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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媛（在从北京开出的汽车上）：叔叔，咱们要上哪去？出河北了。
巴尔思：去东……东边，没出河北。
范晓媛：东北吧，别骗我了，听说过了关就到了，课本上学过。叔叔，你俩都是东北的吧？有口音。
巴尔思：套我话呢？
范晓媛：你俩要把我卖了，对不？
巴尔思：嗯，你咋知道呢？
——网络电视剧《双探》（2021）
北京地处河北省中心，可是方言调查的资料表明，北京话在语音上跟河北话明显地不同，却与东北话更接近。因此有人说，北京话是东北话在河北的方言岛。按照这个说法，该是先有东北话，后有北京话。可是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在历史上是先有北京话，后有东北话，是北京话影响了东北话。
——陆俭明：《第一届北京话学术
研讨会开幕式致辞》（2019）
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伏鸡曰抱。
——（西汉）扬雄：《方言》
在最近和晚近时代中感知到古老的标志和印记的人，才可能是同时代人。
——阿甘本：《何谓同时代人？》
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东北不是自成一体的地理单位。
长时段历史观察的意义在于发现影响人们活动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看来，作为漫长时间尺度的地理状况是这种结构的代表：“在几百年内，人们困守一定的气候、植物、动物和文化，以及某种缓慢形成的平衡，脱离开这种平衡，一切都会成为问题。……城市的建立，道路和贸易的通畅，文明地域的范围，都是惊人地持久和固定。”
在他的长时段研究范例《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地理时间”的历史是从两个层面被描述的，一是由海陆地貌和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定的“几乎静止的历史”
，一是以交通和城市为代表的人们在“共同的自然条件”下“发挥聪明才智和进行辛勤劳动去创造”的“共同的人文条件”
。
参照上述两个层面可以发现，尽管晚近以“东北”为题的通史写作已车载斗量，但其书写对象并不具备独立呈现的自然与人文的“地理时间”。这首先是自然地理分区问题。1954年，地理学家罗开富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制订“中国自然地理区划草案”，划分出东北区、华北区、华中区、华南区、康滇区、青藏区、蒙新区等七个自然区域。其中，东北区又称“松黑区”，华北区又称“黄辽区”：由于辽河和黄河流域在土壤、植物、水文、鱼类等方面的共同性，以及“由辽东半岛经海河平原至山东半岛，合成整个渤海区域”，常识中属于东北的辽河流域和辽东半岛被划入了华北。
罗开富的自然区划方案影响深远，而相比于他对七个自然区的总体划分，他关于东北和华北的分区在中国自然地理学界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学术共识，如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大学地理专业教材《新编中国自然地理》，仍将辽东半岛、辽河平原以及辽西丘陵划入华北
。对于以地理为前提的东北文化研究而言，自然地理分区的启示意义并不在于重新确定区域边界，而在于认识东北与华北乃至更辽阔的北方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
与罗开富将辽河流域划入华北自然区形成对照，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京津地区划入了古文化辽西区。在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中，苏秉琦在全国划分出六大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区系，辽西区是其中一大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的中心区，包括“辽宁朝阳、内蒙古昭乌达盟（今赤峰市）、京津和河北张家口地区共四块”
。苏秉琦认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是“连接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南北朝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这一对长城地带的定位，十分近似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命题，即以中原农耕文明和内亚游牧文明在长城边疆的互动解释长时段的中国历史。拉铁摩尔的命题包含着需要逐层辨析的内在矛盾。他在长时段的动态叙事中，将历史中国的北方边疆（东北、蒙古、新疆等）表述为农耕和游牧的“过渡地带”
；在区域划分中，却僵硬地将边疆地区与内地农业社会判然两分；而其具体的边疆历史地理叙述又往往突破了这种僵硬区划。后一点在其对古代“东北农业地带”（主要位于东北南部的辽河流域）的叙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东北南部的气候和黄河流域没有区别，作物和农业条件也都一样，环境有利于精耕、储粮和低价的水运”，“土地、社会和政治组织”也因而都与后者“相同”。
这显然打破了自然与人文地理叙述中有关边疆与中原的二元对立想象。而和拉铁摩尔相比，苏秉琦的“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论述，更为明晰地凸显了华北北部——尤其是北京——和东北边疆互为内在构成的区域有机性。
在北京城市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北平历史地理》中，侯仁之将北京作为城市的最初兴起（即先秦燕都蓟的兴起）直接与中原通向东北的道路联系起来，随着这些道路的发展，“蓟城就不再是古代大道的一个终点，而成为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之间的交通枢纽。因为这样的地理优势，蓟城成为一个兴起的边疆封国的政治中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北京为枢纽，从中原通向东北的道路主要有三条：经喜峰口（古称“卢龙塞”）出燕山到达大凌河谷的卢龙道；经古北口出燕山到达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古北道；经渤海沿岸走廊直抵辽河平原的傍海道。侯仁之在《北平历史地理》中着重论述的是傍海道，明朝初年在这条道路上修建的山海关成为现代最广为人知的东北与华北的界标。而根据辛德勇的研究，和蓟城的兴起直接相关的道路是卢龙道，“这是因为古北道和傍海道当时还都很不发达，特别是傍海道，直至唐代，还很难通行。辽金时期以后，随着沿海地区的全面开发，这条道路才变得比较通畅，成为中原地区经今北京城去往东北地区最重要的道路”
。
交通地理和区域经济地理相互塑造，傍海道取代卢龙道、古北道的交通地位的过程，也是东北长城地带的经济重心由辽西转向辽东（医巫闾山以东），以及辽东漕运兴起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东北第一次成为面向南方的农业基地。金章宗明昌年间，海运辽东粟米救济荒歉之年的河北、山东，被设计为一种漕粮制度（在此前的金世宗大定年间，辽东之粟已实际救济过山东）；而早在金初，“定期由辽东向南京一带输粮已成定制”
。在元代，辽阳行省是大都的漕粮供应地之一，元朝后期从东北地区籴粮的数额“已远远超过了金朝”
。由元至清，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经济重心在江南，而东北在清朝成了参与再生产江南粮食基地的肥料基地。清代江南农业由于豆饼的普遍使用发生了“肥料革命”，与之相伴随的是因豆饼供需矛盾而产生的“肥料危机”，东北在农业开发中大规模种植大豆，并通过海运向南方大量输出，“基本上解决了江南的肥料危机，因而对江南农业经济的影响极为重大”。
区域经济史学者注意到，清代东北向南方输出农产品，和关内农民“闯关东”一样，是在清政府封禁“龙兴之地”的背景下进行的，由此可以发现，封禁政策并没有被一贯有效地执行，封禁与开放（发）的矛盾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资源分配策略在“‘满洲中心’主义与其‘中国共主’地位之间”摇摆。
清朝作为“中国共主”对东北农业生产资源的借重，事实上延续着金、元等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的策略，用布罗代尔区分时段层级的术语来说，这种延续的资源分配策略是地理时间的结构史，而清朝的封禁只是社会时间的集团史。
同样作为结构的历史，从金、元至清朝，东北农业基地的地理范围一直主要集中在辽河流域。尽管东北北部具有极其广阔的适于农垦的土地，并曾出现过农业族群的政权（如公元7世纪末到10世纪前期的渤海国），但在近代之前，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始终没有像辽河流域一样得到整体性的农业开发，而长期以草原游牧和森林渔猎为主要经济—文化形态。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东北北部河流都是黑龙江水系的组成部分，与南部的辽河水系没有交集，无法自然连接辽河—渤海—黄海这一向南延伸的水运系统。
东北被整体开发为农业基地，是以工业现代性背景下的媒介地理更新——铁路系统替代水运系统——为前提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中国东北边疆出现了外国资本和本土资本竞相修建铁路的热潮，建构起当时中国最为密集的铁路线网，由此整合自然和人文生态，形成作为“新的统一体”的现代东北。
这个“新的统一体”，既是区域社群（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的整个东北地区），也是产业社群（以自关内移入的农业人口为主体的东北农业社会），跨越省籍的“东北人”乡土认同，亦即跨省互认“老乡”的模式，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形成：“老乡”是产生于农业社会的身份认同，而整体性的东北农业社会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
20世纪初的工业化交通媒介塑造了作为区域整体的东北，也重塑了区域经济的流动体系，具体而言，“东北农产品流通突破了水系的限制，变成一种依托铁路向输出港进行流通的新体系。其输出方向有三个：一是沿着日本控制的中东路南段（改称南满铁路）南向从大连输出。二是沿着俄国控制的中东路东段向海参崴流通。三是沿着俄国控制的中东路西段向西输往俄国的远东地区”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铁路取代水运系统之前，东北农产品的输出去向已经发生改变。1861年，英国在营口辽河入海口开埠，随后不久迫使清政府解除针对洋商的大豆及豆饼禁令，洋商船舶适于远航贸易，不适于在传统豆货交易港口的浅水水域航行，于是“依靠其强大的资本，利用当地的沙船收购豆饼”，同时由于收购价格上涨，“缺少资本的沙船业者被从交易中排挤了出去”，东北豆货的主要输出地由此从江南转向距离更远的福建、广东，这成为导致江南商业性农业衰落的原因之一。
在殖民主义情境中，商品流动路线不单纯取决于供需关系和交通条件，而是和后者一起从属于列强资本的空间生产。与此同时，本土力量营建的新交通媒介系统往往以旧媒介时代的传统道路为基础。清末借款官办（清政府向英国借款）的京奉铁路、民国奉系官办的奉海—吉海铁路，都是沿着既有的古道修建的，前者依托于著名的傍海道，后者承续了金代东京通往上京的道路的中南段
。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奉系掌控的京奉—奉海—吉海铁路（北京经沈阳至吉林）和日本掌控的南满铁路（大连经沈阳至长春）的竞争，是东亚地缘政治经济斗争的焦点之一，同时展现着中国东北边疆的地理时间在卷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的延续和重构。
这种延续和重构是以社会主义为蓝图的中国革命需要面对和借重的条件。李零曾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论述中国革命的地理学：“八路军从四川进陕甘宁，从陕甘宁进山西，以山西为中心，向河北、察哈尔、山东、河南、东北扩军，这是古代王者取天下的路线图。周取天下、秦取天下、汉取天下，莫不如此。”
不过，和周、秦、汉取天下的上古路线图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整体解放的区域是东北地区。从地理时间的结构史角度看，东北野战军攻克辽西走廊门户锦州，取得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随后入关发起平津战役，再次展现了傍海道自辽金之际以来在历史中的持久角色
；另一方面，工农业资源优势使东北的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地理基础，其中，工业地理显现为结构史重构的全新关键元素。
东北的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奠基于民国奉系军阀时期，奉系政治经济中心沈阳也是其装备制造业中心，奉天古城东关外建有时称“东方第一”的东三省兵工厂。日本侵占东北后，侵吞了奉系的资本和产业，包括沈阳东边和北边的重要工厂，随后在城市西边——南满铁路西侧打造了铁西工业区。沈阳是东北南部多条铁路的交会点，它与这些铁路沿线的抚顺、本溪、鞍山、大连等组成的城市群，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欧亚大陆东缘最重要的重工业地带。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后，消灭日本势力的苏联红军曾将东北工业的大量机器设备拆运至苏联。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开始对华工业援助，并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而加大援助力度，援助项目累加至50年代中期形成著名的“156重点工程”，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项目布局在东北（共57项：辽宁24项，吉林11项，黑龙江22项）。在抗美援朝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东北完成了工业布局的调整——重工业区从辽宁扩展至吉林和黑龙江，东北由此整体成为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
东北作为工业基地和社会主义现代性前沿的意义，不在于自身的发展成就，而在于为新中国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做的突出贡献，以及在全国各地区的工业化和均衡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大规模输送工业技术、设备、人员，乃至整体搬迁大厂。关于后者，有论者曾做过反向的假设：
……假如中国的工业区仅集中在东北，地区发展不平衡就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东北工业区通过剪刀差剥削其他省份农业区，将东北人民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其他地区人民普遍贫困的基础上。二战结束以后，发达国家普遍通过垄断高端工业品制造超额利润来剥削发展中国家，不就是这样的格局吗？……
这个区域分化的假设以一个关于城乡分化的现实论题作为前提，即参照国际分工的不平等逻辑，将国内的工农业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结构看作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的工业化积累手段。“三农”学者温铁军在世界现代化比较史视野中讨论新中国的工业化积累，认为对内转嫁成本和对外负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普遍路径，而“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外资和外援中辍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中苏交恶的背景下，通过让农村、农业和农民承载更大的工业化成本，中国“历史性地实现了‘去依附’——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
。温铁军将其“成本转嫁论”与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联系了起来，似乎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就是实现了阿明等人念兹在兹的“去依附”。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两种理路的深刻差异。“成本转嫁论”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必然复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初的资本原始积累逻辑，与此同时，“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代价，都不可能像殖民主义宗主国那样向外转嫁，而只能依靠一定制度条件对内转嫁，此乃规律”
。但在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夺并非源于国家工业化的所谓“客观规律”，相反，以剥夺性积累为前提的国家工业化是世界体系的逻辑产物。因而，发展中国家真正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依附”，不仅是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而且是与世界体系制造不平衡发展的资本积累逻辑决裂。如阿明所指出，与依附外部的欠发达经济相对立的“自主”式“内向”的新经济“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各个部分是相互支持的”，即“在农业发展、轻工业和消费工业及基础工业（能源、冶金和机械、化学）之间，逐步实现不同类型的平衡”
。参照阿明的“去依附”命题，更容易理解东北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另类现代化实践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工业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无法用单一的决定论逻辑描述和解释。一方面，中国农民为工业化积累付出的牺牲无论如何不应被忽视；另一方面，如果着眼于东北——另类现代化的前沿，那么，非但前面引述的区域间产业剪刀差假设——将城乡间的工农业剪刀差挪用到区域关系中——无法成立，一般将工农业差别等同于城乡差别的论述模式也很难完全适用。东北既是工业经济的中心，也是农业垦拓的边疆，同时作为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净调出区）发挥作用。
正是在这种双重角色的扮演中，东北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早展现出克服城乡二元对立的另类现代化的可能性：从五六十年代之交开始，超越城乡对立的工业空间和农业空间建设同时在东北大规模展开，一方面是大油田——从大庆油田到辽河油田，一方面是大农垦——从“北大荒”到“南大荒”；一方面是非城市化的工业，一方面是非乡村化的农业。
关于前一个方面，侯丽在大庆空间研究中做了系统论述：“大庆整个矿区居民点的选址、规模设定、服务半径和总规划与农村人民公社的规划模式非常接近，所不同的是它同时支持了工业生产……居民点或称之为‘工农村’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石油工人采油、家属种地养猪练兵经商。……这种自给自足、工农商学兵合一的社区单元依照靠近石油生产的原则分散在整个矿区，没有中心城，没有等级划分，没有户型差别，成为体现绝对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理想空间。”
侯丽指出，除了共产主义理想，大庆的规划和建设是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物质供给极度匮乏的背景下进行的，从1964年起，克服城乡对立的大庆模式在包括三线建设在内的全国范围的新工业区建设中获得了推广，这使工业化成本降到了最低。因而，“1960年代以后，中国虽然持续推进重工业化政策，但是没有再重蹈苏联周期性全国大饥荒的覆辙，除了‘文革’爆发初期（尤其是1967—1968年）的动荡，中国经济基本保持了稳定强劲的增长，最终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跨越了发展瓶颈。”
在大庆最大程度降低工业化成本的同时，同在黑龙江的“北大荒”开始成为“北大仓”，即“进入大规模开发、大量兴建国营农场的时期”：1957—1966年，垦区耕地面积增长了两倍，粮豆年产量达到23亿斤，其中一半上交国家商品粮，“各农场在发展粮豆生产的同时，发展了林、牧、副、渔业和工业等多种经营，工农业年总产值10年间增长了6倍”
。1968—1976年，黑龙江垦区在原有30多万职工（以转业军人为主力）的基础上接收了50多万城市知青，与此同时，主要垦区一度由农垦系统单位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尽管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颇受訾议，但垦荒面积的大幅增长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作为国营农场工人，还是作为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垦区的生产主体始终不是城乡二元体制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全新地理——生产关系当中的农业劳动者。另一方面，这种地理——生产又延续着长时段的结构史，这在知青文学代表作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的开篇处可见一斑：
那是一片死寂的无边的大泽，积年累月覆盖着枯枝、败叶、有毒的藻类。暗褐色的凝滞的水面，呈现着虚伪的平静。水面下淤泥的深渊，沤烂了熊的骨骸、猎人的枪、垦荒队的拖拉机……它在百里之内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人们叫它“鬼沼”。
小说在书写知青垦荒的故事之前，首先呈现的是“鬼沼”中沉积的遗物。而东北漫长的平原农垦史正是不断变沼泽为良田的过程。韩茂莉在《辽金农业地理》中指出，由于“河沼沮洳”，“辽代几乎没有在辽河平原上建置任何州县，这时辽西、辽东的农业开发与州县建置基本都在山麓地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大荒”的开发如火如荼之际，辽河平原沼泽地带的垦荒仍在继续，这就是被称作“南大荒”的辽宁盘锦地区的农垦。盘锦垦区从1963年开始接收以沈阳、鞍山等辽宁工业城市为主要来源地的知青，至1979年共接收14万人，占农业劳动力人口的40%，这期间，“粮食年总产量由23 452万斤增加到97 747万斤”，知青因此被看作“盘锦垦荒种稻和农田建设的主力军”
。开发“南大荒”的知青主要来自城市工人家庭，他们在父辈进行工业生产的同时，建设了辽宁最重要的稻米产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知青到来之前，盘锦国营农场实行固定工制度，“固定工是国家职工，待遇和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相同”，1965年，固定工制度取消，1979年又重新恢复。
1984年，盘锦正式建市。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盘锦下乡的工业城市知青与当地同代人在城乡经验的转换上是基本一致的。这成为后来沈阳工人子弟作家班宇的重要作品《盘锦豹子》的基本背景：
……我爸说，这可见功夫，手挺巧，你懂电路啊。孙旭庭说，也是后学的，不是本职专业，我就爱琢磨。我爸说，我插队时去过你们盘锦，洋柿子好吃。孙旭庭说，行，哥，再回家我给你带洋柿子过来，不过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去。我爸说，怎么的呢。孙旭庭说，厂里不放人，春节估计是回不去，生产任务重，得给小学生印教材，过完年这不就要开学了么。我爸说，那是不能耽误，教育问题必须得重视，而且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孙旭庭说，哥，你对社会理解挺深啊。
盘锦青年孙旭庭在沈阳的工厂工作，娶了铁西区一个工人家庭的女儿，结婚前——1992年春节前夕（以赵本山的春节晚会小品作为时间标志）——去给未来丈母娘家的电视安装自制天线，和他的准大舅哥，一位曾在盘锦下乡的知青把酒言欢，一切自然惬意，无论城市、工厂，还是新的大家庭，全无融入的障碍，因为他和这里的同代人分享着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而没有地域或城乡差别的阻隔。小说中造成孙旭庭命运转折的因素是时间性而非空间性的：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盘锦豹子”作为沈阳工人的一员，在这座工业城市整体变迁的背景下经历了家庭和人生的变故。更具体地说，最终离开工厂的孙旭庭没有离开沈阳，而是和这座城市一起成了妻子逃离的对象，她为了寻找自己命运里的“第四张幺鸡”，抛别家庭和家乡，一度南下：
……专职从事打麻将，从大连打到广州，坚持穿着貂打，后来从广州又打到成都，再从成都又打到首都北京，筹码越来越大，对手也越来越狡诈，现在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不知道是不是还要继续打下去。
尽管孙旭庭的前妻没能改换命运——而是让困扰返回了自己逃离的家庭——却以寻找“第四张幺鸡”的轨迹，勾勒出了90年代之后东北人“到南方去”的基本路线图：“南方”不是确切的地点，而是市场化语境中发达和机会的指向——哪里似乎能赚更多的钱，哪里就是“南方”。比如世纪之交的大连曾经比成都更像“南方”，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由于经济地位的此消彼长，二者的“南方”资质也发生了颠倒。换言之，“南方”成了一种价值向度。
20世纪90年代之后让越来越多东北老工业区居民趋之若鹜的“南方”，在广东诗人许立志2011年创作的《开往南方的火车》中，成为从新工人角度思考的主题：
置身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我体内的血，混同时光的傀儡
山间哀怨的鹧鸪成群飞过
石头，荒野，它们持有历史的沉默
火车与铁轨保持黑色的距离
从北方的冰窟开往南方的工厂
咣当声里，我听见体内的骨头
铁锈一样生长
在山的那边，我看见理想挂满
秋天的枝桠，它在风中摇摆
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秋风中，一个外乡人的咳嗽纷纷扬扬
启明星因此点亮
疼痛的光在珠江三角洲弥漫
广州，深圳，东莞，佛山……
许立志是广东揭阳的农家子弟，曾在广州、深圳等城市打工。只要了解他的广东人身份，或许就不能不惊异于这首诗书写“南方”的异乡人视点：诗人在诗中仿佛是一个乘坐“开往南方的火车”的北方人。这位南方诗人何以对于“南方”会有异乡感？探究作为南方人异乡的“南方”，应该是读解这首诗的关键。诗中的“南方”首先是一个地理范畴，但并不是一般中国地理意义上的南方——秦岭——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而是特指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由此来看，大多数中国南方人都是这个“南方”的“外乡人”。从江西到广东东莞打工的诗人池沫树曾写过一首《南方的困惑》，对于一个江西人来说，广东当然是更南的“南方”。但许立志让读者看到，即使是在广东内部，珠三角城市之外的地区也是外在于这个“南方”的。结合前述东北人“到南方去”的路线图来说，这个“南方”不仅不包括江西这样的南方内陆省份，也不包括揭阳农村这样的广东内部的边缘地区，而是明确指涉珠江三角洲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带（另一个代表是长江三角洲），“外乡人”是相对于发达的表征——喻指“现代化”（市场化的时间性神话）的城市之光而言的。
与“南方”的地理所指——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同时出现的是“启明星”和“疼痛的光”。启明星出现在黑夜和清晨交替之际，意味着光明的开始——新的时间开始了。这恰好是珠江三角洲在市场化时代具有的象征意义。《旧约·创世记》开篇：“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从“南方”点亮的光，从“南方”开始的时间，意味着“现代化”的创世神话。然而，“光”又是“疼痛”的，点亮“启明星”的是“外乡人的咳嗽”，宛若一种异化的声控装置
，“南方”/“现代化”的创世神话由此反讽地显现出创世的原理，亦即发生机制的病理：“外乡人”——异化劳动者的肉体疼痛和内在损耗创造了光，创造了奇迹。这种异化的喻指在许立志生前非正式发表的版本中有着更直白的表达，这一版本的《开往南方的火车》和诗人身后正式出版的诗集（秦晓宇编选）中的同一首诗相比，结尾多出了两行：
亿万打工者驮着生活的火车
修建通往新世纪的康庄大道
“通往新世纪”将“南方”的时间性意指（“现代化”的前沿）明确化了，而异化劳动这种“南方”发生机制的病理，也直接指向将亿万人变成“打工者”的90年代或世纪之交。由此来看，诗中的“置身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火车与铁轨保持黑色的距离”“咣当声里，我听见体内的骨头／铁锈一样生长”，都是以“打工者”的流动经验来构造异化或疏离的意象，空间性的异化意象同时显现出对时间和历史的体验：“我体内的血，混同时光的傀儡／山间哀怨的鹧鸪成群飞过／石头，荒野，它们持有历史的沉默”。异化劳动者自我体验为失去主体性的“傀儡”，他们和塑造自己生活环境的历史的关系，就像“哀怨的鹧鸪”和“石头”“荒野”的关系，血肉之躯的感受和情绪在“历史的沉默”中得不到任何回应。历史仿佛凝固为一条单行线——“从北方的冰窟开往南方的工厂”。然而，北方工厂安在？在沈阳下岗工人子弟双雪涛后来写的小说《北方化为乌有》中，“北方”（东北）是具有家乡意味的工厂的同义词：
女孩说，你爸是想救工厂，不想看着工人都回家，他那时候经常跟我姐说，工厂完了，不但是工人完了，让他们干什么去，最主要的是，北方没有了，你明白吧，北方瓦解了。
在更早一些的小说《那儿》（2004）中，生于上海、在深圳写作的曹征路书写一座被叙述者体认为家园的江南大厂时，同样要向东北追溯：
其实这个厂我从小玩到大，龙门吊，大行车，车铣刨镗，全都是我熟悉的。这里有我一半的童年欢乐。而今却人去厂空，无比荒凉。小舅就在这个荒芜中讲述了他认为不该如此荒芜的历史。……
……矿机厂的前身是东北某军工企业，五十年代由国家投资，转战千里来到江南……
参照上述小说中的“北方”的历史，或许更容易理解许立志诗中的“从北方的冰窟开往南方的工厂”。这条单向线上有两种主体位置：一是“南方”的异乡人——异化劳动者；一是曾经的“北方”人，关于其故乡——非异化有机生活（包括作为有机社会的工厂）的想象已被冰封。与这两种位置对应的是主体衰老的理想：“在山的那边，我看见理想挂满／秋天的枝桠，它在风中摇摆／似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作为广东人的许立志与其说在表达对于“北方”的乡愁，不如说以特定的媒介意象质疑了历史的单行线：火车难道不是双向对开的吗？异乡人向着“北方”的返乡之旅——让“风烛残年的老人”重新年轻起来的旅程是否可能？《开往南方的火车》内含一种召唤结构——召唤辩证历史想象的资源。
在许立志写作《开往南方的火车》的90年前，一位南方青年文学家正乘坐火车北行，在“火车刚走近山海关”的那个清晨，他看到了古老大陆重新焕发的生机：
远望一角海岸，白沙青浪映着朝日，云烟缭绕，好似拥出一片亚洲大陆的朝气。
写下这段文字的是21岁的瞿秋白，1920年他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特约通讯记者前往莫斯科报道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所走的路线是沿京奉铁路、南满铁路（日控中东铁路南部支线）、中东铁路支线北上到哈尔滨，再沿中东铁路干线西行，由满洲里出境，沿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莫斯科。作为现代东北交通大动脉的中东铁路，最初被设计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部分，后者是迄今世界上最长的铁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试图通过修建这条铁路与英国争夺东方空间生产的霸权，即以跨越欧亚的铁路线来削弱英国借由从东亚到北非的殖民地所掌控的海上交通线的作用，由于在日俄战争中败给英国支持的日本，俄国称霸远东的空间生产未能真正实现。
而可能完全不在建造铁路的殖民帝国的预期之内，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深刻塑造了20世纪前期东西方之间知识和文化的流动路线。1935年赴德国留学的季羡林后来回忆：
当年想从中国到欧洲去，飞机没有，海路太遥远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其中一段通过中国东三省。这几乎是唯一的可行的路……
1930年沿同一路线同样赴德国留学的冯至记下了火车开过赤塔后的经验：
天明醒来，窗外已经不是昨天。昨天由满洲里进入苏境，只有一望无边的荒草：没有田，没有人家，没有坟墓；沿着铁路几条电线在那儿冷清清地传布着人间热闹的信息，剩下的只是走不完的荒草。今天，已经不是昨天。白杨、赤杨、榆树、各样松柏一类的常青树……色彩太鲜艳了，停车坐爱枫林晚，在这里车却无须停，因为这伟大的，很少经人道破的，美丽的树林是一望无有边涯的。
走下床来，遇见车上的人，也不是昨天。昨天彼此都是生疏的，互相矜持的陌生人，今天一见面，不知怎么就有如世代的旧邻了。隔壁的德国牧师第一句的“早晨好”，听着就好像十分耳熟。一个苏联的大学生也含笑用德国话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德国。“读书吗？”“是的。”“学什么呢？”“学文学和哲学。”——大学生听了这句话，眼睛瞪得圆圆的，精神兴奋了，“学哲学？哲学，应该到我们的国里来学，我国里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列宁。”
他不提柏拉图，不提康德，而认为列宁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听着有些愕然，但同时又仿佛感到一个新的世界观正在开始。……
尽管不同于瞿秋白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当作探访新世界的目的地，只是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冯至同样通过交通媒介不无认同地感知到新的时间——“今天，已经不是昨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北方”媒介的新时间体认，与此前冯至对于中国东北城市现代性的疏离形成了鲜明对照。1927年，从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的冯至赴哈尔滨任中学教师，他将这座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北方都市”体验为怪诞而阴郁的异域空间：
我是一个远方的行客，惴惴地
走入一座北方都市的中心——
窗外听不见鸟声的啼唤，
市外望不见蔚绿的树林；
街上响着车轮轧轧的音乐，
天空点染着工厂里突突的浓云：
一任那冬天的雪花纷纷地落，
秋夜的雨丝洒洒地淋！
人人裹在黑色的外套里，
看他们的面色吧，阴沉，阴沉……
冯至对哈尔滨的疏离感很大程度上和城市空间的混杂性有关——“苏俄，白俄，乌克兰，／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高丽的妓院，／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
。然而，1920年身处哈尔滨的瞿秋白却在同样的混杂性中发现了“纯粹的北方”：
那地的中国人生活，上等人是半俄国化的，——很有些俄国洋行的西崽出身立致巨富的，现在还住着几层高的洋房，娶的俄国媳妇，其余就是北京去的官僚，奉天黑龙江去的武夫。下等人大半是纯粹北方式的生活。中国苦力大半是铁路工人，也有些组织，住的地方叫三十六棚。其余工人，佣工者大概生活还不十分艰难。其地工价非常之高——一半是俄国工会的功劳。我曾到邮局去调查，据说每月中国山东直隶等省小工寄回去的钱，总数总在一万元以上。——也足见那工人生活勤俭能储蓄了。……
……各派俄国社会党在哈尔滨联络一中东路工党联合会，多数党少数党社会革命党都在一起，而以中东路工人联合会及哈尔滨城市工人联合会为实力上的后盾。哈尔滨的劳动运动，以这一联合会为中心点。……中国苦力心目中的俄国人决不是上海黄包车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级人民互相间的融洽比高谈华法、华美文化协会的有些意思——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不过并不是什么文明进步的意义罢了。
瞿秋白在身份复杂交错的语境中描述的“纯粹北方式的生活”，首先是指来自传统华夏核心区（山东、直隶等省）的工人阶级（主要是铁路工人）的生活，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半俄国化，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工人的生活又与经俄国传来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由此可以看到阶级认同层面不同民族文化的“融会”。这一1920年的哈尔滨工人阶级状况叙述，最早显影了东北从华夏边缘到代表“北方”（不是陌生疏离的异域，而是中国历史的空间换喻）担纲另类现代性前沿（时间的前沿）的转换生成的原理。这个潜在的原理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际过程中获得自己的实在形式的，后者并非固定的范式，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和克服特定矛盾的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和变化。以中国当代文学工业题材写作的开创者、广东女作家草明的代表作品为线索，可以大致管窥“北方”形式的变迁。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草明根据自己在牡丹江镜泊湖发电厂、沈阳皇姑屯铁路工厂和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作经验，先后创作出《原动力》（1948）、《火车头》（1950）和《乘风破浪》（1959）三部工业题材小说。前两部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批评从关内农村根据地来到东北城市的一些干部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囿于小生产经验，无法和工人打成一片，不知道如何组织工业生产。而《乘风破浪》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则指向了苏联模式的工业管理制度，即在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科层官僚制的冲突中“表达了催生‘鞍钢宪法’的历史焦虑”
。1960年，在对中共鞍山市委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毛泽东将鞍钢的生产管理经验命名为“鞍钢宪法”，并向全国大中企业和大中城市推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相结合）的“鞍钢宪法”直接针对苏联强调一长制和科层职级的“马钢宪法”，它表明东北不仅是中国最早实践苏联模式的地区，也是最早尝试变革这一模式的地区，而这种变革正是重新激活以十月革命为契机开启的“北方”时间。
因此，对于前述“开往南方的火车”这条单行线上的主体而言，只有具体返顾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对“北方”的想象和书写才可能突破重重冰封。而作为前提的前提，只有将书写者自身的语境问题化，这种返顾才是切实有效的，否则，真诚的抚今追昔也难免将历史变成空洞的景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梁晓声书写某“北方省的省会城市”的长篇小说《人世间》（2017）。《人世间》主要写的是这座城市1972年之后40多年的历史，而在对前史的追溯中，小说开头写到了“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那年”中国人的“困惑”：
苏联红军很快就与居住当地的本国逃亡者家庭发生了关系，大出中国人意料的是发生了亲密关系。中国人的想法是——他们是红军，是革命的队伍，而对方则不是地主便是富农，是革命的对象。有的在本国时还可能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要实行专政的人，否则，干吗背井离乡逃到中国来呢？那么，他们即使不在中国继续与对方开展阶级斗争，也断不该高高兴兴地去往对方家里成为不请自到的座上客呀！……
…………
困惑至极的中国人议论：“他们的红军怎么一点儿革命立场都没有啊？”
在《人世间》里，1945年的中国人（尤其是刚刚经历伪满洲国统治的东北人）已经普遍能够站在“革命立场”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式的阶级分析了。小说开头就出现的荒诞历史场景，丝毫也没能影响《人世间》因其“历史年代感”而收获的广泛赞誉，这恰好征候性地表明作品流行的语境——对“历史年代”景观的迷恋取代了对真实历史纵深的感知。另一个与之呼应的征候点是，在这部被称为“平民史诗”或“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的小说里，对普通工人生活影响最为深刻的20世纪90年代被整体删除。主人公周秉昆1989年入狱，2001年出狱，90年代剧烈的市场化过程及国企工人下岗潮，对于他和他的家庭都只是生活的外景，而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周家大哥周秉义则直接延续了90年代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角色模式：“类似小说中的第一主角通常并非社会苦难的直接背负者——普通的工人或农民，而大多是中层或基层干部、行政或企业的管理者——厂长、市长、乡长、车间主任。于是，这个桥梁式的人物便联结起社会的不同层面：政府、新富阶层、跨国资本之代理与下层民众。……就阅读、接受而言，显然是这些主角，而并非真正无助的工人、农民，获得了读者的满腔同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世间》对90年代的整体剪切，不仅是剪掉了关键的历史过程，也屏蔽了文本自身的话语起源。循着这一起源可以发现，以《人世间》作为“平民”通货符号（“工人”“下岗工人”等常常被这一符号赋值）的文化流通体系，仍然属于90年代形成的幻化生产关系和社会变迁的文化镜城。
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发轫作《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戴锦华将文化研究表述为“镜城突围”的尝试——“面对一座影像幢幢、幻影重重的文化镜城，勾勒一幅文化地形图”
。对于这种镜城境遇中的文化地形图测绘而言，东北之为“北方”的历史经验具有同时代性，即作为遗产和资源，促成测绘者获得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辨析的“同时代人”的主体性：“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可借重的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是以自我背反的二重性为前提的，这也就是戴锦华一再讨论的遗产／债务的辩证法：继承20世纪的丰厚遗产，必须同时清理其沉重的债务，这不仅是因为可启动的历史资源往往被创伤性的记忆所“封印”
，也是因为来自社会主义历史的遗产常常“被应用于相反的目的”
，因此，自觉的镜城地形图描绘者需要始终保持“犹在镜中”的警觉
。
在上述意义上，对“同时代的北方”的探究，应被理解为从特定方向寻求镜城突围的一支偏师，本书为其候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