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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诸葛亮出山时提交的《隆中对》仍然充满了惊人的预判力和洞察性，提前规划了“天下三分”的战略格局，是蜀汉立国的最基本方略。
论及北伐之时，《隆中对》在慷慨激昂中不失冷静：“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从军事上而言，这段话包含了三个信息：其一，基于蜀汉“跨有荆益”的建国构想，北伐应从益州、荆州两路出兵；其二，益州方向的进军路线是“出于秦川”，也就是直指关中，复刻当年刘邦汉中起兵的路径；其三，北伐的时机应趁“天下有变”，这应该更多地指向如果曹魏爆发内乱或边患，就可以缩小蜀汉和曹魏的实力差距。
但是，当诸葛亮于蜀汉建兴六年（228年）出师北伐时，《隆中对》提到的这三点都没有得到践行。这就好比德国于一战前制订的施里芬计划，开战时却被小毛奇做了致命修改。
先说第一点，诸葛亮北伐前，蜀汉早已随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底关羽的败亡，彻底丢掉了荆州。《隆中对》两路进攻的战略构想由此沦为镜花水月。
从军事地理而言，由于荆、襄离曹操的大本营许都不远，因此这两路大军应当是以荆、襄为主而以汉中为辅，而所谓“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实际上是诸葛亮要亲自担当这个重任。刘备取益州时，留守荆州的正是诸葛亮，他就是要在那里整装准备异日的北伐。无奈庞统骤然战死打破了这一既定计划，诸葛亮被迫入川辅佐刘备，而将荆州一路留给了刚愎自用的关羽，“却没有想到意外变化的发生竟是意外地迅速”。
再往深里说，蜀汉“跨有荆益”的构想可能本身就是不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明确质疑过蜀汉“跨有荆益”之失，强调“历史上并没有割据益州的人长期跨据荆益二州以成稳定局面的先例”。他认为：“刘备主力入蜀后，孙权不会长久容忍留在荆州的刘备势力，刘备也难于长久维持在荆州的军事存在，这是很清楚的事。关羽攻樊，不过是自启衅端，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加速了刘备据荆力量的覆灭。所以，问题不在于刘备之弃荆州，而在于荆州之不得不弃。”
可以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严重忽视了孙吴占据荆州的战略需求与战略决心，以至于让“跨有荆益”变成了只基于蜀汉需求的自说自话。
以历史的后视镜观之，《隆中对》中有两处相互冲突的表述：“外结好孙权”与“跨有荆益”。这是两项难以兼得的战略目标，“（北伐）两路夹击，必须占有荆州，而占有荆州必然会与孙吴的立国方针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要是蜀汉据有荆州，联合孙吴就是一句空话。而联合孙吴恰恰又是蜀汉政略方针中不可分割的外交策略。这样蜀国的政略方针和战略部署之间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这就好比，如果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不解决，法国对德国就很难消除敌意，更别提结成什么“煤钢同盟”。德国没有可能一边占着阿尔萨斯和洛林，一边又畅想法德联盟。
此时，如果蜀汉还是坚持“跨有荆益”，不仅无助于北伐曹魏，反而会让蜀汉陷入与魏、吴两线作战的窘境之中。刘备在章武二年（222年）发动的夷陵之战，就清晰地表明了此种执拗会将蜀汉拖入到何等的危机之中。所幸，诸葛亮此时表现出了卓越战略家“及时止损”的现实主义精神，“既不曾赞同刘备出峡攻荆，也未在他自己执政时继续从事跨荆之战……避免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
，以放弃夺回荆州作为与吴交好的先决条件，果断摒弃了自己一手规划但业已严重脱离实际的“跨有荆益”及“两路伐魏”方针。
《隆中对》被修改的第二点是“天下有变”。北伐择时兹事体大，诸葛亮在一封书信中简单诠释了何谓天下有变：“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三国志·蜀书·杜微传》）
所谓“天下有变”，实质上就是指望曹魏多线作战，没办法全力与蜀汉争锋。而具体表现，要么是曹魏发生内乱，要么是曹魏在其他战线陷入战争。
诸葛亮生前未等到曹魏的大规模内乱，严格遵守程序正义的禅让令汉魏易代畅行无碍。到诸葛亮北伐时，曹魏政权历经曹操、曹丕和曹叡祖孙三代的经营，根基已日趋牢固。曹叡也颇有些英主气质，忠实地遵循了休养生息的国策。更重要的是，诸葛亮打出的“兴复汉室”旗帜此时已基本失去了政治感召力和正统光环。从诸葛亮北伐的反馈来看，关陇一带的百姓对蜀汉“王师”与故国重光并无想象中的热情和热切追随，更不必说《隆中对》中“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的近似狂想的乐观预期——这与日后北宋军队联金灭辽挺进燕云时遭逢百姓的冷遇如出一辙。而与关中父老目睹刘秀大军时，发出的“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之叹相比，已是“世情薄，人情恶”。
那么，“天下有变”的可能性就唯有曹魏的对外战争了。除蜀汉之外，曹魏当时在三个战略方向上存在敌人：江东的孙权、辽东的公孙渊、凉州的鲜卑人。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228年），素有割据之志的公孙渊接任了辽东太守之位。但直到诸葛亮去世，公孙渊都未与曹魏彻底翻脸，孙权曾试图招抚，公孙渊却斩杀了东吴使者，将首级献给曹叡以示忠诚。曹魏也在尽力规避多线作战，对桀骜不驯的公孙渊采取听之任之的绥靖政策，双方最终反目要迟至魏景初元年（237年），此时诸葛亮已辞世三年。
再就是鲜卑人。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平定乌桓后，鲜卑人就成了曹魏在北方的主要威胁。诸葛亮北伐时，鲜卑人在首领轲比能的统领下，频频进攻曹魏边境，其间虽有以三万大军包围魏军的战役，还曾试图出兵呼应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但终究未成气候，不仅未起到牵制曹魏军队主力的作用，离“天下有变”的定义更是相差甚远，在多数时候只能算是“边境冲突”。
那么，“天下有变”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东吴出师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东吴正是替代了《隆中对》中“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角色，蜀汉的两路大军被替换为吴、蜀各出一路大军。正式放弃争夺荆州后，蜀汉与东吴的军事同盟再无实质性障碍，双方的确也进入了东西呼应的密切互动期，历次盟约中还特别提到了“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各守分土，无相侵犯”。
诸葛亮北伐至少有两次和东吴的军事行动形成了呼应，让魏国军队陷入了两线作战。如蜀汉建兴六年（228年）冬，诸葛亮之所以在年初首次北伐的街亭之败后，未经大的休整就投入第二次北伐，主要原因就是响应东吴在安徽桐城一带击败曹休的石亭大捷；再如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234年）发动最后一次北伐时，东吴也应约出兵——孙权亲自带兵十万进攻合肥新城，是为“第四次合肥之战”。
但是，吴、蜀在东、西两线的联动并没有令曹魏陷入左支右绌、顾此失彼的困境。两军的配合远说不上默契，甚至有尔虞我诈之感：诸葛亮五次北伐，孙权只响应了最后一次，并且听说曹叡亲征后，就匆忙带兵撤回江东。即使是出兵那一次，吴军也是姗姗来迟，比诸葛亮的出师时间晚了足足三个月。当然，配合度不高也未必都是刻意拖沓甚或钩心斗角，战场失期在信息传播方式落后的古代战争中似乎也难以避免。
但这些恐怕都不是吴、蜀军事联动不佳的核心原因。东吴和蜀汉两方实力相加，与曹魏相比至多也就在伯仲之间，既然联合起来的硬实力都无法碾压曹魏，双方的配合又有那么些貌合神离，那么战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可以说，诸葛亮在北伐时已在尽可能地利用“天下有变”——他没有狂热到认为蜀汉可以单挑曹魏，只是，当时“天下有变”的烈度还远远不够，还没有大到可以撼动曹魏的军事优势。
而曹魏对“天下有变”可能也有自己的解读。如之前所说，时间是站在曹魏（司马氏）这一边的，一旦其休养生息到位，经济和军事潜力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之时，就是三国归一的大结局到来之时。
说到底，诸葛亮是等不起的，“天下有变”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但曹魏的逐步强大却有着极大的确定性。“直至诸葛亮谢世以前，他所预料的‘变’并没有实现。那时的天下并不是没有‘变’，只是‘变’得太迟”，“他后来的累次出兵，实在不是乘‘天下之变’，而是以攻为守，聊尽他的本心。这是诸葛亮的悲哀处”。
诸葛亮去世四年后（238年），公孙渊与曹魏闹翻，魏明帝派司马懿率军四万征伐辽东。如果诸葛亮还健在，如果东吴、蜀汉和公孙渊三家结盟，如果三家配合默契……有可能是一次“天下有变”的良机。当然，良机与否得附加很多个“如果”。
最震撼的“天下有变”发生在诸葛亮去世十五年后（249年），司马懿和曹魏皇室决裂，爆发了高平陵之变。司马懿除掉了大将军曹爽，“篡魏”由此进入了历史的日程表。曹魏宗室夏侯霸为了预防司马懿下毒手，索性先行归降蜀汉。其后几年（251年、255年、257年），忠于曹魏皇室的势力接连在淮南起兵扞拒司马氏，天下震动，是为著名的“淮南三叛”。东吴还曾发兵救援诸葛诞的“第三叛”，曹魏“大规模内乱”终于出现了。
如果这样的天赐良机放在诸葛亮面前，如果曹魏淮南军、吴军、蜀汉军同时发难……这一天诸葛亮终究没有等到。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得痛切：“孔明有汉高之略，而无汉高之时。”
岂非天哉！岂非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