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这份书稿时,我正卧病在家。
倚在床头,阅读那些依稀熟悉的问答,仿佛拆开一封花费数年慢递的信件,老师手书的教诲让无数回忆纷纭杂沓,万千情感炽热澎湃。杜老师的文字依然令我内心滚烫,令我热泪盈眶。
若“杜课”真是一间有形的课堂,这6年里,我当过台下的听众,当过幕后的助教,也当过串场嘉宾,亲历了“杜课”的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杜课”之于我是一部成长的记录,是一堂智识的启蒙,是一盏仍在照耀我的明灯。
初入师门时,杜老师经营杜课已1年有余,每日写杜课早已成为老师的习惯,可能也是他最挂心的日常。作为学生,自然要协助项目工作。
日更的压力在于选题的灵感,也许正因如此,老师希望我们研一新同学积极参与选题策划,鼓励我们每日在群中分享读书笔记,当然,也可以提问。我们的师生群因此变得热络起来,同学们分享好文奇想,交流讨论,老师也会不时追评追问。一些有趣的对话记录成了读者朋友们所看到的谈话课。或许,因为我问得最多最勤,老师为我冠上了“首席提问官”的美名。
最初,我总感觉提问的工作是任务式的。每日闲暇时寻找素材,笔法生涩且顾虑重重,材料的整理、阐释与评价也颇为伤神,有时,为了赶在睡前“交稿”,一些未经深思熟虑、无稽笼统的提问便匆匆出笼了。但老师似乎总能发掘那些无心之问的价值,在“杜课”里答之以郑重、答之以诚恳,这一度让我颇感惭愧。后来,我的这项工作也像老师写“杜课”一样,成为我的日常,成为札记心得、移情遣意的契机。
对于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杜课”不仅在线上,也在线下。比如每周三的“便当午餐会”,学生汇报阅读写作进展,老师评点答疑。有趣的是,餐食往往会剩下不少,因为忐忑与惶恐早就梗塞了喉咙。又比如每逢重要节日,我们在老师家后院里小聚,在月下漫谈,闲坐在山林之间,听风论道,游走古今,既有嬉笑怒骂,也有语挚情长。老师意兴盎然之时,金句随口脱出,大多蔚为杜课的灵感。
“杜课”是我们求学生涯的“底片”。
担任“提问官”的这一年和作为忠实读者的这6年,“杜课”教会了我什么?
首先是坚定、坚持与坚守。坚定一个信念,坚持一件事情,坚守一份初心。任何微小的事物重复成千上万次,铺展、堆叠在你面前时,其震撼是不言而喻的。6年里,杜老师对“杜课”的热忱与倾心、勤恳与虔诚是胜于言传的身教。友人与我交流“杜课”时会赞叹杜老师的文字,或汪洋闳肆,或雍容典雅,真可谓雕文织采、言微旨远、情理兼备。钦仰与艳羡之余也深知,不积跬步,必无以至千里。
其次是发现问题的能力。“不学不成,不问不知”,这是“杜课”的格言,一如老师一贯的理念,重视学生好奇心的培养。杜门聚会总有一项庄重的收尾“仪式”,那便是一人一问——天地家国、世故人情,无所不问,而老师无所不答。记得那年,老师给研究生新生开设的“研究设计”课中,第一项作业是要求提10个学术性问题。多年来的学习经历让我越发认识到,提出一个好问题是任何学术新人都需要苦练的功夫。发现问题往往需要大量的阅读与缜密的思考,需要对感兴趣的领域有系统的了解,需要对现有的答案有自己的评价,需要对前人的疏失之处有敏锐的意识。这是“学问”二字的真义,“问”在“学”后。
最后是分析问题的能力。面对任何提问,老师不仅有问必答,还能问一答十,老师的认知框架似乎总能系统地处理并输出答案。我还记得在毕业聚会上的“一人一问”环节,众人都在期待我的“最后一问”,我想了许久后说:“老师,有没有能让您感到困惑的问题呢?”老师笑着说:“这就是提问官的问题吗?你太高看我了。”是啊,并非所有问题都有答案,谁又能了悟世间的一切玄秘?分析问题需要广博的阅读思考,讲求一套思维方法,这是真正的要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在课上的一个例子。有同学提问如何即兴演讲。老师随手拿起桌上的杯子举例说:“如何围绕这个杯子讲一节课呢?我们可以在水平维度列出几个变量,如材质、形状、图案等;竖直维度也列出几个变量,如功能、艺术、历史等,这样就能得到一个至少包含了9个话题的三乘三矩阵。”这便是矩阵式思维,拆解复杂问题的要素,对子问题逐一分析。如老师所言:“系统思考,均衡判断,个性化归结。”像这类思维方法的传授,真是不胜枚举。
重温那一年的提问,我似乎能看到那个带着“中二”气、好高骛远、心浮气躁的自己。
那时的我很爱谈通天彻地之事,谈理想和星空,谈人性和世界。但那些发问与慨叹往往止于自我感动,止于那颇有道德感的共情,止于一些豪言壮语。杜老师很早就发现了我性格上的缺陷,他在茶叙时批评我,在“杜课”里提点我,那些文末的“愿你铭记”都像是老师轻轻拍在我肩上的企盼。那些时日,恰是我听过很多大道理、会说很多大道理,仍不会过好生活的年纪。也许是对没能扭转我的性格缺陷感到无奈,在一次叙谈的最后,老师戏说:“我觉得你有宗教气质。”
谁曾料想,老师无意的笑谈竟“一语成谶”。毕业后我跨入历史专业深造,课余时间跟随导师从事和平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传播和平思想与宗教自不能画等号,但二者的相似之处都是信仰与躬行。我一度好奇,仅凭百年人生短浅的眼界,如何求解数千年来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命题?直至理解“积极和平”的理念后,我才认识到,世界和平的真正希望并不是恢宏的战略架构,而在于每一个和平的人。
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说:“避免战争是政治家的事情,而建立和平是教育家的任务。”唯有教育才能让和平浸润每一个心灵,纵是伟大的理想也要落在个体的细微处。
我突然理解了杜老师常引王阳明所言“在事上磨”的意义,以及“杜课”一千零一次坚守的意义——不仅是与读者相聚相谈的承诺,也在期望更多人能独立地思考,寻找内心的光明。如果这些炙热的、不惧冷气的人会聚起来,定能托起一个温暖的、贵重的社会。而这又何尝不是老师自己“在事上磨”的修行呢?
愿你我共举这炬火,回答人生的设问,续写“杜课”的故事。
黄牧宇
2023年8月于南京大学勇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