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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之战前，赵国已是战国第二军事强国。赵国综合国力最突出的弱项并不是军事实力，军力反而是秦赵实力差距最小的一个方面，赵国最大的弱点在农业方面。
农业上，赵国的先天禀赋极为普通，被《史记·货殖列传》定义为“地薄人众”，这就是赵国的基本国情。赵国特别适合农耕的土地不多，其境内的河套平原当时还未充分开发，主要粮产区是华北平原，也就是所谓的“冀州”。但冀州的田地状况被《禹贡》评为第五等的“中中”，含有盐分且土地疏松，而秦国所在的雍州在《禹贡》中的评分则为“上上”，对比来看，将赵国农地形容为“贫瘠”也不为过。
在“地薄人众”的基本国情下，赵国也不像秦国等国那样极度“重农”，鲜有商鞅那样奖励农耕的措施出台，连赵武灵王的改革重点都未涉及农业。赵国经济政策甚至可以定义为某种“重商主义”，其都城邯郸就是战国时代著名商业都会，也是当时著名的冶铁中心。赵国的民风甚至有些轻视农业，民众更喜欢从事工商业，《盐铁论》说赵地“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史记·货殖列传》称赵地民俗“仰机利而食”，这些都对赵国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也许有人会说，赵国虽然农业不行，但工商业发达，难道不可以买粮吗？这在承平年代当然可以，但在战时，赵国即使有钱也无粮可买，长平之战时，“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战国策·齐策二》），即明证。
可以说，农业不发达导致的缺粮问题，始终是长平之战期间悬于赵国之上的利剑。从这一点而言，赵国很难有独立进行持久战的可能性，要么得到列国的粮食援助，要么就是打速决战。
而秦国呢？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基本国策就是“耕战立国”，重农抑商，对农业的重视强于赵国。长平之战前，秦国已坐拥关中平原、成都平原（灭蜀得之）、河东与河内平原（攻伐韩魏得之）、江汉平原（伐楚得之）四大产粮区，尤其是关中平原，堪称几代王朝的“基本经济区”。不过，由于此时郑国渠还未修建，关中平原也还没富足到可以凭一地之力支撑秦国扩张。
得到河东与河内地区的意义主要在于，让秦国在长平之战中，避免总是处于从关中调粮的补给线过长的窘境。这样一来，秦国可以就近获得粮食和人力补给，部分抵消了赵国在家门口作战的补给线优势。
很多人喜欢强调巴蜀在长平之战中的“粮仓”地位，司马错在攻巴蜀前那句名言“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似乎也是一个印证，而电视剧《大秦帝国》里甚至有李冰从蜀地向长平前线运送军粮的桥段。尽管在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已率秦军拿下巴蜀，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爆发时，秦国经营巴蜀已超过五十年，但问题是，长平之战时李冰不仅很可能没有修建好让成都平原变天府之国的都江堰，甚至可能还未上任蜀郡太守一职。按照史书的说法，李冰很可能在公元前256年左右才赴蜀郡任职（史学界有一定争议），这就是在长平之战后了。
当然，成都平原即使在长平之战前还未得到都江堰的加持，也已经是处于上升期的粮产区，如果秦赵决战晚打十年，等都江堰发挥效用，那么秦赵业已显著的经济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考虑到这一点，更可以这么说，在经济上，长平之战已经是赵国决战秦国最后的时间窗口了。
毕竟，在真实世界的长平之战中，尽管赵国极为缺粮，但秦国因为连年征战、劳师远征的缘故，经济情况特别是军粮供给也远称不上充裕，只是在赵国的惨淡境况映衬之下才显得相对过得去。也因此，长平之战时的秦国对速战也有着与赵国类似的诉求。如果靠国力耗死赵国，秦国也会元气大伤，影响到攻略其他五国的进程，因而秦国选择诱使赵军走出壁垒，打速决战。
但如果是后都江堰时代的秦赵之战呢？恐怕战略主动权就完完全全掌控于秦国手中，战局可快可慢，收放随意，慢慢打也可以轻松耗死赵国。
在古代战争中，经济实力是个极其重要但往往被忽略的因素。比如，缺粮就决定了赵国很难在长平打一场廉颇期待的持久战；但是，一旦启动了决战，最直接的关键性因素还是双方军力的对比：这比拼的是训练程度、战术素养和装备水平等硬实力。因此，经济实力的差距也不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战败的关键原因。
古代战争，无论战场外有多少幕后动因，终究还是沙场上一刀一枪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