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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牧宇： 人老容易受骗。
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预测一个人是否会传播假新闻的最显著因素似乎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他的年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年轻的美国人比年长的更善于从观点评论中分辨出新闻事实。类比年长者常成为各种诈骗的目标和受害者，研究人员认为，部分原因可能是随着慢慢变老，人的大脑中与记忆、决策和恐惧有关的部分发生了变化，使他们更容易上当受骗。
假新闻的影响力来自阅读、相信并且传播它的人群。如今的研究揭示出人口统计学因素是在假新闻传播中难以控制的因素之一，这一发现对于未来媒体平台打击假新闻也许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的问题是，假新闻是否难以从根源上杜绝？政府与媒体如何尽到教育公众媒介素养的责任？
杜骏飞： 从前，为了思考父母日渐年迈的问题，我读过一点这方面的文献。简单来说，人类的脑细胞和神经元始终在不断地衰老和死亡，同时，新的神经元会产生而顶替它们的位置。这些新的神经元被认为是一种叫作神经干细胞的东西所生成的。人的大脑为什么会衰老呢？因为这些生成神经元的神经干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失去效用，产生的神经元越来越少，没有足够的新生神经元来补位，大脑就会逐渐变得迟缓了。
科学文献揭示出是一种Dbx2基因在作祟，这种基因的活性提高的时候会抑制神经干细胞的生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基因的活性会逐渐增加，不断抑制神经干细胞的生长，从而导致大脑的衰老。
科学界认为，这种现象在人类身上应该是没有区别的，任何人的脑力衰退都是一种自然行为，而成功抵制这种过程的努力不亚于逆天而行。
由此，我们大概能理解为什么老人更容易接受和传播假新闻。年轻一代在这类情形发生时要意识到，这不一定是什么“观念问题”“传统问题”“知识不足问题”“性格问题”“代沟问题”，更有可能只是年龄问题。
这里，我们还只是以健康老人为例，尚未谈及某些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病式症状。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的改变等。其中，常见的记忆障碍、理解力与判断力下降、思维情感障碍等症状，无疑会进一步深化老人信谣、传谣、上当受骗的程度。
你年轻时应当意识到，你对周围的老人、家里的父母有一种很少被人提及的社会责任，即“ 认知帮助 ”的责任。它不像体力帮助、情感帮助之类那么显在，但实际上，它才是至关重要的支援——当老人思想紊乱、相信谣言、产生认知偏见时，你要责无旁贷地站出来，耐心、友善、坚决、周全地予以维护和纠正。
你年老时应当意识到，自己可能处在信谣、传谣、被假新闻欺骗的高危区。这时，强化思维警觉性，不断地迭代知识、向年轻人学习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说明了老人与假新闻的问题后，我想认真讨论一下假新闻本身，以及年轻人中的 信息愚民 问题。
假新闻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谣言或流言也是如此。一个人信谣、传谣的机理，大致可分为3种：第一种是因为其知识的局限性，第二种是因为其缺乏逻辑认知和判断能力，第三种是因为信息环境的抑制力。可以想见，信谣、传谣、被假新闻欺骗的人群，一定不会局限于老年阶层。
如果不读书、不学习，在今天这一知识爆炸的时代，一个人很容易在一则消息面前暴露其知识的局限性，从而信谣、传谣、被假新闻欺骗。
如果缺乏理性和常识，逻辑思维训练不足，一个人也很容易在一则消息面前表现出其判断能力低下的弱点，从而信谣、传谣、被假新闻欺骗。
如果这个社会里骗子横行，资本、权力合谋造假，知识碎片、信息幻想代替了真知与事实，那么，一个媒介素养不那么高的人也很容易信谣、传谣、被假新闻欺骗。
是的，我说的是所有人，不只是老人。他们中包括有意无意地拒绝思考的人、不幸被愚弄的人、自小到大缺乏认知训练的人、生存在不良媒介环境中的人。
我要特别指出，这些人不仅容易信谣、传谣、被假新闻欺骗，还容易混淆是非、自欺欺人、指鹿为马、为虎作伥，堕入认知世界的最底层。
那些时常操着地图炮、反智反文化、事事逞口舌之快的杠精，大多属于这一类人。那些迷恋话语暴力、以道德行刑者自居的人，大多属于这一类人。那些一事无成、无所用心、只想当当键盘侠的人，大多属于这一类人。那些不问事实只论是非、看个标题就望文生义的人，大多属于这一类人。
你不是问我， 假新闻 如何从根源上杜绝吗？我以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假新闻的“顾客”或潜在受害者，那么它永远不会消失。
你不是问我，政府与媒体如何尽到教育公众媒介素养的责任吗？简言之，国家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判断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产生只会机械记忆、人云亦云、扮乖邀宠的“好学生”；媒体要力求成为社会里的智者，而不是自认为信息掮客、新闻商人、毫无价值理性的“传播平台”；一切公共人物、有影响力的阶层，都要成为公众启蒙、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而不是只争取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自了汉。
他们仍未做到，我们还需努力。
2019年1月27日问答，杜课792期
Dr. Wang： 杜老师提出的这种对父母的认知帮助责任，确实很有意义。古人说“色难”，其实从认知上、精神上关心帮助父母或许更难，因为这不仅需要真情，更需要知识和理性的驾驭。在他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就要想到一些未来的风险。兴趣范围过窄的父母，性格孤僻、脾气暴躁的父母，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父母，未来都会有较高的概率出现过早的脑衰。
所以平时要多跟他们聊天，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多让他们接触人，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情，甚至重新发展一种爱好，比如画画、练书法、唱歌等。其实孤独、焦虑、抑郁，直至绝望，都对脑是一种很大的损伤。如果有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表现，需要及早就医。
对父母的关心，不仅是在物质上，更要在精神上。不仅要对他们和颜悦色，更需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如果父母听信谣言了、上当受骗了，子女不能只顾埋怨父母，因为这责任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子女身上。
林瑞星（Tim） ：最近很头疼地在学习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所以也想引申到新闻上来。如果将市场在财富积累上的话语权（legitimacy）带入新闻行业，一个完全自由的新闻市场也许同样能够带来最高的“效益”。市场也许会比良知、真理更加“清楚”各类真真假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