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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麦克尼尔在其名著《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与社会》中认为，欧洲长期的列国分立带来激烈的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生存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进行军事技术和军事体制变革，从而造就了欧洲近代的军事神话。
这一规律自然是“欧洲式”的，毕竟也只有欧洲在近代借此机会脱颖而出。但从中国古代战争史来看，这一规律也有其世界性的一面。在古代中国，来自周边的军事竞争压力往往也会在中原政权催生主动或被动的军事革新。比如明清鼎革前二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为两大帝国创造出一个研发、装备和应用新型火器的“绝佳”竞争环境。
军事革新可能是物质性的，即新武器、新装备的诞生，如大黄弩、诸葛连弩、甲骑具装、马镫、陌刀、神臂弓、火铳……
军事革新也有可能是知识性的，即战术的革新，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项羽的骑兵长途奔袭、卫青和霍去病的骑兵冲击战术、刘裕的却月阵、李靖的“不停顿连续作战”、刘锜和岳飞的砍马腿战法、朱棣的火器轮射战术、戚继光的车营战术、袁崇焕的“凭坚城以用大炮”……
在大多数时候，武器技术革新和战术革新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互相激荡、启发的。技术革新促进战术革新，新式装备需要新战术、新战法使其战力最大化，如佛郎机在明军中大量装备后，戚继光为其量身定制了车营战术，还编练了中国骑兵史上最早的“骑炮兵”；战术革新又对武器的进一步革新提出新的要求，比如骑兵正面冲击战术发明后，急需一种让骑兵在冲击时不易从马背上跌落的“新马具”，马镫就这么问世了。
在中国古代战争的语境中，军事竞争促进武器和战术革新方面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草原游牧骑兵对中原政权千年如一日的军事压力。古代中原政权的军事革新动力和压力大都来自北方骑兵。如果细分的话，这种应对草原骑兵的军事革新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以骑制骑”，比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武帝的骑兵革命、西晋后中原王朝成熟的马镫、唐高祖组建的突厥化的轻骑兵军团都属于此类；第二类是“以步制骑”，比如汉武帝时代的弓弩革新，李陵的大车配弓弩战术，刘裕的却月阵，由李靖发明、李嗣业发扬光大的陌刀战法，北宋中前期的“弹性防御”战术，宋神宗时代的神臂弓和斩马刀，刘锜、岳飞的砍马腿战法；第三类是“以火制骑”，即以火器对抗骑兵，如元代始见的铜制火铳、朱棣亲自创建的神机营、嘉靖时代复制的葡萄牙新式火器佛郎机、明末的红夷大炮和袁崇焕的“炮骑协同”战术。
第二，军事革新的中西共振。从本质上，武器是一种商品，战术是一种知识，二者都可以经由欧亚大陆或海洋贸易网络传播。马镫有可能就是中国率先发明，然后传播至中亚和西方的；在蒙古西征中，蒙古人将从金和南宋获得的火器及其战术带往阿拉伯地区，再经由阿拉伯人传播至欧洲；明代中晚期，在火器制造技术上已青出于蓝的欧洲开始“反哺”中国，经由两次大航海时代“西炮东传”，佛郎机和红夷大炮技术先后传至中国，与明军共同面对满蒙骑兵的军事压力。
从赵武灵王时代到康熙时代，在不断出现的军事压力下，中国的军事科技革新与战术革新事实上从未真正停止过。
为了对抗机动灵活的北方骑兵，赵武灵王抛弃了统治中原地区战争上千年的笨重战车，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独立作战的骑兵军团，这也让赵武灵王成为中国骑兵之父。
但在长平之战中，赵国骑兵暴露了前马镫时代骑兵的最大弱点，即只适合侦察、骚扰、追击败退敌军和破袭粮道这些非核心任务，无法在大规模战争中正面对峙步兵军阵，从而“隐身”于长平之战。赵国无法让作为最大军事强点的骑兵有效地发挥作用，反而与秦国最能彰显秦军纪律性和兵力优势的步兵军团战斗，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败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战车漫长的半衰期中，除了“胡服骑射”这一方向的军事变革，还有“毁车为行”，也就是变车兵为步兵军阵的变革方向。在长平之战时，赵国代表了变车兵为骑兵的变革，而秦军的步兵军阵则代表了车兵到步兵的变革。
仅就军事上而言，“毁车为行”是比“胡服骑射”更接近当时战争本质的深刻变革。
长平之战正处于钢铁兵器与青铜兵器的激荡更迭时代，相对而言，赵军的铁制兵器普及度高于秦军，但发展尚不成熟的钢铁兵器在战场上对阵发展完备的青铜兵器，不能取得压倒性优势，因此也不足以成为改写长平之战的变量。
楚汉相争时期，刘邦迅速占领关中后，很快就拥有了媲美战国强秦的国力体量，与项羽的几次大战几乎都处于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在彭城之战中，为了对抗刘邦近六十万大军，项羽亲率三万骑兵突袭彭城，以快制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骑兵的长途奔袭能力与机动性优势，创造了骑兵第一次大规模歼灭步兵集团的中国战史纪录，成为继“胡服骑射”之后中国骑兵史的第二个里程碑。
为了消解楚军的骑兵优势，刘邦战后痛定思痛，以原秦军骑兵为班底组建汉军骑兵，以骑制骑。在垓下之战中穷追不舍，逼得项羽自刎于乌江的就是这支汉军骑兵。
在汉武帝时代，为了对抗匈奴的骑兵优势，刘彻也采取了“以骑制骑”的大战略。在“文景之治”积累的雄厚国力支撑下，武帝倾全力发展马政，很快具备了一次性派遣数万甚至十万骑兵出塞的能力。即使有了马和骑兵，汉军仍然面临骑射能力逊于匈奴骑兵的压力。
为了对抗骑兵的骑射优势，卫青和霍去病率先在汉军中发起了骑兵战术革新：不与匈奴人较量他们擅长的远距离骑射，而是将中原步兵擅长的正面冲击战术移植到骑兵身上。
尽管依靠骑兵战术革新，汉军骑兵一路追亡逐北，将匈奴骑兵从漠南赶到漠北，但战争中巨大的战马损失很快又让汉帝国陷入了缺马的窘境。到了汉武帝后期，缺马的冷酷现实成了李陵五千步兵出塞的时代背景，李陵虽兵败被俘，但这支精英步兵在绝对兵力劣势下的顽强表现，却显示了汉军“以步制骑”能力的飙升。
在匈奴骑兵的压力下，制弩技术在汉武帝时代产生了一次技术革新。与秦弩相比，汉弩无论是在射程、强度还是在射击精度上都突飞猛进，这也可以视作西汉军工业对匈奴骑射优势的一种极有针对性的回应。在李陵军最后的时光里，弩成为他们最后的倔强：五十万支箭射尽之后，李陵军方才溃败。
在三国时，曹军拥有强大的骑兵优势，特别是曹军的精锐骑兵部队虎豹骑，战力强劲。据说诸葛亮为了在北伐时对抗强大的曹军骑兵，发明了“诸葛连弩”，“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在追击蜀汉军队时被射杀的大将张郃，就有可能死于此弩。诸葛亮还编练了一套称为“八阵图”的阵法，自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而今看来，“八阵图”很可能是一种应对骑兵快速冲击的步兵密集结阵。为了解决北伐时的后勤运输问题，蜀汉还研发了“木牛流马”。如果撇去那些怪力乱神的包装，简单说就是木牛为车，流马为舟，系统性升级了蜀汉的后勤运输体系。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作为骑兵史上最重要技术革新的马镫横空出世，这给了骑兵更高的平衡性，令骑兵在高速冲击中不易从马背上跌落。有论者称，这也是中原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优势压力下的一种“回应式”创新，马镫可以缩减中原骑兵掌握骑射技术的训练时间，提高中原王朝编练骑兵军团的效率。
如同所有的军事技术一样，改良马镫是基于中原王朝的利益考量，但一旦公之于世，谁也不能控制它的流向与应用场景。马镫让中国骑兵得以正式进入重骑兵时代，甲骑具装成为北朝骑兵最鲜明的特点。这也让骑兵第一次具备了在正面决战中突破步兵密集结阵的能力。
但在淝水之战中，前秦骑兵并未成功扭转前秦的数十万大军溃败的结果，反而成就了北府兵“以步制骑”的神话；刘裕北伐时，两千名北府兵凭借其首创的却月阵大败三万北魏重骑兵。号称在战国后就被淘汰的战车在重骑兵大行于世的时代压力下得到某种“复兴”，成为步兵军团防御骑兵冲击的最佳屏障。
唐开国时，为了对抗突厥轻骑兵的机动性优势，李渊启动了骑兵革新，挥别了北朝以来盛行的重骑兵风潮，以突厥为师，建立了一支轻骑兵。正是凭借这支“突厥化”的轻骑兵，唐军成功扫平了中原群雄。李世民登基后，唐军轻骑兵又“以骑制骑”，以闪电般的速度消灭了东突厥汗国，一跃为东亚强国。可以说，大唐帝国兴盛于轻骑兵的马背上。
而在盛唐，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为了缓解战马不足的状况，唐军不得不重新续上“以步制骑”的中原军队传统，将李靖发明的新式武器陌刀与陌刀战术发扬光大。李嗣业和他的陌刀军，以其“人马俱碎”的巨大威力声震安西，成为那个时代游牧骑兵的终极噩梦。
在北宋，为了对抗辽国的骑兵优势，宋军逐渐发展出了“弹性防御”战术，放弃了五代时崇尚野战和速决战的进攻主义取向。
到了宋神宗时代，为了对付西夏骑兵，宋朝军工业连续贡献了两大军备技术革新，研制出斩马刀和神臂弓这两种新式武器，一近战，一远战，丰富了宋军步兵对战党项骑兵的武库。
到了靖康时代，金军凭借其重骑兵优势，成就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战争神话。为了回应这一压力，岳飞一方面“以骑制骑”，建立了以岳云为核心的岳家军骑兵队；另一方面又在“以步制骑”的战法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郾城之战中以砍马腿战术大破金军最精锐的超重装骑兵铁浮屠。
蒙古崛起时，蒙古人将骑兵的机动性发挥到了人类骑兵史上的极致，“机动性使蒙古人造就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战争风格，直到二十世纪机动车辆应用于军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凭借无与伦比的机动性，蒙古骑兵也成了马镫时代骑兵战术的集大成者，将骑射战术和正面冲击战术结合得无懈可击。
在蒙古骑兵的绝对优势之下，原本以骑兵起家的金军眼见在野战中不敌蒙古人，便开始在防御上下功夫，将新生的火器引入守城战。金开兴元年（1232）三月，赤盏合喜守汴京时，金军使用了当时威力最大的投掷火器——震天雷，“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金史·列传卷五十一》）。但就如初生的铁制兵器并未扭转赵国的长平败局一样，新生的火器同样未能拯救金国的亡国气运。
在元灭宋的关键一役——襄阳之战中，为了攻克宋军坚城，元军中的伊斯兰兵器专家改造了投石机，增加了它的攻击距离和提高了它的准确率，建造出当时威力巨大的投石机——“回回炮”。据说它抛射的巨石重达一百五十斤，“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最终元军顺利轰开了樊城，逼得襄阳也开城投降。不过，“回回炮”并不是火炮。
明初，明成祖朱棣为彻底解决蒙古问题，五次亲征漠北。为了对抗蒙古骑兵，朱棣在朱元璋时代火器飞跃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火铳技术。在完成第一次火器革命后，明军从一支冷兵器军队逐步变成冷、热兵器混用的军队。
也是在朱棣时代，明军还进行了一次重大战术革新。虽经技术迭代，但当时的火铳发射过慢，无法应对蒙古骑兵的快速冲击。明军在此时升级了“叠阵”战术，将火器部队分为三行，更迭射击。虽然存在争议，但这很有可能是全球最早的“轮射战术”的雏形。
在技术革命和战术革新的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火器的效能，朱棣还进行了兵种配置上的变革。第一次亲征漠北前，朱棣创建了神机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组建专用火器的部队，比西班牙创建火枪兵还要早一百年左右。
明初的火铳代表了当时世界火器技术的最高水平。但此后，在列国竞争的刺激下，欧洲的火器研发制造进入了快车道，逐步超越了相对停滞的明朝。
在嘉靖朝，蒙古人自土木堡时代以来军事能力又一次进入上行期，对明军北方边防施加了千钧重压。为了对抗蒙古骑兵，明朝在嘉靖初年开始对葡萄牙的佛郎机进行仿制，稍晚又引入了火绳枪，希望能够借助这些比国产火铳更先进的欧洲火器抵御蒙古骑兵的进犯。
在第一次西炮东传中，戚继光成为当时明军系统内最积极的西方火器应用者，戚家军是当时明军装备西式火器最多的部队。
边患严峻，促使明军对新式火器保持着学习的积极性。到了万历末年，随着满洲八旗的崛起，明军在辽东的边防压力与日俱增。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惨败于萨尔浒。徐光启等一批明朝士大夫深感包括佛郎机在内的明军现有火器已无法应对八旗军的强力挑战，主动派人赴澳门采购新一代火炮——红夷大炮，之后还展开了规模浩大的仿制工作，是为第二次西炮东传。
在天启六年（1626）的宁远之战中，袁崇焕首次携红夷大炮亮相，力挫努尔哈赤亲率的后金大军。明军取得了双方开战八年以来的首次大捷。《明季北略》称，宁远之战中的红夷大炮“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为了将红夷大炮的战力发挥到极致，袁崇焕还围绕大炮设计了两套新战术：“凭坚城以用大炮”和“炮骑协同”。前者的要义是在军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坚决避免野战；后者的要义是关宁铁骑“依城而战”，在火炮火力的掩护下和清军骑兵进行有限度的野战。
但红夷大炮救得了宁远城，却救不了大明朝，这就好比二战末期的喷气式飞机和V2火箭救不了纳粹德国的大败局。
红夷大炮的威力惊醒了以皇太极为代表的八旗精英，他们做出了“以炮制炮”的应对措施。后金很快开始了对红夷大炮的仿制，为避“夷”字之讳，改称“红衣大炮”。吴桥兵变后，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投靠后金，不仅给皇太极带来了二十门质量更精良的红衣大炮，还送上了一支向葡萄牙人学习过的工匠和炮手团队。
清军的火炮战力很快就后来居上，并在东亚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炮对战——松锦之战中，彻底压制了明军的炮兵。入关后，红衣大炮成为关内各大坚城的噩梦。“徐光启等天主教人士原本希冀能利用红夷大炮帮助明朝救亡图存，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这种新型火器最后却成为清朝得以吞并大明的利器。”
在明亡清兴的鼎革时代，清帝国成为骑兵与火器均领先于同时代竞争对手的超级军事强国。
康熙时代，中国古代火器部队抵达了巅峰。在东北，清军的大炮遭遇了俄国堡垒战术的挑战，在红衣大炮的基础上，清朝研发出了“神威无敌大将军炮”这样的攻城重炮。俄罗斯凭借西式造城法，将雅克萨城打造为一座具有欧洲棱堡色彩的坚城。清军除了围而不攻，别无良策。
在西北，清军大炮遭遇了准噶尔“骆驼炮”战术的挑战。准噶尔军这种大量配备火器的骑兵军团，是清军前所未遇的劲敌。征讨准噶尔的战争几乎完全以野战为主，清军的重型火炮不仅缺乏机动性，更不利于远征。初战失利后，康熙帝开始为清军大量配备子母炮等适合远征的轻型火炮。为了对抗准噶尔骑兵的快速冲击，清军还引入了鹿角木移动在前、火器部队轮射在后的“连环本栅”战术，最终在昭莫多之战中取得了对准噶尔的决定性胜利。
如果说清初强敌环伺，成就了皇太极至康熙朝火器的极速演进；那么，正是在康熙帝平定准噶尔之后，清帝国周边再无可危及其政权生存的强力竞争对手，没有敌人可以强大到逼迫清军推进军事创新。
清军纵然江河日下，也没有动力走出舒适区。中国火器发展自此彻底陷入停滞，甚至有所倒退：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火炮在作战效能上甚至还有可能不如康熙时期。
在《三体》中，三体文明用“质子”锁死了地球基础科学，从这个角度出发，清朝统治者之所以锁死军事科技发展的“质子”，就是缘自目空一切和狭隘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