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变化中的中国

为了避免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冲突，中国人决定把苏州河以北的一大块土地划为美国租界……但是令上海的美国人沮丧的是，美国政府否决了他们的这种做法。因为美国政府认为，美国一贯施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外交政策，而这些美国人的做法无疑违背了这种政策。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的声讨中死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指出，袁世凯无法跟国会合作这事“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造成了督军制度的形成，这是对中国来说的“最坏的结果”。所谓“督军”，是袁世凯在每省都设置的军事长官，实际上成为各省的实权人物。在袁世凯的时代，这个系统“运行得很好”，督军还听从袁的派遣。

但袁世凯命赴黄泉后，督军便成为“独立的封建首领”。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所承诺的新时代并没有来到”，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有点像春秋战国时代”。这样，“军阀绑架了这个国家，这导致中国分裂”。更糟糕的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道德也受到了威胁，那些督军多半是“彻头彻尾的恶棍，自私贪婪，染指税收，让士兵以掠夺来代替薪水”。在中国，当兵的自古以来就名声不好，但还不至于不如强盗，“但是现在人们却认为兵匪一家了”。 ^[1]

北洋军阀本可以与国民党“激进派”之间达成某种协议，但这被“日本的阴谋”所阻止。日本利用西方势力在一战中无暇东顾的机会，试图控制中国的关键地区。1917年，北方的督军解散了国会。对关心中国局势的一些美国人来说，北京政府完全掌控在军阀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掌控在“安福俱乐部”手中，按照一位美国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些人“为了回报日本人的贿赂，在1919年利用绥靖、秘密协议等方式把中国完全彻底地交由日本控制。”而国会中的激进派，在国会中占大多数，南下建立了南方政府，定都广州，势力范围包括了几个南方省份。 ^[2] 因此，中国陷入了分裂，在混乱中的中国，怎能指望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在外争国权的博弈中赢得胜利呢？

不过，在中国政治纷争的内乱中，西方传教士仍然按部就班地在中国发展他们的事业，他们在教育和医疗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功。在北京建立协和医学院，就是他们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主要业绩之一。

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

在20世纪之前，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很多学校和医疗服务机构。在一战时期，这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科学事业、环境卫生、疾病防御和医学研究上的指导。中国医学委员会（The China Medical Commission）获得了每年125万美元的经费，将在“凝结两国未来友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3] 中国医学委员会是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于1914年成立的旨在帮助中国的医学教育、医院发展和公共健康的组织。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对中国进行了半年的考察，1916年初回到纽约。考察团由董事会主席、教育董事会秘书长华莱士·布特瑞克（Wallace Buttrick）博士、洛克菲勒研究院（Rockefeller Institute）院长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博士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著名病理学家威廉·威尔奇（William H.Welch）博士组成。考察团于1月24日在纽约举行首次报告会，介绍在中国引进西方医疗系统、医药与现代手术方法等重要问题。中华医学基金会随后提出一项综合的计划，包括在北京和上海创办两所医学院所需的土地购买、房屋修建、设备购买，大约需要150万美元，每年运营费至少30万美元。

布特瑞克博士在位于百老汇大街61号的办公室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他说，在中国的基督教会传教士们在建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成绩非常显著。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华创办医学院，来培养大量医务人员。基金会访华的目的就是与教会合作创建医学院。“西方世界不可能大量地为中国培养医务人员。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优秀医生。”所以才有了在华创办两所最好医学院的打算，开创中国自己的医学教育事业。

中国有许多疑难病症和医学难题，需要中国优秀青年接受医学教育，成为本国医学事业的领军人物，中华医学基金会将在中国通过多年努力，培养人才，而且相信“他们应该能做得比西方人更好。”中华医学基金会希望经过五年或更长时间，将这两所医学院建成“可与世界上任何顶尖的医学院相比。”除了创办这两所医学院外，中华医学基金会还计划在人口稠密的地区，资助几个教会医院，这样学生完成四年医学院教育后，学生在第五年便可到教会医院实习，临床一年后，才能拿到毕业证。

洛克菲勒基金会购置了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Union Medical College）的产业，在选址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个产业由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有，它花了20万美元。1914年春天，布特瑞克与伦敦传教会商谈一个合理的价格。当时还没拿到地契，还需要一些时间。

协和医学院将设立董事会，由6个传教会代表组成：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国长老会北方教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Board，North）、卫斯理公会（Methodist Board）、伦敦传道会、英国圣公会差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和伦敦教会医学会（London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董事会除7名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成员外，还有另外3名美国代表和3名英国代表。

第二所医学院准备设在上海，离南京很近，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设有医学院。上海现在有两所医学院，分别是由哈佛和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创建。1915年11月4日，布特瑞克在访华考察期间，各医学院代表一起开会，讨论在上海创办医学院的事宜。

这件事情还得到了民国外交总长和美国驻华公使的协助，袁世凯总统还会见了考察团成员。袁总统非常热情，随后还专门致信询问能否提供帮助。他说将支持中国的年轻人去医学院学习，还附上了一张1500元的支票。

他们的考察发现，传统中医没有任何执照的概念，任何人都可宣称自己是医生，给人开处方。很多人家世代行医，依靠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秘方治病。当然，一些祖传医学知识对行医很有帮助，他们中许多还有家传医书。因此，中医有大量医方可循，中药铺里面也有各种中草药出售。不可否认，中草药是有一定疗效的。中医的诊断在于把脉，医书里记载了98种不同的把脉诊断。针灸也是一种普遍的治疗手段。人身上有700多处穴位，扎针不会损害人体器官。他们的考察发现，现在中医也开始用西药了。

疫苗接种预防天花在中国已经有颇长的时间了。现在疫苗注射很普遍，有关药品在中国销量很好。一些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医生在中国行医，他们大都在通商口岸，最多的是日本人，也有一些欧洲人和美国人，内陆城市也有外国医生，只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不过数量不会太大。 ^[4]

考察中国医学教育

布特瑞克博士讲述了被派往中国的来龙去脉。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这个计划并不是心血来潮，其实在清王朝倒台之前，就已经萌芽了。早在7年前（即1908年），洛克菲勒先生通过芝加哥大学，向中国派出一个教育考察团，带队的是恩尼斯特·伯顿（Ernest Burdon）博士，成员包括托马斯·张伯伦（Thomas Chrowder Chamberlin）博士和他的儿子罗林·张伯伦（Rollin Thomas Chamberlin）。前者是美国地质学家、教育家，他于1887年成为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校长，1892年任芝加哥大学地质系主任；后者也担任过芝加哥大学地质系的主任。父子在同一个系当教授和系主任，也可以算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吧。

这次教育考察还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罗林·张伯伦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摄影师，沿途拍了大量的照片，现在保存下来的有600多幅，记录了在中国旅行考察的行程，拍摄地包括香港、广州、广西、湖北、四川、重庆、江西、上海、河南、河北、北京、沈阳等地，拍摄时间大致从1909年1月至6月。

目前这些照片全部收藏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贝罗依特学院（Beloit College），包括他因为这次旅行所写下的6本详细的日志。那个学院是老张伯伦曾经当过地质学教授的地方。我曾经因为联系版权，和这个学院的有关人员有所接触。这些照片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晚清的中国社会的非常珍贵的图像资料。

这个考察团回美国以后，写了一份长篇报告，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布特瑞克读到时很兴奋。后来，小洛克菲勒邀请布特瑞克等二三十个人开了三天的会，讨论了怎样能为中国的教育提供帮助，随后又开过一些小规模会议，认为要抓紧促进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

于是，又组成了一个考察团，由贾德逊校长（President Judson）任团长，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弗兰希斯·皮伯蒂（Francis W. Peabody）博士、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杰·格林（Roger S. Greene）和他在日本京都和东京工作的儿子。考察团提出的建议，洛克菲勒基金会基本上都接受了，并建立一个新机构对各个细节进行补充，布特瑞克任新机构的主席。

多年来，布特瑞克一直与传教事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家乡长期担任浸礼会教区长，在家里接待过许多传教士，是许多教会理事会的成员，也是美北浸礼会（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财务委员会主席。但是对于中国，他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一年前，他与威尔奇博士（Dr. Welch）和弗莱克斯纳博士（Dr. Flexner）到缅因森林游玩，布特瑞克利用这个机会，与几位医生朋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求得他们的支持。

他们两位都是美国医学界公认的权威，弗莱克斯纳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负责人，威尔奇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授。布特瑞克随后建议中华医学基金会邀请这两位博士同去中国。弗莱克斯纳博士说，如果威尔奇医生愿意去，他就去；而威尔奇医生则说，如果古德诺校长同意他去，他就去。当时古德诺也在场，立即批准。所以就有了三位的中国之行。这位古德诺，就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前面已经讨论过他在袁世凯称帝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与中国的关系。

由于有美国医学界最有名的人士背书，便“在美国医学界立即得了地位”。这便省去了回答美国医学人士去中国创办医学院的许多责问。基金会还发布消息，宣布威尔奇和弗莱克斯纳都认为在华办学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从上到下都知道此事的意义了。

考察团于1915年夏天从纽约启程，访问日本、韩国、中国东北后，在北京逗留了三周，随后到天津、长沙、济南、上海、广州、香港，最后经旧金山于1月6日返回纽约。

布特瑞克博士说，他有些朋友对中国进行过研究，告诉他要接受中国的现状。中国人口多，增长快，生存压力大。因此，瘟疫蔓延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减少，有时并不见得是坏事。布特瑞克指出“这是毫无人道的”。中华医疗基金会还发现，中国并没有充分重视瘟疫造成的经济影响。他们发现，在中国传播最广也最可怕的疾病是肺结核、钩虫病和梅毒，麻风病也很盛行。

因此，在北京创建一所一流医学院成为大家的共识。北京是最后三个王朝乃至民国时期的首都，学生们会很踊跃地从中国各地来到这里学习，可以通过铁路或海路，从中国北方各省包括满洲、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的主要城市到达北京。年轻人会认为在首都的医学院拿到学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北京协和医学院比中国其他地方由传教士办的学校条件更优越，设施好，资金多，师资强，生源足。而协和医学院也能为在中国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做出贡献。学院选址位于北京的一条要道，位置极佳，现有的房屋也可长期使用。

上海目前尚无医学院，虽然哈佛医学院在华的教育成果不错，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联合培养的第一批学生1915年已经毕业，而且口碑很好。在上海的外国租界的人口接近70万，其中16000人是外国人，那里有相应的卫生和医疗设施。上海受西方影响明显，街道和市政的管理都非常有章法。

而耶鲁大学则在长沙开展了医学教育。不久前，湖南省省长与耶鲁大学在纽黑文（New Haven）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按照这个协议，湖南政府提供资助，通过湖南绅商协会，与耶鲁共同开办湖南医疗和护士学校。耶鲁将提供人员和一个医院，而绅商协会提供学校和医院的校舍和运营费用。这个协议使中国有可能建立一所由耶鲁大学主导的优秀医学院。耶鲁提供足够的师资，洛克菲勒基金也将为这个合作提供支持。这就是后来的湘雅医学院。

布特瑞克说他想起两年前查尔斯·伊里亚特（Charles W.Eliot）博士代表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发表的演说：“任何西方组织如果想与东方国家人民友好交往，最好的途径就是将西方医药、手术和卫生介绍给中国。”布特瑞克最后表示：“这项慈善事业前途无量。虽然面临许多障碍，但都将可以克服。这将造福于中国人民。中国人非常聪明，不会只是为了实际的好处，还会寻求精神的资源。” ^[5]

伍廷芳展望后袁时代

在袁世凯刚死的时候，许多人对中国的未来还是相当乐观的，其中就包括伍廷芳。1916年7月9日《纽约时报》发表对他的专访。这篇采访没有提具体的采访时间，但是采访中提到，北京传来消息袁世凯宣布放弃帝制（应该是3月22日），而且还称“春光明媚”，柳树刚吐出“翠绿的新芽”。因此可以推知这个采访是在3月底或者4月初，也即是袁世凯的最后结局并不明朗的时候。

《纽约时报》对伍的介绍是前驻美公使、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中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创立者，以及退休的革命党人。伍先生对中国未来的总的看法是，中国面临剧变，必将成功。反袁运动的兴起，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上海这个西化的大都市的日常生活回归正常，复辟的失败，让上海人感到喜悦。“革命党人再次获得了言论自由”，而不再担心反对政府而生命受到威胁。

根据记者的介绍，采访是在伍廷芳在上海法租界的家进行的，处于法租界最好地段，街区很像纽约的第五大道，周围有绿草地，宅子用铁栅栏围起来，室内摆设堂皇。在那里，可以看见黄浦江上破旧的小船与大轮船穿行，拉洋车的人力车夫和小轿车拥挤在马路上……真是新与旧的交错，现代与传统的并存，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隐喻。

采访人是两位女记者埃尔西·韦欧（Elsie F. Weil）和格特鲁德·爱默生（Gertrude Emerson）。她们到达后，管家微笑着应门，行鞠躬礼，带领她们到客厅。客厅地上铺着棕色的柔软厚地毯，摆放着黑漆雕花家具，中间是一个小方桌，两边是黑色的小凳。墙上挂着书法条幅。记者行文中都称伍博士。他很快来到客厅，身着中式服装，头戴瓜皮帽。

伍说，讨论政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记者感觉伍的英语非常好，问记者来中国多久了，准备参观一些什么地方，在华待多久，何时回美国，等等问题。而记者却问他为何不再访美呢，并告诉他美国人民很喜欢他。他回答现在不准备去，但以后会有机会的。他说要向世界宣称会活到200岁，还幽默地说保证在1959年再去美国。到时候在美国能见到你们吗？是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在旧金山见面呢？她们也开玩笑地回答会在旧金山的码头上欢迎他，他显得很高兴。

记者把话题一转：1959年实在太遥远，要等很长的时间，这期间，任何事情都可能在中国发生，“不如现在告诉我们，您对袁世凯宣布放弃称帝有何高见？”“你刚才问的什么问题？”他眯着眼睛，将耳朵凑近，“很抱歉，我耳朵有点背。”记者发现，当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时，伍博士的耳朵就不灵了，这样也免得让发问者感到难堪。

两位女记者似乎并不想放弃这个问题，继续大声追问，伍博士知道糊弄不过去，便回答道：“现在中国处于过渡时期，其实我并不想谈这些问题，讨论政治并不令人愉快。”他说自己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他认为中国“必将发生巨变”。中国的进步太慢，“太落后了”。辛亥革命后，我们以为会有大变，没有人会反对新思想，激进者总能利用一切机会去实施他们的想法。

但是，现在的政府不愿去尝试东西，哪怕政府里有许多归国留学生，但他们大多数都“相当保守”，反而是“革新”难以克服的阻力。只有等一二十年后，这些人退出历史舞台，让新人引领“进步政策”。就是说，他对现在的政府当权者非常失望。

伍博士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像巴黎、纽约、芝加哥等，都有自己的气息。但是在北京，中国人在这个古都生活许多个朝代，这个城市充斥着保守观念，人们不知不觉地变得更加保守，所有的官员“丧失了革新的动力”。

伍博士说，芮恩施博士来看他时，他就警告过芮恩施，要留心北京的“特殊气氛”。所有北京政府的官僚都会不自觉地变得很保守，因为都被北京特殊的政治环境所影响。他还反问记者，芮恩施博士现在如何了？是否跟使团其他人一样，“落入了这个陷阱呢？”

他告诉记者，他第一次到美国时，生活了6年。回来时满怀改革的热情。他说美国的一切都是新的，人们“讨论变化和革新”，报纸旗帜鲜明地批评和赞扬。他希望将陈旧的东西彻底清除，修订司法制度，传播社会科学知识，启迪民智，选拔人才进入政府，促进管理高效等等。当时他满脑子“都是美国精神”，并不断向在北京政府中的官员朋友们阐明想法。

但是，他们的回答却是敷衍的，承诺的兑现是遥遥无期的。六七个月以后，他的热情也就这样“被浇灭了”。当有从西方回来的年轻人充满理想，热衷于改革时，伍就会给他们泼冷水，告诉他们做不到，“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改变”。伍这才意识到，他自己已经被“北京的政治文化所毒害”，并且已经“严重落伍”了。

伍廷芳强调，除非政府成员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对祖国的未来建设有巨大的热情，推动进步，崇高理想，只有依靠他们来进行改革。消除北京的守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将首都迁出北京才有可能。“我们为什么不学习日本呢？”伍博士用严肃的口吻说，日本首都从京都迁往东京，这是日本人“相当聪明”的动作。

在回答对日本的认识时，伍廷芳针对两种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无非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反对日本，一是中日作为近邻应保持友好关系，伍自己是“处于这两种观点之间”。伍博士表明，“不喜欢日本以《二十一条》来恐吓中国”，中国陷于“非常无助”的境地。日本陆军、海军皆很强大，中国难以匹敌，必须面对现实，“与日本做朋友自然好于当敌人”。

记者提到，在北京见过许多年轻人，他们对日本怀有很深的警惕，其中也包括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和他进行过几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印象深刻。提到他儿子，伍博士感到做父亲的骄傲。其实《纽约时报》记者采访伍廷芳，就是伍朝枢牵线的。伍朝枢现供职于外交部，属于中国“当前最优秀的外交官”。据说伍廷芳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前程，不愿多发表政见。

伍博士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还是有信心的，认为当年轻一代掌权后，“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国的奇迹”。他们会破除旧思想，给中国带来新东西。那些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学习过的年轻人，把各种知识带回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未来的全部希望就在年轻人身上。” ^[6]

就在这个采访的第二年，伍廷芳便追随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了南方政府，担任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在这篇采访发表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没有想到他的思想像年轻人一样激进，而且义无反顾地付诸了实践。

孙中山对时局的看法

上海的法租界，是当时政要和精英的理想居住地。1917年的夏天，孙中山先生也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小楼里，唯一引人注目的是前门有岗哨，坐着一个拿枪的警察。某一天，他家来了一位客人，他就是马思特斯·麦克唐纳（A. Masters MacDonell）。他是一个商人，这次来中国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了，有机会拜访了孙中山。

回到美国以后，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聊了他与孙中山的会面，以及对孙中山的印象。他感觉孙先生为人“谦逊简朴”，按门铃后，孙先生的秘书很快来应门，询问来意后，然后被引到西式风格的客厅。刚落座，孙先生就进来了。他身材中等，着浅咖啡色军服。他注意到孙先生的面部表情与众不同，生动丰富，思维敏捷，语调轻缓，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他觉得“孙先生可与拿破仑相比”，两者皆现实主义兼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是因为当前中国的现实所需，而理想主义则是四万万同胞有不可估量的未来。麦克唐纳认为，虽然孙中山无意当总统，但孙似乎是众望所归，“应该出任总统”，是“最佳人选”。麦克唐纳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灵魂”。

他们正聊着，孙夫人走了进来。她举止优雅，身材苗条，穿着当时巴黎最流行的外套。她微笑着用地道的英语向他问好，并打听纽约戏剧的最新消息，对各种新闻非常感兴趣。她毕业于美国卫斯里女子学院，曾长期在美居住和游历。麦克唐纳对第一次见到孙夫人很是兴奋。

据麦克唐纳的观察，中国当前的政治势力分为三派，一派是保守党，其中包括军人、官僚和顽固分子，一派是国民党，还有一派是进步党。麦克唐纳说，半数进步党成员不认同本党，便加入了国民党。实际上形成了保守党与革命党之争。张勋是保守党的领袖人物，而革命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人们认为革命党代表现代思想，“顺应时代潮流，竭力维护共和”。顽固派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民众都支持革命党人的主张，革命党相信自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保守的军阀张勋率领4万人的辫子军，梦想把自己幼女嫁给早已退位的皇帝溥仪，野心勃勃地想恢复帝制，这注定失败。

麦克唐纳告诉孙先生，这次拜访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听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返美后会把他的想法传达给美国大众。虽然孙先生很直率，但是他也很仔细地斟酌怎样表达自己的看法。孙先生指出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妨碍进步，缓慢地推进改革非常有必要。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建立共和扫清了道路。革命解救中国人民于水火，将他们团结起来。

孙先生指出，民国政府保留一些前朝官员，也是权宜之计，袁世凯就属于帝国旧人。他大肆举债，其中很多都落入自己腰包，还妄图建立袁氏王朝。黎元洪比袁的思维新一些，他一直试图联合新旧官僚组成政府。然而这犹如油和水相混，不能兼容，结果造成现在的混乱局面。如果不尽快变革，就难免出现混乱局面。

孙先生接着表明，中国正在“打扫屋子”。旧官僚自己无能，就必须交出权力。旧时代的余孽应该遣散佣仆，当普通市民。他们意识到末日即将来临，当新政府决定抛开他们，建立起法律和秩序，他们就会拼命反对。中国必须依照人民的意愿，重建政府，消除歧视，取消治外法权，真正行使主权。中国应该用理性和智慧赢得世界的尊重。

麦克唐纳最后请孙先生谈中国的对外关系，孙先生回答：过去由于政府软弱，没有明智的对外政策，中国不仅割让领土，还失去了铁路权和采矿权以及宝贵的资源。中国不反对外国在中国采矿，但是外国不能控制矿产。 ^[7]

这篇采访发表在1917年7月15日的《纽约时报》。这时，孙中山已经离开了他在上海的小别墅。7月6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等追随者南下广州，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始了护法运动。这年的9月，孙中山宣布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显示了革命党与保守党势不两立。保守势力盘踞北方，革命党占据南方各省，中国又陷入了分裂的时代。

美国对上海的影响

1917年2月，那个时候孙中山还没有南下，还住在租界里的小洋房里，一个名叫鲍威尔（John B. Powell）的美国人到达了上海，也住进了上海的租界。他之所以前往上海，是因为托马斯·密勒（Thomas Franklin Fairfax Millard）给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威廉（Walter Williams）博士拍了一份电报，表示他想在上海办报，需要聘请一名密大的毕业生前来协助。威廉于是把这次工作机会给了鲍威尔，那时他正在新闻学院做讲师。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抵达上海后，竟在此度过了25年的办报生涯。

这个威廉博士，按他名字的发音，应该称“威廉斯”博士，他在中国新闻界有非同小可的影响，本书后面还会提到他，但是当时中国的媒体都称他为威廉博士，所以我还是按照约定俗成，在本书中都称他为威廉博士。

托马斯·密勒是第一批到华的专业记者之一，所以有“美国在华新闻业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China）之称。1900年，密勒作为《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记者，第一次来到中国，报道义和团运动，谴责八国联军，萌生了对中国的同情。密勒于1911年在上海创办了《大陆报》（ The China Press ），是第一份美国人在上海开办的英文刊物。

那时的鲍威尔关于中国的知识非常有限。教授们在密大课堂上几乎不会提及中国，只有在历史课上才会稍稍涉及一点儿中国的情形。不过庆幸的是，在密大新闻学院有很多中国留学生，董显光便是其中之一，后来董成了中国的著名记者。其实在前面第4章讲到1917年日本企图再次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第5号，鲍威尔和董显光的名字都已经提到过了。

鲍威尔1917年2月首次来到上海。那时，黄浦江的两旁布满了仓库和货栈，仓库的通道十分狭窄。这天正逢下雨，地下有很多泥。他拒绝了黄包车夫的好意，坚持步行前往礼查饭店（Astor House Hotel）。他曾在日本横滨坐过黄包车，对亚洲的生活习惯并不熟悉，不喜欢坐在人力拉的车上。

他下榻的礼查饭店在上海是相当有名气的，它是由一位美国船长创办的。 上海许多名流都去这家饭店，在晚餐席上或休息室进进出出。一次，一位本地人幽默地对鲍威尔说：“这家饭店的休息厅是上海所有骗子和流氓的聚集地，假如你有兴趣待在这里，你就会信以为真。”这家饭店中的职员大多是船员出身，因此饭店的布置像船上一样，油漆的走廊，就像大客轮的通道。住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一日三餐和下午茶，鲍威尔付125块银元的月租，折合成美金是60美元。

在这里，鲍威尔和老板密勒见了面。密勒与袁世凯、唐绍仪、伍廷芳等政治精英相当熟悉。密勒创办的《大陆报》，是英国的《字林西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 ）的劲敌，英国人不喜欢《大陆报》这种竞争者的存在。《大陆报》中不仅有中国人的投资，而且还有一些中美合作及中国民族企业融资。在上海，对正在日益增多的美国侨民来说，拥有一份美国报纸是相当有必要的。后来一个英国人买走了《大陆报》的大半股权，出了很高的价钱。密勒先生想要再次办报，创办一份周报，即《密勒氏评论报》。

鲍威尔在他的回忆中，描述了到达上海时的印象。那个时候，码头和栈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黄浦江沿岸，蜿蜒数英里。空气中飘荡着美国船员们的歌声，他们在装货、卸货的时候，总是唱歌或者大声喊叫。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垄断了广州、上海、马尼拉的贸易，操纵着中国沿海和长江沿线各通商口岸的水运。旗昌洋行最初的栈房位于上海滩沿岸地区，建筑像城堡一样牢固。这些栈房紧邻河岸，几条街之外便是法租界和南市。旗昌洋行总部设在波士顿，1818年，由康涅狄格州米德镇（Middle Town）的塞缪尔·罗素（Samul Russell）在广州成立。公司的业绩非常好，当时新生的美国刚刚与英国切断了政治经济联系。这家公司对美国做出了相当大的经济贡献。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Jr.），即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1830年起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参加过对华的鸦片贸易。

1862年，旗昌洋行的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建造上海外滩的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开通上海—汉口航道，几乎垄断了长江航运。1867年又开通上海—天津的海运航线。不过，1870年代英商太古洋行和中国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的加入竞争，导致旗昌轮船公司的利润下降。最终在1877年，以220万两银子的价钱卖给轮船招商局。这个资金后来投资美国修建西部铁路。1878年旗昌洋行在上海开办旗昌丝厂。1891年，旗昌洋行停业。丝厂出售给了法国商人。

在19世纪中叶，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几乎都由旗昌洋行的商人担任，包办美国在华事务，其中包括驻上海领事金能亨。1852年，金能亨不顾英国领事的愤懑与抗议，公然在英租界上竖起了一面美国星条旗，宣布在这个区域内，美国与英国享有同等的权利。

“为了避免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冲突，中国人决定把苏州河以北的一大块土地划为美国租界”。这块土地所属的区域就是虹口，地理位置优越，位于英租界以北。在面积上，虹口与英租界相当。在华的美国人非常高兴，将此情形告知美国政府。“但是令上海的美国人沮丧的是，美国政府否决了他们的这种做法。因为美国政府认为，美国一贯施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外交政策，而这些美国人的做法无疑违背了这种政策。”

无奈之下，上海的美国人只好去劝说地方当局，要求把虹口地区和英租界合并在一起，这样，所谓的“公共（国际）租界”就形成了。“公共租界”不但包括当时被合并的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区域、苏州河以南的英国租界，还包括后来被列入势力范围的杨树浦。

公共租界的管理与西人社区

公共租界建立之后，苏州河以北地区，一改之前贫民窟的面貌，焕然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工业区。因为这个区域邻近苏州河和黄浦江，交通运输便利，劳动力质优价廉，所以英国人和日本人先后在这里设立纺织厂。在虹口区，美国人设立了许多现代化的大工厂，其中包括一个现代化的发电厂。

但是1917—1927年间，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工厂超过了外国人。按照中国历史学家的说法，正是北洋军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10年的黄金时期。因为鲍威尔在新闻行业，所以他比较注意印刷工业，他在回忆录中把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例子。他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己建设的工厂的典型，它的工厂设施都毗邻虹口的闸北，不仅规模巨大，设备还相当完备，“堪称是世界印刷企业中的佼佼者”。此外，商务印书馆管理先进，有数千名职工，“不愧是亚洲成长既快又好的一家工厂”。

1917年的上海，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大海港中的一个，但是对鲍威尔来说，从现代都市建设的角度来看，“它与美国的一个乡镇差别不大”。1917年的上海人口众多，已经达到150万。道路设施却相当落后，竟然没有一条地面平整的道路。

那个时候，美国人收购并管理着上海的电厂和电力公司，并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鲍威尔为了给办公室接电灯线，到上海市政大厦找电力处帮忙。他看到在电力处的办公室里，一个印度发明的大“潘卡”（punkah）风扇在屋顶悬挂着。这种风扇是竹制的，它的外形是一个长方形的框，框中间蒙着一层薄棉布，下端点缀着缨穗。一条系在竹框边上的绳子穿过墙洞，一直延伸到后院里，那里的苦力拉动绳子扇风。拉绳子的人经常会累得睡着。显然，通过人力扯动“潘卡”风扇，电力处的办公室才得以凉快一点。

在鲍威尔的眼中，这样陈旧的设施与繁荣的上海很不搭调，而且成为外人眼里的笑料。他发现还有观念的问题。有人告诉他，电扇容易使人患肺炎和胃病，不利于健康。为了防止伤风，引起胃痛，即使天气很热，上海人也将兜肚穿在身上，或在腰间系上一条肚带。鲍威尔发现上海人“相当迷信”，保留了不少传统风俗。在上海的欧洲人群体也比较封闭，“与外界的隔绝时间长达数十年，其文化自然与世界文化之间产生了不小的隔阂。”

但是，上海租界的救火队给鲍威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志愿者组织，队员没有薪酬，基本上都是欧洲人，仅有少数上海人作为助手。救火队从英国购买了救火车、水喉等救火器具。鲍威尔评论说，“这些器具好像是来自博物馆”，说明在他看来非常陈旧和落后。

虽然装备比较落后，但救火队员都是忠于职守的。鲍威尔到达上海之后不久，一天夜里，一阵火警声响起来，他从梦中惊醒。得知旅馆附近发生火灾，他赶忙穿上衣服，跑向现场。只见救火员们手拉水喉跑着，“一阵夜风吹过，黑色的晚礼服随风飘荡，许多浓烟或脏水的痕迹留在了白衬衫前以及蝴蝶结上。”火灾恰巧发生在英国一个节日的前夕，许多英国人欢聚在上海俱乐部参加晚宴和舞会。当火灾发生时，英国救火员只能穿着晚礼服赶往现场。后来这些服装的损失由公共租界给予了补偿。

有人说，救火队救火是因人而异的。如果火灾发生在小人物的住家，救火员们显得很怠慢，火灾被扑灭后，主人的财产往往所剩无几。美国的保险公司在上海发现了这个商机，劝说公共租界给救火队配备先进的救火器具，当局接受了这个要求。

上海租界还有一个“万国商团”的组织，大约在1200—1500人之间，维持公共租界的秩序。每逢成立纪念日，商团就会举行隆重的庆典。它是一个城市武装，“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警察组织”。由不同国籍的人构成，包括公共租界的中国人。编制包括连、排、班，有美国连、英国连、苏格兰连、日本连、中国连和葡萄牙连，排则有斯堪的纳维亚排，以及其他较小的欧洲排，另有一些更小的欧洲班。

在上海的外国人中，英国人社区最大。苏格兰志愿兵也包括在英国连内，他们穿着传统的服装苏格兰短裙。美国连由步兵、骑兵、机枪兵共三个队组成，还包括菲律宾队。而上海连的成员则来自各个较大的外国公司。

上海之所以成为一个大港口，是因为有黄浦江，又地处长江口，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偶尔也有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军舰经常停靠在黄浦江一带。各国的水兵驻扎在船上，只有发生事变时，才会上岸进行弹压，而后返回船上继续坚守，“通常情况下是很少上岸的”。

鲍威尔家的日常生活

鲍威尔在礼查饭店租了一间小套房，浴室较小。当时租小套房的多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在领事馆工作，有的受雇于美国在沪的公司。

有一天晚上，鲍威尔回家进门，发现一位日本少女，她穿着和服，睡在他床上。他手足无措，赶快把茶房叫来，责问茶房为何许可她在他房间里过夜。那个女孩用洋泾浜英语问他：“您是鲍比先生吗，是鲍比先生邀我来这里的。”他告诉她自己不是鲍比先生，于是茶房将她带下楼。后来这件事传到朋友那里，他们就常常拿他开玩笑，叫他“鲍比先生”。

鲍威尔的妻子和小女儿以及他妹妹玛格丽特也来到上海，他妹妹也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那时，大量的美国人到上海，拥有现代设施的公寓或住宅都让美国人抢空了。为了满足美国人的需求，修筑了一个美式的住宅区。鲍威尔一家也搬到了这里。

那时的上海，拥有一座电力厂和一家电话公司，电力厂规模小，由上海市政府投资经营，电话公司归私人所有。电话公司的电话机设备既陈旧又笨重，是瑞士生产的。打电话的时候，摇电话机上的曲柄，先连上接线生，才能打通电话，程序非常琐碎麻烦，这给人们带来许多不便。

有一次，一位正在气头上的美国商人，因通话过程中线路被干扰，信号时有时无，最终忍无可忍，一把拉下挂在墙上的电话机，从窗口扔到了大街上，并要求电话公司给他准备一台新电话机。当电话公司的英国经理拒绝了他的请求后，那位美国商人竟然到美国领事馆，说在“门户开放”的政策下，签约国享有一律平等的权利，而英国经理的这一做法剥夺了他的这一项权利。就这样，事情差点闹到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多亏了他的朋友的劝解，加之电话公司满足了美国商人的要求，僵局才被打破。

那时，上海的电话机非常笨重，鲍威尔的电话机与邻居的挂在同一堵墙上另一面。有一次，鲍威尔的妻子正在打电话，只听轰隆一声，电话机连同一块泥壁从墙上掉落下来，此时，隔壁的太太也在打电话。于是，借着这个墙洞，他妻子与邻居开始聊天。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首次来华的美国年轻夫妻，在这里过得非常舒服。他们在美国时，这些太太既要一个人照顾孩子，又要为家务事操劳。但是来到中国，仆人随时恭候，太太们感觉轻松了许多。

在鲍威尔家，雇佣了五个人，一个厨师，一个打杂，一个工人，两个女仆。一次一位打杂人的家乡发生动乱，他的几十个亲戚逃到上海，落脚在鲍威尔家的汽车间，直到事态平稳之后才离开。鲍威尔发现中国人的应变能力很强，也可以是反过来的。一次由于租界突然发生骚动，许多中国人将他们的亲属安顿到了乡村里。

鲍威尔刚到上海的时候，那里的美国人不过几百，后来，大量美国人陆续在中国创设公司，美国人逐渐增多，形成了美国人的社区和社交圈子。美国人设立了两个俱乐部——美国商人俱乐部和美国人乡村俱乐部；前者在市区，后者在市郊。

上海还开办了美国学校，坐落在法租界，各国的家长竞相把孩子送往这个学校，接受美式教育。因为报名的人数太多了，而这所学校容量有限，所以相当一部分申请者无法进入这个学校。

美国人又盖了一所教堂，奉行教徒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派别均可加入的理念，也受到了热烈欢迎。牧师是专门从美国请来的，任期三年，经过严密的筛选。

有一对日本夫妇请求成为教友，并表示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男人说过去在美国待过几年，因而能讲英语。女人说她出生于美国。这对夫妇显得很真诚，积极参加教堂的各种活动。然而，有一次中日危机爆发，一些美国人来到日本领事馆交涉，发现那个日本男人在那里工作。事后核实他是日本陆军情报员，奉命潜伏在教堂里，以掌握美国人的最新动态。

上海的环境

上海河道纵横交错，退潮时，绿水发出难闻的味道，蚊虫因此滋生。没有蚊帐就不能入睡。如果不点蚊香，那么仆人就得往来于卧室之间，连续地向主人或客人的脚腕上喷煤油。

一位美国朋友来拜访鲍威尔，晚间邀他留宿。因为朋友个头太高，以至于睡觉时两脚伸到蚊帐外边去了。结果他第二天一觉醒来，他的两脚掌心被蚊子咬肿了一大片，甚至无法走路。为了解决蚊虫这个难题，一位传教士发明的蚊袋在当时颇受欢迎，那是一个长方形的纱布袋，使用方法简单，只需把脚伸进袋中，在膝盖上面打结。这样哪怕脚在蚊帐外面也受到了保护。

几年以后，随着市政建设的进步，堵塞了许多渠道和池塘，大大减轻了蚊虫的威胁。再后来，在阴沟里喷洒药液，限制了蚊虫滋生。但是苍蝇仍旧很多，成群结队地在垃圾上飞来飞去。

与租界相比，中国人居住区的环境卫生更差，尤其是贫民窟。正因为如此，各种各样的病菌滋生，伤寒、霍乱、痢疾等疾病很普遍。“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中国人竟然没有减少，外国人对此甚是不解。”鲍威尔听说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喝热茶和水。其实，如果我们对上海的历史有所了解，很容易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源源不断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

后来，一个宣传环境卫生重要性的传教士团体诞生了。这个团体鼓励上海市民搞好环境卫生，特别指出苍蝇传播各种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宣传活动采取了许多方式，如绘制图表、张贴宣传画等，用简单明了的方式展示苍蝇的产生缘由、生活习性、如何传播疾病，张贴在墙和布告牌上。“为了凸显苍蝇的危害性，画面里的苍蝇都是经过放大处理的。这些宣传画演示了苍蝇先是在垃圾堆爬行，而后带着肮脏的脚在食物上爬来爬去，最终把肺痨病传染给人类的全过程。”

上海租界最高的建筑物只有五六层，其中仅有一两座有电梯。主要位于外滩，这些建筑物和黄浦江之间有一条林荫大道。每当夏天的夜晚来临时，这是一个好去处。每逢星期六的夜晚，上海的外国人几乎都来听交响乐团的演奏，公园就更加热闹了。

但是，外国人在公园享受音乐的时候，会受到乌鸦的干扰。鲍威尔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群群黑乌鸦常常停靠在公园的枝丫上，发出凄惨沙哑的叫声，打扰人们听交响乐，很是让人烦躁。这些乌鸦还经常把屎拉在衣冠楚楚的外国绅士和小姐的身上或头上，鲍威尔因此幽默地评论道：“对远道的客人貌似显得很无礼”，“不能不怀疑它们是反洋人主义的信徒”。

工部局不得不采取措施，但是搞笑的是，工部局竟然提出了依据乌鸦头进行悬赏的政策。这样一来，中国小孩儿一起合伙捉乌鸦，并把砍下的乌鸦头成批地交给工部局，领到了许多赏钱。后来工部局还发现，为了领到赏钱，有的人开始饲养大量乌鸦。后来，乌鸦头数不胜数，这成为一笔大的开销，只好下令取消奖赏政策。

当时外滩公园不许中国人入内，木牌上不仅写着游人注意事项，还写着公园的有关规定，例如禁止攀登树木、折损花草、毁坏公物等。在“禁止携带宠物入内”这项规定后面，还列有中国人不许入内，这引发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政治纠纷。后来，问题愈演愈烈，这条规定被说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这个说法，在后来的反殖反帝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宣传的作用，也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课题。最近一些年，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出了一些成果，总的来说，经过对已有的历史资料仔细地研究和考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招牌是不存在的，是误导的表述。 鲍威尔在这里所讲述的故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当时的上海由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城三个行政区域组成。其中，公共租界包括虹口、杨树浦和沪西，大多数外国人居住在沪西。公共租界设立之时，法国人拒绝参加，于是就设立了法租界，它介于公共租界和旧中国城之间。在1917年，沪西大部分土地还是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比较孤立的村庄零星分布着，谁也想不到后来会变成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

当时，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需要缴纳一定的土地税，这是他们需要缴纳的唯一税种。如果土地出租了，那么就需缴纳租金的10%到15%的税款。例如，如果租金是100元/每月，那么每月需要交10元或15元的税款。没有开发的土地，是不征税的。这是按照过去英国国内施行的法令，没有开发的土地，土地税由租用人缴纳，地主无须交税。英租界成立之后，沿用了这个法令。后来，英国国内不再施行此项法令，而上海公共租界却一直按照这个法令行事。

最初，上海铺路材料仅限于碎石块和黏土，方法很简单，道路工人将碎石块砸进地面，把黏土掺水和稀，将稀黏土注入碎石块的缝隙中，待到泥干了，用石磙将其压平，道路就完成了。但大雨会冲走路上的黏土，修路工人不得不重修。承包商乐此不疲，因为在中国黏土很多，劳动力廉价，可以从中牟利。

在外滩的新建筑中，仅有一两座楼装置了下水道、抽水马桶等现代卫生设施。鲍威尔发现，在上海人看来，同窗帘、电风扇一样，抽水马桶也不利于身体健康。而解便则是用马桶。每天清晨，乡下人便进城收集粪便。“仆人往往把瓦盆里的粪便拿来去卖，靠出售粪便增加了不少收入”。在农民看来，庄稼靠粪便才能茁壮地成长。后来，粪便可观的利润引起公共租界的注意，因而租界开始与人签约，批量出售粪便。这些粪便经商人转手，卖给上海市附近的乡下农民。租界每年靠出售粪便获得的额外收入高达十万大洋。

那时，上海的卫生设备还不健全，洗澡设备显得很陈旧，由于产于江苏苏州，因而被称为“苏州浴盆”，其实就是高和直径都是四英尺的瓦缸。威尔逊说用起来极不方便，每天早上，他的家丁要跑无数趟，提无数桶水，才能把它灌满用于主人洗澡。

《密勒氏评论报》

托马斯·密勒、约翰·鲍威尔以及美联社的约翰·莫里斯（John R. Morris）等，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了《密勒氏评论报》。虽然杂志自己的中文翻译为“报”，其实是英文政治和财经评论周刊。

根据鲍威尔的回忆，自《密勒氏评论报》创刊以来，其实老板密勒先生在报社工作时间不长，1917年当鲍威尔到达上海以后，密勒便返回纽约，结果就一去不复返。直到1922年，密勒答应在北京政府担任顾问，于是将报社的股权完全抛售给了鲍威尔。这样一来，鲍威尔不但是报社的主笔，还当起了报社的老板。

但是，在这个时候，杂志的投资人撤资，让鲍威尔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因为鲍威尔从中国公司争取到了固定广告合同，杂志最终得以幸存。他考虑到《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文名字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过于局限，从字面上看来突出个人，他曾经尝试着换用几个不同的名字。最初使用的是《远东评论周报》（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最终决定选用《中国评论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从1923年6月开始正式使用这个英文的新名字。

鲍威尔又考虑给报社换个像样的中文称呼，但是费尽周折，最后还是决定保持不变。鲍威尔回忆说，美国俗语说“名字就是一切”，这在中国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在中国，一个名字获得名声后，是轻易不会变换的，甚至字体都不可以变换，更不用说是名字本身了。所以鲍威尔得出结论，“名字的轻微变化或被盗用都会使顾客望而却步，为此公司将蒙受巨大损失，因而外国公司尽心竭力地维护公司的名字。与外国名字相比，中国名字尤其如此。不管是只知晓母语的中国人，还是懂外语的中国人，在看东西时，他们往往习惯先看中文。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变更报社期刊的名字，还是延续期刊起初发行时的中文名字——《密勒氏评论报》。”这就是这本杂志英文名字换了若干次，但是中文名始终保持不变的原因。

在他办刊之初，又面临一件头疼的事：印刷厂中的中国员工都不认识英文，那排字怎么能行呢？于是，他找到印刷厂的经理，谈起了这个问题，经理却笑了笑，说道：“如果这些中国人认识英文，他们会把你们写好的文稿改得乱七八糟。”但是后来，还是出了不少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一次，报纸的“人事动态”栏中出现了要啤酒的内容，经调查才知道，原来是一个记者让身边的职员送字条给酒吧，问啤酒为什么还没有送到，结果阴差阳错地将这张字条的内容发表在报纸上。还有一件更为离谱的事：一次，红灯区的女人们送了一些没有署名的请帖给单身男人，邀请他们参加一个茶会。结果请帖出现在了“社会新闻”栏中。这期报纸发行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鲍威尔做过一个调查，上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数量在8000到10000人之间，其中商人和传教士占了很大的比重。除英、美两国人外，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很多人认识英文，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份报纸来传达美国的消息。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读者中占很大比重，他们大多来自学校。这些人很关心大战下的世界局势，并想通过美国报纸知道美国人对大战的态度。那时，很多中国学生都在学习英文，将《密勒氏评论报》当教科书来研读。由于该报用的是美式英语，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询问英文意思的来信。上海成立了很多研读英文的组织，由此官员和学员们纷纷订购《密勒氏评论报》，其销量自然大增。

《密勒氏评论报》一再提请美国政府注意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动向。一战时期，《密勒氏评论报》在谈论未来的日美关系时，便指出了日本的危险性，甚至“对美国一战将不可避免”，是很有前瞻性的看法。因此，鲍威尔很早就成为“日本侵华势力的眼中钉”。 也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鲍威尔被日本人抓入狱中，几乎丢失了性命。关于他的故事，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还会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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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nry W. Bunn，“Changing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CCXX，no. 825（December，1924）.

[2] Henry W. Bunn，“Changing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CCXX，no. 825（December，1924）.

[3] Frank B. Lenz，“The Americanized Chinese Student：What Will He Play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 vol. IXIX，no. 4（April 1917），pp. 14-21.

[4] 以上均见“American Medical Training to Be Given Chin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6，1916。

[5] 本节资料来自“American Medical Training to Be Given Chin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6，1916。

[6] “Wu Ting-Fang Looks to China’s Young Men.” New York Times ，July 9，1916.

[7] “Prospect of Dr. Sun’s Return to Power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July 15，1917. 1oq4F1ZIHb6Cei7RHi6qk4+KU9G38C/gF3ZLWZm/BLPS7T01o5on9azipoQoib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