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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害怕有人行刺，就把自己锁在深宫。对一位选举出来的总统而言，如此害怕公众是匪夷所思的。执政的四年中，走出官邸不超过六次。
——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
在辛亥革命后，西方媒体普遍看好袁世凯，认为在中国只有他才能稳定局势，称他“是一个伟人，是其时代最伟大的人之一”，但是随后发现，袁实际上是一个独裁者。而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大多数成员是“不妥协的激进派”，决心限制总统的权力，结果总统与国会造成对立，“这对立的结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由国会中的数名成员在中部和南部省份“发起的反抗”，“遭到袁世凯严厉镇压”，这即是1913年的“二次革命”。 [1]
1915年，袁世凯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走上了恢复帝制的不归路。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美国的态度是暧昧的，基本上就是在观望之中。当日本联合英、法、俄三国“劝说”袁世凯取消帝制时，美国也没有参与。从威尔逊总统的理念来讲，他是希望中国建立民主的共和国体制，但是同时他不希望中国的政局动荡。在中国，似乎只有袁世凯才能维持稳定，这甚至是当时许多美国人的共识。那么当袁世凯要称皇帝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威尔逊希望美国为中国宪政发展提供一个范例，他的民主主张与同时期的另一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Frank J. Goodnow）形成了鲜明对比。古德诺公然赞同袁世凯称帝。事实上，古德诺以及许多其他美国人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即中国人实行民主还不成熟，需要一个强人。所以古德诺认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这一看法被在中国复辟帝制者所利用。 [2]
古德诺在1915年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宜中国，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进行鼓吹。而同样是这个人，却是美国行政管理学的奠基者，出版有《比较行政法》（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1893）、《政治与行政》（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1900）、《美国的市政府》（ City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5）、《美国行政法原则》（ Principl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5）等美国行政学的开山之作。
古德诺竭力帮助中国制定宪法，这个宪法其实是融合了美国宪法和法国宪法，给了总统极大的权力。古德诺是这样解释的：“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紧要关头”，参与中国制定宪法框架的人，都必须记住两点。首先，“人们心目中所期望的任何一部成功的宪法，必须符合这个国家的自身条件，并且，必须具备从这个国家人民的历史和传统当中演变而来的性质，因为宪法正是针对这一特定族群的行为做出规范。”古德诺指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想的宪法”。
其次，中国宪法的制定者，其实任何国家的宪法制定者，都必须格外谨慎用词。要避免用词的不准确，特别要注意区别“共和国”（republic）及“共和制政府”（republican government）这两个词，它们在欧洲政治史上有非常不同的含义。
最后，还要记住，这是为“一个亚洲国家而不是欧洲国家”制定的宪法。古德诺的意思是：宪法的制定，必须根据国情，不能照搬西方，“只有这个宪法同它所要对之做出行为规范的人民的能力和愿望相一致，它才是近乎完善的”。
亚洲和欧洲之间还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属于亚洲而不是欧洲这一事实就会对其宪法产生极大的影响”。按照古氏的看法，亚洲和欧洲的执政观念有不同的侧重点，亚洲倾向于“强调行政权而不是立法权”，而现代欧洲则相反。
1914年5月15日，古德诺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刚刚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这应该是指5月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他说虽然形式上是对《临时约法》的修订，但实际上是一部“迥然不同的宪法”。《临时约法》给予立法机构极大的权力，修订后的宪法则“为了总统控制政府而将大权赋予总统”。古德诺说，他一年以前起草的宪法草案中的许多意见都被采纳了。但是比起古氏的草案，在立法方面“给予了总统更大的独立决定权”。不过，古氏总的来说是赞同新宪法的。
古德诺还为新宪法写了一篇辩护文章，被译成中文刊登。但他并不相信新宪法“能起到多大作用”，因为中国人“不会遵守他们采用的任何宪法”，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任何法治的概念”，只有“个人统治”。那些掌权的人则“不能容忍任何关于他们应当怎么做的批评意见”，因为他们“无法区分批评与煽动”的区别。古氏的这些评论，真可谓是入木三分，以后的历史充分证明他的观察是准确的。
古氏还透露，大约一周之前，他与袁世凯有过一次长谈，非常直率地同袁讲了总统“应当遵行的政策方针”，因为现在他已经有了“满意的宪法”去遵循。虽然袁“非常友善，彬彬有礼”，但是当古德诺“请求给予已经受到苛刻条例钳制的报纸更大的出版自由时”，袁回答说中国的情况“与欧美不同”，明显地并不打算“放松已经施行的对言论自由的控制”。然而，古氏提醒他，并没有必要行使“新宪法给予他的所有权力”时，袁对这一条显然没有抵触，表示“他也宁愿自己并未拥有宪法赋予的这么大的权力，他打算尽可能把权力甩给立法院”。
看来，这个独裁者意识到，封口其实比行使权力更为重要。
事情过了多年，1921年当芮恩施问古德诺是否支持修订后的宪法时，古德诺说修订后的宪法草案“从来没有给我看过”。他所做的就是帮忙译成英文。翻译是在贺长雄和施肇基协助下完成的，所以要回答“是否赞成这个宪法的问题有点困难”。
但根据1914年6月22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古德诺对这个宪法总统权力有更明确的解释。他说：在这部宪法之下，总统确实拥有广大的权力，“他实际上握有超出政府决策和行政部门之上的最高权力”。也就是说，“为了促进公共福利，并为了使法令得到执行，他有权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颁布法令。”而且在紧急情况下，若立法院无法举行会议，“他也有权颁布法令条例，这已经取代了现行法律的规定。”
1914年秋，古德诺赴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但直到1917年，他仍然担任中国的法律顾问，并且每个月从中国方面领取500美元的报酬。 1914年11月，古德诺在纽约政治学界举行的晚宴上致辞的时候说，民国建立初期颁布的《临时约法》“显然没有怎么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临时约法》是建立在“对政治行为的限制作用，而不考虑采用这一宪法的人民的条件和传统”。因此《约法》在制定中，重点更多地放在立法方面，“而非政府的行政统治者一方”。中国人对此很不习惯，因为他们都“对行政者执掌大权习以为常”。
古德诺在1914年11月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认为中国试图建立共和制度，然而“不同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这样的尝试是在不具备任何议会政府的经验之下做出的。”也就是说，中国在没有议会制度基础的情况下，“便尝试建立共和制度”，就必须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要么是一个临时性的独裁政权，伴之以在政治权力发生改变的条件下的种种邪恶；要么是一个适合她需要的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其实，也就是在下面两方面做出选择：一个就是军事独裁，“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一个国家所能有的最坏的政府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武力因素”起主要作用。另一个就是“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古德诺的这个想法代表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意见。虽然美国的确对辛亥革命和共和体制有巨大影响，甚至那场革命有人称为“一场在中国发生的美国革命”。然而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具备实行民主的能力，怀疑西方制度是否能用于中国。
显然，古德诺被袁世凯误导了，哪怕他已经意识到袁世凯的野心，但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古德诺很看好袁世凯，认为他是中国的希望。1915年夏，古德诺回中国待了两个月，他为袁世凯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公开宣称君主制更适合中国。筹安会的成员似乎也有了救命稻草，感到欢欣鼓舞，其成立宣言便写道：“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
古德诺的备忘录被公布后，便受到了美国舆论的抨击。《华盛顿邮报》发表《一份奇异的文件》的社评，表示很难相信这位美国著名学者竟然支持君主制，“古德诺教授的历史课看起来是学颠倒了。”《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说，虽然古德诺仍然是一个“健全的好美国人”，但是他必须向同胞们做出解释，他为什么认为在中国“皇帝会比总统更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健康、富裕和明智的国家”。
在中国为袁世凯摇旗呐喊的更是不乏其人，梁士诒就是其中的主要人物。《纽约时报》1916年6月4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梁士诒的文章《中国必须回到君主制》（Says China Must Be a Monarchy Again）。 [3] 梁士诒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长，1913年5月到9月任财政部次长，现任海关税务司督办。梁士诒对北京政府各个部门都有影响，还控制了银行业和铁路。他被认为是复辟帝制的背后人物。这篇文章是由中国前外长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翻译成英文的，并传给了《纽约时报》的记者。
梁士诒的中心观点是，只有君主制“才能解救中国于内忧外患”。他说，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最近20年共和制度才逐渐为人们所知。然而，考虑到中国大众的素质，不能照搬西方的民选模式，只能渐进。中国的大众根本不懂政治，他们效忠君主，对官员恭恭敬敬，如果官府能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就感恩戴德。他认为共和制只是对少数人而言，对于大多数国民，这并非“一个明智的选择”。梁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官员在巡视时，问一名村夫知道“大总统”的意思否，那村夫问：“这是新皇帝的名字吗？”而另一个村夫则问：“大总统是哪国人？”
梁士诒宣称，中国必须回到君主制。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June 4，1916。
梁论证道，美国实行共和只有140年，而中国的君主制已有5000年，把中国转变为共和制如同把美国变为君主制一样荒唐。而且西方基本都是宗教性国家，从古到今，基督教在政治中极为重要。而在中国，宗教观念很淡漠，而是依靠儒家伦理将人们联系起来。
梁士诒大肆鼓吹忠孝、君臣、父子等道德观，还耸人听闻地称，“忠君是国家政体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忠君思想，“中国的整套传统价值体系就会崩溃”，国家就会陷入危险。他认为民国建立后的混乱，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了忠君思想”。这种观点，应该代表了当时一些人的看法，就是中国需要一个强人的威权统治，他们不相信民众，甚至也不相信自己，喜欢把命运交到别人的手中，这应该是几千年奴化教育的结果，甚至连梁士诒这种大学者也不能幸免。
当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梁士诒的思想，也不再是传统士大夫的那种绝对忠君的政治观，其实是希望君主立宪。他认为共和制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其“不稳定性”。如果中国想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必须君主立宪。这就是他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梁士诒透露了立宪计划正在快速进行，两月内可完成。目前有一个十人委员会，正在起草宪法草案，然后呈送参政院，最终由新成立的立法院批准。10名成员中有3名是外国人，即英籍政治顾问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日籍宪法顾问贺长雄、美籍法律顾问韦罗贝（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其余7名中方成员包括：国务卿兼外交总长陆徵祥、税务督办梁士诒、审计署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农商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以及财政次长龚心湛。
这个宪法采取美国的两院制，国会有权通过或驳回预算，国会有权弹劾内阁，国民拥有人权、居住权，以及贸易、结社、宗教信仰、言论等自由。民意机构如议会、国民会议、媒体、商会等都应该受到保护。实行了宪政，中国的政府才能有效地运转，实施国家发展的三大计划，即发展商贸、改革军队和全民教育，最终中国必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
1915年夏，驻华公使芮恩施回美国述职，10月1日回到北京，发现气氛很不对，若干拥护恢复帝制的官员迫切要见他，因为“称帝的呼声太高”，不顺从民意的话，会“激起兵变，甚至天下大乱”。这时日本开始出手，要列强共同行动反对复辟。最后只有美国不动声色，其他列强都进行了“善意的忠告”。
芮恩施描述道，为举行加冕仪式，大殿粉刷一新，铺了崭新的地毯，定制了皇冠。可是，蔡锷在云南宣布护国，反对登基。反对声势越来越大，要求袁世凯立宪，推行改革。袁宣布登基大典延期，并于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便撒手人寰。 [5]
芮恩施的回忆录中，提供了他关于袁世凯称帝的一些个人经历和看法。参政院于1915年10月初通过了一项关于就国体问题实行全国公民投票的法律，每个区选一个代表，各省的代表在各省的省会开会，并就这个问题进行无记名投票。10月4日，芮恩施与袁世凯进行了长谈，芮的感觉是，袁世凯表面上看来是超然的态度，实际上企图证明改制是正当的，其理由是为了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袁世凯原以为日本不会阻挠帝制，但是10月底日本政府决定阻止袁的登基，并就此事向美、英、法和俄国发出信件，指出复辟帝制可能引起动乱，危害外国的利益。日本请其他列强一起劝说袁世凯取消复辟计划，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接受，称因为“不想干涉别国内政”。然而其他几个国家赞成日本的建议，10月29日，日本代办和英、法、俄三国公使拜访了中国外交部，并各自提出了“友好的劝告”。
芮恩施在回忆录中指出，“企图重建帝制是向后倒退”。虽然中国没有选举产生的代议制的经验，但由于中国在地方上也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可以根据经验和传统，用于发展某种形式的省的和全国的代议制。他深信，“由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官员来判定哪一种政体最适合于另一个国家，那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自治的基本原则是每一个民族提出自己的自治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通常要经历许多困难，而且还会出现多次反复退到更不完善的方式上去。”关于是否承认这个新政体，芮恩施给美国国务院的建议是，要看这个政体“是否为人民所接受以及产生的维持秩序者的能力”，这个建议得到了国务院的赞同。
在袁世凯死后许多年以后，即1921年底，《纽约时报》采访了芮恩施，他回忆了与袁世凯的交往，似乎仍然对袁怀有好感，把他描述成“一位货真价实的伟大的中国政治家”，甚至把他比喻为中国的俾斯麦。这真是非常奇怪的，芮一直想在中国建立健全的民主，但是却对这个复辟帝制者有非常高的评价。我想是否因为他认为袁世凯是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所以他说如果要知道复杂的远东，就必须研究袁世凯，“弄清楚他的处世之道，以及为什么最后失败”。对于袁世凯从宣布称帝到他的死亡，芮恩施认为是一场预谋、实施，到失败的过程，人们看到了“一幕大戏的结束”。中国人没有预料到复辟会登场，但是这场闹剧促使新生的共和国，“在阵痛中慢慢地学习民主”。 [6]
芮恩施对袁世凯有好感，也可能是因为袁对芮的特别礼遇。1913年11月芮恩施到任时，袁世凯派八匹马的豪华车接他到总统官邸，还有一队骑兵护送。到达后，有阵容庞大的仪仗队欢迎，接受芮恩施的检阅。两边30位将军肃立，袁用西式礼节与芮恩施握手，芮感到他是一位“谦和而又威严的老派中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刻和良好的印象。
在后来一次面见时，袁世凯为把国民党逐出国会和解散该党进行辩解，称大多数议员都是空谈者，总是“企图干涉政府行为”。他说国会应为民国制定一部永久的宪法，但是他们“并未对此做努力”。在芮的印象中，袁是一个“军事独裁者”，绝不允许国会干涉自己的政治权力。袁曾与芮谈到，中华民国不过是一个幼童，得仔细呵护，不能服用“外国医生开出的猛药”。 [7] 其意思就是，西方的那一套不适合中国，必须有袁这样的军事强人，才能使中国得到稳定。美国政府中，其实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点，不仅是芮恩施，支持袁称帝的古德诺也是这个论调。
留美学生与国内的运动遥相呼应，起来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2月22日《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便报道了留美学生罢课反对帝制的活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留学生发出呼吁，动员在美的留学生“为了追求民主的秩序”，掀起反对恢复帝制的宣传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用庚子赔款奖学金来到美国留学的，但是因为参与抗议活动而没有上课。在太平洋沿岸的各个城市，“从墨西哥到阿拉斯加，他们与同胞奋战在一起”，奔走在美国的各个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宣扬共和，“代表了庚款留学生大多数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反对态度”。
《纽约时报》的记者了解到，反对帝制运动的几位主要参与者正在洛杉矶活动，在过去的两周内召集其他成员举行了几次重要的会议。其中一位叫吴李（音译Lee Woo）的年轻人，家族背景显赫。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就读，便返回中国担任革命运动的财务主管，他的家族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关系密切。民国建立之后，他返回加州大学继续学业，同时仍旧密切联系并支持中国的共和运动。为了推动运动的开展并帮助在美国的中国人，他成为最早一批请假离开学校的人。
当时，滇黔督军唐继尧以及任可澄、刘显世、蔡锷、戴戡发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通电，即《为讨伐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罪行致各省军政长官电》，该通电1915年12月25日发出，在洛杉矶的留学生中广泛流传：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团长、各道尹公鉴，并请转各报馆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迭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总统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诸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召兹干涉，既濒危亡。苟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预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稍亘日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铄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生死，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共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图利之。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暨军政全体同叩。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文言讨袁檄文，《洛杉矶时报》竟然不辞辛苦，不惜篇幅，把全文翻译成英文刊登，虽然已经是这个通电发出的近两个月之后了。不过这个事例，也反映了美国民众对中国局势的关心。该报报道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浪潮所用的题目就非常有意思：《放下书本反对称帝》（Drop Books to Oppose Crown）。 [8]
1916年5月2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对唐绍仪的长篇采访。他是第三批留美幼童，曾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归国后历任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就西藏问题与英国谈判的全权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南北议和的北方代表，袁世凯任总统以后，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他与袁的私交很深，甚至可能是“袁世凯维持时间最长的朋友”，他们年纪只相差两岁。1912年6月唐辞去总理职后，便再没有人敢对袁世凯直言批评了。现在袁是众叛亲离，全国上下要袁世凯辞职，因为他背叛了共和，甚至连唐绍仪这个老朋友也毫不隐讳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唐绍仪宣称，“哪怕我们再发动一百场革命，共和制度也必须保留。”
唐绍仪以朋友的身份给袁发了一封长电，敦促他尽快辞职，因为他违背了就任总统时的宣誓，无法再获人民的信任。现在这位总统走到这一步，沦为“中外笑谈”，是十分遗憾的。《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他，在中国应该怎样看待所谓“人民意愿”，因为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中国老百姓只求生活安定有保障，而“不会在意政府是怎样的”。但是唐不认同这种看法，他认为也许老百姓不关心，但是在中国有许多人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在所有国家，政府权力都是“在少数人手中”，民主制度的美国也是这样。中国人起来反袁，是因为他要走回头路，而且是由于他“违背了对国家所做出的承诺”。
唐绍仪谴责袁世凯。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May 21，1916。
唐绍仪像其他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相信共和制度是对中国“最好的制度”。他甚至认为中国古代从孔孟时代就有“民主精神”，中国过去就有自治的传统。他回忆道，在他生长的村里，曾经40年都没有村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他觉得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我想这里他是想证明，中国是能够实施好共和制度，不需要再回到皇权时代。
唐绍仪还评论道，如果袁世凯辞职，副总统黎元洪将接任总统，虽然他并非很聪明，但品行还不错，相信他能维护共和。民国需要几年才能运作正常。按照第一部宪法，总统有五年任期。如果袁下台，副总统接任，有两年半的时间去完成新宪法的制定。
《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为什么在北京的外国使团都没有人能预见到袁世凯称帝的事态发展呢？唐绍仪回答说，北京使团的情报工作比较差劲，他们没有建立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外国商人也只和买办交往，甚至经常只是从“自己的中国侍从和下属”那里获得情报。从情报方面来看，日本人是很成功的，他们总是“最早取得关于中国的内幕消息”。因为日本驻华外交官员非常聪明，知道与中国官员搞好关系。如果其他使团也照此办理，情况肯定好得多。唐还趁机讥讽了一下芮恩施和古德诺，认为他们被袁世凯用做了工具。古德诺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和教授”，结果被袁所蒙蔽，因为他并不“了解中国现状”。
记者希望唐评价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唐认为日本人“想要推翻”袁世凯，虽然日本还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许多日本人以经商为幌子，混入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他们甚至比“我们更清楚中国人口和地理状况”。
唐绍仪说，国人给了袁世凯四年时间，而他没有给予人民“任何言论或行动自由”。他解散国会，操纵选举，重用拥戴他称帝的人。袁世凯宣称自己想成为拿破仑第二，但是唐表示，“中国不需要一个拿破仑”，而是需要能领导内阁治理这个国家的人。他认为，袁世凯在任大总统期间，可以说是“一事无成”，税增加了不少，虽然没有中饱私囊，但是“由政府任意浪费”，其中近80%用于军队开支。
唐绍仪批评袁世凯虽然经常提及教育，但从未做任何实事。唐以他的家乡广东作为例子，过去每年会拨出60万两银子用于教育，但袁执政后，每年只有20万两。其他省份也是这样，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非常少。唐指出，如果把投入军事方面的钱用于教育，袁世凯也许还能继续掌权。所谓“改革都是形同具文”，雷声大雨点小。
唐绍仪承认袁是一个工作勤勉的人，从不休息，“但他与外界隔绝，对国情很不了解”。袁一直承诺“要引进西式改革”，但他对西方所知甚少。唐还抱怨，与袁共事很难，因为他不信任何人。他的花招不过是以一个政党对抗另一个政党，以达制衡目的。“由于他害怕有人行刺，就把自己锁在深宫。对一位选举出来的总统而言，如此害怕公众是匪夷所思的。执政的四年中，走出官邸不超过六次。”唐说他应该坐在敞篷车里，“向他的百姓显示信心”。
唐绍仪还强调，中国需要一个道德改革，特别是要有一个具有“崇高道德观念”的总统。不幸的是，袁世凯的私人生活可谓是“国家道德的羞耻”。袁有五房太太，共生了28个子女，外加数名小妾和舞姬，一旦他去世，“所有的子女将会斗得像乌鸡似的”。唐强烈批判了一夫多妻制，称妻妾成群其实是“家族的悲哀”。后人应该明白，“纳妾是一种犯罪”。 [9] 我查了一下关于袁世凯家庭的资料，根据坊间的说法，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子女32个，其中17子、15女。在袁死后，虽然有一妾殉情，一妾出轨，但是这个大家族在袁死后也还算平静，其子孙后代不少去了欧美留学，也出了一些人才，包括科学家袁家骝等。
唐对袁世凯大修祖坟也是颇有微词，批评中国传统中过分重视死亡，袁助长了这个恶习。袁花费巨资为自己修墓，在河南的祖坟墓花了10万美元，这是“浪费钱财”。
唐绍仪喜爱收藏文物。采访结束后，唐引导记者参观其房间，展示私人藏品，他有各种宋明时期的古董，都放在博物架上。他特别拿起一只硕大的青花瓷瓶，上面有象征皇权盘绕的龙浮雕，五只金爪抓紧瓶身，说这是他所有藏品里最珍贵的，非常稀少，花了五年时间才寻觅到。在报道中，记者还不忘幽默了一下唐先生：“唐绍仪先生是不憎恶皇帝的用品的。”
这个记者很有意思，不仅仅报道唐的政治观点，还描写了采访时发生的小事。在采访过程中，唐夫人过来掺茶，采访暂时中断。记者说唐夫人是“魅力非凡的女主人”。唐先生还像“慈父一样”劝客人多吃蛋糕，因为这是他的女儿制作的。唐绍仪看起来很为女儿而骄傲，问，“见过我的女儿了吗？”还特别补充她是“公使顾维钧的太太”。他表示希望顾现在能够回国，不要再在袁的政府任职。然后他问客人是否喜欢中国茶，还为没有牛奶而抱歉，但记者表示从不往茶里掺牛奶。唐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一直以为外国人喝茶时都放牛奶。后来唐还派人送了两盒中国好茶到记者下榻的酒店。 [10]
当唐绍仪在北京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的女婿顾维钧正在华盛顿行使公使的职责。1915年7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8月乘船先到旧金山，接着去英国。10月25日，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公使，11月赴华盛顿上任，那年他27岁。顾维钧的回忆录中提到，他以为外交总长陆徵祥这次派他去伦敦，是想叫他了解英国当局对恢复帝制的看法，但顾说“他们向我保证派我去伦敦与这个问题绝无关系，不会要求我去讨论任何这类政治问题，而我也确实不愿意和这种事有任何关系。”
不过，有研究指出，顾维钧出使墨西哥，其实与帝制运动相关，一方面联美制日，另一方面收集欧美舆论对帝制的看法，并在欧美制造舆论。芮恩施的回忆则称9月间在旧金山与顾维钧见面，认为他是负有特殊使命，要在欧美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并为袁称帝打好基础。
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关于美国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也完全没有提到。倒是1916年5月，顾维钧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他预计美国对华贸易将会增长百倍。欧战扰乱欧洲工商业，世界贸易发生了新变化，“于是对远东市场的商品供应就主要落在了美国身上。”
顾维钧表示很高兴地看到，“有前瞻的美国银行家和企业家们已经行动起来，利用欧战的机遇”。不过他又补充道：“说一国的灾难是另一国的机遇，会显得缺乏同情心，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看到了美国对亚洲贸易有着越来越多的兴趣，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中、美两国将在太平洋地区中发挥关键作用，“形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通道，开启太平洋地区的未来。”顾维钧的“一战是中国的机会”的观点，与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威格尔的看法非常相似。
顾指出，没有任何两个国家能像中美那样“有必要进行经济合作”。美国有着庞大的生产能力，利用水电资源，节约劳动力成本，机器大规模生产，非常高的农业和工业产量，因此美国需要庞大的市场，“中国就能给予这样一个市场”。他还说，中国人喜爱西方文化，对美国的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四亿中国人需要巨大数量的衣服和鞋子，煤油、香烟、化妆品、铁路、电器、机器等等。现在中国人均进口商品不到一美元，人均从美国进口商品仅仅为8美分。加拿大每年人均购买美国商品约90美元。如果中国能达到加拿大一样的进口，那么美国每年向中国输入的商品将会增长100倍。
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地毯、瓷器和漆器的生产也在增长，需要出口美国。在采矿、农业、自然资源开发等方面，中国也需要和美国合作。随着中国的发展，资源开发，收入增加，购买就会增加，消费更多的商品。顾维钧指出中美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必然能成功，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11]
27岁的驻美公使顾维钧。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May 28，1916。
1913年秋天，司徒雷登72岁高龄的父亲一病不起，半个月后便在杭州病故了。司徒雷登赶回杭州，为父亲料理后事，把在中国从事了44年传教工作的父亲安葬在四年前因意外事故身亡的弟弟的坟墓旁，将母亲接到南京一起居住。但是接着妻子旧病复发，医生建议最好能回美国，到条件比较好的医院治疗。
这时，司徒雷登离开美国已有十年，于是决定请假陪妻子回国就医，顺便利用这个机会探亲访友，也可让在中国出生的儿子亲眼看看祖国。1914年8月1日，司徒雷登与母亲、妻子和儿子一道，登上了回国的轮船。这是他和妻子去中国当传教士后第一次回国。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美国休假的司徒雷登，仍然非常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1915年3月，司徒雷登到首都华盛顿第一长老会堂为教徒布道，威尔逊总统也出席了司徒雷登的布道会，并发表了演讲。威尔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与司徒雷登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些共同点使司徒雷登和威尔逊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非常一致。
那天，司徒雷登的布道给威尔逊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发表的讲演中，威尔逊特别对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给予肯定，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基督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第二天，威尔逊在白宫与司徒雷登见面，向他询问中国的有关情况。
几天后，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了美国。司徒雷登认为如果中国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将从此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对美国的在华利益将造成极大的危害。他希望美国政府能出面支持中国抵制《二十一条》。司徒雷登决定再次面见威尔逊总统，为了更有说服力，他约了另外三名在中国当传教士的朋友一块儿向总统办公室提出晋见申请。司徒雷登于3月24日给威尔逊总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们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和对日本控制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担心。但遗憾的是，他们只见到了国务卿威廉·布赖恩（William J. Bryan）。但那个时候国务卿正在为欧战的事情奔忙，并未表明态度，令司徒雷登非常失望。
1916年新年后，司徒雷登携家人回到金陵神学院，就在从美国返回中国的路上，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司徒雷登认为这是袁世凯的一个绝大的错误，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恢复共和制，变得更加自由。后来在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这样写道：“袁世凯日后在他家人和朋友的劝导下曾经想当皇帝，但没有成功。我认识袁世凯的一个侄女——袁宝琳，她曾把当时上海报纸上登的一些假社论读给我听。这些假的社论主张袁称帝，并使他认为这是‘民意’”。
司徒雷登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忧心忡忡。他认为日本是威胁和平的因素，在给美国国内的朋友写信时，反复强调美国对日持强硬政策的重要性。如司徒雷登在1917年12月12日给美国的朋友的回信中说：“在人类未来的和平当中，什么也没有美国对中日关系的态度重要。美国，也只有美国有能力限制日本在华扩张势力的政策。但如果美国动作得太晚，她将失去遏制日本的机会。”
[1] Henry W. Bunn，“Changing China.” North American Review ，December，1924.
[2]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2，no. 3（Winter 1998），pp. 14-15.关于古德诺在中国的活动，徐国琦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见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第4章，本节资料也主要来自徐书。
[3] “Says China Must Be a Monarchy Again.” New York Times ，June 4，1916.
[4] “Says China Must Be a Monarchy Again.” New York Times ，June 4，1916.
[5] “Yuan’s Pass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1921.
[6] “Yuan’s Pass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1921.
[7] “Yuan’s Pass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1921.
[8] “Drop Books to Oppose Crown.”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2，1916. 中文原文可以见杜奎昌编：《唐继尧护国讨袁文稿》，第31—41页。
[9] “Yuan Shih Kai Denounced by Former Premier.” New York Times ，May 21，1916.
[10] “Yuan Shih Kai Denounced by Former Premier.” New York Times ，May 21，1916.
[11] “China’s Minister Invites Americans to Trade.” New York Times ，May 28，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