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中国成立后川剧蓬勃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年年战乱不已，受川人关爱的川剧，不仅被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备受歧视和摧残，甚至濒临绝境而奄奄一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对包括川剧在内的传统戏曲高度关注，政务院提出对戏曲事业统一部署为“改人、改戏、改制”，四川省也对川剧进行了全面改革。从1950年开始，在政府的重视和扶植下，通过“改人、改戏、改制”，川剧事业正式成为公益事业，从而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遇。

“改人”，提高了川剧艺术家和川剧从业者的社会地位、思想水平、文化素质及审美创造能力。50年代，周企何、陈书舫、阳友鹤、刘成基、吴晓雷、周裕祥、曾荣华、袁玉堃、许倩云等一大批川剧艺术家相继进京表演川剧，并在全国多地巡回演出，后来还赴朝鲜、东欧演出，载誉荣归，大大提高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与此同时，文化部还举办了戏曲演员讲习会，由梅兰芳、张庚、郭汉城等著名艺术家担任教师，参加培训的戏曲演员则是来自各地的享誉一方的戏曲名角，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同时也是对中国戏曲演员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改戏”，对传统艺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大批传统剧目在“四川省川剧剧目鉴定委员会”的指导下努力进行“挖掘，整理，加工，修改”，陆续出版发行的剧本数以千计。这期间，一些川剧剧目获得了全国剧本奖或优秀剧本奖，如《柳荫记》《彩楼记》等。同时有的川剧剧目还被摄制成电影，有舞台纪录片，如《川剧集锦》，有艺术教学片，如《单刀会》《渡蓝关》《孝孺草诏》，还有故事片，如《杜十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

除了改编传统戏剧目，这个时期川剧还移植了来自解放区的现代剧目，如《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王秀鸾》《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这批新剧目的移植、改编、演出，为川剧现代戏的创作演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川剧艺术家们从当代社会中取材，先后创作演出了揭示阶级压迫和斗争、欢庆翻身解放、反映现实生活、张扬时代思潮的川剧现代戏新剧目，如《枪毙连绍华》《红杜鹃》《丁佑君》《保家乡》《鸭绿江畔》等。

“改制”，川剧表演团体由20世纪初散落民间的“班社”、民国时期各自为政的“剧部”转变为民营公助、公私合营或地方国营的“院团”，纳入了国有化、专业化、规范化的轨道。

1951年1月1日，首个国营戏剧团——重庆市实验川剧院在重庆成立，由著名川剧艺术家张德成任首任院长，周慕莲和贾培之任副院长，演职人员大都是成渝和各地的优秀川剧艺人；1953年，重庆市实验川剧院改为西南川剧院，朱丹南任院长，张德成、贾培之任副院长；1955年5月，四川省川剧院成立，朱丹南任院长，张德成任副院长，下设三个团，一团在重庆，二团、三团在成都。

这一时期的川剧，通过“三改”的综合治理，文、音、表、导、美诸方面协调整一的艺术体制已趋于成熟，从此获得了新的生机，进入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生态环境。

1952年，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西南区川剧队献演的《柳荫记》获剧本奖，《秋江》《评雪辨踪》《五台会兄》获演出二等奖；陈书舫、周企何获演员一等奖；吴晓雷、阳友鹤、刘成基、袁玉堃、曾荣华、许倩云获演员二等奖；张德成、周慕莲、贾培之获老艺术家称号。

1953年，贺龙提议在重庆成立西南川剧院，院长为老革命朱丹南，副院长为老艺术家张德成、贾培之。演员以“又新”剧团为班底，汇集了成渝两地的川剧名家。川剧院还附设了川剧学校，培养人才。在五一路，新建以演出川剧为主的“重庆剧场”，川剧院有了固定的演出、排练场所。各区县也大多建立了专业川剧团，盛极一时。

1959年，成渝两地演员联袂出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四国，带去大戏《谭记儿》《焚香记》《芙奴传》，折子戏《秋江》《拦马》《柜中缘》《水漫金山寺》，剧中的变脸、吐火等绝技，令外国观众目瞪口呆、如痴如醉。

1958年六七月间，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四川省文化局相继于8月20日在成都、重庆举办了“成渝两地戏曲现代戏联合公演”，并传达了此次座谈会关于现代剧目和传统剧目要“双管齐下”的精神，执行“两条腿走路”的剧目方针。随后，一批川剧现代戏新作纷纷脱稿，如真实再现成立覃家岗公社历程的新戏《覃家岗上红旗飘》，以及《跃进图》《深山红旗》《锦江街》等新戏，形成紧密配合形势、反映及时的又一川剧现代戏创作演出特点。

这个时期，川剧艺术团体还根据政治需要，重点选取现代革命题材，对革命传统教育的剧目进行了改编和移植。重庆市川剧院一团将歌剧《两个女红军》改编为同名川剧，成都市川剧院一团也将歌剧《柯山红日》改编为同名川剧；1961年1月，新组建的四川省实验川剧团排练公演的第一个剧目《金沙江畔》，也是同名电影的改编剧目；潼南县川剧团根据革命烈士杨闇公的事迹，于l959年创作上演了《杨闇公》；资阳县川剧团则在1960年创作上演了表现共青团四川省委领导人余国祯斗争生活的《余国祯》；永川地区川剧团，l960年创作上演了《刘文学》；简阳县川剧团，1959年创作上演了《龙泉山的战斗》；宜宾市川剧团采用真人真事创作了《宜宾白毛女》……当时全川许多川剧团相继排演了此类剧目，成为一时之盛。

与此同时，政府还组织对传统剧目进行了抢救和整理，1952年成立四川省戏剧研究室，搜集传统剧目3109个；1955年成立四川省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到1959年，汇集传统剧目达4000个，整理、鉴定出传统剧目450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内，被称为川剧的“黄金时代”。当时川剧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并首次登上国际舞台，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川剧的繁荣，与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密不可分。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重视文艺工作，关心文艺工作者，对川剧和川剧演员也是如此，极大地激励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据著名川剧演员刘克莉、萧熙凤回忆：

1958年，川剧演员刘克莉在于重庆上演的《三难新郎》中饰演“梅香”，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当时重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毛主席关心川剧小演员》，这篇文章还曾入选小学生课本。

1 959年，“中国川剧团”即将到东欧访问演出。出国前夕，全团携准备的所有剧目到北京演出，并接受审查。4月29日晚，毛主席亲临剧场观戏，当晚演出的是《柜中缘》，由李良明、萧熙凤、唐云峰等主演。这是一折喜剧，在场的人都看笑了，毛主席在观戏中也好几次忍不住笑了。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和演职员们一一握手，说：“演得好！演得好！”

据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袁玉堃、朱丹南回忆：

1958年党中央在武昌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由贺龙副总理陪同，在宾馆接见了为会议演出的陈书舫、周裕祥、杨淑英、许倩云、袁玉堃等川剧演员。周总理鼓励大家要把川剧搞好，他说：“川剧是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艺术，要好好发展，要很好地培养下一代，一代胜过一代，川剧才有希望。”周总理的这席话，高瞻远瞩，语重心长，至今仍然是鼓舞艺术家们前进的强大动力。

1959年，根据文化协定，川剧要出国访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四国，出演剧目《谭记儿》《焚香记》有《芙奴传》。对于川剧能否出国，出国演出又能否获得成功，在当时有不同看法。为此，周恩来总理为川剧出国访问撑腰，打气。他说，你们尽管放心，川剧以它有思想内容的剧目，以它有独特风格的表演，会成功的。不成功也不要紧嘛，去试一试，增加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是好的嘛。陈毅副总理甚至说，只要观众席还有一个人，就算你们成功，还不行吗？不但如此，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还邀请有关的领导同志和专家同他们一起一个一个地选择、审查剧目，选定剧目后又一个一个地进行座谈，提出修改整理意见。

三部大戏和《秋江》《拦马》《柜中缘》《水漫金山寺》等小戏，经反复排练，精益求精，后来在国外演出的效果也证实了周恩来总理的预见，所到之处受到外国观众的热烈欢迎，报纸上经常出现“迷人的色彩”“精湛的表演”“惊人的绝技”“浓厚的乡土气息”等赞语。特别是三部大戏，所收到的效果更是预料所不及。在德国莱比锡的座谈会上，就有人说：“过去我们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没有戏剧，而只有杂技。这次看到了真正的戏剧，不但有正剧，有喜剧，还有悲剧。”一位莱比锡音乐家问剧组是否由作曲家为每部戏作曲，并说：“川剧听起来和我们的歌剧差不多，有独唱，有合唱，有宣叙调，也有咏叹调。”

然而在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川剧与全国其他剧种一样，陷入十年的沉寂之中。全省各地的川剧团都遭到严重冲击，不少有名的川剧艺术家身陷逆境，有的甚至遭到批判和迫害，广大的戏曲工作者也面临艰难处境。在这之前积累的剧目，无论是现代戏、新编历史戏还是传统戏，通通停演，所有营业性演出也被叫停。当时，除了少数几个国营剧团保留以演出样板戏，少部分人并入工宣队、文工团，大多数川剧工作者被迫转为工人或下乡务农，保留的传统剧本、演出服装和道具也几乎被销毁。由于演出样板戏的需要，很多川剧名编导、名演员都改行从事京剧。

演出样板戏时，对剧本、排导、布景、服装、表演等都有严格的规定，稍有不慎就会背上破坏样板戏的罪名。上述各个门类还能依样画葫芦，但音乐不行，因为音乐是区分不同剧种的主要标志。样板戏中的革命歌曲、时代音调和音乐主题可以照搬，但川剧最重要的高腔就很难适用了，帮腔在其他剧种中更是没有。套上这样的“枷锁”，川剧根本就无法展现出好的唱腔。

但也有意外收获：川剧在移植样板戏的过程中，中西方音乐在川剧中产生了交流与融合。样板戏的音乐高昂激越，川剧的传统乐队根本胜任不了，于是，比照样板戏建制乐队就成了必需。西洋乐器中的各种号、笛、管、提琴等纷纷进入川剧领域，与川剧的民族乐器共同组成交响混合乐队。鼓师传统的指挥方式已无力指挥大乐队，因此，乐队指挥就成为重要角色正式登台，这在川剧音乐史上可谓创举。粉碎“四人帮”后，戏曲舞台相对宽松了，这段时间上演的《蝶恋花》《枫叶红了的时候》《园丁之歌》等现代戏，都使用了这种乐队。时至今日，川剧获大奖的剧目，都有总谱，有混合乐队。区别在于根据剧情需要，或偏重民乐，或偏重西乐。

“文化大革命”末期，工宣队、文工团被撤并，各地的川剧团逐渐恢复，一些艺术家和演职人员也开始创作和演出现代川剧，但这些剧目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规定的剧本。1976年秋，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各地相继恢复了川剧团名称和建制。1977年11月，四川省文化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对川剧的恢复和发展做了讨论和研究，随后各地川剧团开始恢复整理演出传统川剧，沉寂了十年的川剧人终于回到了尘封已久的川剧舞台。

1978年春，邓小平同志来川视察工作，对开放川剧传统剧目作了重要批示。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川剧奉命进京演出。1983年，按文化部要求，四川组织了105人的演出团队，为了保证艺术质量，在全川抽调精兵强将，基本班底则由四川省川剧院组成，主要演员都是享誉全国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和中年川剧艺术骨干，有陈书舫、阳友鹤、周裕祥、周企何、竞华、杨淑英、许倩云、曾荣华、陈全波、晓艇、蓝光临等，著名鼓师王官福、苏明清也应邀参加。可以说，这一演出团队是集川剧各类艺术精英，堪与1952年10月6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团队媲美的强大艺术阵容。

当时，全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文化部破天荒地调川剧进京汇报演出传统戏，有其重要考虑。由于当时文艺领域仍受到束缚，舞台上仍视传统剧目为禁区。这个时候，四川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在全国率先开放了传统戏，为这次带传统戏进京创造了契机。作为地方剧种的川剧，能够在粉碎“四人帮”后，率先以传统剧目公开登上首都舞台，是川剧历史上难得的殊荣。

川剧演出团带着传统戏进京演出，其过程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内部演出，请文化部和文艺界、戏剧界的领导和有关专业人士观看，听取意见，然后敲定第二阶段进“人大”小礼堂、第三阶段对外公演的剧目。

三个阶段演出的剧目有大戏《乔老爷奇遇》《御河桥》《谭记儿》《芙奴传》《玉支玑》，中、小型戏《拦马》《迎贤店》《思凡》《柜中缘》《做文章》《打神》《送行》《踏伞》《金山寺》《拷红》《点将责夫》等，共演出28场，观众近3万人。演出场地除“人大”小礼堂外，还有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工人剧场、人民剧场、吉祥剧场、广播电视剧场、中国京剧院剧场、新闻电影制片厂剧场、西苑饭店礼堂等，绝大多数场次都爆满，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前，川剧曾多次进京，在首都享有盛誉。经过这十年，川剧不但没有被摧毁，仍能荟萃群英，以雄厚实力在首都舞台亮相，受到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从而激励了全国戏剧界演职员投身到戏剧创作与演出事业之中。 QTcsail2DMf1vBql1jc7EijUMTUk2j5zCotGkCbDK2dCGk2uSfEQc6JY77OiWWaJ