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卫霍时代

漠北战役结束后，汉匈之间出现了长达十六年的“不战不和”局面，“匈奴远徙了，汉因为马少，也不能出击了” ，直到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赵破奴率两万骑兵再度出塞，汉匈双方才重启战端。在休战期间，霍去病和卫青先后去世。

与卫青、霍去病战绩辉煌的四大战役相比，汉帝国在后卫霍时代的三场重要战役均以惨败收场。太初二年（前103年），赵破奴的两万骑兵被左贤王的八万骑兵包围，全军覆没；天汉二年（前99年）的浚稽山之战中，李陵的五千步卒被匈奴单于主力包围，后突围失败，李陵被俘；征和三年（前90年）的燕然山之战中，汉军七万大军全军尽没，统帅李广利请降，是汉武帝时代对匈作战的最大失败。

四大战役之后，匈奴丧师失地，综合国力从巅峰跌落，和汉帝国已不在一个层级上。但此后汉军的战斗力却有每况愈下之感，卫霍时代的那支无敌汉军去哪儿了？

第一，四大战役之后，汉武帝已将文景之治后积累的巨大财力、物力消耗殆尽，可以看作一场双向的高强度消耗战。班固在《汉书》中描述了当时触目惊心的社会危机，“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自是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甚至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很多人或许会问，汉帝国与匈奴休战了十六年，这段时间难道不够休养生息吗？

问题就在这里，在匈奴靠休战缓慢恢复国力之时，穷兵黩武的汉武帝又将战火烧到了帝国边疆的其他方向，喘息未定的汉帝国又陷入了战争的泥沼。漠北之战后，汉军连续对南越国、闵越国、西南夷、滇国、西羌、卫氏朝鲜、楼兰、姑师和大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战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绵绵不绝，有时候甚至同时打两场战争，其中光征伐大宛就“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虽然也都算实现了开疆拓土，但汉帝国的最后一口气就这样慢慢被消耗掉了。如果不是这些战争，汉帝国本有机会与民休息十余年，待实力渐复之后再给匈奴更大力度的打击。

第二，国力大幅消耗的同时，汉军面临的更直接的威胁是：骑兵的战马也快打没了。纵然卫青和霍去病乃旷世奇才，但动辄上千里奔袭的战争模式决定了汉军即使获得大捷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兵力或许还可迅疾补充，但军马的损失就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在漠南和漠北两次战役中，汉军损失的战马可能都在十万匹以上。连番大战之后，曾高达四十万匹的汉帝国军马存量一度已跌至二十万匹以下。

军民合一的游牧生产方式决定了匈奴无论如何窘迫也不太可能缺马。有说法称，某些时段匈奴骑兵甚至可以实现“一人五马”的超豪华配置。在长时间的消耗战中，匈奴可能遭遇领土大幅缩水、人力消耗巨大、财力消耗殆尽等窘境，但唯独马匹数量的恢复速度远胜于汉帝国，成本也远低于汉帝国。

可以佐证汉军马匹奇缺观点的是，当李陵向汉武帝请战出征时，汉武帝在优先关照了李广利军后竟已拨不出多余的马匹给李陵，表示“吾发军多，毋骑予女”。因此，李陵自矜且有些赌气似的表态无须骑兵：“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出塞的五千人全数是步兵，为之后被围且突围失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李陵率纯步兵军团远征自然是个特例，但在汉武帝后期的对匈战争中，由于马匹严重不足，已经很难像卫霍时代那样编组成一支支从数万到十万不等的纯骑兵军团，而是代以步骑混合编制。

如此，汉军在战场上再也难以重现当年卫霍式的远距离突袭，机动力和后勤保障能力都大打折扣；汉军撤退时也很难迅速脱离战场，极易被匈奴骑兵依靠机动性优势追歼甚至包围，而这也正是李陵全军覆没的教训之一。

匈奴在连续战败后，主动避开汉军之锋芒，将主力和王庭向北迁至更远的地方，如此一来，机动力本已严重下降，还要面对更远战场的汉军，就更难打出卫霍时代的长途奔袭战了。

第三，汉武帝后期的高级将领素质与卫青、霍去病有明显差距。以李广利为例，他虽然未必是某些史料中暗示的庸将，但绝对算不上什么将才，他的上位得益于汉武帝对外戚系将领的“路径依赖”，其军事生涯中的几次胜利基本是不惜血本，用极高代价换来的险胜，单进攻大宛就前后损失了五万之众。更致命的是，李广利虽然和卫青、霍去病一样同为外戚，但卷入宫斗的程度却深得多。当妻儿因为牵涉后宫政争被抓后，身在前线的李广利铤而走险，冒险进军，希望立功赎罪，最后招致七万大军被全歼的惨剧。

再看李陵。从作战能力看，他虽有名将之资，但他最大的缺陷并不是军事才华的欠缺，而是心魔。当汉武帝拒绝下拨马匹时，李陵的反应很可能带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气用事。换句话说，他率领五千步兵出征，并非单纯出于军事考量，而是掺杂了政治和情绪的因素，他对祖父李广与李氏家族被侮辱、被倾轧耿耿于怀，希冀通过决一死战为家族再次赢得荣誉。 fOPIFsLZhn68kuwyvLA9xpDKXTcobMf9GsWvY86PDMePY5NAg5x8FfpKf7lbP9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