家奔丧呢？他向北京政府提出辞职，好丁忧回家尽孝。但是北京回电，说中国处于关键时期，华盛顿使馆不能交由临时代办负责，希望他以国家为重，“先尽忠，后尽孝”。正在犹豫之时，顾的弟弟也从上海发电，说他父亲在病重的时候，便叫家人不要写信让顾维钧回国探望，父亲说留在华盛顿处理两国的关系事务，比回家探望重要得多，叫他不要挂念。根据父亲的遗愿，叫他不要请假回去参加葬礼。
父亲的话让顾维钧非常感动，因此他决定留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留在华盛顿是非常必要的，其间不但有中国宣布参战，而且英国军事代表团和法国军事代表团相继来访。随后，日本外相石井也带领一帮日本外交官来到华盛顿，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中国公使此时的外交活动，就非常重要了。
真是屋漏又遭连夜雨。1918年10月，顾维钧的妻子又因为西班牙流感在华盛顿去世，留下了一个一岁、一个两岁的孩子。据顾描述，那次流感相当恐怖，公使馆三秘的夫人和二秘的儿子也在10天内死去，当时甚至为死者寻找棺木，也成了困难的事情。这个打击，让顾维钧再次萌生辞职的想法，而且提出了辞呈，但是北京政府劝他要更多地考虑国家利益，当时正值需要他为之出力之时。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受命于危难之际。
1918年年底，顾维钧离开华盛顿赴巴黎参会。离开华盛顿之前，为了弄清美国对中国要求所持态度，顾维钧向美方提出了面见威尔逊总统的要求。在此之前，顾已经通过国务卿蓝辛向威尔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达了中国对和会的希望，并请美国给予支持。备忘录的要点如下：
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
二、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应受到签约国之尊重；
三、《辛丑条约》即使不完全废除，也应予以修正；
四、撤走北京外国使馆卫队和北京至山海关沿线外国驻军。
威尔逊在白宫接见了顾维钧，“他的回答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的同情态度”。他反复申述“十四项”中论述过的原则，如果要世界永久和平，必须有一个新秩序。不应再用过去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战胜国不应要求割地赔款，应该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新秩序。他明确表示，希望中国在和会上支持建立国际联盟，这得到了北京政府的响应。根据顾维钧的回忆，威尔逊的态度非常友好，甚至邀请顾维钧同船赴欧洲。
到达巴黎后，顾维钧立即草拟了七点中国的诉求：
一、《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
二、归还租借地；
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
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
五、撤走外国驻军；
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
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
几个主要驻外公使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准备。顾承担了一、二、三、七项，施肇基准备五、六两项，第四项由严鹤龄（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负责。
就这样，中国代表团前期的准备工作，一直都在磕磕碰碰的情况下进行，并不是很顺利。可想而知，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但是，至少他们从主观上还是决定要拼命一搏，有志在必得的决心。当然，他们对于前面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斗争的复杂性，显然是准备不足的。
[1]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2，no. 1（Winter 1998）, p.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