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个战场新人为何能在汉匈战争中取得如此熠熠生辉的战绩？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景之治积蓄的雄厚国力。从马邑之围到漠北之战，其间纵然损失惨重，但汉武帝对匈奴还是保持了长达十五年超强力度的战略进攻。特别是漠北之战，汉帝国光动员的后勤辎重部队就多达数十万人。汉武帝时代的汉匈之战实际上是一场以本伤人的极限消耗战，不存在什么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机，汉、匈双方就像两个疲惫且伤痕累累的重量级拳王一样，在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持久战中互相重击，看谁先倒下来而已。尽管此时的匈奴帝国也正值其国力鼎盛时期，但武帝却拥有父祖两辈与民休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第二，文景之治的积累在战场上对汉军意义最大的是战马数量。西汉初年，汉帝国的马政基本处于崩溃的状况，将相上朝只能乘牛车，连刘邦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所谓“天子不能具钧驷”。“白登之围”中，刘邦的三十二万大军基本上就是一支步兵军团，面对可以在战场上像阅兵一样“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的匈奴骑兵军团，战马数量居于绝对劣势的汉军铩羽而归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在文景之治积累的强大国力的支撑下，汉帝国的马政事业进展迅速。汉景帝在陇右建立了三十六个官方养马场（牧师苑），当汉武帝对匈奴发动帝国反击战时，汉帝国的马匹数量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四十万匹——这还没有计入民间的养马数，以至于《盐铁论》记载有“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盛况。卫青和霍去病之所以可以发动那些动辄几万甚至十几万骑兵同时进击的大战役，背后的支撑就是汉帝国马政事业的跃进。没有马，卫青和霍去病的一切大战略都是空想。
有趣的是，在汉武帝时代，汉帝国这样一个农耕帝国朝野间已培育出了游牧帝国一般的爱马风尚。为了得到大宛的“汗血宝马”，汉武帝不惜一战；另外，有一种说法是，汉武帝之所以和乌孙国和亲，将公主刘细君远嫁，动因之一是看上了乌孙的“天马”。在这两个传说背后，是汉帝国军事审美从崇尚步兵转为崇尚骑兵导向的重大转型。
第三，汉武帝时代很可能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骑兵革命”。对此，《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一书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卫青、霍去病率先在汉军中发起了“骑兵战术革新”，不与匈奴人较量他们擅长的远距离骑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擅长的正面集团冲锋战术移植到骑兵身上，用长戟和环首刀取代弓箭，“用肉搏战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
。特别是厚脊薄刃、利于劈砍的铁制环首刀，正是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大发展，是那个时代杀伤力最强，且最适合骑兵的近身肉搏兵器。
在卫青和霍去病的数次胜利中，即使正史中关于交战过程的史料一如既往地“简明扼要”，但仍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近距离肉搏战的出场。无论是暗夜突袭还是正面决战，匈奴骑兵的骑射战术都会遭遇到尴尬的“武功高的打不过不怕死的”的境况。而相对缺乏骑射训练，可以“批量生产”的汉军骑兵凭借制度化的纪律和坚忍，屡次击败了骑术射术更为高明，但惧怕肉搏战的匈奴骑兵，以至于这一时段的汉匈对决往往是以“击溃战”居多。匈奴骑兵往往在尚可相持之时，就早早被汉军血腥的骑兵新战术弄得失去斗志，先行逃离战场，从而使相持战一次次变为追击战。
按照《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的解释，汉军的正面集团冲锋战术需要的是高度严明的战场纪律和对高伤亡率的极限容忍，而这恰恰是处于部落制中、没有实现中央集权的匈奴人所无法做到的，同时也是治军纪律相对松散、更注重个人勇武的李广所缺乏的。这也可以部分解释李广在这一时期的汉匈决战中郁郁不得志，始终难以获取封侯战绩的原因：“当卫青、霍去病已经做出表率，几乎所有汉军骑兵都接受了步兵坚忍、血腥的冲锋肉搏战术时，李广仍旧迷恋着他已经艺术化的骑射本领，不甘忍受军事纪律和组织的约束，最终失利以自杀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
在卫青和霍去病的时代，单纯从军事技术上说，骑兵并没有什么重大革新，马镫的全面成熟还要等到魏晋南北朝。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汉军骑兵在军事技术上与赵武灵王时代的赵国骑兵并无本质差别。当然，此时汉军骑兵已开始普遍装备铁制长戟和铁铠，对尚处于青铜与铁器“混装”时代的匈奴骑兵有些微装备优势。
因此，霍去病和卫青的骑兵变革更是一次“战术革新”，而不是“技术革命”。一方面，不是出身行伍的卫霍没有李广式的“传统包袱”，对似乎天然正确的骑射战术并无执念；另一方面，在前马镫时代，骑兵的骑射训练成本和时间成本更为高昂，汉帝国的募兵在这一方面绝无可能与牧民、军人合一的匈奴骑兵相比。为了尽可能发挥出汉军的规模优势，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汉帝国军界必然会寻找一种更适合自身组织架构的新战术，以对抗匈奴骑兵且驰且射的技术优势。
但很可能超出汉武帝预期的是，限于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组织结构，正面冲击战术恰恰是匈奴人无力对标的。
不过，卫霍主导的这次“骑兵战术革新”也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着前代的经验参考。比如项羽的三万骑兵在彭城大捷中大概率也采用了某种未经体系化的“类正面冲击战术”，很可能给汉武帝和卫霍提供了战史案例参考。汉文帝时，晁错曾建言用“突骑”对冲匈奴的骑射优势：“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这很可能是“突骑”一词首次见于中国史籍中。颜师古在为《汉书·晁错传》作注时说，“突骑，言其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这已很明显地带有“正面冲击”的意思了。
若置于同时代的世界战争史中，卫霍的战术革新可能就无甚出奇之处了。波斯重骑兵和马其顿“伙友骑兵”的冲击战术比卫霍早了一百多年。
第四，卫青和霍去病的长途奔袭能力。在有限的史料中，我们很难充分解释，卫霍时代的汉军骑兵为何突然脱胎换骨，成为一支可以脱离步兵的支持独立作战，在大漠中动辄纵横千里、迂回包抄的机动部队。要知道，仅仅在几十年前，汉军还是一支完全以步兵为主的传统中原军队。对此，匈奴上层可能也要迟至漠北之战后才能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汉军骑兵的长途机动能力已经不亚于匈奴骑兵，但匈奴人已为这一后知后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在此之前，卫霍在各大战役中屡屡完成让匈奴人猝不及防的远程突袭。如卫青的首战奇袭龙城，河南之战中千里奔袭白羊楼烦二王，漠南之战中突袭右贤王王庭；霍去病在漠南之战中率八百骑兵突袭匈奴大后方，河西之战中突袭并斩杀匈奴三万人，特别是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在大漠中长驱北进两千余里，最终封狼居胥山。匈奴人在战争中反复败于汉军突袭战术的结果令人惊诧，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匈奴人始终无法正视汉军骑兵的长途奔袭能力。
对于汉军骑兵的强大机动力，有一种解释是，卫霍时代的骑兵在强大的马政支持下，很可能部分实现了此前草原游牧民族骑兵才有能力实现的一人双马。比如，漠北之战中，十万骑兵除了各自的坐骑，还“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最后光损失的战马就有十几万匹。一人双马的优势是：骑兵在远征中可以通过两匹马的轮流休息保证行军速度，并在战斗开始时让战马处于体力充沛的临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