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战役

在汉武帝和匈奴的四十四年缠斗里，虽说总体上有武功赫赫之说，实则最辉煌的胜利都发生在前期（前127年—前119年），后期的几场大仗基本算是惨败，燕然山之战作为最后一役更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战争的最惨痛一败。

汉武帝时期最著名的四大战役是：河南之战（前127年）、漠南之战（前124年）、河西之战（前121年）和漠北之战（前119年）。打完这四仗，匈奴其实已经一蹶不振，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和大规模进攻能力，出现了“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汉高祖“白登之围”的百年耻辱至此也连本带利地洗刷了。如果汉武帝此时见好就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亡秦之失”了。

这四场战役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名将：卫青和霍去病。卫青是前两场战役的头号将星，霍去病则在后两场战役中风头更劲。

在元朔二年（前127年）的河南之战中，数月前刚刚以奇袭匈奴圣地龙城成名的卫青率兵行军千余里，突袭白羊王和楼烦王，以极小的代价歼灭匈奴军队数千人，收复了秦末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平原，将汉帝国的北部防线推移至黄河沿岸，基本解除了匈奴对关中特别是长安的直接威胁，是为汉帝国开国以来对匈奴空前之大胜。

在三年后的漠南之战中，汉帝国以倾国之力出动十余万骑兵。卫青独领三万人疾进六七百里，乘夜奔袭右贤王王庭，将猝不及防的右贤王打得仓皇北顾。卫青俘获其部众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十万头。第二年，作为漠南之战的下半场，被汉武帝拜为大将军的卫青率六将军，统领十余万骑兵两出定襄（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西北），累计斩杀匈奴近两万人。

漠南之战最大的亮点还不是卫青，而是横空出世的霍去病。十七岁的霍去病率领八百骑兵，脱离大军主力孤军深入，追敌数百里，不仅斩杀匈奴两千余人，还俘虏了匈奴相国和单于叔父，战后被封为“冠军侯”。

漠南之战后，匈奴单于伊稚斜慑于汉军的兵威，听从汉军降将赵信的建议，将匈奴王庭和主力迁至大漠以北。因此，汉武帝决定将下一步的主战场转移至西北方向的河西地区（今河西走廊）。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天，汉武帝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让其独自率领一万骑兵出征匈奴，是为第一次河西之战。霍去病六天转战千余里，扫荡了隶属匈奴的五个小部落王国，并在正面对决中击败了浑邪、休屠两王，斩首八千九百余级，连休屠部祭天的金人都为汉军缴获。

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大受鼓舞的汉武帝命霍去病与公孙敖领数万骑兵再次进攻河西（第二次河西之战），张骞和李广率万余骑出右北平（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一带）进击左贤王。在公孙敖所部迷路的情况下，霍去病没有瞻前顾后，而是率部按照原计划进行了“大纵深外线迂回作战”，深入匈奴境内两千余里，突袭了浑邪王、休屠王大军，歼敌三万余人，俘虏了匈奴王族五十九人、重臣六十三人。

又数月后，霍去病在浑邪、休屠两王受降的关键时刻，果断率领精锐突入匈奴军中，斩杀了八千多名欲遁逃的降兵，稳住了局势，并监护四万多匈奴降众东渡黄河。

历经两次河西之战，汉帝国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从此汉与西域直接交通，令汉帝国在日后与匈奴争夺西域的竞争中占据了先手优势。

河西一带本是匈奴肥美的牧场之一，失河西令匈奴国力和战争潜力大损，所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河西易手，是汉匈战争的重大转折点，“使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后匈奴便日趋衰落并渐居下风，而汉朝的优势则日益明显，基本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不仅是汉军对匈战略进攻征途最远的一次，也是汉匈双方最大规模的一次决战，更是汉武帝时代对匈战争的胜利巅峰。为了这一战，汉武帝不仅征发了十万骑兵，“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史记·匈奴列传》），还调集了数十万步兵负责保护和运送粮草辎重，以解决超远距离作战的远征后勤事宜。卫青、霍去病各领骑兵五万，兵分两路。卫青采用了车骑协同、车守骑攻的新战术，在正面决战中击溃了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主力，歼敌一万九千余人。霍去病的胜利甚至更为炫目：他率领“敢力战深入之士”在荒漠中北进两千余里，追击一路北逃的左贤王，一直追到狼居胥山（有说法称其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东），斩杀匈奴七万余人，留下了“封狼居胥”的汉家男儿神迹。

除“封狼居胥”以外，漠北之战给中国历史留下的另外一个重要事件是李广自杀。李广在此战中迷路，留下了“岂非天哉”的千古一叹，以“李广难封”的悲剧人设引刀自刎。 sn0xsFZl85REpUoLF3lszGMZBw2iVgb51b22F/JzhwdZRREK9dD4KGrbF0MwJd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